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7-20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召开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21·三门峡），大会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这一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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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线下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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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段勇教授《全球气候变暖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威胁及对策思考》的学术报告，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特点“在过去长期高温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下，丝绸之路沿线以岩土和木结构为主的洞窟、建筑、道路遗存，以及地表和地下丰富的丝质、纸质、木质、陶土质、金属质等各种材质的珍贵文物，历经千百年仍有大量幸存至今，构成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物质形象和主要特征。”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与趋势“我们也一再耳闻目睹极端高温屡破纪录、千年一遇的暴雨洪水几成常态、南北气候反常错位、北极冰山快速消融、西伯利亚永冻土解冻等等，这些反常现象及其预示的后果更让我们不寒而栗”。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面临的威胁及对策“笔者过去十多年密切关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多次赴境内外丝绸之路沿线考察调研，亲身经历罕见的洪水、暴雨，切实感受到气候变化给沿线文化遗产带来的巨大威胁，并多次呼吁各方关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所面临的气候威胁并加强对策研究”。指出“如果不对这千年未有之气候大变局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采取必要措施，丝绸之路沿线地上和地下遗存的珍贵而又脆弱的大量文物恐将在今后数十年内遭遇灭顶之灾。我们须全面加快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调查，摸清现存数量、类型、分布及状况；要从指导思想上将防雨防水作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的重点方向，开展相关宣传、教育、培训，改变过去干旱少雨环境下的传统应对思路；对于地面土木建筑遗存应研究搭盖合适的保护设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对地下文物密集埋藏区应研究建设防雨、阻水、排水设施等，如有必要可组织抢救性考古发掘；还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在更大范围内有效保护人类共同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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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勇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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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张建林教授以《唐风远播：波尔巴仁遗址与阿克·贝西姆遗址的唐朝风格建筑》为题作了学术发言。唐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为周边国家所仰慕，无论制度还是物质文化均成为学习模仿的对象，唐代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即为一例。日本和朝鲜半岛7-9世纪的建筑几乎全盘“唐化”，并遗韻流长。远在漠北的回鹘政权不仅在王庭哈拉巴勒嘎斯建造了唐风的宫殿，还在今图瓦境内的波尔巴仁（Пор-Бажын）建造了唐风的夏宫。吉尔吉斯楚河流域的阿克·贝西姆城址已被学界认定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近年也发现了唐代风格的大型建筑遗址。一北一西两处遗址发现的唐代风格建筑都有夯土台基、砖铺散水以及屋面的筒瓦、板瓦、莲花瓦当等遗迹、遗物，与中土大唐的同类建筑几无二致。充分体现出唐帝国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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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林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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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教授《斯坦因所获敦煌丝绸的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发言，以斯坦因在1907年第二次中亚探险和1913年的第三次中亚探险过程中，从敦煌获取了大批出自藏经洞的丝绸和纺织品文物，随后带到英国，之后分藏于大英博物馆、V&A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等地，也有一部分收藏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本文拟分三个阶段对于这批丝绸的整理、保护和研究进行回顾。并指出这一项目不只是大英博物馆所藏，而且包括大英图书馆、V&A借藏的印度收藏品中的敦煌丝绸。同时也导致大英博物馆开始重视敦煌丝绸的科学研究和保护修复，特别是对于敦煌丝绸染料分析和对凉州瑞像刺绣的揭展修复。