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集中体现在其自身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笔者认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黄河文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连续性”解读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世界古代史专家易建平提出，从词源学角度看，文明即国家。也就是说，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连续性”即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的古西亚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古印度文明被誉为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此外还有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因此也有“世界六大文明”之说。在“四大文明”或“六大文明”之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有着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文明，其他古代文明均已在时间上断裂了。孕育西亚古文明的两河流域、孕育埃及古文明的北非尼罗河流域，现在都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孕育古印度文明的南亚次大陆，现在的主体文化则分别为北部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文化与南部恒河流域以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等为主的宗教文化；孕育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的美洲大陆，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现在已经成为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再生版”，其本土文化已濒临灭绝。
中华文明中的黄河文化，尤其是黄河中游文化更加凸显中华文明的“根”和“魂”，究其缘由在于黄河中游文化突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百年考古揭示出的黄河中游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都反映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黄河流域考古发现的百万年人类史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数以千计，其时代距今百万年至一万年，如陕西蓝田公王岭遗址、陈家窝及上陈遗址，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丁村遗址，陕西大荔甜水沟遗址，河南洛阳孙家洞遗址、郑州织机洞遗址等。黄河中游先民从百万年人类史走进一万年文化史，开启新石器时代征程；从一万年文化史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形成之际，在黄河中游发现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如仰韶文化之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末期，开启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谱写了早期中国璀璨辉煌的文明篇章。
21世纪以来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是：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而从考古学、历史学、政治学来说，其中的4200年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因为中国历史从“五帝时代”经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历经约4200年，其间的“古国”（如“河洛古国”）、王国、帝国之都城及帝王陵墓主要集中分布在大中原地区的西安、洛阳、郑州、开封等地，如已经考古发现的河南巩义“河洛古国”城址。再如战国时代《清华简·保训》篇记载的虞舜建都邑“求中”于“历山”，即今河南濮阳。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大禹“求中”于嵩山，目前“大嵩山”地区（含“三河地区”）考古发现了夏代早、中、晚时期的都邑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等，它们佐证了《清华简·保训》篇的记载。在“大嵩山”地区考古还发现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与殷墟，周代的洛阳“成周”“王城”，西安地区的丰京与镐京。秦咸阳、西汉长安，汉魏、西晋及北朝洛阳，隋唐“两京”（长安与洛阳）均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金灭北宋，海陵王以“燕京乃天地之中”为理由，在燕京（今北京）建立了大金王朝都城金中都。中都即都城在国家之中部，这也体现出其延续着中华文化“择中建都”、“中”之“核心”以及“中和”所体现的“公平”“公允”政治理念。随后元明清王朝的都城均在此地。
因此可以说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连续性”形成、发展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华文明的空间“广阔性”与时间的“久远性”，不仅实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而且折射出中华文明史发展的“科学性”。此外，中国历代王朝，不论其统治者是中华民族的哪个民族，他们均认同“人文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武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祭奠黄帝的制度，此后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均将“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中游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连续性”的“时空”载体。
二、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创新性”解读
