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史前中国最发达、持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乃至于被概括为仰韶时期和龙山时代，其后即为夏、商、周的原史时期。因此，这前后相续的两个时期是认识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形成过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本文试图通过对仰韶与龙山时期考古材料和环境材料的初步检讨，窥视当时文化发展的社会和环境原因，以为目前方兴未艾的文明起源研究做一铺垫。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在仰韶晚期到龙山时代，由于前一阶段业已奠定的庞大的人口基础与社会组织遇到了由环境变化等原因导致的资源紧张的挑战，遂对群体的内外结构进行了较大的适应性调整，其结果是导致了社会复杂化过程的加快和文明时代的最终到来，并在这一过程中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重要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环境考古学 生态适应 中国文明起源
一、引言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中国发现和定名较早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国考古学之始，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即彩陶文化与黑陶文化的关系问题（刘曜，1937），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许多考古学家在此倾注了大量的劳动和思考，使得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七十余年来，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1）仰韶早于龙山。粱思永先生的后冈三叠层功没大焉（梁思永，1946）；
（2）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进化而来。1957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发掘中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和定名是重要的里程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9）；
（3）对仰韶与龙山时代物质文化具体面貌的异同程度有了定性定量的认识，逐步建立起中国各主要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谱系。在此，区系类型理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秉琦、殷玮璋，1981）；
（4）认识到仰韶与龙山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起初主要是集中在母系、父系社会的界定及其关系的讨论上（汪宁生，1987），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来开始涉及一般社会形态、家庭结构和日常生产与生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
总之，对仰韶与龙山两个时代关系问题的认识，无论是具体的收获还是思维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背景，都可以说是70年中国考古学演进的一个主要的缩影，早期乃至当代中国主要的考古学家基本上都参与其中。近年，随着国际考古学界对社会复杂化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随着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讨论的进一步展开，人们逐渐认识到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一绵延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在社会进化方面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和标本价值（张光直，1988）。因此，仰韶与龙山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认识背景的烛照之下，也具有了新的意义。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龙山时代的文化内涵所蕴含的社会和观念意义。龙山时代作为一个考古学术语首先由严文明先生提出，他认为构成这个时代主要有两个事实基础∶第一是全国各地文化发达、面貌接近、命名混乱，需要一个统一的名称；第二是这个时代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开始产生，社会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在中国具有自己的特点，提出这个时代并把这些特点总结出来，应是中国古史对世界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严文明，1981；李秀国，1992）。
