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的“汉化”“胡化”到“华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占据关键位置，是因为它是秦汉一统天下后出现的各族立国纷争时期，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统天下前的第一轮列国争雄，那么，经秦汉统一后出现的这一轮列国争雄，则是第二轮，它完全不同于战国时代。
秦汉与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中极具开创意义的时期。此前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尚难分难辨，共同缔造了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但从秦统一中国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以后，尤其是秦长城的竖立和阻隔、汉匈长期的对峙与征战，导致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被局限在“长城内外”，生产方式也处在游牧与农耕的自然界线两边，造成“夷狄与中华”的区隔。304 年，南匈奴之裔刘渊建立“汉”，其族子刘曜改国号为赵，史称汉赵或前赵，这是“胡族”建
立的第一个中原式政权，至隋灭南朝陈国的 589 年，前后出现了二十多个民族政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诸胡列国”时代。由于这些政权多立足于黄河以北传统的中原地区，“侵占”了所谓“华族”的世居地，故而史籍中称之为“五胡乱华”。“五胡”一般指匈奴、羯、氐、鲜卑、羌， 实际上“诸胡”不止此五种，“五胡”乃是概称。
战争是古代民族间交往的正常途径，世界上没有一部民族国家史中没有战争，正是通过战争， 不同民族间的沟通了解成为必然，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逐渐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就是在相互征战中写就的，因此，从“汉化”到“胡化”和从“胡化” 到“汉化”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个力量和智慧交替成长、最后达到交流融汇的“华化” 过程。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化”和“胡化”的情景是交叉出现的，这恰恰证明了“华夏与夷狄”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兼收并蓄的情况。相对来说，“汉化”的胡族王朝更好理解，因为他们也用汉制国号来称呼所建立的王朝，如胡族建立的“前赵（304 — 329）”“后赵（319 — 351）”“前秦（310 — 394）”“前燕（285 — 370）”“西燕（384 — 394）”“南燕（389 — 410）”“后秦（312 — 417）”“西秦（329 — 431）”①。以上胡族建立的王朝称谓前面添加的“前后东西南北”都是后来为史作传时加上去的，是为了更好地区分王朝代续。
“汉化”的胡族王朝比较好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发展的趋势是胡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 化逐渐融汇于中原汉族王朝的正史规范当中，成为中华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割据政权后，也使用“以汉制汉、以夷制夷”之策略进行统治。其“以汉制汉”之方：一是仿侨置州郡县之制。西晋亡，东晋建立后，为安抚中原南迁之世家大族，曾有“侨置州郡县”之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前燕的慕容廆在辽东崛起，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有许多中原士大夫世家豪族率乡里、部曲、佃客投奔慕容廆，他对来归汉人以原来的地望，在辽东另设相同地名以处来归者， 与侨置州郡县法同，使来归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二是重用汉族文人，提倡儒学等。历代以来说到
这个问题时，都强调胡族对汉文化的仰慕，却未能深入了解“以汉制汉”与“以夷制夷”的异曲同工之妙。
“胡化”主要是指本身虽为汉族，但接受胡族文化，这样的人建立的王朝也有“胡化”特征。如北魏时的高欢，已彻底鲜卑化，其后人所建北齐，也为鲜卑化王朝。南北朝时期，北燕为汉人冯跋所建，“以其太子永领大单于”，是“汉人”而称大单于的特例，可见其本人胡化程度及其治下实行胡汉分治之情形。
魏晋南北朝时类似胡化汉族的王朝如：“北燕（407 — 436）”“冉魏（350 — 352）”“北齐（550 — 577）”②。当然，所谓“胡化”没有一个量化标准，“汉化”其实也没有一个考核标准，因此，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现象称之为“华化”更为准确，即中原汉族与北方诸胡相互征服，在中国土地上相继建立同时拥有汉族和胡族的王朝，并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共同建构中华
民族共同体。魏晋南北朝后的隋唐两朝是“华化”的结果，因为创建隋朝的杨氏和创建唐朝的李氏， 其家族都仕于北周王朝，被北周胡族统治者赐姓杨氏为“普六茹”、赐姓李氏为“大野氏”；隋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也颇有胡族色彩，有史家直接将此二朝归为“胡化王朝”。正是经历“汉化”“胡化”阶段，到隋唐时代建立起的就是真正的“华化”王朝。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从“独居”“混居”到“聚居”
