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新疆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上较为重要的一年。《新疆考古工作规划（2018—2020）》的颁布与实施，重要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为新时代新疆考古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全年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方考古研究所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5家疆内外考古单位，在全疆开展考古发掘工作17项，其中主动性项目11项，涉及配合基本建设项目6项。考古研究收获主要集中在对以往发掘材料的整理与研究上。
一 考古调查、发掘新收获
（一）史前时期考古
2018年新疆史前考古的发现主要集中在东、西天山和阿勒泰山一带，以重要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为典型，时代自旧石器跨及春秋战国，填补了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推进了史前时期北疆地区与游牧文明有关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荣获“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通天洞遗址，是近年来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的东北，由三处呈“品”字形分布的花岗岩洞穴组成。2016年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其中的两处洞穴进行了发掘，取得重要收获。2018年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洞穴外的旷野区域，共发掘面积129平方米，清理出墓葬2座、灰坑6个、柱洞3个。出土大量压印类纹饰陶片，有鋬耳器等新器型；在对21个堆积单位进行浮选中，发现有大麦、小麦和粟颗粒；发现的石器部分有试打痕迹，推测石材可能源自周边。[1]
结合通天洞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对周边区域进行专题调查，在吉木乃县城东部新发现了北沙窝、臭水井、白石滩南遗址，推进了通天洞遗址石器材料来源的认识。在对哈巴河县齐德哈仁遗址、额德克遗址调查中，除发现细石器外，还见有勒瓦娄哇技术特征的石器，更新了原定其为细石器遗址的认识。对2017年发现的富蕴县乔夏可拜遗址进行详细调查过程中，发现除岩画以外，该遗址还存有旧石器、细石器，地层测年数据距今约一万年。
为配合塔什库尔干机场建设发现的库孜滚遗址，位于塔什库尔干乡库孜滚村，库孜滚沟口洪积扇上，分布面积约50平方千米。遗址散布有大量的石器，除采集的大量各类石器外，在局部区域的发掘中共获得石器标本661件，工具所占的比例极低，修理多局限于刃缘，以不规整的锯齿刃器、刮削器等为主。基本未见到修理工具产生的小石片，说明遗址并非石器使用和消费的场所，而是一处加工场。从石叶工业成熟、缺少陶片等文化因素看，该遗址可能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但亦有可能已经进入全新世。
吉仁台沟口遗址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科蒙乡恰勒格尔村喀什河北岸，是伊犁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青铜时代聚落遗址。自2015年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起，就以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燃煤遗迹而闻名。2018年，发掘转为主动性项目，并获“2018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遗址主要由居址区、石构高台和墓葬区组成。居址区地处喀什河沟口北岸的三级台地上。2015、2016、2018年累计发掘45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37座，窑址、灶（火塘）、灰坑、冶炼遗迹等300余处，出土遗物千余件（套）。窑址6座，位于台地东南部。在台地清理墓葬80座，9座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形制有半地面石棺墓与竖穴土坑（石棺）墓两种，均侧身屈肢，随葬少量素面平底陶罐、带柄铜镜、铜耳环等。高台遗存位于房址区南约1千米处，是目前所见新疆史前时期面积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构建筑遗存，与周边房址区、墓葬区共同构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大型聚落遗址，初步推测为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2]
呼斯塔遗址是博尔塔拉河流域众多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中的一处，位于温泉县东北的阿拉套山山脚下，年代区间在公元前1682～前1431年，由居址、墓葬、岩画等遗迹组成。核心区位于阿拉套山山前冲积扇上，南北两侧拱卫核心居址的小呼斯塔山与黑山头均分布有石构居址，墓葬分布在小呼斯塔山西侧的哈如鲁山顶。自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遗址核心区内的一处大型居址组合与黑山头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了解到该大型居址组合由长方形主体建筑、前室、西侧室、院落等组成，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是目前已知的西天山北麓青铜时代面积最大的建筑组合。2018年主要发掘大型建筑的第二间西侧室、北院墙以及大型建筑主体建筑与北院墙之间的院落。第二间西侧室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方形，面积达370余平方米，其南墙中部开有门道，还对哈如鲁山顶部的墓地进行了发掘。[3]
