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特质。以稳定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与社会，因其生态和人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面临诸多压力与挑战。“画九州，启九道”是我国农耕社会面对压力与挑战的应对之术，其结果必然是“九州咸同”、“万邦协和”。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华文明的多元并存和兼收并蓄是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自起源与形成早期就自带相合相生的生态理念与和谐包容的人文情怀。

　　距今约6000年前，无论是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还是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末期及大汶口文化早期，包括长江中下游的崧泽文化早期，史前不同区域普遍出现明显分化，文明化进程加速。这些文化在形成之后向周边传播，同时也在与周边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不断融合分化。距今5000多年前，我国不同地理单元的区域文化在互相融合中更具同一性，良渚文明中发现有数千里之外的红山文化特征的玉器，更与江淮地区凌家滩文化有着一废一兴的渊源关系。距今4300年前，龙山时代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在中心或都邑性遗址中的表现达到一次高峰，甚至形成一波浪潮。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最新发现的石雕图像，对东北地区石雕传统的吸收十分明显，而一些石雕兽面与人面饰却又与远在江汉平原的后石家河文化多有相似之处。至夏代中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汇聚融合四方先进文明因素再次达到高峰，二里头礼制文明传播辐射至周边以及更广阔区域。

　　中国史前文化多样多元的客观存在，使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开放、融合、借鉴的文明特质。交流互动中的融合，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源动力。

　　（原题《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摘自《红旗文稿》2023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