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正是在事物生成、发展、灭亡的过程中，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历史”。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这一历史的“逻辑”。自“人猿相揖别”，人类历史始终是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演进的，其间总是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而，从人所特有的价值理性角度分析，就有了要与正确的历史同行的要求。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是我们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中国开启新的历史征程的郑重承诺，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和安全未来的应有之义。对于这一富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论述，我们要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予以深刻把握，即要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准确领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丰富含义，从而为人类历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清醒的理性自觉。
一、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恩格斯认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那么，社会历史是如何曲折地前进的呢？恩格斯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这表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并非如航行在风平浪静、宽阔笔直的江河里的轮船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波浪起伏、螺旋前进的态势。社会历史的变化既有直线的上升，也有曲线的迂回甚至一时的倒退，是一个蕴含着矛盾性的过程。诚如恩格斯所指出，文明时代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世界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
如同一切运动都离不开动力一样，社会运动或社会历史的进步也需要动力系统的支持。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由肯定因素、积极力量和否定因素、消极力量构成。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既有正确的一边，也有错误的一边；社会历史包含着正确与错误的对立统一。正确与错误共处于历史发展的同一时空之中，社会历史就是在对正确的追求和对错误的克服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这种历史演进中对与错的博弈增加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验证了历史前进的曲折性，揭示了历史运动的必然性，并不断推动社会历史向更高级、更先进、更文明的方向发展。在正确和错误的矛盾斗争中，正确是本质、是主流，因而历史的前途是光明的，历史变化的总趋势是前进的。所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实际上是指在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人类一切实践创造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蕴含着未来如何进行更好的历史创造的深刻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
历史发展何以具有对与错的矛盾斗争？从发生学角度分析，这应从历史的创造者或历史的主体——人的角度探寻原因。构成历史主体的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种“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具有不同认知、意志和利益追求的人，并且深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样，“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历史创造中，自然会发生对与错、善与恶的矛盾斗争。无论是历史正确的一边，还是历史错误的一边，都是人的“杰作”。就历史之错而言，它是人对历史规律的践踏、对历史方向的扭转、对历史进程的延缓、对错误的历史结果的创造等。在恩格斯看来，“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也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思想告诉我们，历史进步总是在对一系列假恶丑的问题或现象的克服与解决中完成的。“历史之恶”的发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历史之错”的存在。为了减少或尽量避免历史创造的错误性，就要求从事历史创造的人们努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进行一种科学合理的创造。
二、历史正确性的基本规定
所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表达的是历史主体对历史规律的掌握与遵循，对历史进步的选择与追求，人的历史观念对历史实践的符合与反映。当然，社会历史的“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对我们而言，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应当深入了解何谓历史的正确性，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历史进程才会呈现出正确性。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历史演进的现实逻辑，历史正确性主要包含着这样一些基本规定。
第一，基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分析，历史正确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历史本体论，是关于历史存在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历史正确性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的历史认识要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人的历史实践要从客观的历史存在出发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对历史规律的掌握与遵循，即要合规律性。“‘合规律性’是指现实的人认识到了自然规律或社会历史规律，使自己的行动自觉地遵循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自觉地按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论述表明了对历史规律的掌握与遵循。当然，历史正确性并非只见物而不见人，并非“守株待兔”式地对历史规律的机械掌握与揭示。人们认识和遵循历史规律的目的，是为人的历史实践服务的。换言之，历史正确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的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没有人的实践创造，历史无所谓正确。在人的实践创造中，要体现或实现历史的正确性，除了要掌握和遵循历史规律包括自然规律之外，还要设法做到合目的性。历史何以正确？在根本上，它就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目的性’是指人由于认识和把握的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实践中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把理想客体变成了现实。”可见，在本体论意义上，正确的社会历史就是历史主体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对自我的历史愿望和历史目的的一种实现过程。