黑山岭遗址位于哈密市伊州区与巴州若羌县交界地带无人区内，是丝路古道上一处较大的早期采矿工业遗址群。整个遗址东西长约5千米，南北宽约2.1千米，发现矿坑20余处，遗址按其功能可分为古代采石区、采矿工具加工区、采矿区、选矿区、生活区等。2018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群东段的2号矿点区域（遗址矿点自东向西编号）进行了发掘，清理出碎石质踩踏面和黄土质踩踏面2条，堆积深达2.2米的灰堆1处，出土石器、木器、纺织品、皮毛制品、植物纤维编织物、骨器、青铜器、陶器和绿松石、玉髓，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通过对发掘出土陶器类型学的研究，结合碳十四测年，初步推测该遗址是一处年代约在公元前一千纪的绿松石采矿遗址，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类型与东部的骟马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绿松石采矿遗址群，也是新疆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遗址。
2018年史前时期墓葬的发掘主要为配合公路、水利等工程建设项目考古工作中的发现，集中在天山中路、伊犁河流域与塔什库尔干县。昌吉州阜康市白杨河中下游西岸，共清理墓葬478座、殉葬坑22个。其中石棺墓290座，竖穴土坑墓113座，年代自青铜时代晚期延续至唐代。伊犁州察布查尔县阿布散特尔墓群共发掘墓葬88座，石构遗迹20处，出土遗物70余件，其中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偏室墓葬式葬俗以及随葬品组合相对固定、单一，与以往察布查尔县发掘同类型墓葬一致，年代为东周时期，墓葬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索墩布拉克文化的分布范围。尼勒克县克其克苏布台墓地清理竖穴土坑墓与竖穴偏室墓4座，出土遗物主要有素面折沿铜镜、铁刀、铁簪、银耳环、玛瑙珠饰、贝类珠饰等。墓葬主体年代在战国前后。新源县加嘎村2座大型土堆墓，盗扰严重，发现有木质葬具与少量残存的随葬品，从墓葬形制、随葬遗物来看，与2012年该墓地发掘墓葬一致，绝对年代在公元前4~前3世纪。塔什库尔干县境内墓葬的发掘，主要为配合机场建设，涉及达吾提斯曼、铁林阿尕勒和沙依地尕三个墓地，共发掘墓葬40座。墓葬在地表多有黑白两色石块排列成的条状石带，墓室多为竖穴土坑，部分有短墓道。出土文物较少，有眉石、骨笛、少量铜饰件和陶器。这些墓葬从位置环境、墓葬形制、出土文物来看，与香宝宝墓葬、曲曼黑白条石带墓葬基本相似，文化特征和年代也基本一致，为春秋战国时期墓葬。
（二）历史时期考古
2018年新疆历史时期考古的发现主要集中在天山南北麓，以城市考古居多。墓葬的发现仍然是在配合基础建设项目中的偶然发现。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境内，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疑似西域都护府府治遗址之一。201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该城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区集中于南部缺口与城址东北部城墙解剖处。发掘面积91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遗迹单位36处，出土石、铜、铁、陶等各类小件遗物83件以及大量的陶片与动物骨骼。通过解剖，明确了城墙建造方式为堆土成墙，墙基残宽15~20米，残高4~7米。墙外有壕沟，宽约12.5、深约1.5米，沟内堆积复杂，有多次开挖的现象。原被认为可能为城门的南部缺口系晚期沟破坏所致，城门所在还需进一步确认。结合城内外堆积情况、出土遗物以及南部城墙上发现的2座墓葬，参考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推断该区域在公元前750~前400年时已有人类活动，遗留下深厚的堆积，城址建造于公元前350~前150年左右，废弃于公元前200~前50年左右。
卓尔库特古城位于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东北约9千米，同是疑似西域都护府府治的重要遗址之一。201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该城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区位于内城东高台，总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出房址3座（包括柱洞多处）、灰坑11座、井穴1座、高台城门址1处。出土相当数量陶片、兽骨（包括驼骨、马骨、牛骨、羊骨等）、铁器、石器、骨器。3处房址中，F2为现代房址。F1、F3为两处较大古代房址。井穴J1出土大型广口陶缸残片，细泥红陶，形制与库车地区魏晋时代出土酒瓮相似。高台东侧筑有大围墙，土坯垒砌，底宽8米，门道宽约6米。南侧上部经过两次改建。后期在围墙与高台中部长墙间加砌一堵土坯隔墙。通过发掘，明确了卓尔库特古城东部高台的基本形制，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初步判断东部高台建筑中上部主体年代不晚于汉，下层建筑时代更早。出土汉代器物具有长安地区典型特征，魏晋时期器物明显受到龟兹影响，从高台建筑体量、规模推测，卓尔库特古城应为汉至魏晋时代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处高等级城址。
石城子古城位于奇台县半截沟乡麻沟村东、麻沟河西北山前丘陵地带，2018年已是主动性考古工作开展的第5个年头，通过以往的工作，已明确了城址的城墙结构、文化层堆积和一些重点遗迹的分布，搞清了城址的具体年代。2018年主要对城门与墓葬区进行了发掘，城门区域面积600平方米，清理出门道1条、房址3间、柱洞（柱槽）25个、排插柱13个、踏步4条、沟槽1道、地面2处。出土遗物与往年类似，仍以建筑材料居多，另有部分陶器和1枚铁镞、1枚五铢钱。城门位于城址西南，单门洞结构，门道残长13、宽4米，两侧墙体采用土坯包砌，壁面涂抹有草拌泥与白灰。紧靠壁面分布有对称的排插柱洞。门道内清理出两个不同时期的踩踏面与大量坍塌的瓦片和火烧土坯。南北门墩均有增筑痕迹，依附门墩有房屋建筑遗址与踏步，门外发现有回廊与散水遗迹。墓葬区位于城外的西南部，清理出墓葬10座、殉马坑1座、陶窑1处和半地穴式房屋1座。墓葬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共6座，竖穴偏室墓3座，1座为竖穴二层台墓，墓主均为仰身直肢一次葬，部分墓葬有木棺，随葬器物有陶、铜、铁器、五铢钱币以及羊头和羊距骨等。陶窑由前室、火门、火膛、窑室和排烟设施五部分组成。窖室内发现有青砖、板瓦和瓦当残片等，与城内出土建筑材料一致。半地穴式房屋内发现灶、灶台、灰坑等遗迹，填土中出土有“康熙通宝”2枚以及零星铁器和动物骨骼，初步判定为清代房址。