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定都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这些都城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象征或标识的物化载体，是国家政治的集中体现，即王国维所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这也是在古代城市对比研究中，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主要不同点。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形制的变化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表现，这可以折射出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连续性”是基于其历史发展中的“创新性”。
作为考古学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以古代都城作为研究古代国家的物化载体，进而探索其背后的形而上之思想，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原还是周边不同族属所建立的王朝都反映出“天下之中”的理念。如夏商周都城主要分布在“天下之中”的“三河”地区，这里被古人认为是“天下之中”；秦咸阳、汉长安、汉魏洛阳、隋唐两京（长安与洛阳）、北宋开封城，以及随后的金元明清之北京城（从海陵王建“金中都”伊始），从政治定位“燕京乃天下之中”，中华民族“择中建都”理念一直未变，显示中华文明具有共同的都城选址于“中”的理念。都城布局形制则突出“中”与“和”的原则，这是中国古代都城与其他世界古代文明都城的最大不同。“中”与“和”（即“中和”）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与文化基因，而这一文化基因从文明形成伊始已植根于国家都城或都邑规划的“中”与“和”的核心政治理念之中。它是中华文明之国家认同的“创新性”政治传统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政治基因。
中国古代国家都城规划的“中”与“和”的理念不断强化，以“中”为贵，“择中”“居中”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国家建筑”——都城中得到充分体现。其实这一理念有着久远的历史。1987年河南濮阳水利工程中考古发现了距今6400年的西水坡45号古墓，墓室地面发现蚌壳堆塑的“龙”与“虎”形象，二者分列逝者两侧，逝者脚下是“北斗”的蚌塑三角形图案，其东部连接两根东西方向的胫骨。有学者认为，这是古人用于测量“求中”方位的“表”。这里“求中”求的是“地中”，而其参照系是“天中”，“北斗”即“天中”。进入文明时代，“求中”是都城选址的要求，出土文献《清华简·保训》篇是目前见到的这方面最早的出土文献资料，其中所涉“虞舜”“求中”于“鬲茅”，即“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一带；上甲微为大禹“求中”于“嵩山”，这些都是国家都城选址的“择中”观念的体现。
历史文献对此有明确记载：《吕氏春秋》“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国之中而立庙”，“国”在“王朝”或“王国”的“中央”，因此“都城”称为“中国”。中国古代建筑的“择中”设计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伦理等级、礼制观念的哲学基础。《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择中立都”，因“中”具有中正、中和、中央的内涵，“中”是相对“诸夏”与“四方”而言的。
此外，“文官政治”“史官政治”与“贤明政治”是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表现，它们又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连续性”的政治保证。
“文官政治”是相对“西方罗马文明”的“军政政治”而言的。“文官政治”在国内处理民族关系时采取的是“和亲政策”，从而形成“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的融合局面，如汉武帝把皇室宗亲江都王女儿细君嫁给西域乌孙国王昆莫、汉元帝把王昭君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文官政治”的考古发现体现于帝王陵墓的陪葬墓中，文官墓葬距帝王陵墓最近。如汉高祖长陵陪葬墓数以百计，距其最近的是丞相萧何与曹参的墓，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于长安，葬于长陵陪葬墓区最显要的位置——长陵东司马道北边，西临长陵；曹参去世，也被赐葬于长陵东司马道之北，位于萧何墓附近。又如唐太宗李世民昭陵陪葬墓150多座，距其最近者是丞相魏徵的墓。再如在唐玄宗泰陵的神道北部东西两侧的石像生中，东列是“文官”，西列是“武将”。“文官政治”是处理“国内外政治”的“和平性”保证，确保了国家历史发展的平稳与持久。
“史官政治”的突出特性是“秉笔直书”，核心在于记录王朝（国家）历史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成功经验要继承，失败教训要汲取。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不断前行、自我调节的思想基础。
“贤明政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从而使中华文明能够永续发展，形成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历代帝王庙中东庑与西庑分别供奉着有功绩与政绩的“功臣”牌位，如商代伊尹，周代的召公奭、毕公高、周公旦、太公望。将这些贤明之臣列入供奉即是“国家政治”导向的佐证。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盛世”的汉唐宫城之中有纪念“贤明政治”功绩的功臣建筑。汉武帝在长安城未央宫中修建的麒麟阁也称麒麟殿，主要作为纪念堂来使用。麒麟阁内的壁画十分著名，壁画内容是西汉功臣的图像，绘制逼真。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皇帝命人将众多功臣的画像作为壁画，绘于麒麟阁内，并在人像旁刻上官爵及姓名。在唐长安城太极宫北部园林中，凌烟阁最著名。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在凌烟阁内图绘了唐朝初年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房玄龄、尉迟敬德、李靖、秦叔宝等24位功臣勋将的画像。唐太宗以后，有唐一代的高宗、代宗、德宗、宣宗等都继承了这一做法，在凌烟阁内图绘功臣画像。唐代宗曾为中兴功臣绘像于凌烟阁；唐德宗于贞元四年（788年）在凌烟阁为褚遂良、苏定方、郝处俊等27位功臣绘像。凌烟阁建筑宏伟高大，阁内壁画上的功臣像都是面向北。据说这是因为凌烟阁在三清殿侧，为了表示恭敬而这样设计的。画像的功臣，根据他们各自功绩大小、官阶高低，分别位于凌烟阁内功臣画壁的内、中、外三层，且彼此分隔着。内、中、外三层画壁上的画像分别是功高宰辅、功高侯王和次第功臣。作为对他们在建立唐王朝过程中所立下丰功伟绩的纪念，这是仿效了西汉宣帝刘询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分别在麒麟阁和云台阁图绘功臣画像的做法。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贤明政治”的重要例证。
三、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统一性”解读
