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对马克思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理论作出了一系列重大传承和理论创新，形成了壮丽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叙事，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中国完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创性发展：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回应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道路，回答了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第二，改革开放贡献了中国主动进入世界资本体系，在参与资本逻辑中扬弃资本逻辑的中国智慧；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张，提供了超越“逆全球化”的世界图景，开创了在“后资本逻辑时代”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方案”。 

　　关 键 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叙事/原创性发展 

　　作者简介：吴宏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和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研究”(20AZD008)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使用了“世界历史”概念，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多次使用这一概念，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主题是人类通过扬弃资本逻辑而实现自己解放自己，他认为，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人类将进入“普遍交往”，并导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指出：“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①“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②这些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视角。众所周知，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最大特点是历史视野。他曾明确地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③他也曾经批判过德国的知识界没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因而德国的知识界仅仅停留在黑格尔所开创的“观念论”的思维方式当中，对于现实的历史并不关心，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应该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解释世界的维度，这就需要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二，运用这些规律来改变世界则需要回到现实的历史当中。进一步说，不仅要回到某个国家和民族的现实的历史当中，而且在最终意义上应该回到世界历史的现实当中来真正地改变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维度给予足够的重视。

　　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初心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始终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逻辑对人类的奴役，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苏东剧变之后，毫无疑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中国。马克思或许没有想到，在他逝世100多年以后，世界历史发展到了21世纪的时候，他的遗产和他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在欧洲日趋式微，而在他晚年还担忧的“东方社会”的中国，却依然踏着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批判资本逻辑的生存方式，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未来。以往我们注重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现在，从理论自信的角度，我们更应深入讨论的是中国对马克思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基于此，本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回答了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改革开放为扬弃资本逻辑提供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超越“逆全球化”的世界图景等方面，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中国完成的原创性发展，从而为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回应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道路 

　　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马克思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西欧的事业，也是亚洲、美洲、非洲的事业。共产主义不是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因此，中国作为马克思眼中的“东方社会”国家，显然已经进入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④恩格斯也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⑤这些都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中国革命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可以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中加以考察，从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传承和创新。

　　马克思在谈到俄国革命的时候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1881年2月至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⑥该问题后来被学界简称为“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一说法，起初是指俄国公社能否不经历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后来，“跨越卡夫丁峡谷”作为一种引申性使用，其外延有所扩大：凡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能否避开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都可以概括为“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作为引申性使用，可以泛指整个东方社会能否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东方社会遇到了特殊情况，因为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当时都没有进入西欧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因而对东方社会来说，怎样实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成为全新的课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道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跨越了“卡夫丁峡谷”。

　　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扩张的产物。随之，中国开启了救亡图存的近代历史。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是历史究竟向何处去：是跟随西方的脚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继续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没有答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以失败而告终，这表明中国因国情不同被拒绝在资本主义制度和体系之外了。直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才找到了方向。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⑦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尽管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过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表明，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条件下进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中。

　　中共在“二大”加入了共产国际，这标志着中国革命被正式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系中。在这期间，共产国际开始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客观地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也存在一系列的不当之处，并且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阻碍性影响。共产国际的总体革命判断主要是基于欧洲革命的实践，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这就导致共产国际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实践运用，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某些决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在不太了解中国具体国情的背景下所作出的革命形势判断，必然是脱离实际的，因而也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指导思想方面，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应该说，共产国际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总体目标，推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世界化。但是，因为错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及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及时纠正了共产国际的偏差，重新实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必须承认，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包括俄国、印度和中国该如何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给予像对西欧那样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因为马克思更多的研究经历是在西欧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从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马克思是在西方社会历史基础上来分析共产主义，他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更替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主要是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确立起来的。但是，对于俄国、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马克思称其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与西欧的社会生产方式类型相去甚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以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为基础的，而近代中国却不是西欧那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中国的生产方式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导致中国革命与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明显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仅仅提出了一种希望，实质上对此没有定论。事实证明，中国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非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探索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以此开辟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叙事。