近年，龙山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许多所谓文明社会的主要要素比如城址（曹兵武，1996）、青铜器具（黄盛璋，1994）、祭祀遗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B）、规模宏大的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6，199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4；南京博物院，1980，1982）以及至今无法辨认的文字（李学勤，1992：许宏，1993）等累有报道。对于这些要素，不仅应该考虑它们和夏商周三代重要文明特质的延续承替的关系问题，也应该考虑它们相对于仰韶时期的发生学意义－－即只有将它们放置于当时考古学文化的宏观背景下做动态的检视，进行文化过程的复原与机制的诠释，才有可能理解它们真正意味着什么，史前文化和社会在这个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本文即试图通过对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演变的社会意义结合环境变迁材料做一点不成熟的猜测，以为文明起源和社会进化的研究加砖添瓦。而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尝试的基础，就是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来大体建立起来的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时空框架。
二、从仰韶到龙山∶考古学的现象
大约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几乎所有史前考古学文化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中原一带）都发生了一次剧裂的文化因素的增生、分化与重新组合运动，其结果是实现了一个分布地域更广阔、相互之间文化特质更为接近的龙山文化（本文简称龙山时代）在各个地区对仰韶文化或其同时期文化（本文简称仰韶时期）的取代。
与仰韶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相比，龙山时代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⒈聚落遗址
在遗址的分布上，龙山时代的遗址虽然有相当一些仍然沿用其仰韶时期的旧址，然而，不少仰韶时期的遗址则被废弃不用。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比如关中、豫西等，龙山遗址较仰韶遗址大为减少，似乎经历了一次空心化运动；而一些仰韶时期人迹罕至的地方比如豫东与山东交界之处，豫东南、鲁西南和皖西北交界之处，到龙山时代则已遗址广布。另外，许多地区，龙山时代的遗址普遍较仰韶时期占据更高的地理位置，这一点在河流的中、上游及一些山间河谷和盆地比如内蒙古岱海地区（田广金、史培军，1991），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河流的下游地区比如山东沿海（王青，1991）、河南辉县一带（曹兵武，1994）等，龙山时代的遗址则较仰韶时期分布要低一些。总起来看，遗址分布范式的适应性有所扩张，空间布局有所变化，原来相对发达的中心区相对衰落，边缘地带逐渐兴盛，许多新的地区则被开辟利用，存在于仰韶时期各文化区之间的空白和缓冲区域正在迅速消失，不同文化与类型间的交流乃至冲突加剧。
在遗址的大小和功能上，龙山时代也较仰韶时期有更大的分化。仰韶时期的早期，数万平方米的遗址是较为常见的遗址，一、二十万平方米的遗址已算是特大的遗址了。仰韶时期的晚期，遗址之间的差别逐渐显示出来，到距今约5000年时，开始步入早期龙山时代时（即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则出现了大地湾晚期乙址、红山文化后期的牛河梁、东山嘴以及良渚、石家河、陶寺等这样一些明显具有特殊功能的大遗址或遗址集群，某些遗址甚至达上百万平方米。而城址的普遍出现，则把遗址间的分化推到了一个高潮。
就聚落形态来说，约当公元前5000－3000年，即定居农耕聚落遗址的发展期，聚落的布局基本成熟，居住区、生产区、墓葬区等功能区既明确划分又紧密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生活单位，同时聚落外部与内部因社会关系的变化，在结构上也渐趋合理与完美。姜寨是最典型的代表（半坡博物馆等，1988）。这时候，环绕聚落的壕沟似已成为较普遍的遗迹，已知的除姜寨外，还有西安半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1963）、甘肃秦安大地湾甲址（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1983）、山东广饶傅家、安徽蔚迟寺等。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普遍为局部性的发掘，如果今后更多地采用全面揭露的方式，更加注重聚落形态的研究，估计发现的数量当会更多。这些壕沟主要应是用于防御的，在姜寨遗址与壕沟同时发现的还有哨所的遗迹，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到龙山时代，这种深陷的壕沟普遍为高耸的城墙所取代，目前可以确认的龙山时代或年代略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址已达数十座（曹兵武，1996），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分布遍及长江至今天的长城地带的广大区域。
⒉房屋建筑
