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百年发展史，也是探索和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百年奋斗史。在中国考古学即将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的今天，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进行回顾、对其特点进行总结，并讨论文明形成的标准问题，对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将有所裨益。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成长，与叩问中华文明之源紧密相连。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依据“历史演进的方法”，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演化出疑古思潮。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证实中国存在发达的“远古之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无史前文化的论调。1926年，李济等在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开展的考古工作。1928年殷墟的发掘，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以考古学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开端。章丘城子崖遗址龙山文化的发现和命名，证明在中国境内还存在着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古代文化。梁思永“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推动田野考古科学化发展，为从考古实践探索文明起源打下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夏鼐为代表的考古学人，开始大力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20世纪50年代安金槐等对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郑州商城的发现，揭示出年代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都城。1959年徐旭生在伊洛河谷地开展“夏墟”调查，发现“很像古代一大都会”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其年代较二里岗文化更早。实践证明，以殷商文明为基点向前追溯是探索文明起源的正确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同时，西方考古学者戈登·柴尔德在“城市革命”（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重要标志）理论基础上，提出文明起源的10 条标准，即出现大型聚落、不事生产的人口、赋税制的财富集中、巨大的公共建筑、阶级分化、文字、科学、艺术、商品贸易、专门工匠。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考古界明确提出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基于考古实践，夏鼐指出，“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现正在努力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探索的主要对象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与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邹衡在论述中国文明诞生问题时也持大致相同看法。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大景观，当时一度形成以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标准的看法。实际上，这“三要素”是西方考古界基于对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认识归纳的，是适合判断西方文明形成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此情况下，中国考古学者开辟了一条从中国本土考古实际出发，由已知向未知追溯的切实可行的文明探源道路。这一时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率先获得考古材料的中原地区。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使人们意识到，在中原之外的广阔地区，也存在着具有地域特点和自身发展途径的史前文化。苏秉琦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将原来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扩展至中原之外的广大区域，认识到各地区史前文化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同时，龙山时代城址的普遍发现也深化了对史前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严文明指出，“在龙山时代，每个考古学文化大概都已走进文明社会的门槛，有的甚至已迈入早期文明社会”，“中国文明不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又似乎是整体性的，最后发展出光辉灿烂的夏、商、周文明”。这一时期，在中国史前文化多元发展思想的启发下，考古学家将中华文明起源的轴线向龙山时代乃至更早的时期延伸。
随着考古发现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逐渐认识到，文明起源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李伯谦指出，文明“有一个蕴育、产生、发展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社会进入文明阶段以前，文明因素很早便已产生”，“文明因素的产生，并不等同于文明社会的开始”。可以看出，考古学者已突破了简单以文明要素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的认识框架，尝试从各地区自身的文明化进程中提炼符合其特质的文明起源理论。
进入21世纪，聚落考古理念、方法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广泛应用，随着多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关于文明起源过程的研究持续深化。王巍提出，“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以对权力形成发展过程的考察为重点”；赵辉主张，不仅要把这个过程看成是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还应当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历史过程。这些论述表明，文明起源研究已经跳出一般进化论的局限，而在多元一体文明化进程的理论体系下，从重点区域着手进行各自的文明特征研究，探索符合中国文明自身特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不同于先前单纯对文明要素的溯源，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转向强调物质遗存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组织与结构，注重社会复杂化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当前，各省市科研机构大都正在或计划以联合研究的方式开展各大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建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基本态势和发展流变的时空框架，完善多重证据链。这是在多元一体格局和早期中国文化圈框架内开展的新的考古实践，一方面更加深刻地认识各文化区独特的文明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注重研究各区域间的互动关系，愈加清晰地揭示多元一体、持续发展、传承有序的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