　　二、改革开放贡献了主动融入世界资本体系并扬弃资本逻辑的中国智慧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不断总结经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而其中最重大的创举就是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后，中国以改革开放的方式融入世界资本体系中。这表面看起来是中国对世界资本体系的“妥协”，实际是以资本逻辑的方式批判资本逻辑的辩证智慧。通常被人们质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这是否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或者说，中国是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凡此种种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质疑，都是只看到了表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列宁曾经在1923年《论我国革命》中提出一个观点：“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⑧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种策略，他对于当时俄国存在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予以挤垮和控制，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政权确立后，中国也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即把近代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因此，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服务，或者改造资本主义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⑨这种情况表明，资本逻辑仍然占据着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因而无产阶级要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就必须面对世界资本体系带来的强大挑战。然而，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怎样进入世界历史？怎样应对世界资本体系？如果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就必须继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参与对世界资本体系的改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入殖民地体系中，实际上已经被动地进入了世界资本体系。同时，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力量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也开启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传承与创新。但作为半殖民地被动地进入世界资本体系，中国无法掌控批判世界资本体系的主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就是主动融入世界资本体系的一种探索与尝试。

　　以往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更加注重的是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然而，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看，改革开放是中国进入世界资本体系并主动地参与世界资本体系的变革，体现了扬弃资本逻辑的中国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而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革命方式日渐平静，此时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不具备马克思在西欧领导“第一国际”时的暴力革命条件。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何去何从？显然，这一问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甚至涉及“社会主义到底能坚持多久”这一十分迫切的问题。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股“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思潮，并不断开展“颜色革命”“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渗透。直到今天，“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这些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空前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批判资本逻辑的道路无法通过以往暴力革命的方式继续进行，因而必须寻找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果断实行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效就是，中国打开了与西方国家经济交往的“窗口”。中国开始融入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进入世界市场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但是，从深层次上看，改革开放使中国首次主动进入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探索出了扬弃资本逻辑的新道路，这实质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中国完成的一次飞跃性变革。鸦片战争使中国作为半殖民地被动地进入世界资本体系，而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第一次主动地选择进入世界资本体系。这一主动选择有双重意义：一是迫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压力，不得不适应世界资本体系，以便提升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二是在更深层次上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贡献了扬弃世界资本体系的“中国智慧”。因为只有打入世界资本体系当中，才能实现对西方资本体系的实质性批判，否则就只能在资本体系之外批判资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⑩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因此，很多人对改革开放持有误解，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西化”，甚至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妥协”，这些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巨大的思想观念变革的压力。有些人认为中国是以社会主义的幌子从事资本主义建设，甚至一时出现了“补课论”的错误观念，认为中国是在补资本主义的课。(11)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改革开放是中国进入世界资本体系内部，为日后深层次地批判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奠定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的重大世界历史行动。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在世界高高举起的时候，事实证明，改革开放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叙事新篇章。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会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一般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回顾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GDP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并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然，这也不能避免个别人对改革开放持有一些错误认识，即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针对这一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2)这就意味着，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评价，其评价标准是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每个历史阶段都不能用抽象、片面、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来加以评判，而是需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对否定改革开放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作出彻底批判。

　　上述对改革开放的评价，主要是着眼于改革开放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历史性成就。然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重大意义绝不仅仅限于中国，而应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立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其加以评价，这样就开辟了理解改革开放本质的更广阔的空间。一般来说，对于一个事物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该事物本身，而是需要从该事物所处的更大的环境来加以理解，这样才能更加深刻，才能打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识论局限。历史发展到21世纪，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应该被纳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中加以评价。唯有如此，方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是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融入世界资本体系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直在利用世界资本体系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如果这一点没有认识清楚，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实现的伟大创举，这应该首先归功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对市场经济根本性质的论证，以及市场经济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构，都是对经典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因为，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没有给予充分论证的，因此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提供了一些经验，但在苏东剧变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再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虑，马克思也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变革世界资本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只是在推动人类进入世界普遍交往的意义上，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市场经济这一平台上继续批判世界资本体系的问题，马克思没有作出论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伟大创举，为科学社会主义开拓了新境界。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方案 