一方面是个体之间居住条件的分化在继续加剧，另一方面是方形的、分间的房子普遍取代了仰韶时期流行的圆形单间房子（周星，1987）。与这种形式的变化相同步，建筑材料也有显著的变化，柱子大为减少，木骨泥墙几乎消失，土坯与石块建墙发明并开始在中原一带流行开来，红烧土碎块也往往被重新利用，对房屋地面进行白灰面处理也成为常见技术。方形房子的发展，除了适应新的社会组织、家庭结构的需要之外，可能和土坯、石块、白灰面以及废弃的红烧土块等建筑材料对木材等植物性材料（包括地穴、半地穴式房子用于焙烧的材料）的大幅度取代不无关系。而发生在建筑材料领域的这种变化，又大大加强了房屋的坚固程度，同时也可能更加保暖和舒适。
⒊陶器
陶器是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由于数量多、变化快，各地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分析起来十分复杂，但仍可粗略地概括出如下变化∶龙山时代，轮制或慢轮修整取代仰韶时期的手制，成为制陶的主要技术特色；陶色方面，以灰、黑陶代替了仰韶时期流行的红、褐陶，标志着陶器焙烧技术的变化，即以密闭还原式的陶窑代替了开放氧化式的陶窑；器形方面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圜底器、尖底器和小平底器大量减少甚至消失，器足普遍发达起来，器形也有不断增高的趋向，标志着陶器的功能更加多样，操持、使用方式等也可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另外，袋足的斝、鬲、甗、鬶等在各地的普遍推广与使用，构成了炊器领域中一支新兴的有生力量。还有一些变化同样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比如纹饰方面灿烂多姿的彩陶文化的普遍消失等。我想，这除了与陶器的焙烧技术的变化、深色陶器施彩困难以及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有关之外，还应当与制陶工业中生产的专业化、组装、批量化等因素的出现以及工艺上某些尖端技术的产生，使陶器制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效率得到了提高有关，这些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制陶工业中的闲情逸致。龙山时代陶器给人的总体印象不是更美，而是更分化、更多样、更实用（包括新分化出来的礼仪之用）。对此，美国学者吉德炜先生（1993）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⒋墓葬
墓葬上的变化已经被很多学者从很多方面加以概括与解释，它一方面体现在葬制、葬式上，单人葬取代了以前较为流行的多人合葬、二次葬以及仰韶文化独特而普遍的小孩瓮棺葬，成为主要的葬式，标志着社会组织的某些变化。另一方面体现在随葬品上，不但种类、侧重有所不同，数量也普遍增加，并且墓与墓之间的分化更加严重。在陶寺等墓地，大墓的随葬品可以是小墓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而且大、中、小墓在数量上也构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随葬品在质上的差别更是目前难以恰当估量的。另外，这一时期的墓葬普遍随葬石钺、玉钺，结合同一时期石箭头、乱葬坑等的大量发现，应是战争经常发生的有力证据。在东南沿海的反山、瑶山、福泉山、草鞋山、张陵山，山东的西朱封，山西的陶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6，199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B；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4；南京博物院，1980，1982）等，大墓与小墓都是分开埋葬的，不但突出了个体之间的差别，更对这种差别以类而聚，宣告了仰韶时期发达的氏族公共墓地制度的解体。墓葬方面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是女性地位的显著下降。虽然对仰韶时期女性地位问题和是否存在母权制阶段目前尚有争议（汪宁生，1987），然而，起码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在仰韶时期女性地位较男子要低。龙山时代这样的证据却普遍出现了。甘青地区已发现一些这时候的夫妻合葬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屈肢面向男性。类似情况在山东地区大汶口晚期也有发现。这种现象主要应与当时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有关，另外可能也与后文所述的环境恶化、土地负荷力有限所引起的生活动荡有关。有人认为，仰韶时期普遍流行的小孩瓮棺葬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孩子的爱心与珍惜（吉德炜，1993），龙山时代，这种现象也很巧合地消失了。可以推测，人口普遍过多了，人口与环境压力加大了，妇女与小孩自然不再受到原来那样的呵护与尊敬了。
⒌其它
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新变化尚有其它许多至今意义不甚明了的方面，比如工具，目前虽未做过深入系统的分析，但仍有以下几点初步的印象∶石器中磨制的数量比例更高，表明了精致程度和效率的提高；农具更为普遍；镞的数量无论是石是骨，均有所增加且做工更为精细，与遗址中作为狩猎对象的动物种类与数量的普遍下降恰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原地区，一具或多具人骨架被散乱地埋置于废弃的灰坑的现象开始出现并已发现多例（郝铁川，1983：Underhill，1989）。卜骨、大型的与宗教信仰有某种联系的建筑遗迹在这个时期出现并越来越多，表明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无奈和无能为力的情形和心情都在与日俱增。