北庭故城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城北偏东12公里处，核心区域占地1.5平方公里，包括北庭故城及北庭西大寺。故城分内外两重，是唐至元时期丝绸之路北道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天山北麓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处古代城址，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城址外城墙南门遗址进行了发掘，证实了外城墙主体始建于唐，沿用至元。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庭故城作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内城西、北门和外城南、北门，发掘面积5450平方米。清理出内城西门、北门门洞和排插柱以及北门南侧平铺莲花纹方砖地面，外城北门门洞、排插柱、木地木伏和晚期酒坊等遗迹，基本确定内、外城护城壕的位置和规模。出土钱币、莲花纹地砖、兽骨、瓦当残片、筒瓦残片、陶器残片等遗物。考古发掘使唐代至蒙元时期北庭故城布局、沿革渐次显露，实证了唐以后中原王朝对新疆的有效管治和丝绸之路的繁荣畅通，对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朝墩古城位于奇台县城内，东邻水磨河，西、南、北三面紧邻居民区。城墙南北长约465、东西宽约341米，方向北偏西10°。光绪年间修奇台县城破坏了古城西南区域，故遗址成不规则的平面形状。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对其进行首次考古工作，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灰坑190个、灰沟11条、房址5处、灶6个、水井4口、墓葬2座，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骨角器、石器、玉器、玻璃等，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在城内东北部清理出一处唐晚期以后的浴场遗址。遗址平面近方形，边长约17米，内部形制规整，中心为八边形，发现有较清晰的火道、烟道、支撑柱、灶址和活动面等结构。初步认定古城始建于唐代，沿用至蒙元时期，结合史料记载，推测其很可能为唐代庭州所辖蒲类县治所。[4]
石头城遗址位于塔什库尔干县城北侧，自2015年起，已连续发掘四年。2018年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主要对城址东门、内城北墙与东子城高台区的建筑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揭露出外城东门通道底部摆放相对整齐的光滑石块，为判断该通道作为城址某一时期的城门提供了更多证据；明晰了内城和西子城交界处北城墙的形制结构，外侧新发现一段后期补筑的墙体。在东子城顶部清理出房址、北门、走廊等遗迹，发现三处圆形角楼，中部有烧火痕迹，并有通道与房址相连，规模和墙体修建水平显示其为一处高规格建筑设施，可能为军事堡垒；外城东北角烧纸遗址推测可能为清代送客亭。石头城几年来的考古发掘进一步厘清了城址的平面形状与空间布局，明确了石头城由内、外城及内城中北、东、西三个鼎足而立的子城构成，北子城当为汉唐时期的朅盘陀王国宫城所在，整个城址沿用时间较长，结构复杂，突破了以往石头城仅由外城与内城构成的认知。同时，对石头城周边以及塔什库尔干县域内大范围的文物调查，新发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两百余处，深化了对石头城和古代葱岭地区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
调查工作主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喀什汗诺依古城的考古调查。古城坐落在恰克玛克河古河道南岸的台地上，遗址内有集中分布的陶片区，根据陶片分布范围及富集程度，推测陶片分布区外围可能有封合的城墙。在遗址西部调查发现有约1万平方米的小型城邑，三面城墙均残，宽度大约4~5米，北墙和东墙残存一座马面，城邑以东发现陶片相对集中的区域和陶窑。由采集的釉陶、多彩玻璃、水银瓶等器物推断，该城址废弃年代不早于10世纪。结合调查与文献记载，初步推测汗诺依古城可能为史籍所载唐“疏勒城”。
墓葬的发现同样是在配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的偶然发现，且多与史前时期墓葬处于同一墓地，如察布查尔县阿布散特尔墓群、阜康白杨河中下游墓地等，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与竖穴偏室墓为主，出土陶器较少，年代自汉延续至唐。
二 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2018年新疆考古的研究多反映在对以往考古资料的整理以及部分出土文物的多学科研究方面。资料整理方面，吉木乃通天洞遗址[5]、奇台石城子遗址[6]、石河子市十户窑Ⅰ号墓群[7]、富蕴海子口墓地[8]、和布克赛尔县松树沟墓地[9]等一批以往的考古发掘材料得到整理与刊布。备受学界关注的吐鲁番哈拉和卓墓地考古报告出版发行，刊布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哈拉和卓墓地4次发掘清理的69座墓葬材料，是新疆晋唐时期墓葬的首部发掘报告，是研究吐鲁番地区晋唐时期丧葬文化以及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重要材料。[10]考古研究方面主要涉及分期研究、同类型遗址综合研究、文化交流研究以及出土文物的专题研究等方面。韩建业对新疆出土的600余件铁器作了详细的年代考证与阶段划分，结合共出的陶器等因素，对新疆的早期铁器时代分期作了再次修订，认为新疆铁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北疆地区的游牧化和南疆地区彩陶文化中游牧色彩的显著增加为标志。约公元前500年，进入新疆早期铁器时代后期阶段。[11]作为丝绸之路古道上的重要枢纽，新疆是我国较早人工冶铁物发现的重要地区，其冶铁技术在中西互动的技术交流中发挥着持续的作用。