“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各政权的建立者，绝大多数是说阿尔泰语人群，“他们迁入长城以内或靠近长城地带，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甚至可以追溯到东汉前期，其中相当一部分早已深入到中原政权的腹心地区。这些游牧民族先是作为魏晋王朝统治下多族群社会的个别单元而存在，在西晋末年的政治动荡中扮演了直接推翻西晋朝廷的角色。正是这些有鲜明部族特征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把晋朝的政治和军事存在驱赶到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南方，由此开始了北方中国的十六国时代。十六国以及紧随其后的北朝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建立政权的群体、各政权统治集团主要成员，其民族背景多与内亚阿尔泰人有关。这些进入长城以南的内亚人群及其后裔，基本上都没有退回到草原上去，而是变成了农耕定居地区的人口，成为北朝末年开始的获得具有族群意味的‘汉人’的一部分。”① 表现在人事任用上，以本民族为先，次为其他胡族，再次为汉人。以北魏为例，将相中胡族占 75％，汉族占 25％。金朝统治中原百年，三品以上京官共 158 人， 其中女真 101 人，占 64％。
“内亚人群不仅在政治上主导了这一历史过程，而且正是他们主动的文化选择，型塑了北朝和隋唐‘汉人’的文化面貌。源于北朝内亚成员的后裔，成为随后数百年的‘汉人’社会里的精英阶层。”② 这种旧传统、旧族群认同的消失和新认同、新群体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新中华。
自东汉末年以来，南匈奴附汉，款塞而居，此后陆续有北方“胡人”近边入塞。到西晋时， 今天的山西、陕西、甘肃甚至河北一带定居者中已是胡汉各半。随着两晋政权不稳，天下大乱， 诸胡的活动区域和定居点不断向中原扩展，这是北族王朝出现的地理条件。近代以前的民族征服史是无法用现行道德进行评价的。某种意义上，这是古代人类交通史的必然方式，尽管对局部群体来说就是野蛮的杀戮，但征服的目的是占有物质财富和人口，所以，对先进文明和文化来说， 文明程度低的征服者往往最终被文明程度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 。
265 年，司马氏取魏而改国号为晋。晋初，又有西北等地邻边匈奴等二十余万内附，《晋书 • 北狄匈奴传》记载这些所谓的“匈奴胡”有 19 种之多：“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乌檀）、赤勒种（赤勤）、捍蛭种（捍蛏）、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沙种（蒌莎）、秃童种（秃重）、
勃蔑种（勃茂）、羌渠种、贺赖种、钟跂种（钟跋）、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 皆有部落，不相杂错。”④
根据刘学铫先生的研究，史籍记载“羯”为匈奴别部是错误的，而所谓“羌渠之胄”的说法也不准确。《晋书》所谓匈奴中有羌渠部，这是因为“羯”并非来自某一族群，而是匈奴中由西 域诸国的青壮年组成的一部，他们称善战勇健者为“拓羯”，其所居地因而被称为“羯室”，匈奴时“羌渠部”集中在上党（今山西长治）居住，久之即以“羯”名之。羯人源于西域，与匈奴、鲜卑、汉人在体质特征上有别，“深目、高鼻、多鬚”①。虽如此，石勒本名匐勒，其“石”姓来自伙伴汲桑，或许与其来自西域“石国”有关。而石勒发家时的十八位伙伴即所谓的“十八骑”，也是胡汉混杂。307 年，也是刘渊称汉王初年，石勒带队伍投靠刘渊，被刘渊封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此后随着石勒势力的不断扩大，汉赵政权给予他的封号与封地也水涨船高，直至加封赵 公，更欲有赵王之封。但石勒选择“赵王、赵帝孤自取之”，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赵王，国号赵，意在取代汉赵，史称后赵。329 年，石勒在高僧佛图澄的帮助下，活捉刘曜，灭汉赵。石勒次年正式继皇帝位，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
其中匈奴族属的有屠各、贺赖，赤沙或亦是；赤勒即敕勒，与丁零 / 高车同；羌渠、力羯， 为羯胡属。匈奴分布区域的变化：东汉时呼韩邪单于内附，其汗庭设在西河郡的美稷（今内蒙古准噶尔旗北）。此后陆续安置的匈奴大概分布在北地（宁夏青铜峡南）、朔方（内蒙古磴口）、五 原（包头西）、云中（托克托北）、定襄（山西左云西）、雁门（山西代县西北）、代郡（山西阳高）。
人口约四五万人。数十年后，人口增长四五倍，达二十余万。②
曹操时，分南匈奴为五部，左部统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山西高平县）；右部统六千余落， 居祁县；南部统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新兴县（忻州）；中部统六千余落，居大陵县（文水县东北）。合计二十余万人。 此五部所在地望，除忻州在太原以北七十五公里外，其他均在太原以南，杂处汉地显然。而到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晋武帝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县靡不有焉。对于越来越多内迁诸胡，晋人郭钦疏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 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晋书 • 匈奴传》）