当然，若以文化的因素来度量，龙山时代相对于仰韶时期的变化远远不止这些，象铜器的发明、水井（张明华，1990）的普遍应用等在人类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然而我相信，上面这些考古学发现已足以体现仰韶与龙山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总体特征。总之，人类的生活，不管是具体的日常层面，还是精神的底层以及总体结构，似乎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
三、从仰韶到龙山∶资源紧张的假说
从仰韶到龙山的文化巨变既深刻又广泛，其原因当然也应是复杂和耐人寻味的。然而我想，普遍的生活资源的紧缺感也许是诸多现象相交织的一个核心。
目前尚无人对仰韶与龙山时代的人口做过精确的计量性统计研究，但是遗址分布规律方面的几点变化至少证明许多旧有地区已丧失作为人类居住场所的条件，必须放弃或者减少人口；而另外一些地方则由于环境变化或人类自身方面的社会与技术原因，可以被加以利用了。其情况可能有两种，其一是技术发达了，社会的需要有所变化，一些长期被开发、利用的地区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同时又发现或创造出另外一些更加适宜的生境；其二则可能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变化，引起社会、生产资源在时间、空间布局上的变化，迫使人类在文化行为上做出调整以重新适应。龙山时代较之仰韶时期在生产技术与社会组织方面的进步是明显的，然而，早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遗址分布方面的变化应当主要是由环境方面的变化引起的，其表现之一是，龙山时代遗址总的环境质量比仰韶时期要差，不但各遗址所在区域总的动植物等生物量较前有所下降，而且文化层堆积与废弃的速度似乎也较前增加（见后文的环境变化部分）。其表现之二是，前述龙山时代文化特质的许多变化，舍弃其中包涵的技术发展、社会组织进步等动因外，开源节能似乎是其共同的主题。陶器器形的变化特别是其中袋形三足器的推广，不但使用起来方便、稳当，同时扩大了炊器的受火面积，极大地节约了燃料；而吉德炜先生推测，陶器颜色的变化，也可能起源于节约燃料的动因（吉德炜，1993）。当时的燃料应当主要是木材和杂草，即植物有机体，燃料的紧张即体现了森林与植被相对于人类需求的紧张。这一点在房屋建设上似乎也有所体现∶龙山时代圆形地穴、半地穴式房子大为减少，而平地挖槽起建的方形房子和窑洞式房子则有所增加，有些房子甚至带有夯土房基，这一方面是建筑技术进步的体现，另一方面，建筑用料中木材的消耗也应当因此而大量减少，因为半地穴式房子不但需要环绕的木骨墙壁，而且其防潮技术也主要是靠烘烧地面、乃至烘烧整个的木骨泥墙实现的，其每一程序都是以多量的木柴的消耗为前提的。
柴草作为当时的主要能源，其紧张与短缺比起历史时期与当代的能源如煤、石油和天然气等的紧张与短缺对人类应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因为它们本身既是能源，又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食物直接的来源或食物生产必须依赖的外部环境，其紧张则标志着人类居住场所生态环境的普遍恶化，标志着获得食物及其它生活资源困难程度的增加（这并不意味着产量的必然减少，而是意味着获得同样多的产量，可能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技术和社会组织力量）。
造成这种资源紧张的原因可以有多个方面，比如人口的增加，由于技术和社会的进步导致人均消耗水平的提高以及自然环境的退化等。考古人口学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现在还没有人在这一方面做过令人信服的深究，所谓增加也只能是我们的主观印象。然而，确有资料表明当时的人均消耗已较前大为增加，比如，墓葬随葬品更加普遍并严重分化。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和陶器的制作与使用一样，也可视为人类面对能源紧张所做出的文化调适行为－－正是因为能源的紧张，人们才改变了关于能源的传统观念和能源利用的传统方式，才激发了人们的占有欲，使之加强了对生活用品的控制与占据。私有观念的产生应建立在这样两个基础之上∶其一是剩余产品的增加，其二是人类主观愿望对财产的普遍紧张与短缺，两者相辅相成。
下面，我们谈谈资源紧张的另外一重证据，即环境的变化。
四、从仰韶到龙山∶资源紧张的环境验证
全新世是人类诞生以来的最佳气候期之一，但也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即早、中、晚期（周昆叔等，1984），其中中全新世约当距今7500－2500年，又可以距今5000年左右为界划为早、晚两段。早全新世与中全新世早段为气候的上升期，中全新世晚段与晚全新世为气候的下降期。也就是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适宜程度达其高峰并开始走下坡路，其表现是，当即就有一次比较普遍的降温事件。与此同时，在孢粉资料中，中国出现了栎等阔叶喜温树种比例的下降事件（刘金陵1989；肖家仪，1990；王永吉等，1983），欧洲出现了榆下降事件（JaneGray，WatsonSmith，1962）。有些学者认为，阔叶林减少也可能体现了农耕生活方式与人口扩张对森林植被的影响。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栎与榆均是两地全新世高温期阔叶林的主要构成树种，其下降即暗示了森林植被——至少是人类居址周边的森林植被的大幅度减少及整个生态系统方面的某些变化，与考古学现象所揭示的能源使用方面的适应性变化不谋而合。