合规律性表达的是历史正确性的客观尺度，即人们的历史创造要遵循历史规律，符合历史演进的方向；合目的性表达的是历史正确性的主体尺度，即人的历史创造要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换言之，合目的性表达的是要“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这也意味着，合目的性的重要现实表现就是对历史正义或国际正义的遵循与追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里所说的“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表达的就是对历史正义的追求。总之，在一般的本体论意义上，历史正确性除了要符合历史大势之外，还要体现历史正义性或国际正义性。在历史进程中，还存在着历史的错误性——这是指既不合规律性也不合目的性的历史现象。所谓不合规律性，是指违反了历史规律，背离或偏离了历史前进的大方向、大趋势；所谓不合目的性，是指人的历史实践违背了大多数历史主体的意愿，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特殊时期或某一特定的区域如某个或某些国家，就曾出现过错误的历史进程，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相当充分，在一些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国家，在总体上就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历史存在。既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错误的倾向或现象，因而我们必须在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前提下趋利避害，不断追求和维护历史的正确性。
第二，基于历史演进机制的角度分析，历史正确性是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历史主体在掌握和运用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在历史实践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体现出了公平正义，并创造了理想的历史存在，这在根本上或本体论意义上，可以说实现了历史的正确性。历史存在就其表现样态来看，当然具有实然性——这是历史正确性形成的现实基础，实然性表达的是现实如此的存在状态。但从历史价值的角度分析，这个实然性的历史存在，既包括人的合目的性的因素，还包括违背人的目的或意愿的因素，即实然性的历史存在本身是对与错、美与丑、合意性与厌恶性的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表明，在现实的历史存在中总是存在着使人不愉快、令人不满意的因素或现象。这种历史存在的“现实缺陷”恰恰又构成了迫使人们创造新的具有“未来时态”的历史存在的强大动力。未来时态的历史存在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其应然性。所谓应然性，是指为大多数人心之向往、应该如此的特性。人们对应然性的历史存在的追求与创造，首先呈现为一种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创造”在品质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创造，以蓝图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当中。“应该如此”和“现实如此”的根本区别，就是面向未来的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历史存在，具有扬弃性、超越性，即超越了现实的历史存在，扬弃现实历史存在的缺陷，继承和保留其合理性、优越性，从而在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下，主要表现为历史主体对现实的历史存在的变革、创新、纠错等实践活动，创造出高于或优于现实历史存在的更具合意性的应当如此的历史存在。这种应当如此的历史存在，真正体现着社会历史由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完整演进过程，即呈现着一种完整的历史动态性。
正是在实然性与应然性的对立统一中，社会历史获得了持续的、美好化的发展。就实然性和应然性的辩证关系来看，实然性是现实的应然性，应然性是未来的实然性；实然性是应然性的基础，应然性是对实然性的超越；实然性是美与丑的统一，应然性是更多的美好性和更少的丑恶性的统一；实然性是确实如此的东西，应然性是应当如此的东西。就历史的正确性而言，实然性是历史正确性生成的现实基础，应然性是历史正确性的未来形态。历史的正确性既体现在对实然性的反映和创造上，更体现在对应然性的向往和追求上。当现实如此给历史的正确性留下缺憾时，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未来，通过对未来理想化的应该如此的历史存在的创造，以实现一种跨时空的完整时态的历史正确性，使历史正确性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实现过程中。需要说明的是，历史本体论意义上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与历史演进机制视角的实然性和应然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实然性与应然性统一的基础，实然性是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实然性，应然性也只有遵循客观规律、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历史的正义，方可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应然性。同样，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现实转化表现，在历史长河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只有通过转化为一连串的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才能发挥其对人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本体论支配作用。
第三，基于历史主体创造活动的角度分析，历史正确性是主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社会历史所固有的不断进步性或不断文明化在根本上反映着人们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历史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人们在遵循外在客观尺度的前提下，总是按照自身内在的主体尺度从事历史创造活动。这种内在尺度在本质上表现为人们通过历史创造以实现对自我需要的满足。这里，需要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因素。“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可见，需要及其利益成为推动历史创造和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满足需要、实现人的历史性生存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阻碍或损害需要满足的因素或问题，这样，人们就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改革创新甚至革命等手段予以克服，从而实现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工业文明的兴起，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性日益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创建了历史哲学理论体系的维柯看来，各个民族的生存都离不开自己的创造活动，创造活动是一切民族的“共同本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当然，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既有能动性的一面，也有受动性的一面，即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历史创造，而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从事着历史创造。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论述揭示了在现实的历史存在中，其实包括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的存在，制约着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恩格斯就曾揭示了这样的“历史条件”，他指出，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历史正确性无疑是历史创造活动所蕴含的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一方面，要把握历史正确性，就必须看到人及其创造历史的能动性的一面，因为正确性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在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中生成的。这意味着，历史正确性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我们需要从人的实践创造及其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角度把握这种正确性。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历史之所以具有正确性，不仅在于人的创造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发挥，还在于历史创造活动中人们对于受动性的把握和恪守。历史正确性之受动性意蕴，就是要在肯定或接受受动性存在的前提下，认真遵循和体现这种受动性，从而使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这其实表明，人的历史创造活动只有严格受限，才能真正体现或实现正确性。在能动性和受动性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能动性是具有受动性的能动性，脱离了受动性的能动性，人们在历史创造中就会犯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错误；受动性是具有能动性的受动性，脱离了能动性的受动性，人们在历史创造中同样会犯畏缩不前、听天由命的无所作为的错误，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历史进步的实现。