“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文明史上国家政治发展保持“连续性”的支撑。国家统一的基础是国民的国家认同和思想认同，表现为中华文明获得不同风俗习惯人们的认同。这些身处不同自然环境的先民与其生存的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久远的历史，考古学、历史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他们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缔造了中华文明，并在遥远的古代留下了人文始祖黄帝的传说。当中华文明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国民又将历史文献记载、世代相传的生于、卒于黄河流域中游的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家”之“人文始祖”，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正是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使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人类历史与文化中的瑰宝。
黄河流域中游几千年来形成的黄帝祭祀成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物化载体。祭祀黄帝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此处的“黄帝”是作为国君被祭祀的，因此其记载“帅诸侯朝奉之”。黄帝不仅作为国君被祭祀，还被作为祖宗来祭祀，这在《国语·晋语》中有明确记载。东周时期，黄帝还作为“天神”被祭祀，如《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祠黄帝于桥山”，应劭曰：“在上郡，周阳县有黄帝冢。”北魏明元帝命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唐玄宗在长安城建帝王庙，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明代皇帝在都城之中置帝王庙祭祀黄帝及历代帝王。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在都城南京开创了帝王庙中享祀重要王朝帝王的制度，祭祀三皇五帝，夏、商、周、汉、唐、宋、元的创业帝王，这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宗庙”。到了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庙已经发展为“中国”的国家宗庙，其包括了黄帝等五帝与历代绝大多数王朝帝王。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王朝，不论是哪个民族（如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与清王朝、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等）作为国家统治者，都把祭祀黄帝作为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自中华文明形成至今，黄帝已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的国家政治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国家统一性基础。
由黄帝祭祀发展而来的国家都城设置的“帝王庙”制度，成为中华文明赓续相传的大一统国家的“文物”标识。自古以来，中华统绪就是以华夏、汉民族帝王、北方民族帝王以及由联姻而融合的帝王共同构成的帝王谱系。历代帝王庙都遵循平等入祀的原则，在入祀的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中，既有大量华夏、汉民族帝王，也有北魏拓跋鲜卑族、辽国契丹族、金国女真族、元朝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在建庙之初，汉族皇帝朱元璋入祀了蒙古族皇帝忽必烈，在庙祀鼎盛时，满族皇帝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自觉融入到中华统绪之中。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历代帝王庙是在中国帝制时代走向终结的最后两个朝代出现的，清朝皇帝把明朝帝王接续进了历代帝王庙，但清帝逊位后，帝制就此终结，清朝帝王便再无机缘入祀历代帝王庙。历代帝王庙所体现出的传统绵延不绝，文化一以贯之，便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例证。
第一，统一性的生物学基础。从最新考古发现与遗传学研究看，目前中国境内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人群基因相近。从中华姓氏研究看，中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产生姓氏，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据统计，当今中国人口数量排名靠前的200个姓氏中，出自黄河中游的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这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血缘基础。
第二，统一性王朝名称与和亲文化的政治性基础。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地区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据《魏书》载，少数民族建立了多个政权，如巴人建立的成汉（亦称“汉”），匈奴建立的前赵（亦称“汉”），羯人建立的后赵，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南燕，氐族建立的前仇池、后凉、前秦，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南凉，丁零建立的翟魏，羌族建立的后秦，匈奴建立的夏等。作为当时不同王朝“国家文化”的主要物化载体，王朝之名（国名）均为传统中华历史王朝名称延续。
第三，都城考古发现反映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凝聚力。上述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都城则多延续以往王朝建都之地，如十六国时期前赵、前秦、后秦、西燕等王朝仍以长安为都，但都城核心区已迁至长安城东北部，这里宫城的形制布局既继承了两汉魏晋以来的都城制度，又对其有所发展，影响到北朝及其后宫城布局形制变化。如赫连勃勃称自己为“大夏王”，他认为匈奴是夏启的后代，故国号“大夏”，并仿照中原城址结合当地地形特点修建都城——统万城。天兴元年（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鲜卑人营建平城是仿照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城及前秦都城长安的宫城。平城由宫城、内城（又称“中城”）与外郭城组成，而外郭城是鲜卑拓跋氏在平城建设中开创的，它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制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洛阳。通过多年考古发掘，北魏洛阳城形制基本究明。北魏洛阳城是在汉魏洛阳城基础之上营建的，新建了外郭城，在其中引进了平城的里坊制，郭城之中设置320个里坊，里坊平面方形，边长500米，周设坊墙，四面辟门，内设十字形街道。