[12]龙静璠对天山南麓史前族群石构墓葬的文化属性作了分析，通过对吐鲁番、焉耆、拜城盆地史前石构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随葬遗物及分期的研究，认为吐鲁番盆地史前石构墓葬属于苏贝希文化，焉耆盆地的石构墓葬属于察吾呼文化，拜城盆地的石构墓葬则属于喀拉墩下层文化，在此基础上对石构和非石构墓葬、各盆地石构墓葬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13]丛德新[14]、贾伟明[15]等通过对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遗址的调查研究，对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聚落形态、生业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邵会秋通过动物纹饰的对比分析，指出新疆地区基本没有自身传统的动物纹饰，动物纹装饰风格多来自中国北方以及阿勒泰、七河流域等地区。[16]李文瑛考察了20世纪中叶以来，新疆天山盆地绿洲、环塔里木盆地周缘等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公元前21～前3世纪）出土各类染织服饰的款式、缝制工艺、裁剪技术、装饰方法、面料组织和织造技术、纤维染色、纹样风格，探讨新疆传统的毛纺织技术的起源、毛织服饰的产生、发展、变化等。[17]巫新华对吉尔赞喀勒墓葬中存在的琐罗亚德斯教文化元素作了分析。[18]贺婧婧[19]、贺志凌[20]、阿热阿依·托列根[21]等对新疆地区出土的一些文物进行了专题研究。
三 变化与思考
纵观2018年新疆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两个重要的变化。
一是主动性考古工作比重大幅增长，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考古工作相对减少。这一方面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疆考古事业的转型发展。新疆考古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的掠夺发端，已走过一个世纪。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考古资料迅速积累，研究不断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新疆考古工作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地区发展不均衡、各时代内容空白多、遗址和城址考古薄弱等问题，主动出击，大力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通天洞遗址的发现、发掘，首次明确了新疆有地层关系的旧石器遗存，将新疆史前文明上溯至距今约4.5万年，出土的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特征的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风格石器，填补了国内发现的空白，浮选出的炭化小麦，为研究小麦传播途径提供了新的证据。遗址堆积深厚，文化序列清晰，纵跨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对构建新疆北部史前考古学文化和年代序列具有重要意义。新疆东、西天山区域是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工作较为成熟的地区，但也存在着缺环与不足。东天山区域，近些年大量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使该区域文化和年代序列逐渐清晰，黑山岭遗址的发掘已涉及矿业考古等专题领域。西天山区域以往的发现多以墓葬为主，而少见遗址，伊犁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弥补了西天山地区墓葬材料多、遗址材料少的缺陷。发现的两座勺形窑，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600~前2400年，为探索伊犁河流域文明源头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遗址主体年代在公元前1600~前1000年，三期遗存房屋由大变小、从规整到简陋，也恰好反映了西天山地区人群生业方式由畜牧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对欧亚草原相关研究意义重大；冶金遗存和铸铜活动的印证，铁块和铁炼渣的发现，对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史前冶金考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遗址中2000粒炭化黍颗粒的集中出土，与少量大麦、小麦颗粒的发现为揭示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提供了新实证。呼斯塔遗址2018年的工作收获颇丰，尤其是墓地的发掘，进一步完善了呼斯塔聚落考古研究资料，为深入认识西天山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早期社会提供了完备的资料。而白杨河中下游墓地的发掘则极大丰富了天山中路的墓葬考古资料，对构建该区域考古文化序列、深入研究天山北麓文化交流演进具有重要价值。
二是历史时期考古发现比例逐步增长。与以往史前时期考古发现居多的现象不同，2018年历史时期考古发现居多，且以城址考古为主。在以往新疆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中，除尼雅墓地、营盘墓地、库车魏晋十六国墓地等有明确断代墓葬材料外，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极度匮乏，尤其是城市考古的材料。我们对新疆历史时期文化面貌的了解多来自于文献记载，在考古学的研究上尚未建立明确的年代分期和文化序列，考古材料的甄别尚待提高。2018年历史时期考古的发现中，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与卓尔库特古城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塔里木盆地北缘早期铁器时代至汉—魏晋时期文化面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寻找西域都护府府治所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石城子古城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新疆地区汉代城址的断代依据；北庭故城的发掘，既有效梳理汉—唐天山北麓城址发展衍变的规律，也是揭示唐代新疆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方式，同时还是新疆地区大遗址保护开发利用的尝试典范；唐朝墩、石头城的发掘以及汗诺依古城的调查都为新疆历史时期文化面貌的揭示和年代序列的建立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也进一步证实新疆的历史发展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逐步形成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格局。