目前来看，这一研究还将深入，并与其它地方如法国吉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以及中国敦煌和旅顺所收藏的敦煌丝绸一起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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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丰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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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我国境外考古的现状与展望》的学术报告，从我国境外考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即上世纪末之前我国境外考古工作的缺失、本世纪初我国境外考古工作的开端、“一带一路”倡议与我国境外考古工作的发展；我国境外考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即缺乏稳定的研究经费支持、部分境外考古项目学术目标不明确、国外考古资料和成果编译出版工作急需加强；我国境外考古工作的展望，即加强区域、国别的考古研究、加强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开展世界古代文明比较的考古研究、开展考古资料和成果的编译（外译中和中译外）出版工作。报告涉及我国境外考古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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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新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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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冉万里教授以《从盝顶龛到屋形龛——从刻意模仿到替换、装饰所反映的问题》为题做了报告，在佛教造像中，往往将造像雕刻或者绘制在不同形式的龛中，龛成为造像的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是在对现实中的建筑进行模拟和图像化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对于造像而言具有重要的辅助功能。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代，龛的形制有所不同，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民族性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探讨佛教造像的影响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从盝顶龛到屋形龛，特别是表现特定题材的龛从盝顶龛到屋形龛，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从刻意的粉本模仿到中国化的过程，是佛教造像艺术中化的一个活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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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万里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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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局陈彦堂副研究馆员以《丝路文物诠释和表达方式的观察与思考——以阿富汗国家宝藏展为中心》为题做了学术报告。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国内外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物展览方兴未艾，其中尤以阿富汗国家宝藏展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该展览主要由阿富汗四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构成，因此也可以视为阿富汗考古成果展。但与其他文物展览不同的是，这个展览的缘起并不是策展人的学术主动而是由于塔利班对非伊斯兰艺术的排斥。展览在世界30余个国家长达20余年的巡回展出，国际社会既表达了对阿富汗文物悲惨际遇的同情，也表达出对丝绸之路学术问题以及阿富汗历史文化的不同观点。延至后来，当该展览在巡展过程中成为策展人有意为之的时候，即便是对同一批文物，不同的展览却有着不同的诠释，表达方式更是千差万别。由此反映出，策展理念对丝路文物的诠释的深刻影响。因此，藉由政治局势突变而导致的阿富汗国家宝藏的世界巡回展览，事实上构建了一个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的平台，但这并不是这批文物国际巡展的初衷。
反观国内丝路主题的文物展览，策展人与主办单位的展览理念和动机都非常明确，就是以凸显丝绸之路这一宏大主题为最终学术目的。林林总总之中，丝路沿线各省区数十家机构通力主办的“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大型文物展览，无论是展览规模、巡展时间和参展单位，均可与阿富汗国家宝藏展览相提并论。在该展览主题之下的各项专题展览更是踵事增华。总括而言，这类展览从展品选择到陈展形式设计，无一不在强调和凸显各区域在丝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总览中国境内丝绸之路对东西方文化和商贸交流所作的贡献。因此，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文物展览事实上同样是一个有关丝路的学术讨论和展示平台。但有所不同的是，一是展览主题的设定主动而且明确，二是展品的选取最大限度呈现最新的考古成果，三是讨论的范围侧重于中国区域文化，巡展各站对展品的调整和诠释方式也服务于这一目的，由此也产生了缺乏对丝路的宏观审视。通过典型案例的比较，可以期待，国内外丝绸之路主题的文物展览在策展理念和陈展方式方面将更加多元化，对丝绸之路这一学术概念的诠释在更加专业化的同时，也会更多地顺应政治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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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堂副研究馆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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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张良仁教授《中外陶瓷技术交流：以伊朗青花陶为例》的学术报告，以近年来张良仁老师团队在伊朗北呼罗珊省纳德利土丘的考古发掘材料开展研究，在一个喀伽时期(1785-1925)的灰坑里发现了一些釉陶和青花陶片。这些青花陶片的器形为中国风格的盘和碗，其花纹也像中国青花瓷，但是它们不是中国产品，而是仿烧品。我们采集了部分样品，送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做了科学分析，发现其胎料为沙子+玻璃+黏土，釉料为胎料+草木灰/泡碱，而着色剂为钴料、铬、铁。这些都是阿拉伯世界传统的制陶原料。阿拉伯世界普遍缺乏高岭土和瓷土，但是古代陶工创造性地利用本地盛产的沙子、玻璃和黏土烧造出了既薄又白的熔块胎，上面再用钴、铬和铁等颜料绘彩，生产了青花陶。