第四，基于历史演进内容的角度分析，历史正确性是合理的历史实践与科学的历史观念的统一。“所谓历史，无非是指社会的变化。”这种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的：实践的维度和观念的维度。就是说，历史正确性既体现在实践创造方面，表现为一种合理的实践进程，又体现在观念认知方面，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观念。因而，历史正确性是合理的历史实践与科学的历史观念的有机统一。所谓合理的历史实践是指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从而呈现出合理性，这是一种较少犯错的历史实践，或是具有较强的美好性与合意性的历史实践。但合理的历史实践离不开科学的历史观念的指导，换言之，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人们是很难取得历史创造的成功的，当然也不会实现历史实践方面的正确性。“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从来离不开思想引领。”柯林武德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柯林武德的论断其实表明，在历史的正确性中，应该包括对科学的历史观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今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我们要从事具有新质的历史创造，就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在历史观中，还包括历史评价的内容。历史的正确性或正确到何种程度，离不开人们的评价性认识。“历史评价是主体根据人的需要对历史客体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做出价值判断。简言之，就是主体关于历史客体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所做的判断。历史评价关注的对象是历史价值，它是属于对历史价值进行反思、评判的一种特殊的观念活动”。如果历史创造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能给人们普遍带来较强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人们对历史创造普遍感到满意，或者某种历史创造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这其实表明历史的正确性通过了主体的检验，获得了合法性或合理性的主体基础。在历史实践和历史观念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其中，历史实践是历史观念的基础，它支配着历史观念；历史观念对于历史实践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它反映、指导历史实践；历史实践生成和检验着历史正确性，历史观念评价和阐释着历史正确性。合理的历史实践与科学的历史观念的有机统一，才能构成正确的历史。
三、实现历史正确性的三个维度
历史主体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体现着两种基本的理性：一是工具理性——旨在客观揭示历史存在及其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使人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念能够符合历史存在的客观实际，这是一种求真的维度；一是价值理性——在求真基础上，体现历史发展的属人性或合目的性，实现历史发展的人民性。价值理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的求善功能——表现为增进人的福祉，实现人的日益美好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这是历史的功利价值；一是求美功能——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审美手段与审美对象，增强人的审美能力，丰富和发展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历史的审美价值。历史创造及其发展所蕴含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告诉我们：其一，历史发展是求真、求善、求美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对真的认识掌握不断深化和扩展、对善的追逐拥有不断提升和增加、对美的创造观赏不断丰富和积累的过程；其二，人们在历史创造中要实现历史正确性，所具有的基本方法论要求就是要在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做到求真、求善、求美。
第一，求真。历史正确性的合规律性决定了我们在历史创造中必须求真或循真。人类在曲折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日益深刻地意识到，要想实现历史进步和文明昌盛，就必须承认和尊重历史存在的客观独立性，必须尽可能正确地认识和遵循历史规律，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历史的求真尺度。
求真尺度的基本内容是：人们在历史创造中必须按照历史存在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以实现历史进步。那么，人们在历史创造中为什么要求真、循真呢？这是由历史实践所具有的自由性、目的性和有效性等特点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历史实践就属于人们不断创造并争取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但自由不是摆脱历史规律的随心所欲的行为，而是立足于历史必然性基础上的创造活动，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可见，创造并实现自由的历史活动必须以对历史规律的遵循为前提。人的历史创造活动还是一个追求目的的动态过程，但历史目的如果不建立在对历史存在之正确性认识的基础上，即不以一定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性为根据，是很难实现的。虽然人的内在需求是导致历史发展目的生成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内容，但绝非唯一的根据和内容，它必须以对历史存在的准确认识和历史规律的严格遵循为先决条件。历史创造要想获得有效性，也必须以对历史存在的客观尺度的认识和把握为根本保证，只有遵循并按照“合规律性”尺度去进行历史创造，才会有真正的历史进步，才能真正实现一种合理的可持续的历史发展。人们对历史发展本质和规律认识得越深刻，越能有效推进社会历史的进步。
第二，求善。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要求决定了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必须趋善或求善。善是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学界在关于“善”的问题上所达成的共识，就是认为善是事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愿望、达成人的目的的效用性。我们由“善”的实质性内容可以看出，善的核心是“利”，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角度把握，这个“利”就是创造历史的主力军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历史创造只有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历史性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才是善的。当然，作为“善”之实质性内容的“利”，是有其内在规定性的：其一，它不能只是少数人之利，如在国际社会不能仅是某些国家之利，而是建立在诸多特殊利益之上的人类共同利益；其二，它不能只是今天之利，还包括人的长远利益。
善的含义启示我们，历史之善的实质就是历史发展的人民性。这意味着，我们在推进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使历史发展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唯物史观视域内，作为推动历史发展之主力军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我们的一切历史活动都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只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进程，才能体现或拥有正确性。