气温频频波动并不断下降的另一个结果是对地理地貌的塑造与改变。有资料表明，距今6000－5000年，由于气温高，大陆冰川的融化使海平面上升达其历史上的最高点，而从距今5000年起，海平面又慢慢开始下降，到距今2500年，达其在全新世中的又一个较低点（耿秀山，1981；赵希涛，1985）。据考证，在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古海岸线比起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有所后退，这直接影响着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场所的选择与分布（王青，1991）。另一方面，海平面的下降必引起河流特别是下游地区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河流下切作用普遍加强和河口三角洲堆积发育迅速，也引起下游地区湖泊、沼泽的相应消亡与一些旧有遗址周围可用水源的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化还可能引发黄河及其支流上下游黄土等冲刷物搬运量的增加，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现象。在全新世地理地貌发育史上，这一系列的变化不啻为一场革命，同时也应是龙山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新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研究，豫东地区从此时开始遗址广布就与此有关（张光直，1989）。
气温是构成气候的主要因素，气温的下降，必引起气候带的整个南移。现在，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亚热带与北温带的分界线，全新世高温期即仰韶时期亚热带的北缘具体在什么位置，学术界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论，然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关中地区、晋南、豫北及山东地区应包括在当时的北亚热带之内或至少就在其附近。孢粉资料显示，不仅当时阔叶林乃至常绿林的某些树种在这些地区多有分布（王永吉等，1983；孙建中、赵景波等，1991；许清海等，1988；曹兵武，1994），连一些对气候变化反应极其敏锐的亚热带类型的动物在这些地区的考古遗址中也屡有报道，比如仰韶时期中华竹鼠（Rhizomys£sinensis）、弥猴（Macaca£mulatta）等喜暖动物在关中的姜寨、北首岭、半坡等都有发现；在北纬40°的河北桑干河流域（阳原丁家堡水库）曾发现亚洲象（Elephas£malimus）的遗存；在山东的王因等遗址，发现有现今分布长江流域的扬子鳄等的遗骸。到龙山时代，动、植物不但在总的丰度上大为减少，这些亚热带类型的种类也消声匿迹（祁国琴，1991）。这种情况在商代可能略有改善，但也未能改变气温下降这一总的趋势。
气候的另一个因素－－降水的情况尚不太清楚，但有迹像表明到龙山时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史前遗址多傍水而居，遗址分布方面的变化即暗示了水资源可能发生了变化。龙山时代所有的新发明中，水井是很重要的一项。水井的发明一方面可使人类摆脱某些水文因素的局限性，但主要应是对水资源短缺或者是聚落分布突破原来位置的一种适应。学术界一般把龙山时代看作与仰韶时期一样，是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总起来说这没错，但是温暖湿润的程度已经有所下降，降水总量可能也应当有所下降，因为气温与降水的正相关是气候学上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另外，降水的时间分布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样的年降水量，在时间分布上均匀合理，则表现为风调雨顺，如果季节性过强，则易酿成水、旱之灾。许多史家考证，洪水传说应为事实，而且就发生在龙山时代（张天恩，1990；俞伟超，1992）。龙山时代黄河中游一些盆地地区与内蒙岱海地区遗址位置的普遍升高，季节性降水活动的加强所引起的经常性山洪爆发，或许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水井可以使人们在水的利用方面超越时空，它应当还有另一个十分不引人注意的作用－－排水防涝，现在，在降水季节性至强的华北地区，尤其是黄土高原的地坑院中，仍普遍有一种用来防洪泄水而非人工用水的水井，因其深入地下，井壁某些层位因矿物与结构性质特殊，可以加大水的渗透与吸收能力，将洪涝转化为地下水排走或储存。气候变干与降雨更为集中的另一个可能的证据是某些地区地层堆积速率的迅速增加，有些这个时代的地层中还往往发现淤泥现象。自然地层有这样的情况（杨怀仁等，1985），一些遗址的文化层也有这样的现象。当然，北方各河流此时冲刷作用的加强，与此也应当是有关的。