青花瓷是我国8世纪，也就是唐朝晚期创烧的瓷器。创烧以后，它们就很快销往阿拉伯世界，并引发了仿烧品青花陶的出现。青花瓷在宋代衰落，而阿拉伯世界也停烧了青花陶。元代以后，我国重新烧造青花瓷。和唐青花一样，它一出现就受到了阿拉伯国家各个阶层的欢迎。它们不仅大量购买，而且大量仿烧我国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其中萨法维时期的几个伊朗中心生产的青花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在明末清初中国青花瓷出口锐减的年代，萨法维青花陶就替代中国产品出口到欧洲、印度和南非。这些说明，我国不仅向阿拉伯世界输出了广受欢迎的陶瓷，而且刺激了当地仿烧产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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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仁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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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民族大学张景明教授做了题为《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考古学探讨》的学术报告。目前，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多关注起点和走向以及形成时间等问题，由于专家学者的不同学科背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出现多种认识，有的提出草原丝绸之路的整体起点和走向，有的讨论草原丝绸之路东西向南北道的起点和走向，有的探讨草原丝绸之路各个时期的起点和走向，从而形成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总括起来，学术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性质鉴定为横跨欧亚草原和连接中国南北方的交通干道，在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问题，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分阶段去考证。其实，历史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是出于商贸往来，然后带动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必须以城市为依靠，才能进行商贸活动。所以说，东端起点的考证，需要有具体的城市作为支撑，而不应该泛指笼统的地域概念。笔者根据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内涵，结合考古学资料，认为早期缺乏普遍的商贸往来现象，多为文化上的交流，可以称之为“文化通道”，直到匈奴统一北方草原以后，才算是正式开通，时间约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内，各阶段东端的起点都有所不同，如汉朝的龙城、两晋十六国的龙城、北魏的盛乐和平城、唐朝的单于大都护府和营州、辽朝的五京、金朝的上京和中都、元朝的上都和大都，明清时期开始走向衰落。在历史上，古代草原丝绸之路沿线上的族群迁移、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融合和文明传播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很大的作用。时至今日，草原丝绸之路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规划之中，在沟通东西方和南北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仍然肩负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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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明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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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单月英副教授以《汉朝贡纳体系下匈奴考古学文化的新变化》为题作了学术报告。重大历史事件通常会对相关政治体产生巨大影响，在汉匈关系中，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称臣侍汉即是例证。历经西汉武帝的经年攻打和大风雪等自然灾难，匈奴帝国由盛转衰。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开始，匈奴帝国进入五单于争立的内战时期。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借助汉朝之力击败争立对手，重新统一匈奴，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其朝汉称臣，匈奴帝国被纳入汉朝贡纳体系，汉匈关系进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亲密期。在此期间，匈奴单于多次朝汉，汉朝的赏赐逐次递增，匈奴统治阶层仰慕汉文化，汉文化对匈奴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显著者当属单于名号的变化。从呼韩邪单于之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开始，单于名号仿照汉帝谥号为“孝”之法，均称“若鞮”，即“孝”之意。