　　世界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指导的中国实践，再一次开启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面对资本形态的新变化和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加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3)的主张，描绘了新的世界图景，从以下几个方面构筑了新时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方案。

　　第一，批判“逆全球化”并“重构全球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某些国家认为现有的全球化体系无法保障它们像以往那样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本的增殖和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因而开始公开反对全球化。一时间，“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并延续至今。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逆全球化”不是西方资本逻辑的退缩，而是以“逆全球化”的方式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为寻求新的资本逻辑扩张扫清障碍。这是西方某些国家主导的世界资本体系的自保行为，并且是寻求资本逻辑新的扩张形态的开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发展。1999年，美国教授丹·希勒在《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向新自由主义或以市场为动力的电信业转变这一史无前例的进程中，新兴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与管理体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4)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从“技术资本”到“金融资本”，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数字资本”，资本形态随着资本逻辑的扩张而不断提升。从现实状况看，资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形态在进行着它的扩张。由于某一形态的资本扩张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要保持资本扩张不断加速，就必须提升其资本形态，以便维持资本扩张的效能。而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够达到的最为极端的抽象形态。此时，“资本逻辑向何处去”的问题将再一次成为摆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前的难题。于是，“后资本逻辑”的时代便渐渐开启，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描绘了“后资本逻辑”时代的世界图景，提供了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条可行之路。

　　第二，批判“文明的冲突”并主张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一直以来，西方世界某些国家坚持“西方中心论”，推行所谓“普世价值”。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不断壮大，西方国家意识到西方文明受到了冲击，于是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了所谓的“文明冲突论”。2020年2月14日，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了《慕尼黑安全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西方的缺失”，(15)从这一题目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产生的危机感。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方社会在文明观上始终捍卫西方资本世界的意识形态，以制造文化壁垒的方式保持西方的优势。然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终究要超越“文明的冲突”。马克思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这是人类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场合多次阐述“文明交流互鉴”主张，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7)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18)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再次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9)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世界文明思想的新发展，为人类走向文明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三，批判西方“零和博弈”并实现“合作共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持“零和博弈”的思维，认为世界资本体系的竞争双方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就是要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20)的思想，超越了西方“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倡导一种人类的共同利益观。中国主张重构全球化，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一“全球化”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全球化，而不同于西方最初主张的全球化。西方的全球化以WTO为平台，以资本扩张和增殖为目的，因此是资本剥削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而与此不同，中国主张的全球化则是在合作共赢基础上的全球化，各个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奉行多边主义理念，目的是实现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这一全球化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意义上所实现的全球化。

　　第四，批判“生态危机”并倡导“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涉及世界各国之间命运与共的问题，而且还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随着资本逻辑的扩张，资本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仅体现在人类内部的阶级斗争、世界战争，而且还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是全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在应对自然灾害、瘟疫疾病、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上，世界各国需要同心合作。马克思虽然提出过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1)、“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2)等论断，但这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关联。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直接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如此，要应对和有效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就只能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出顺应时代需求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3)“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24)的国家发展理念，并直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同时，把这一观念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推送到全世界。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中补充了生态文明建设，并把生态文明看作是人类共同命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次重要拓展。

　　综上所述，进入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史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直秉承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在世界资本逻辑日益暴露出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条件下，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怎样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批判资本逻辑？怎样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继续推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这一系列问题，将继续引导21世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根本方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4～825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⑧《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8页。 

　　(11)参见赵平之：《论经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根据》，《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43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14)[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15)傅莹：《在慕安会感受西方对华复杂态度》，《环球时报》2020年2月21日。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58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24页。 

　　(19)《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2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0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209页。 

　　(2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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