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考古，到武汉郭元咀商周遗址入选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从《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到《考古公开课》；从故宫文创上新、《唐宫夜宴》带火河南博物院，到湖北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评选……近年来，全国文博考古界不断出现热点，被公众广泛关注。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在“考古热”的背后，考古工作者通过研讨、著述，冷静思考，回望来路，叩问初心，展望未来。

　　3月20日，“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暨《江汉考古》创刊40年学术研讨会”在汉举办，考古界大咖云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了多位业界、学界权威专家，倾听他们讲述中国考古百年如何走来，将走往何处。

　　湖北走出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中国考古学被认为从仰韶遗址的发掘启程。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是得到中国政府许可、以探索中国史前文化为目标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虽然主持发掘者安特生是瑞典学者，但他的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也是当时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成员。因仰韶遗址发掘而命名的仰韶文化，是第一个依靠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确立的中国史前文化，由此开启了以科学方法探索和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李新伟称，仰韶的发掘，还引发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主持的一系列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掘。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说，更激发出中国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考古资料构建中国文明的史前基础的热情。1926年，李济与美国佛利尔美术馆合作，在晋南开展调查，随后对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中国学者目标明确地对中国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应以此为肇始。1928年，新成立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组织的第一次田野发掘。1945年，考古学泰斗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填土中发现“仰韶式的彩陶”，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从此烟消云散。

　　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开幕式上指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是一个过程，过程中有多个事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中，“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也奠定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地位。”由商务印书馆全新出版的《李济传》，致敬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历程，作者岱峻在书中如是说。

　　李济何许人也？他是湖北钟祥人，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29岁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他是第一位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组织和支持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山东城子崖发掘，及其出土文物的搬迁、整理、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使传说中的殷商成为信史；他培养众多重要学人弟子，如张光直、许倬云等。

　　李济曾在一份以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谈及当年改学人类学的动因：他初去美国（1918年）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当时在美国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脑容量较小，在进化上可能低白人一等。因此，李济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的念头，萌发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他在哈佛分别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这三门学问在他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全都用上了。

　　著名学者张光直在《怀念李济（1896——1979）》一文中说：“因为1928年至1937年的安阳发掘和李济对安阳发掘的领导，对下半个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张光直认为，安阳的发掘确立了商文明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它是整个东亚地区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文明。商代是把有着浩瀚史籍记载的中国历史和有关史前中国的日益增多的资料信息体联结起来的一个纽带。然而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仍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组织了在安阳对考古遗址的探寻。他使用了西方的考古方法和观念。他培养了众多的同事和学生，并在安阳用这些方法和观念训练他们。这些年轻的学者中包括近三十年活跃在考古界的所有居于领导层的人物。李济还倡导并优先执行对安阳出土器物的研究，他的整套研究方法——首先是陶器和青铜器的命名和类型学方法——一直还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处于支配地位。在他本人的研究工作中，他树立了一种高标准的科学品德——他的后继者们都努力在自己的工作中以之为榜样。他既是一个认真守护中国的文化珍品、防范外国盗窃者侵犯的爱国者，又是一个热心的国际主义者——他渴望接受西方所可能提供的技术和观念，力求在世界背景下观察和思考中国。他的后继者中有许多人能做到他的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但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同时有韧性和眼光。

　　在张光直眼里，李济是他的“老师、导师、批评者、模范样板和学术良心”。他称赞“李济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给中国的考古学塑造成现在的形态”“他体现了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科学标准”。

　　考古百年揭开中国早期历史面纱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接受记者采访时称，1949年以前，中国考古学发展处在打基础的阶段，“一方面根据一些线索去寻找夏文化、商文化，去寻找更早的文化。另一方面探索首先从外国发展起来的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到了中国能不能用，怎么用，要不要改造。这个阶段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摸索，并取得一些成绩。”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延续第一代学人奠定的学术道路、学术方向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集中精力在各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逐步用考古资料构建起一个历史的时空框架。“大致在80年代中后期，架子搭起来了。考古学界也在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赵辉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理论，论述中国文化为什么是多元，同时又有一体化的趋势。“随后，考古学从文化面貌的表层，深入到背后创造了它们的古代社会。”赵辉称，研究古代社会需要各种理论支撑，及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技术。多学科合作研究，使中国考古学展现出一系列的变化，从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考古学走过百年历程，最大的成就当属揭开了中国早期历史的面纱，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大幕。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2004年正式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探源工程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历史这一事实。他在署名文章《我亲历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称，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区域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吸收、融合重组，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贡献。揭示出中华文明这种“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前不久，王巍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提交了“关于支持开展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议案，其中包括设立“中国考古日”，引发广泛关注。