郭钦的徙戎之建言未被晋武帝采纳，他所担心的胡汉混居的局面的确出现了。晋元康九年（299 年），晋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江统建议将并州之胡迁出。当时的南匈奴虽然保留着原匈奴行政组织系统的官号，但 也接受魏晋的封号，成为其地方官（部帅 / 都尉），所以刘渊从祖刘宣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 • 刘元海载记》）
三国以后，鲜卑遍布北中国，东北、关中、陕北、陇东、陇西、河西地区，都有鲜卑分布。羌与中原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早在周灭商时，就有“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
（《史记 • 周本纪》）。此后不断有西羌进入关中，但仍有大量羌人在黄河上游以及河湟地区活动。“到了魏晋时，陇西、天水、略阳、武都、南安、阴平这六郡都已经有羌人杂居其间，而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新平、始平七郡也或多或少都有羌人，其中尤以冯翊、北地、新平及安定四郡， 更是羌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此外，金城、西平（今青海西宁）、武威、张掖、西郡、敦煌、酒泉、西海八郡，也都有羌人，其中金城、西平二郡，自古以来就是羌人的根据地，另外汶山郡（在四川）、
岷江南岸也是羌人的集中地。”①
后秦的建国者，为羌人姚苌。后赵石虎时（333 年），将关中氐羌迁往河北，姚弋仲以西羌大都督的身份率领数万羌人移居河北清河县一带，后赵灭亡时，他们在此生活已有二十余年。姚弋仲起兵时曾对其儿子们说：“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
刘学铫认为，泸水胡可能来自《晋书》所言的沮渠世官的那一支匈奴，南北匈奴分裂后，他们随南匈奴内附，进入长城，逐渐向甘肃东南迁徙，应该在东汉时已经移居泸水流域，故后被称为泸水胡。即泸水胡的主要构成就是沮渠部。公元 4 世纪末 5 世纪初，泸水胡已经遍布渭水之北、泾水与洛水之间了，其时这一地区为吕光后凉的辖区。
陕西关中地区是所谓华夏文明起源地，但汉魏以来，关中地区逐渐有“胡”族迁入。其中鲜卑迁关中始于晋惠帝。光熙元年（306 年），晋东海王司马越遣其将祁弘等攻长安，以迎晋惠帝。时“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随后祁弘奉惠帝返洛阳，所部鲜卑兵亦应跟随，东至洛阳。永嘉二年（308 年）刘渊起兵反晋，攻陷河东，与石勒等同降者有“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
上郡汉时治夫施（陕西榆林），晋末治夏阳（陕西韩城）。鲜卑大量内徙关中长安等地，在前赵据关中时（约为 311 年）。及至刘曜称帝，迁都长安，并置单于台于渭城（陕西咸阳）。咸阳与长安近在咫尺，单于台“各主六夷十万落”，六夷即匈奴、羯、鲜卑、氐、羌诸胡。可见此时关中民族之杂居状况。
三、如何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从“胡化”到“华化”
出现“五胡十六国”是秦汉时期先进政治经济文化对周边民族地区“辐射”的结果，特别是汉朝击溃北匈奴的同时，也把汉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国家治理意识传播到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及至魏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强大起来，随之逐鹿中原，主动吸纳接受汉族前朝留传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试图改变本族在政治思想和制度文化上的单一性。
就封建制度而言，统一的封建专制制度无疑是先进的，中国自秦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制度以来，秦汉帝国的强大和影响力遍及亚欧大陆，统一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创造了封建时代的辉煌，这对当时亚洲内大陆特别是东亚地区产生巨大吸引力。因此，当时周边民族和区域国家学习先进，模仿中原王朝，甚至试图入主中原地区，建立本族王朝，而魏晋之后的国内政治局势为群雄崛起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曾经在谈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 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 与英国殖民统治印度不同的是，这个伟大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关键期是从周边少数民族主动建立“胡族王朝”开始的，时代的发展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舞台，到隋唐时代第二轮一统天下，中华民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在《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一书中，从长时段——即从包括汉至唐在 内的更为宏观的视野出发，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南北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变动时，摒弃了所谓“汉化”论的观点，而是提出了“中华化”的概念，并认为：“由于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迁徙，在中国北部形成了‘胡化’，与此相同，在中国南部也可见到‘蛮化’的现象；并且，这一时期胡化、蛮化、汉化同步进行，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秦汉时期的新的‘中华’世界；伴随着上述现象的产生， 从其他国家迁徙至中国北部的非汉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将这些民族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原王朝或正统王朝的主张。”②
