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学科发展,首先需明确何为学科?《辞海》的解释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史学、教育学等。这样的解释含糊不清且不够贴切,难以悟其要领。
利用网络检索并经思考、整理,初步认识到,学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个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应该说,学科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划分者的主观意识。按照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拟将学科分为三个层次,即: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
百度对学科门类的解释为: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这一解释似乎还容易理解,即可以将其理解为具有内在关联性质的学科群。然而,百度对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解释为,一级学科为学科大类,而二级学科为学科小类。这种解释如同没有解释,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意识到,所谓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特别是以交叉为特征的新兴二级学科,其实并无客观标准。事实不正是这样吗?!如果没有王渝生等先生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王竹溪、钱临照等老一辈科学泰斗的情有独钟,科学技术史恐怕至今也难以成为一级学科。同样,考古学能够顺利提升为一级学科,全然归因于我国考古事业卓有成效的迅猛发展。
既然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皆无客观标准,我们是否可以将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呢?当然不可!不仅不可,还应特别重视!别的不说,仅认识到以下两点便足矣,这两点即是:学科是研究生学位授予的依据,而重点学科的水平和数量则是考量高校地位的重要标准之一。
实际上,我们重视科技考古学科的发展由来已久。早在 1999 年,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成立不久,考古学还是二级学科时,我们便决定授予研究生科学技术史学位(曾一度同时获得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硕士授予权),并将科技考古学“包装”为学科。记得那时仿照考古学将科技考古学定义为:科技考古学,即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遗存,取得丰富的潜信息,再结合考古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方法,探索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不难发现,其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和考古学完全一致,但研究方法、理论和手段则与传统考古学大相径庭。
关于科技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最初认为基本属自然科学范畴,后来在早期博士研究生朱君孝的启发下,方深刻认识到,原来科技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既与自然科学有关,也与社会科学有关,或者也可以说,既不全同于自然科学,更不全同于社会科学。为便于理解,特举猪的驯化为例。探索驯化猪的起源时间是科技考古的前沿课题之一。野猪刚被捕获开始驯化时,其是彻头彻尾的野猪,如何能够知晓其开始驯化与否?社会科学方法显然无计可施,而自然科学方法也居然一筹莫展。然而,倘若充分利用考古遗址的具体信息,例如,分析确定同一遗址猪骨之间存在祖孙三代关系,其第三代则毫无疑问是驯化的结果。现在可以阐述得抽象一些,即如果将探索考古学问题比喻为解一个方程,那么,自然科学的方法可用于解析方程,倘若巧妙利用遗址相关信息这一边界条件,我们便有可能获得方程的唯一解。
正当我们煞费苦心将科技考古学“包装”成学科且自觉颇有成效时,随着考古学成功升为一级学科,科技考古学也自然侥幸列为二级学科,这样,如何思考科技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便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基于多年从事科技考古学科研与教学的经验,我们认为,作为科技考古学学科的发展,首先应是科技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设,然而迄今为止,何为科技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人们似乎还不甚明了。或许有人会辩解,怎么没有啊?如今《科技考古学概论》《科技考古学》《中国科技考古导论》以及笔者编著的《科技考古进展》都已正式出版,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不过,平心而论,上述这几本著作,与其说介绍的是科技考古或科技考古学,不如说介绍的是科技考古的方法或科技考古学的方法。笔者以为,真正的科技考古学学科体系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考古学二级学科的体系,它应该是全面融入了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考古学学科体系,它将使原有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发生“质”的提升;另一类是作为科学技术史二级学科的体系,它应该是全面融入了科学技术史与科技考古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应该说,以往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早已富含科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今后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谈不上“质”的变化,但至少有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这就是说,科技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其实有两个,作为考古学的二级学科而言,其学科体系即为未来发生“质变”的考古学学科体系,而作为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而言,其学科体系则应为未来发生全面、深刻变化的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由此可见,科技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应该兼顾考古学与科学技术史两个一级学科体系的建设。这一点,决定了科技考古学学科发展的“与众不同”。