事实上，纳入汉朝贡纳体系对匈奴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大量已发掘的匈奴帝国晚期的考古遗存表明，这些影响广泛蕴藏于匈奴考古学文化中。本文拟对匈奴帝国晚期的城址、宫殿建筑、墓葬出土物品、岩画等考古遗存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分析，以揭示匈奴被纳入汉朝贡纳体系后在丧葬礼仪、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以此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一时期的汉匈关系以及匈奴帝国崩溃的根源进行全方位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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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月英副教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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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代表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贺逸云博士以《“黑石号”江心镜为伪作镜考》为题作了发言，江心镜/水心镜是指唐朝推行千秋节期间所铸，始于公元730年，基本停止于756年。从目前所见文献记载来看，此类铜镜为天子镜，其镜背饰龙纹，用意显明。“黑石号”所出百炼镜炼制于乾元元年（758年），亦非当年的“五月五日”，而且其镜背八卦纹排列有误。可以确定该铜镜并非江心镜，颇疑其时去千秋镜停铸不久，商家为谋利而继续仿制的伪作镜，只是因不谙相关规制而露出马脚。在商业活动中，造假以牟取暴利似乎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在丝绸之路贸易中也不例外。此类现象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杨益民教授作了《汉代印度-太平洋玻璃珠在中国的传播》的学术发言。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简称“印太珠”）起源于印度南部地区，沿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东南亚及东亚各地，常被视为社会复杂化的象征。本文在勾勒公元2世纪以前印太珠传播网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当时印太珠在中国的分布。特别是对南阳出土的汉代印太珠进行了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拉曼光谱和可见光-近红外光谱分析，以确定珠子的成分体系、呈色机理、产地以及潜在的贸易网络。结果表明，这些样品均属于钾玻璃，进一步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不透明红色珠子为m-K-Ca-Al类型，由金属铜颗粒致色，与南亚出土的红色玻璃珠非常相似；而其它颜色的珠子为m-K-Al类型，可能是从东南亚进口或在中国南方生产的。史书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约2100年前，但在中原地区相关考古证据十分罕见，南阳出土的印太珠是中原地区目前最早的印太珠，反映了自公元前2世纪末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繁荣。大多数珠子所处的年代都处在陆上丝绸之路不稳定时期，这可能反映当时东汉王朝进口海外商品更加依赖海上丝绸之路和江海联运。由于各地区缺乏此类珠子制作和传播的历史记载，突显出科技分析在追溯其生产来源和传播路线的价值。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扎西次仁馆员汇报了《西藏当雄墓地2020年考古发掘》的工作情况，当雄墓地位于西藏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镇当曲村，海拔约4300米。初步调查发现，当雄墓地共分布有6座大型封土墓和46座小型封土墓。为配合国家大型基本建设项目，2020年和2021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主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助，开展了当雄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本文主要介绍2020年发掘的5座大型封土墓的工作情况。
5座大型封土墓基本由地上封土和封土下墓室建筑组成，封土平面大体呈近圆形或方形，立面均呈覆斗状，边长（直径）20-42米不等，高2.7-6.2米不等。封土主要以夯土层筑起，层面较为平整光滑。封土内部存在护坡墙结构，均围绕核心墓室所建，部分封土内发现石堆、灰坑等遗迹。封土下墓室形制主要有竖穴土坑石室墓和圆形穹窿顶石室墓两大类，均为多室墓，墓室外围有茔墙结构。葬式主要为二次拣骨葬，未发现葬具，有动物殉葬。发掘出土了金银器，狗头金，青金石，玛瑙、珊瑚、绿松石、玉石、珍珠等饰件，陶器（陶片），铜器，铁器残件，漆器残片，围棋子，贝类制品，骨制品等共约300件（套）。
经碳十四测年，墓葬年代初步定为公元7-9世纪，属吐蕃时期文化遗存，这为进一步了解西藏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对于研究汉唐与吐蕃关系史，探讨物质文化交流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线下代表共计14人，安家瑶、罗丰、段勇、王建新、张建林、赵丰、沈睿文、马健、冉万里、张良仁、张景明、单月英、陈彦堂、马强。线上代表7人，杨益民、扎西次仁、贺逸云、刘呆运、王煜、于春、任萌。参会代表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3人（罗丰、张建林、马健）。有12位学者作学术发言（线下9人，线上12人）。学术报告讨论议题广泛，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交流、我国境外丝路之路考古工作现状、丝绸之路佛教考古、丝绸之路文物展陈、丝绸之路瓷器、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出水文物、匈奴考古、印太玻璃珠、考新发现等专题展开，分别汇报了国内外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陆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匈奴考古、吐蕃考古等研究新进展。
安家瑶、张建林、单月英老师分别主持了不同议题的讨论和评议，张良仁教授做了专委会会议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