考古研究方面，关于新疆考古理论以及文化谱系、年代序列等探讨仍然较少，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相对于考古发现显得极为匮乏，学术热点仍在史前时期和文化交流领域。
2018年新疆考古事业已逐步转型，并取得重要收获，虽然仍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年代和文化序列空白多、成果转换较慢等问题，但以课题研究为导向的主动性考古工作不断增加，新时代的新疆考古工作正展现着新视野、形成着新格局，在推动考古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同时，也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着力量。
（本文根据2018年新疆考古成果汇报会整理而成，在此向在新疆从事考古的各位同仁、向汇报会的各汇报人表示衷心感谢！）
[1] 于建军：《2016~2017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新发现》，《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2~133页。
[2]王永强，袁晓，阮秋荣：《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2015~2018年考古收获及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3~138页。
[3]贾笑冰：《新疆温泉县呼斯塔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9~141页。
[4]任冠，戎天佑：《新疆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2~145页。
[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第3～14页。
[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2016年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5期，第4～25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17年度奇台县石城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4～20页。
[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石河子市十户窑Ⅰ号墓群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21～34页。
[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富蕴县海子口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18年第3～4期，第19～35页。
[9]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布克赛尔县松树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55～81页。
[1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墓地哈拉和卓卷》，文物出版社，2018年。
[11]韩建业：《新疆地区的早期铁器和早期铁器时代》，《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第130~137页。
[12]陈坤龙，梅建军，潜伟：《丝绸之路与早期铜铁技术的交流》，《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7~137页。
[13]龙静璠：《新疆天山南麓史前族群石构墓葬的文化属性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7~117页。
[14]丛德新等：《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山顶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8~145页。
[15]贾伟明：《史前游牧生业的考古学观察——新疆西天山史前聚落分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63~75页。
[16]邵会秋：《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动物纹装饰为视角》，《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第43~56页。
[17]李文瑛：《春秋战国时期新疆地区纺织服饰考古研究》，《新疆文物》2018年第3、4期合刊，第36~56页。
[18]巫新华：《新疆吉尔赞喀勒墓群蕴含的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元素探析》，《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第95~107页。
[19]贺婧婧，王博：《新疆古代编带和编绳初探》，《北方文物》2018年第4期，第30~39页。
[20]贺志凌，王永强：《哈密五堡艾斯克霞尔南箜篌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国音乐》2018年第4期，第117~122页。
[21]阿热阿依·托列根：《从考古材料分析新疆地区的骨镞》，《草原文物》2018年第1期，第77~84页。
(作者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