从总体来说，龙山时代人类生存环境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甚至是有所恶化了，这既有仰韶时期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对某些地区过度开发、打破了区域内生态平衡的因素，但主要应是自然环境达到最佳状态之后已开始向另一方面转化，其幅度未必很大，但在人地关系既有的饱和稳定模式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已足以严重消弱自然界恢复平衡的能力，并毁坏了某些地区旧有的生物资源。另一方面，河流的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北方各河流的一级阶地普遍在此时开始出现，直到秦汉时期逐渐稳定下来）、冲积平原与河口三角洲的发育、退化乃至干涸的沼泽等，又提供了新的比较适宜的居住场所。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仰韶时期业已奠定的庞大的人口基础和新的技术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取代是不难理解的，而这种重新分化与组合的中心，当是对生存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瓜分。反映在各考古学文化内部，则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及不同个体对资源及生活资料的占有与使用上的显著不同，以及社会分层与整体组织的强化。
五、从仰韶到龙山∶社会生态学的观察
上边，我们简略地讨论了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变化的大要及其环境背景，并提出了一个资源紧张的初步假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试对所有这些现象做一个社会生态学的观察，能从中窥见什么社会和文化意义呢？
首先，我们会看到在群体内部，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地位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作为大宗日常用品的陶器在种类和形态上的变化，是日常行为方式发生变化的最可靠的证据，而墓葬随葬品的差异，则是个体地位分化的最好表现。毫无疑问，这时候已开始形成比较发达的财产观念。其实，个体之间能力、地位等的差别在动物群中就已经存在，只有当这种个体之间的差别实现了对时空的超越并配套以意识形态观念，才具有社会的意义，因为文化乃人类独具的越肉体的适应方式。在考古学中，实现这种意义的第一个体现乃是这种差别被延续到个体死后的世界中去，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开始对遗体加以有意识的处理时就已经开始萌芽；新石器时代日益普遍、明显。第二步的体现是被延伸到此个体以外与这个个体有关的（特别是血缘关系）人，这导致了继承权的产生。从此，一些人天生就具有较为优越的地位，而另一些人则只能具有平凡或低下的地位，即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产生了阶层或阶级的划分并赋之以社会文化的意义。从仰韶向龙山转变之时，这第二步的差异似已出现，一些墓地中贵族与平民墓葬分开安排的情况，说明社会控制对这样的差异似乎已经以类而聚，社会的层序化过程不但起步并逐渐巩固。另外，在墓葬中，妇女和小孩地位的变化，对此也是很好的补证，说明这种人际关系与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是十分全面和深刻的，可能与房屋建筑等所体现的家庭结构、功能的变化与分化是同步进行的。
霍德曾经指出，在史前欧洲的陶器制作中也存在着与从仰韶向龙山的转变相类似的现象∶当公元前5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社会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时，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陶器显得特别精雕细饰；而到公元前3000年以后，大地上人口已近饱和，社会的控制和调节策略发生变化之后，生活用陶不断简化，相反，一些仪式性用品则被加强（霍德，1991）。这一现象与仰韶向龙山转变之际彩陶的衰落、一些特殊陶器类型如蛋壳陶、精致的酒器、超大型容器等的出现是符合若节的，可能体现了人类文化进化和心理深层结构的某种共同的规律。
在群体之间，分化同样十分剧烈。首先是遗址大小和功能有了较仰韶时期明显得多的分化，大中小遗址组成一似金字塔式的层序结构，中心聚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许多中小型遗址在宗教祭祀与社会分工等方面不得不依赖于大型遗址甚或成为其附属。在一些中心聚落比如陶寺等，手工业水平非常发达，一些豪华奢侈用品比如漆器，显然是出自专业工匠之手。在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制玉等手工业的专业化似乎更为明显。而红山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都发现了可能是区域性宗教中心的建筑遗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A；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愿望－－控制。首先是人对于自然资源的控制，然后是某些个体对另一些个体的控制，再然后是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的控制。后面这种情况，不但导致了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而且也为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的对抗铺平了道路。龙山时代普遍出现的城，应当就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由于早期这些城址的规模、内涵和空间分布方面的边缘性特征，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与公社制度的过于发达和顽固，推测这些城最初不太可能是用来保护群体内部的显贵的中心聚落，而更可能是用来保护修筑城址的整个人们共同体的边防城堡，是加强对群体生存资源特别是土地的控制权的产物（曹兵武1996）。