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重要文化使命，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任务，是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深远历史纵深出发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历史必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文明蒙尘”走向文明复兴的自信表达，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到特定历史阶段所彰显的文化表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不断得到巩固的重要彰显。深刻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超越形而上学线性思维的影响，一方面不能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看成单纯脱离现实物质生产的文化思辨，另一方面也不能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看成单纯复归书斋、典籍之中的理论生产，而必须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现代化的物质生产逻辑出发把握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创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当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加以把握，其既是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维度的理论创造，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之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际上，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将其置于比较视域之中加以理解，这一概念可以划分为“中华民族”和“现代文明”两个关键词，二者从不同维度共同描摹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中华民族”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问题，即并非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扎根中国大地基础上的文明创造，其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中西之维”；另一方面，“现代文明”则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性问题，即并非对传统文明的简单阐释，而是经过中国式现代化所激活过的现代文明样态，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古今之维”。
经过“古今中西”转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一是从深远历史纵深中走向当代，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并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作用，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传统文明现代新生；二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精华，进而不断凸显民族风格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从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中汲取养分的开放性文明样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上述三重丰富理论内涵，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传统文明形态与西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文明样态的双重历史超越性。从学理层面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重历史超越性，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具有的重大思想史价值和文明史意义。
一、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的文明创造及其内在超越
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从其本质而言始终与人类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变革密切关联。换言之，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其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人类社会的交往程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创新创造。恩格斯曾用“文明是实践的事情”的相关表述，来指代文明与物质性实践活动之间的紧密关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水平是决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因素，离开实践谈文明只能走向抽象的思辨活动，因为文明本身就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理论总结与文化表达。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华文明是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产物，维系数千年之久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华文明得以生成的客观物质基础。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往往用农耕文明来概括源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传统”并非单纯过去时间的所指，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能指意义，即建立在非现代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文明样态。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的产生，在直接意义上与现代化的物质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资本主义现代机器化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启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物质生产力水平的突飞猛进、人与人交往范围的极大拓展，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以启蒙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产生。“具有典型意义的‘启蒙’思想家，带着对进步的激情信念，反映了知识、技术、财富、福利和文明的显著发展，这一切都是他能够从身边看到的，他公正地将这一切归因于思想的不断进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超越传统文明的现代形态，谈及这一问题必须要考虑现实物质生产发展的特定阶段和水平。也就是说，不能离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来抽象讨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程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文化表达。恰恰是因为牢牢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具有现代化普遍特征与鲜明中国特色有机统一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具备了超越传统而走向现代的内在属性。
第一，离开中国式现代化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抽象的思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属性不是一种单纯的时间规定，不是将传统文明中的相关概念、命题简单移植到现代语境下以寻求新的阐释框架，而是将文明的创造根基从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现代化物质大生产的逻辑，即坐落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框架中推动文明创新发展。离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前提来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只能将这一重大的现实命题抽象化为经院式哲学思辨。作为描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变革重要概念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从最初提出开始，始终具有深刻的文明意蕴，无论是从最初关于“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表达，还是后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表达，都明确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互关联，将创造人类新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应有的价值指向加以把握。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内具的鲜明文明导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开展过程中的内在应有之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境遇密切相关。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第一次遭遇西方现代化的强大物质逻辑冲击，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内生型特征，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更多的是一种“外源型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呈现现代化一般功能——诸如理性启蒙、技术革新、交往扩大等——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一方面，不仅需要通过现代化实现民族救亡图存的目标，解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现代化实现文明复兴的目标，解决“文明蒙尘”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现代化叙事实现了与民族复兴叙事、文明叙事的内在有机贯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先后完成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推动中国社会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也迎来了文化自信不断增强、文化主体性不断彰显的新时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文明表达，也只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其取得的成就之显著、积累的经验之丰富，才能为从文明层面进行系统化总结、凝练和提升提供前所未有的可能。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本质之新’依赖于‘道路之新’，其本质规定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与时俱进地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过程，既是彰显当代中国现代物质性生产强大生命力的过程，也是集中凸显在这一过程中所不断催生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感召力、引领力的过程。离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难以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生长的基因密码，容易将现代文明创造的现实历史性过程抽象理解为返归书斋的纯粹思辨。