第三，求美。正确的历史还是具有审美属性的历史。“劳动生产了美”，在生产劳动基础之上的人类历史，自然就获得了审美的属性。为了实现历史的正确性，就需要在历史实践中创造一种美的历史。美的历史是历史之真和历史之善的高度统一。“如果说合规律性是‘真’，合目的性是‘善’，那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美’，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的活动也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美的历史，在总体上呈现着物质丰富、关系和谐、社会安定、文化繁盛、人民幸福的景象。
基于美学或审美角度来把握历史的正确性无疑是一个基本的维度。所谓审美，是指人在历史的创造活动中所呈现的“求真”与“求善”的统一，体现的是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并“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的方面，昭示的是“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的正确方向。历史创造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物质性活动，其过程特别是结果实现着人的历史发展的目的和愿望，是人的历史创造力量的现实化，因而，作为感性的历史创造过程和结果，完全可以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对象。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入了“美好化”的新阶段，我们提出了“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等一系列理念，启示着我们完全可以从审美角度思考现实的历史创造，观照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这意味着，审美尺度的运用在衡量和引导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样深刻地体现着历史的正确性。
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向何处去的历史性应答
“要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就应当把它理解为过去、现实、未来的有机统一。”从历史的现实维度看，“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如何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趋利避害，化危为机，以实现人类历史的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发展？这些都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在理念和行动上给出答案。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肩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科学回答了在当今这样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现实问题。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党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体现着历史的正确性和人类的进步性。或者说，这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必然要求和现实行动。何以如此认为？这需要从经济全球化谈起，通过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化进程进行比较，我们一方面能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另一方面也能深刻体悟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发展脉络的精准把握。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生产工具包括交通工具的改进、大工业的兴起、世界市场的形成、全球范围的分工的出现等，整个世界的“普遍交往”意味着全球化的发生。全球化告诉我们，人类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活动已然超出了国家的边界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主义凭借其早发性的先机和资本的全球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全球化潮流的主导，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制度、模式、价值观等，企图“一统天下”而实现所谓“历史的终结”。由于资本主义及其资本逻辑的本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就存在着层出不穷的剥削压榨、欺凌掠夺、制裁战争、零和博弈以及对大自然的破坏等种种丑恶的、非正义的现象和问题。“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 “反全球化的呼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不足”，我们需要对其限制和改造，以确保其朝着实现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人类公平正义的方向前进。这种对全球化潮流顺势利用并积极引导的科学做法，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确保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应从“利益”的基点上去把握。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就是要维护和实现人类共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事实上，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同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整体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确认与把握，人类共同利益是我们提出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出发点和支点，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共同利益的珍视、维护和争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
正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它反映和维护着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一方面，它看到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践行着人类的共同价值，顺应着全球发展，反映着人类发展的走向和未来，其构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它看到了特殊利益的存在，倡导各国的共同发展，追求一种平等、尊重、包容、共赢的新的全球发展模式，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构建能够充分尊重和反映各国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世界发展和各国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作为既关注特殊利益又关注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构建，就和全球化潮流中所客观存在的对私利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破坏或只是关切特殊利益而忽视或藐视共同利益的理念和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能够克服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存在的无序、不良、失范、破坏等现象或倾向的积极健康的主张、力量和实践。只有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全球化才会发展得更好。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站在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上，站在了历史正确和进步的一边。“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作者邱耕田，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