只有到了夏王朝即将崛起的龙山晚期，才可能会形成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均凌驾于其他聚落之上的中心城址。城的产生，标志着国土观念在资源紧张状况下的萌发。稳定、面积广大而丰饶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源的紧张与不足。这是中国社会走向国家和文明社会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特点，而这种特点直到商代，在城址的分布和结构功能方面仍有某种体现（王迅，1991）。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似可以获得如下的印象：在仰韶文化中后期，特别是晋豫陕交汇的中原地区庙底沟类型之时，史前人类与自然之间达到了一种近乎饱和型的平衡，文化繁荣发达。稍后，史前文化即进入一个剧烈的重新分化与组合的时期，其原因既有前期人类对某些宜居地区的过度开垦与利用，也有自然环境自身的演替，造成人类生活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发生了普遍的紧张与短缺，而人类固有的控制欲望，则藉此使社会控制手段和社会组织迅速复杂和完善起来。同时，各文化区之间原有的空白边缘地带被迅速加以利用，而且为了寻找更多的可资利用的资源与发展空间，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搅拌式的移民浪潮，这是龙山时代各考古学文化共同性趋强的根本原因。苏秉琦先生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加、技术的发展，移民活动和考古学文化的扩张一直持续不断（苏秉琦，1991），然而，龙山时代的移民与早期有根本的不同。早期移民一般是扩张性或殖民性的，是为了解决各宜居地区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是从中心地区向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疏散多余的人口，而中心地区的位置一般难以动摇，呈现出连续性与稳定性的特点。这在资料丰富、文化发达的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时期表现更为明显。到龙山时代，随着边缘缓冲地带的迅速消失，移民运动一改往昔和平牧歌式的情调，变成一种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对日益紧张的生活资源的争夺甚至取代。这样，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为，仰韶时期，从早到晚往往以某个共同的祖先文化为中心，繁衍出许多具有血亲关系的平行的文化或类型来，即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兄弟文化（苏秉琦，1986），比如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秦王寨文化、后冈一期文化甚至红山文化，可能就有这种关系的因素。而同时期的其它地区，比如山东、长江中游、东南沿海，各考古学文化同样也存在一种连续的、扩张的过程；龙山时代，一方面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共同性有所加强，另一方面则类型众多，冲突乃至取代频繁，在许多地区存在间断，致使某些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来龙去脉难以弄清，比如辉煌的红山后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后裔，以及先夏文化、先商文化的源头等，目前都是大家谈论的热门话题。而龙山时代某些文化或类型由于其兴起于先前的空白地区比如豫东，又由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内涵方面的质的转变，关于其前身也存在着一些疑问。
六、余论
关于社会复杂化及进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主要的假说∶其一是结构动力说，强调人类社会乃至动物群中固有的不平等性，并认为基于这种不平等性，某些个人或群体借助政治或经济等手段来制造或巩固他（他们）的影响，社会组织和结构因此而日趋复杂（Feinman，1991）；其二是人口动力说，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最终必然导致生存资源的紧张，从而要求通过社会控制途径加以调节和干预，社会由此而不断进化（Carneiro，1970）。放在特定的背景中，两种看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我们不必做非此即彼的抉择。在从仰韶时期向龙山时代的转变中，我们似乎看到促进社会进化的另一种更根本的力量，这就是人类在人口增长惯性下占据和控制世界的欲望－－为了实现自身群体的增长，既包括对自然的控制，也包括对他人的控制。控制的手段是在具体条件之下社会选择和社会进化的结果，而控制的欲望则是文化调整的驱动力。更多的人口和适应策略的调整都只能被看作是控制的手段之一，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群体都希望从自己现有的位置出发，拥有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的可能性。从仰韶到龙山的资源紧张也只能是触发和加快了由人类的控制欲望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条件所界定的具有方向性的社会复杂化过程而已。