第二，离开中华文明谈中国式现代化是无根的浮萍。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单一的线性逻辑，而是有着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的历史场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构筑的现实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也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谈及作为一种新范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的“式”不仅体现在由现实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现代化发展的客观境遇，而且也体现在由中华文明显著特质所构筑的文化心理条件之中。近代中国以被动姿态被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客观情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现代化暴力逻辑的深刻感受，从直接层面决定了中国人必然会走出一条规避西方现代化弊病的全新现代化之路。并且，从更加深远的历史纵深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更是扎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与发展，不是实用主义的偶然选择，而是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中华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并且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中华民族经济、政治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必须要被置于中华文明的框架之中加以研究，但这种文明框架不同于西方文明，其并没有出现过现代西方与“传统”过去之间发生过的“全盘的质变性的决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尽管中华文明生成的现实基座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差异，但中华文明在宇宙观、人生观和思维方法等方面都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仍然能够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实现内在的逻辑贯通。比如，中国文化发源地之大、河流之丰富，使得中国古文化在大环境下发展，易于形成大的国家组织，能抵御外部力量侵略进而保持文明传承的连续性，这种广土众民基础上生成的文明样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连续性特征。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质从更深层角度来看是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所形塑，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生命。因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非单纯封闭的“返本开新”，返回经典中所获得的新解并非代表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其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将中华文明从原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移植到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使其与现代生产相融合、与现代生活相贯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入推进为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提供新的养料，在对传统文明的传承中不断实现文明的当代新生和现代发展。毛泽东在革命时期阐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明确指出，从旧文化向新文化的转变必须要变革其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同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需要实现与经济和政治基础的深入融合。更进一步而言，当前语境下探讨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其中既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明，同样也包含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并且，需要指出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在直接线性意义上等同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因为停留在书斋和典籍中的概念、话语并不会自动转变为现代文明样态，其中需要一定的中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里所言的“中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身的逻辑展开就蕴含着传统文明的潜在指导，传统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中不断被现代物质生产方式所激活，不仅从外在表达形式得到现代转型，而且在内在内容革新方面也不断被赋予现代性文化因子，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交融中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进而催生出一种既勾连历史传统又彰显现代走向的全新文明样态，亦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
二、坚持“第二个结合”基础上的文明创造及其方法论超越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方法。坚持“第一个结合”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即在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上推进文明创造；而坚持“第二个结合”则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绝非返归典籍的理论再生产，而是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现代语境中加以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对其进行“激活”，以创造出符合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文化需要的现代文明样态。
第一，“第二个结合”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方法。衡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是“现代”一词，“现代”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语境下并非单纯的时间流逝，也非如西方思想界所言的与传统的巨大断裂即是现代。之所以说当下关于新文明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现代文明，不是指将经典的概念、术语或理论从传统语境中平移到现代语境之下，而是从根本上需要重构中华民族今天文明创新创造的逻辑机制。这就不仅需要将文明的创新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之上，也需要运用科学真理的力量不断“激活”传统文明，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强调新文化的创造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决不能割断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给予高度尊重，但这种尊重并不是走向全盘复古的保守主义，而“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文明的传统并非停留在既往的历史典籍之中，而是生存于当下的历史性实践之中，传承和发展传统文明以实现现代新生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状态，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之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性展开过程中，不断推进传统文明的创新与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在当今的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中被开启、被复活、被重建的，只有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才谈得上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明在与中国式现代化交融的过程中，并不会自主性产生化学反应并进而生成新的文明样态，其中关键的要素是科学方法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原则，用基于现代性批判理论结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力量，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物质性生产实践中不断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有机转化，进而生发出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所激活过的现代文明样态；在此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有从历史传统中走出来的文明新生，即具有显著民族风格与文化基因的文明样态；同时也有扎根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汲取传统文明精华的时代性理论。通过“第二个结合”所创造的新文明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型文明样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等共同融合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样态。
第二，“第二个结合”夯实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彰显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样态的内在独特性的重要标志，是贯穿一种文化发展始终的鲜明基因。从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而言，一种文化倘若要站得住、立得稳必须要有鲜明的主体性。因为只有主体性足够显著才能避免被其他文化同化而丧失文化上的自我认同，才能保证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进而保持文化上的基因延续与更新发展。可以说，追寻文化主体性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主题。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强烈冲击下，中华民族不仅面临直接意义上的生存性危机，而且也面临着文化层面的危机，即独立的文化主体性面临巨大历史性困境，“文明蒙尘”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危机成为中华民族生存性危机的内在表现形式。一方面从“文明蒙尘”到“文明复兴”成为求解民族危机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从文明问题入手也是求解民族危机的重要手段。中国志士仁人从文化或文明视角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文明为中介求索民族复兴大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期冀从传统文化出发寻求民族自强的文化复古主义，另一种则是全盘导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拿来主义，二者在根本上都存在极端片面化思维的不足。前者过分倚重传统文化，存在颂古非今的偏颇，容易走向“古今”对立；而后者则过分强调西方化，消解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容易走向“中西”对立。近代中国文化救国的尝试纷纷走向失败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文化上的形而上学极端思维于理论和实践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文明型政党，其成立之初既肩负了求索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肩负了求索文明复兴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指导，深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调，进而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文明；同时，坚持辩证思维方法指导，超越以往对待中华文明的形而上学思维限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通过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使得域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与本土文明的交融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表达。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具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真理性和时代性，更深刻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传承之上，并且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遗产，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实历史主体性。