台湾著名边疆历史学者刘学铫认为：“顾自晋永嘉之乱后，天下分崩离析，未几，匈奴族之刘渊起而建立汉，至其族子刘曜改国号为赵，史称汉赵或前赵，首开胡族在中国大地建立国家之先河。从此北方草原诸胡族若羯、鲜卑、氐、羌、泸水胡、杂胡等，纷纷起而建立国家或政权，一时北中国五彩缤纷。向者名之曰‘五胡乱华’，其实此一词称并不妥适，试想中国大地依何律何法， 必须汉族始得命王称帝？何以胡族称帝则目之为‘乱华’，以往纯然以汉族为中心思想，始有此种看法。”
由部落发展到民族、再由弱小民族发展成为强大的民族或国家的过程，是一个少部分民族壮大、大部分民族减灭的过程。在物质生产力极端落后、社会财富极端贫乏的情况下，从部落发展为民族是一个缓慢的客观条件起决定性作用的阶段，这正如在古代世界史上所有强大的民族都以一个天然的有利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如古埃及人和尼罗河、古代汉民族和黄河、古希腊人和爱琴海、古亚述人和两河流域等。那时客观地理环境比宗教、民族更具有真实性，人们以物质利益作为自己归属的根本原因。因此，隶属于强大的地理位置好的民族或国家成了人“最自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强大的民族就越具有吸引力和稳定性，大量的部落、家族、弱小民族未等成熟或发展起来就归并到某些已经强大或发展起来的民族名下。因此，在一些民族壮大的同时伴随着一些民族的减灭。
民族发展史正如社会发展史一样，在它向前行进的过程中总伴随着一些倒退，但在封建时代， 民族征服表现为一种对高等文明和其财富的向往和占有，而并不有意剥夺民族自身的存在，甚至
征服者最终归并了被征服的高等文明民族。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民族国家的征服相比，资产阶级不仅表现为对财富的占有，而且是对落后民族生存权的绝对剥夺，甚至是野蛮人做不到的种族灭绝或民族屠杀。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毁灭、澳洲土著居民的消亡、非洲一些黑人部落的几近灭绝以及当今任意使用武力推翻别国政府，强行推行所谓民主。
封建时代，物质生产力低下，民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但或许它会产生两种作用；一种是民族的发展的确受到影响，一种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而举族迁徙或征服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地方。从本质上说，这种民族的迁徙和征服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发展，使新的技术和发明得到传播，商品经济也在交流中得到发展。但无论如何，当时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总量是有限的，越是具有开拓和冒险精神的民族，发展的机会可能越多一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北方胡族王朝迁居南下，人口向生产条件相对好的地方转移，于是，一些地区的一些民族超乎寻常地繁荣起来，繁荣发展起来的结果就是不同地区的民族走向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
相对落后民族和地区的人口与财富流向那些发达的地方，这一运动造成的后果是发达的越来越发达，落后的越来越落后，使民族繁荣与民族落后同时存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阶级利益开始高于民族利益，尽管有时这两者的关系呈现出复杂交错的情况；国家的统一开始高于民族的统一，尽管一个民族也可以组成一个国家，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组成的，这是由于很少有单一民族达到构成国家所必备的人口数量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由于国家在区域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在军事力量上的强大，使独立的民族国家不断得到加强，国内各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得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力支持，这预示着新的统一的民族成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新主题。
当然，从普遍的世界各民族发展的共同性角度看，每个民族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有自己的特殊性，正是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是“这一个民族”而不是“那一个民族”。在研究中国各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时，我们发现，中国各民族发展史最突出的特点是“内向性”，而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主要民族发展的“外向性”。究其原因，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特殊性与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特殊性是有机统一的，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