提出中华文明形成标准
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表明，以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三要素”判断文明是否形成，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早期或初期文明。在坚持“国家是文明的概括”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者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专项实践，立足于中国实际，提出了文明形成的新标准。
李伯谦依据聚落形态演变探讨文明的形成，通过多方面考察提出了文明形成的10个标准。按其总结，大约可将阶级分化、管理统治机构和王权的出现，概括为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准。
赵辉认为，中华文明探源的相关工作填补了世界文明史版图中的空白，证实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在距今5000多年前即建立了古国，率先步入文明，并有四个普遍性特征：一是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二是社会明显分化；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存在强制性的权威——王权。赵辉强调，这四条可作为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准，而不是西方学界常用的文字、青铜冶金技术等，这种差别恰是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之处。
王巍认为，中华文明代表东方古代文明，其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标准是，其一，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其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及维护社会等级的礼制。其三，出现明显的城乡分化，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性城市，及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其四，出现由王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较为普遍，祭祀等礼仪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归纳而言，以上关于文明判断标准的论述，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基础动力，进而将社会分化、等级制度、公共权力等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古国）的出现，视为判别文明产生的核心标尺。上述成果是中国考古学百年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重大理论成就和巨大发展。我国考古学家完全立足于中国考古实际，经过多阶段、多学科联合攻关，创造性地为文明起源研究贡献了文明认定标准，对全球文明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代表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认为，如果对上述认识加以进一步归纳，大约可将社会分工、王权、都邑和国家的出现概括为判断文明形成的四项标准。
建构中国特色文明起源理论
在百年探索中，中国考古学者逐渐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致过程，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形成标准，创立了中国特色的文明起源理论。
其一，上下求索，积百年之功铸就学术品格。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这是得以持续探索文明起源的根本所在。另外也与中国考古学始终关注中华文明和民族历史密切相关。陈星灿指出，“100年来的考古学完全重建了中国史前史”。数代考古学者孜孜以求、接续探索，在百年的学术实践中形成宝贵的学术品格，值得进一步继承和发扬。
其二，实事求是，以考古发现筑牢理论基础。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新的发现往往引领认识进步、更新。如“后岗三叠层”的揭示，订正了以往对殷墟文化、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的判断。郑州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引导文明起源的视线向更早时期延伸。红山、崧泽、凌家滩、大汶口、石家河等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进而推动区系类型理论框架下更广区域内多元一体文明进程的研究。21世纪以来，西坡、良渚、石峁、双槐树、南佐等遗址的考古成果，不断更新着对中华文明起源路径的认识和理论概括。
其三，立足自身，用前沿理论指导田野实践。中华文明起源探索的田野实践与理论研究是在相互促进中并辔前行的。如区系类型理论提出后，各地考古工作者开始思考本区域的文化发展和文明化进程，从而促进了各地区文明起源的探索。聚落考古理论方法，被证明可以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古代社会进行多角度的观察，目前已被广泛应用并对野外调查、发掘产生了根本影响。
其四，开放包容，融合多方面成果推动学科进步。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多学科合作是催生新学术生长点的重要法宝。中国早期的考古学者，如李济、梁思永本身就具有人类学背景；夏鼐更是较早地意识到碳十四测年技术对考古学的革命性影响，身体力行向国内引进并促成该技术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应用。21世纪以来，包括科技测年、动植物和经济技术研究、微量元素分析、地球化学分析、古DNA研究、有机残留物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在内的多种研究手段被普遍运用于文明探源，为更广泛地获取古代人类及其文化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撑，并为更充分地认识中华文明特征提供了有力保障。
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在文明起源问题上持之以恒，赓续前进，用考古发现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提出符合自身特质的文明形成新标准，为世界文明史研究提供了中国特色的文明起源理论。但中华文明起源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是在中国辽阔区域内长期发展的结果。史前文化分布广、区系多、内涵极其丰富，因此，史前文化及其文明化研究在许多方面仍有待深化。我们应进一步做好以精细化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文化谱系研究，继续重视基本材料，做好基础性考古工作。继续加强对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全面提取、揭示和阐释古代社会的信息。适时总结提炼各文化区自身文明化进程的路径与特点，对其形成背景、动因及与周边区域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各区域发展模式、归纳出基本规律。进一步概括早期中华文明所包含的基本品质、价值观念、优秀基因，及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沿袭承递和对当今社会文化自信等的独特作用与重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