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大会议题之广泛、涵盖学科之全面、探讨问题之深刻，不仅是一场古典学领域的思想盛宴，更展现了古典学连接古今、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作用。与会中外嘉宾一致表示，大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全球学术界对古典学的信心和重视，对促进全球古典文明研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深入探讨古典文明的义理与精神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分论坛以“古典文明的义理与精神”为主题，通过设置史诗传统中的义理与精神、历史纪事与古典精神、古今张力中的德性与政制、古典语文学与文明传统、古典智慧再诠释、古典传统中的秩序与历史、古典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八场沙龙，吸引近百名学者围绕话题展开交流研讨。参加该论坛开幕式的有希腊文化部长莉娜·门佐尼女士一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以及希腊雅典科学院代表团主要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荣誉教授、希腊拉斯卡瑞德斯基金会主席帕诺约蒂斯·拉斯卡瑞德斯在分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希腊与中国这两个平行发展的古老文明，尽管地理上相隔甚远，但在神话、哲学、历史和文本叙述上展现出许多相似之处，反映了人类经验的普遍主题。拉斯卡瑞德斯说，自希腊化时期起，中希两国就有交流。现在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两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希腊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他期待未来两国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两国之间的实质性友谊与合作。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古典学系古典希腊文学、比较文学教授格雷戈里·纳吉在发言中强调了多种古典语言的重要性，包括古典梵语、古典汉语等。他欣赏中国学者将“史诗”一词应用于口头诗歌传统的做法。纳吉用“它仍活着、统治着、主宰着宇宙”来形容古典精神的力量，认为这是国家幸存和文明得以延续的关键，强调了古典学研究的广泛性和跨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古典精神在当代世界中的持续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探讨了诗术与诗教的关系，并比较了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对诗歌的不同理解和作用。他说，诗术在古希腊不仅是文艺创作，也是立法学的基础。中国古代的诗既指成言的诗篇，也指心灵行为，即志向。诗兴不是指写诗才华，而是指高远的抱负。面对现代化挑战，坚守以《诗经》为中心的诗教传统对中国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希腊文化部考古和文化遗产总司长奥林皮亚·维卡图介绍了外国考古研究院在希腊的考古发现和活动。她说，雅典成为全球性的考古博物馆，被认为是欧洲考古学的发源地。目前，在希腊活跃着90多个外国考古研究院，这些研究院通过科学研究、演讲和社会活动，促进了科学、文化研究的交流和创新。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也在推动考古学研究，提供知识、培训和经验，与希腊同事合作交流。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主持论坛时谈到，宇宙论作为最古老的哲学形态，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的哲学探究，都在寻求宇宙秩序，亚里士多德将这一哲学形态概括为形而上学。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讲席教授甘阳强调了中国学术界在古希腊和拉丁文著作翻译上的进步，使得年轻学者能够通过中文翻译深入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学者对古希腊的兴趣远大于罗马，对此现象应有所反思，希望未来中国的研究队伍能平衡对古希腊和罗马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念群探讨了中国思想史的关键性议题，特别是通过中西概念比较揭示根本性问题。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需要深入探讨中世纪的继承性，以及如何在思想史中确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边界。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文江探讨了八卦、结绳和书契在文明起源和符号创设中的作用。他说，八卦、结绳和书契是华夏文明酝酿和演变的基础，是文明发展的关键符号。这三个元素内在地贯通了所有时代，从远古到今天。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所长张强讲述了林志纯（日知）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特别是他对“日知古典丛书”的影响。“日知古典丛书”主要出版希腊文、拉丁文和中文对照本，目前已出版20余册，主要是希腊文相关文献，拉丁文较少，反映了中国古典研究的现状。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人文学院古典学与古代史系希腊语教授帕特里克·芬格拉斯探讨了语言力量和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歌对后世的影响。鲁迅将萨福的诗歌翻译成中文，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芬格拉斯认为，萨福的诗歌不仅是文学瑰宝，也是人类共通情感的体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质论及对现代哲学的影响，他认为文质论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形质论的自然世界认识方式，强调认识自然万物的内在纹理而非外在形式，可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新模式。