正是在此意义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第三，“第二个结合”标注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旨归。坚持“第二个结合”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外在形式上的硬性对接，也不能将其理解为在概念、书本或书斋中就可以完成的形式变化，结合必须依托现实的实践活动加以展开，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本身就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定向。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立场，其既遵循了导向现代化的一般规定——如工业化、理性化和全球化等，同时又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逻辑表达了坚决的理论批评。中国式现代化独具自身特色的本质特征，归根结底是由坚守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立场所内在形塑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对西式现代化“只见物不见人”弊病的深刻批判，在价值导向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基底推进现代化实践，从根本上确保了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整体性——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规定了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均衡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等等。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中华大地的现代化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诸多方面的显著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浸染和塑造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突出特征；中华文明倡导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合理念，在更加深远的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突出特征，等等。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理念二者本身就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实践之中，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实现“第二个结合”，是理论和实践双向发展所提出的必然命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空泛的议论，因为文明的更新发展必须依托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及其积累的丰富经验，从归根结底意义上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验素材。可以说，坚持“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有机统一，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即基于现代化实践之上的文明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和道路自信的文化诉求。
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文明创造及其价值超越
尽管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守本土立场、深刻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但这绝非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是脱离世界历史的自我实验，新文明建构中所突显的立足本土与胸怀天下在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西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从根本上抽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性历史性内涵，从而造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图谱的差序性和排他性特征，最终只能走向文明发展的内在自我困境。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才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宽广的历史舞台，为建设人类文明百花园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一，深刻把握现代西方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的历史困境。现代西方文明的“现代”之维，实际上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密切关联。随着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方式的变革，人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催生了整个社会的全方位变革，伴随新技术革命而来的是人的交往范围的急剧扩大、人的理性化认识水平不断提升，等等。在资产阶级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过程中，也开启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创造，即伴随从传统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脱胎而塑造的新文明样态。正如马克思所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使抽象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资本的抽象力量创造了包括西方现代文明在内的一切存在，并人为地将人类文明硬性分割为西方的“文明”（或“先进”）和东方的“传统”（或“落后”）之间的巨大对立。在此背景下，人类通往所谓文明的道路，似乎只有西方现代文明方案的唯一可能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因此，资本主义所构筑的文明体系呈现出巨大的差序性，即“东方从属于西方”。依照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的话语建构，人类文明只能存在西方文明的唯一可能性，并且现代西方文明能够超越历史与时空而具有绝对权力，其他文明的发展从根基上只能是以导向西方文明为唯一道路。依此演进，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图景中，必然会出现“文明隔阂”“文明优劣”“文明冲突”，人类文明原本所具有的多样化图景必然会被阉割为单一的存在，文明发展也必然会陷入荆棘丛生的“十字路口”，这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论困境，也是当前文明发展的现实困境。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质及其文明超越的内在必然。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困境既是一种文明价值理论的困境，更是一种现实生产方式的实践困境，恰恰是资本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才最终催生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困境。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并非西方现代化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指导，深刻扎根于中国本土实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滋养，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鲜明中国特色，这本身就是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方案的巨大历史性超越。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资本，而是现实活生生的作为社会历史实践主体的人，人成为衡量现代化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满足现实人的丰富需要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终极目标。以此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非抽象的文明，而是深刻扎根实际、彰显人民需求的有血有肉的文明。并且这种新文明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加以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突出和平性特征，也必然呈现出其内在鲜明的包容性，这是对西方现代文明抽象性和排他性等历史困境的集中超越。换言之，随着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创新性和超越性也必然以文明的形式附着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的整个历史进程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本质特征等方面也必然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超越性。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现代化历史图景做出的贡献，也是从文明维度对求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彰显人类文明发展多元可能性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其集中凸显了历史辩证法的多样可能性空间。
第三，在不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中丰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养料。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入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备了丰富的经验与可能。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并非封闭的实验，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导，积极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历史谱系，积极以自身文明实践经验求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丰富人类文明图景的开放性实践。因此，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秉持包容开放的理念，因为其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显著特征，是深深镌刻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和文明实践中的显著标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过程中，实现了坚持本土与面向世界的有机统一，因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超越本土而实现向世界价值外溢的可能，其集中彰显了超越西方形而上学文明观内在困境的理论与现实可能。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得以摒弃传统文明之间高低优劣和等级贵贱之分的偏狭，使得不同文明无论民族大小都存在和平共处、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具有的鲜明协调性、包容性，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抽象性与排他性，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路径，为求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概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扎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其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坚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作为其发展的科学方法，以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其进步的动力机制，从根本上既超越了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又超越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所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困境，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超越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