控制不是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绝对对立。在社会控制当中，控制者和被控制者都被纳入另一重更高的目标和关系当中，即维护群体的更多占有和稳定性，也即物种整体的进化。因此，控制关系也包括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不但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控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社会控制机制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具体的、就事论事的发生学研究。上述内容同样是人与文化的丰富内容之一，是拥有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时空的考古研究所不应忽略的。仰韶到龙山，中国史前考古学上最大的两个文化体系的演变消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宏观的观察对象。
由此，我们必须涉及一下目前炙手可热文明起源问题，谈谈对文明社会的本质的有关认识。青铜器也罢，文字也罢、城址也罢，目前我们所热衷追踪的所有所谓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都只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它们作为控制手段的性质和类型决定了它们发挥作用的大体方式，但是它们进行社会控制的具体运作情况则可能因时因地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不同。既然文明社会是人类最大限度地远离自然状况而生活于一种人工的环境和氛围中的这么一种社会形态，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就不应是对青铜器、文字、和城址这样一些文明因素的机械追踪，而应是对社会关系－－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性质的探讨，对一种具有整体性的生产与生存方式的探讨和追寻。一个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不仅体现在它的各组成因素即文化特质的具体面貌上，也体现在各因素组成整体时的结构方式上，两者共同成就了整个文化的具体面貌和运动轨迹。
历史与考古学界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深切关注，表明了学者们参与社会文化重大理论问题讨论的热望和责任感，但是在研究的具体操作上，仍有两个问题需要赋予高度注意∶其一是遗址内考古遗物的时空模式所体现的行为、社会与观念意义；其二是遗址间遗物时空分布和差异所具有的聚落分层、分工意义。而它们正是一时代整体性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而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许多关于史前社会与文化分异的粗略认识都是通过出土器物相对集中的墓葬资料获得的，这本身就表现了中国考古学在理论、方法和材料驾驭方面的局限性。遗物不仅仅只能指示时间与空间的差异，类型研究也不仅仅只能局限于典型遗存谱系意义，考古的材料也不是只有通过墓葬才能组织成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认识单位。我们必须探讨更多的将考古材料组织成人类日常行为图景和文化意义网络的理论模式，探讨将无言的考古材料转化为动态的文化过程的中间性桥梁理论（曹兵武，1993）。
一句话，在文明起源问题上，中国考古学必须首先做好理论、方法与思考角度的充分准备，才能真正发现材料背后的意义，走向更高的深度，才有可能做出与自己所拥有的丰富材料与历史连续性相匹配的重大贡献。
（作者：曹兵武，原载《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周昆叔、宋豫秦主编，科学出版社，2000年。本文原为结合作者的环境考古方向研究生论文部分内容、并为纪念仰韶文化发现70周年和河南省渑池县班村遗址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的准备工作而写。当时班村项目的主持者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说，筹划班村多学科合作发掘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和命名70周年，提升对仰韶文化的新认识。为此，中国历史博物馆选派曹兵武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随周昆叔先生学习环境考古学。此文1991年7-8月暑期初稿，后因学位论文（曹兵武. 河南省辉县北云门乡韩小庄全新世古湖沼孢粉分析及其意义[D].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1992）要求仅集中于孢粉和自然环境的分析研究部分，这部分遂于1994年9月独立成文提交于中国第二届环境考古学大会，2000年在收入周昆叔和宋豫秦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议文集《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时，因篇幅所限做了压缩。现时隔30年再次编发，以纪念仰韶文化发现和命名以及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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