　　论坛上，学者们探讨的议题涉及古典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以及古典文献在现代世界的影响和意义等方方面面。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与教育学院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副教授潘泰利斯·戈利奇斯强调比较古典文明的重要性，提出古典文明的定义和价值观念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差异，但共同点在于它们对治理、文学和哲学的贡献。印度尼赫鲁大学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希腊语教席助理教授阿尼尔·库马尔·辛格认为，西方对印度的古典形象往往是通过贸易、征服和文献传播构建的，且常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系希腊语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蒂姆·惠特马什认为，古典文本研究不仅是技术性的，还涉及如何处理和理解文本，并强调古典学作为一个非中立类别，涉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判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秦露强调了古典诗人在立法、哲学和神学上的重要性，认为在当前秩序和价值受到挑战的时代，重新审视古典诗人的思想遗产，对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智慧至关重要。

　　整体来看，这些讨论揭示了古典文明和文献在当代世界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学者们认为，一方面，古典文明被视为治理、文学和哲学的典范，对现代世界具有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古典文明比较和研究不应局限于表面的相似性，而应深入探讨它们在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古典文献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现代学术对话和文化理解的重要桥梁。通过跨文化比较和对话，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促进全球文化的和谐共存。

　　多维解读古典学与经史传统

　　“古典学与经史传统”分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学者们围绕古典学与经学史学、古典学与汉学传统、古典学与儒释道、古典文明与学术传统、比较古典学及方法五个专题展开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强调了古典学在现代世界，特别是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古典传统即经史传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它既非宗教经典也非哲学作品，而是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提出，中国古典学的特点在于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旨在贯通古今、经世致用、创造历史。中国古典学是一个以中国古典传统为对象的学问系统，其内涵和方法都源自经史传统。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探讨了“物”的概念及在道德评价中的转变。从礼乐论向宇宙论或本性论的转变，体现了道德理解的变化。宋明理学中“物”的转化与道德评价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这种转变在今天科学技术的变革中，仍能提供有意义的启发。

　　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井川义次探讨了中国学术信息向西欧的传播及影响。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对法国思想以及更广泛的欧洲思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上，还体现在对欧洲近代化进程的推动上。

　　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陈少明探讨了朱熹对“四书”的解释及其在中国经典文化中的影响。经典的影响力依赖于引用和解释，而朱熹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朱熹的解释方法结合了常识引喻和推理，成为儒学解释的里程碑，对后世儒学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耶鲁大学宗教与生态论坛联合主任玛丽·伊芙琳·塔克探讨了中国哲学思想对生态文明的贡献，她希望西方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与中国合作，为人类的未来共同努力。

　　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区域研究系研究教授马良文探讨了“执中”这一中国传统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执中”是太极拳的精髓，是中国智慧的制高点，可以适用于整个世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何俊聚焦《中庸》的两个核心问题提出，我们应关注《中庸》蕴含的名利观和生死观，这是中国哲学本质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

　　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菲利波·科斯坦蒂尼探讨了中国哲学在拉丁美洲的接受和分析情况，特别关注老子的“道”和道教理论。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人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珉准探讨了早期中国文本翻译中涉及古希腊逻辑描述的问题，特别是亚里士多德Categories的中文翻译。他认为，这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原则和语言学表达构架至关重要。

　　美国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哲学副教授乔希探讨了经史学和古典学的方法论，特别是经典文本中的“德”。古典学之所以成为古典学，是因为它具备某些特质，而“德”是其中的关键。他认为，经典文本之间的区别在于其固定的原则和它们与道的兼容性，这些原则和兼容性赋予了经典文本力量、美德和影响力。