北魏洛阳城的宫城集中化、单一化与宫城位置居北、居中的城建模式，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中和”国家认同核心理念，并对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一些外国著名学者也有精辟论述，如英国学者汤因比认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方面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著名哲学家罗素提出，中国人有着无可伦比的民族凝聚力。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中国具有一种惊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只能从制度去入手，从既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方面来加以解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四、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包容性”解读
黄河流域中游是中华各族群的共同家园，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都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因此他们去世之后就安葬在那里。汉唐时期，在帝王陵墓的陵区之中，有许多不同族群或域外的著名人物陪葬于此，如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去世后，皇帝为其举行了盛大葬礼，“赐葬具冢地，送以轻车介士，军陈至茂陵”，与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共同陪葬于汉武帝茂陵。再如唐太宗昭陵陵前的著名“十四蕃君长石像”，有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焉耆王龙突骑支、吐蕃赞普、高昌王、于阗王等。有唐一代，还有不少各族酋长与外国人在长安供职，如史大奈（突厥人）、阿史那忠等。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发展与大融合的时期是中古时代后期的西夏、辽、金、元、清王朝时期23，以上王朝的统治者均为少数民族。但是这些王朝的都城及其建筑布局形制、帝陵选址及其考古遗存，都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的核心政治理念对黄河流域中游的早中期中华文明认同与继承，进而反映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这是由中华文明不断裂的内部凝聚力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
中华文明在对外发展中表现出有容乃大与以和为贵的价值导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丝绸之路的开辟对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与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王朝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这不仅促进了中西贸易的发展，更推动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唐宋以后，域外宗教在中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唐宋元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中国古代称祆教、拜火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与本土宗教道教一起得到了平等发展，甚至有的宗教比道教还要更受重视，其中尤以佛教从域外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最为典型。
五、黄河文化的中华文明“和平性”解读
汉建元初，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称的“丝绸之路”，它早于大航海时代1600多年。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和合之路，也是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在和合理念之下的文化交流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和平之路，更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和平之路。
丝绸之路促进了域外宗教传入中国，中国遂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保持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并且在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各宗教之间基本保持着和平相处的状态。中国也成为世界上至今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宗教战争的国家，这些都与中华民族崇尚和平有着密切关系。
西方地理学家称誉大航海是人类的地理大发现，是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人们，大航海带给世界的是殖民时代的到来。
“大航海”与发现“新大陆”被西方称誉为西方文明的光辉历史，但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殖民掠夺、黑奴贸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从此逐渐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残酷的殖民掠夺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古代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正是被西方的殖民者所灭绝的。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尖锐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24。这也正是西方文明自诩的“大航海时代”的特色。
与西方大航海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开创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是汉唐盛世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强大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和平之路，也是世界走进中国的和平之路。中华文明历史传统中的“中和”价值观，也为世界文明奉献了“和合”新思想、“和为贵”新理念。
（作者刘庆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