　　王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考古人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筚路蓝缕，艰辛探索，敬业奉献，薪火相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他认为，百年考古，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中国考古以实物资料向全世界证明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无比丰富的内涵，展现了屹立于东方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非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揭示了中华文明和国家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博大胸怀和与人为善、深邃的精神内涵，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创造的辉煌灿烂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未来继续走多学科融合研究阐释之路

　　3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指出，回望百年考古，在深感荣耀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都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包括关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讲透彻，关于尧舜禹、夏文化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讲清楚，关于中华文明的内涵以及中华文化延绵不绝的根源等问题还没有完全讲明白。

　　高翔认为，走过百年的中国考古学，建构了中国考古的理论体系、学术规范，这是百年考古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但是，需要正视的一个事实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随着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拓展，以考古学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难以构建更加科学、更加完整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无法回答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加强学科融合，是提高考古学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全新路径。高翔举例说，去年9月，他去青海都兰热水墓遗址群考古工地调研，热水墓遗址群的考古发现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具体年代、墓葬形制、葬俗、中西文化交流等重要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今年1月都兰热水墓血渭一号墓墓主身份确定，这个重要结论就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果。“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考古学界还有很多，因此，考古工作一方面需要继续开展深入、科学的挖掘、整理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走多学科融合研究阐释之路”。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理论方向和实践目标，是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考古事业不断繁荣进步的行动指南。高翔表示，站在百年考古的历史节点，希望全国考古工作者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己任，把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责任举在头顶，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担扛在肩上，不断开创中国考古学的新局面。

　　湖北考古，中国考古的缩影

    在“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暨《江汉考古》创刊40年学术研讨会”上，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段天玲向与会专家介绍，湖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楚文化的发源地，三国文化的富集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全省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6473处，其中古遗址古墓葬等考古资源23324处，居全国第四。

　　湖北考古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考古事业推动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距今约200万年的建始直立人、距今100万年的郧县人、距今19万年的长阳人等到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构建了完整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序列。楚都纪南城、熊家冢等楚国都城和王陵，充分展现了楚文化的瑰丽璀璨。继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发现后，随州叶家山、义地岗以及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等系列曾国重要遗存，构筑起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700余年曾国完整的历史脉络。铜绿山遗址首次完整还原了春秋时期铜矿采冶生产链和技艺。以包山楚简、云梦睡虎地秦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用文字真实记录了中华文明的辉煌。

　　谭维泗、王劲、陈振裕等一代代考古工作者锐意进取，克难攻坚，近年来，全省共有12个考古项目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5个项目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湖北省新时代考古学建设共同体、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湖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教育和科研实体的成立，为推动文物考古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贡献了湖北力量；长江中游文明进程、曾（随）考古、楚文化源流等重大学术课题，为实证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与发展历程贡献了湖北智慧；荆楚大遗址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和熊家冢、盘龙城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成开放，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了湖北方案。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在发给大会的视频中指出，湖北的考古工作与湖北的地位有很大关系，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是拥有长江干流最长的省份，文明进程源远流长。这里是楚文化发展的中心，楚文化曾是非常特殊、非常强势的中国文化，楚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一，为秦统一全国及长江中游完成华夏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的石家河，曾是长江中游持续千年的文明中心。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介绍，国家文物局将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夏商周时期）正式纳入“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由湖北省牵头，与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共同实施。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课题引领下的诸多重大发现一再实证，自新石器时代起至秦统一，长江中游的先民们同样创造了灿烂的早期文明，彰显了长江中游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关注的重点，曾一度只在黄河流域，近年来，湖北及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大量考古成果表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摇篮，与黄河流域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考古是中国考古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方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