其实,平时开展科技考古教学或科研时,人们一般将注意力聚焦于具体的教学或科研内容上,而不可能将学科体系建设时刻铭记心间。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当开展具体的科技考古科研项目时,我们总是特别关注以下两点,即方法的创新和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克,一段时间后,随着新进展的不断积累,人们不难发现,科技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又有了显著的发展。
所谓科技考古方法的创新,原则上可分为三类,一类为“原始创新”,例如最近我们采用亚微结构分析,有效地探讨了玉器产地这一世界难题;又如,采用巧妙的鉴别方法,全然排除了地下水所含盐份的影响,证实中坝遗址出土的花边陶壶为制盐或盛盐工具;再有,借助矿料来源数据,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等。一类为“方法的移植”,即将自然科学学科前沿的最新方法,合理移植于科技考古领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最值得介绍的是大科学装置的相关分析方法。例如,根据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面扫描判断冶炼工艺;又如,采用Micro-CT揭示古代玉器的钻孔工艺;还有,根据吸收边和近边结构探讨瓷器的呈色机理;再有,借助散裂中子源无损探测文物内层材料的结构和成分(近期可望开展)。还有一类为引进“国外的先进方法”,例如,植硅体、淀粉粒、孢粉等分析方法;又如,借助热膨胀仪测定陶瓷的原始烧成温度;采用岩相方法探索陶器的产地等。这方面的例子更多,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引进国外先进方法同时,经常对原有方法进行改进和提升,甚至另辟蹊径,脱胎换骨地改造原有方法。
今天回忆起来,特别关注分析方法的创新,使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的科技考古研究收到了奇效。毫无疑问,这一成功经验仍应保持发扬,期望获得更多、更重要的成果。
我们另一关注点是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克,这里的重大科学问题常常同时涉及考古学和科学技术史两大一级学科,例如,我国瓷器的起源和我国冶金工艺的起源等。需要指出的是,有些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克必须借助原始创新的方法,譬如上述我国冶金工艺的起源。而有些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克则主要缘自概念的梳理。不难认识到,正是陶器、瓷器定义的重新讨论,才导致我国瓷器起源大幅提前的新结论。多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既要尊重前辈专家,但绝不能迷信前辈专家,更不要惧怕“不良”前辈专家的威胁大棒。一般说来,凡遇到这种情况,十之八九表明你的研究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周卫荣教授等否定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失蜡法铸造工艺的存在。
人常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事实确实如此,每一个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克,至少都将颠覆原初某一段历史或某一项工艺形成机制的认识。显然,坚持方法的创新和重大科学问题的攻克,现有的考古学和科学技术史学科体系将不断得以修正、完善和提高。建议我们审时度势,适时编著相应教材,特别是考古学学科的新教材。如实说,教材建设正是笔者所在系的软肋,必须给予特别关注。
除科研外,教学也是科技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考古学的教学主要体现在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重在成功率和成才率。成功率即研究生培养的合格率。应该说,笔者系里培养研究生的合格率几乎是100%;而成才率即研究生毕业数年后,在其工作单位,成为骨干或学科带头人的比例,检验我们早期毕业的研究生,其成才率之高已成为同行之共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简而言之,有以下几点心得。
一是文科、理科背景不同的学生,安排他们从事不同的研究课题,文科学生一般从事描述性为主的课题,理科学生则主要从事与反应机理、工艺原理相关的课题。二是要求硕士生学会怎样开展科学研究,明确指出,首先要有思路,而更重要的是设计判别实验,以实证原初思路的正确与否。至于博士生,原则上要求其研究为一完整的体系。三是因材施教,几乎每位研究生的研究课题都是根据学生的具体素质和兴趣,经师生双方认真讨论后确定。相关事例太多了,这里不再一一枚举。
以上就科技考古学科发展规律而阐述的一孔之见。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谈一谈科技考古学科发展的具体措施,这是因为我国教育部不断颁布高校和学科发展的新政策和新精神。例如以前的211、985和最近的双一流。无论如何,凡入选这些名目的高校无不获得极大资助和支持,犹如打了强心针一般。从这一点讲,其积极的一面毋庸赘述。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所有这些政策,明显助长了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全然不利于不同高校之间,甚至同一高校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当然,具体操作起来,又不得不将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需要认真分析我们的优势和不足之处,统筹兼顾,合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