　　学者们的讨论不仅展示了古典学与当代的相关性，也反映了古典学在文化传承、国际关系和道德哲学中的深远影响。这些观点通过跨学科和跨文化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对古典学的多维度理解与认识。

　　为青年学者设置专场讨论

　　大会还为青年学者设置了专题讨论环节。来自中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等国的青年学者，围绕经典研究与古典学的未来、古典世界的自然与习俗、古典世界的荣誉与政制等议题交流思想、碰撞观点，彰显出古典学研究的青年活力。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讲师）基娅拉·德格雷戈里奥探讨了米诺斯社会的物质文化如何塑造丧葬习俗和社会范式。物质文化在丧葬和仪式中扮演核心角色，能够塑造社会动态和群体形态，是理解古代社会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培均探讨了希罗多德《原史》中对埃及自然与礼法的描述。他表示，通过希罗多德的叙述，我们得以理解埃及文化中自然与礼法的复杂关系，以及对事物源头与现状的深刻反思。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达尔文学院研究员阿瑟·哈里斯探讨了不同文化对疾病解读的差异，特别是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宗教文本与医学文献。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相似性，为我们理解不同文化中的疾病解读提供了洞见。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助理教授周博群聚焦古代中国对机械作用的理解，并对比了中国和希腊在机械文化上的差异。在他看来，不同文化对机械的定义和应用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和实践。

　　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平泽步探讨了《诗经》中的“五际说”及其与清代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关系，提出对“五际说”现代意义的思考。

　　青年学者关注的古典学话题，展示了青年群体在古典学研究中的志趣和偏好。老中青学者同堂论道，彰显了古典学研究学脉传承后继有人。

　　开启全球古典学合作交流新篇章

　　闭幕式主题发言环节，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荣休教授安乐哲，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副校长、艺术与人文学院文学与现代文化系教授马尔科·曼奇尼，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主任米海伊·科尔比埃，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程巍，分别作了精彩发言。

　　安乐哲强调了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和跨文化对话的价值。他认为，通过比较文化的学习，我们可以整合理解，超越自身视角，尝试理解不属于我们的文化和观念。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可以用“哲学家”一词来概括，突出“大家”的概念。发言最后，他感慨到，大会让他感受到“家人”的温暖，这种亲情比理性思考更为重要，是他过去几天在中国的深切感受。

　　马尔科·曼奇尼评价大会的规模和影响力令人难忘，涵盖了古典学的所有领域，超越了学科、科学和国家的界限。这种跨学科会议在当今世界罕见，希望未来有更多类似的会议。大会在认识论上取得了成功，显示了不同科学间解读历史的统一性，这在专业化和特殊化时代是一项重要收获。所有涉及古代的学科都很重要，无论是考古学、宗教研究还是文学，都应得到重视。曼奇尼认为，大会形成的思想交流对探讨人类共同体的全球维度具有重要意义，并将这种跨国界的知识交流称为软实力外交，强调在当今复杂时期，这种交流尤为必要。

　　米海伊·科尔比埃分享了她对中国学者在欧洲古典文化研究方面的深刻印象，强调了青年学者的重要性，认为他们的数量和学术质量是学科未来发展与国际交流的关键。她谈及比较中国古典研究与其他文明的可能性，认为这样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不同文明至关重要。

　　程巍探讨了“轴心时代”概念及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他提出，雅斯贝尔斯可能低估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互鉴，虽然这种交流在工业革命后的交通条件下才显著增加。19世纪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写作忽视了这一点，将古希腊—罗马文明视为唯一的文明源头，忽略了文明间的互动，制造了“他者”概念，将不同文明视为隔绝和对立的。他展望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他者”将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形成一个息息相关的人类共同体。

　　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负责人贺方婴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联合雅典科学院、罗马智慧大学古典学系，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等多国与会代表共同发起成立的“世界古典学研究学术网络”，配套网站“古典学研究网”也将于近日上线。贺方婴希望更多古典学学者加入，共同推动古典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