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实现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不断创新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和国家民族工作中的重要性，并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相联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对这种民族关系的精炼概括。世代生活在今天中国疆域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由于各民族分布的地域不同，彼此之间又差异显著，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与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故而应该有针对性地看待中国疆域内不同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与地位。
受到地理空间环境的制约与影响，以今内蒙古自治区及毗邻地区为主体的北部边疆，相比于其他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更为特殊。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碰撞与交融日益增多，其疆域范围也随之发生波动：“中原王朝疆域的伸缩变化，主要是与北部干旱和半干旱区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人口、物资而发生的。”可见北部边疆的诸草原民族深刻影响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在以往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北部边疆较之其他边疆地区在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意义，但并未就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展开深入讨论。有鉴于此，本文以北部边疆为考察对象，对历史时期这一地区之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重要意义进行考察，由此阐释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起到的作用，以更好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北部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统一多民族国家既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愈是整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而一个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强”。中华文明“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整合各民族文化特质”，决定了古往今来的中国“如滔滔江河，川流不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北部边疆始终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早在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北方草原的人们便开始了交流互动与文明整合。虽然中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并不多，但已初步奠定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的基础，如北部边疆的大窑遗址出土的细石器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就存在一定关联。华北地区是细石器的起源地，细石器以华北地区为中心逐渐扩散至周边广大地区，北部边疆也成为华北细石器的重要影响区域之一。大窑遗址跨越了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遗址中不仅出土了具有细石器特征的尖状器、刮削器和锥状石核，还发现了一处罕见的旧石器时代的大型石器制造场。这些都表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扩散至北部边疆后，又在当地取得了繁荣发展。新石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红山文化是目前北部边疆跨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曾发现大型祭祀中心，其中有一处圆形三重大坛，内层直径11米、外层直径22米，外圈直径是内圈直径的2倍，与《周髀算经》中“七衡图”所示外内衡比值相同。红山文化还出土了大量玉器，尤以玉龙最具代表性，而龙形玉器也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商周遗址中。此外，北部边疆带有龙元素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还有兴隆洼文化的石块堆塑的龙、赵宝沟文化的龙游云端图案及红山文化后期龙纹的抽象化等，对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性特征。王巍等指出，在距今5500年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人们普遍形成了对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的理念，在这些地区也出土了与北部边疆极为相似的龙形玉器。这些文化遗址虽然相距遥远，却存在如此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当时各文化区之间很可能存在信息交流，因而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在原始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共同性，是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自进入奴隶社会以来，伴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民族得以相互融合，同呼吸、共命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如《礼记·王制》载：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所谓“五方之民”体现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出现。秦汉以降，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形成的脚步进一步加快。费孝通指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在“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及“分裂和消亡”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在中国广阔的陆域与海域边疆中，北部边疆尤为特殊，不仅在史前时代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及中华民族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之一，而且成为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安定的关键所在。赵现海将北部边疆的主体区域称为“核心边疆”，并就此分析指出：“核心边疆是中国古代南北统一的‘过渡阶梯’。中原王朝夺取了核心边疆，不仅能将之建立成坚固的军事屏障，而且为进取漠北、驱逐北族奠定了基础，从而将自身政权从单一的农业政权转变为复合性的农牧政权，甚至统一南北的统一王朝。北族政权夺取了核心边疆，便拥有了威逼中原王朝的广阔空间，将之变为自由驰骋的‘核心走廊’，由此建立对中原王朝的军事优势，甚至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优势，得以统治黄河流域，乃至统一中国，从而将自身政权从单一的游牧政权转变为复合性的农牧政权，甚至统一全国的统一王朝。”由于北部边疆同时受到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的高度重视，故而历来是双方争夺的重点区域。但也存在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在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往往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彼此吸收养分并相互借鉴，从而促进了二者之间的交流融合。
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为了控制和治理北部边疆，多在边地推行移民屯田政策，这一政策推行的最初目的是为戍边军队提供给养及实际控制相关区域。清人卢纮认为：“朝廷专立兵制，或驱农以为兵，经数十年之役而不得罢，或敛农以养兵，竭千万众之力而不能供，于是汉唐以来，善为持久之计者，始有屯田之议。”然而，移民屯田政策产生的更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实则在于加强了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的交流融合，以及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进而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农学家唐启宇论及屯垦与历代中国边疆治理时便指出：“屯田制度为最有效之兵农制度，其创立亦为我国之一最大发明。自汉迄清，其内容日见充实，其效用日见显著，其施行之范围几遍全国，而于边疆之开拓，虽在若干区域内不少失败之历史，而在若干区域内亦具有最大之成功。”
到了清朝，伴随着对蒙古草原的有效治理，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进一步形成与发展，这从清朝统治者的民族观念就可见一斑。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就清初太祖、太宗关于满、蒙、汉等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总结道：“天命乙丑，太祖谕诸贝勒，有‘满、蒙、汉人今如同室，然惟和洽，乃各得其所’之训。太宗则云：‘朕于满、蒙、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和，贵得其宜。’”清朝统治者秉持的多民族一体的理念，也影响其在施政过程中日益淡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别，视当时中国疆域内各民族之间的问题为统一国家的内部问题。此外，在清朝统治者的思想中也没有“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等级观念。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进一步强调“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同时还阐明了其关于“大一统”的思想理论。
清朝推行的这种民族政策促进了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王锺翰指出：“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但超周、秦、汉三代，甚且连煊替一时、地跨欧亚二洲的大元帝国亦瞠乎其后。”王锺翰的高度评价无疑是对清朝统治者有效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肯定。清末吴禄贞在东四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及锡林郭勒盟）考察时也记述道：“蒙人本系图腾社会，沿边墙一带，汉人出关开垦日多，蒙人习见，遂知出租之利少，自种之利多，乃由畜牧时代进为耕种时代，操作一如汉人。”至清末民初，北部边疆部分地区的蒙古族人与汉族人已无太大差别，如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村便是代表：“本村当然亦为蒙人之故土，现时在本村居住之蒙人，虽不能考其远祖是否即为本村之土著，但近数世以来即在本村居住，其一切语言服饰与汉人几无差异，早已易游牧而事稼穑……至于男子不知者几不能辨孰为蒙孰为汉也；以故汉蒙之间，鲜有畛域之分。”蒙古族人在饮食与居住等方面也与中原农耕民族出现了深度融合，如《土默特旗志》所载：“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然仍不习农业。”《归绥县志》也载：“食以油麦、圆山药为主，糜米、荞麦次之，旅行食炒米，白面不常食也。城市多茶馆，人民每晨往喝茶，以砖茶为主。兼食烧麦……肉食以羊为主，蔬菜以白菜、圆山药为主。城乡房屋，概从朴素，多数皆土平房。室内设土炕，与火灶通，故其炕暖。窗多开，以通空气。”综上可见，北部边疆不仅承载了各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而且见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二、北部边疆对中国疆域形成的意义重大
中国的陆域边疆地区往往是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中原王朝能否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治理也影响到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边疆地区作为国家政治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整体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而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也反过来对国家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实际效果，A. J. 汤因比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段论述虽然有些过于绝对，因为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在部分历史时期（如两宋及明朝）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就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而言，能够将疆域内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并逐渐形成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而为现今中国的辽阔疆域奠定基础，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确实有其极为成功的方面。
就中国疆域变迁的阶段性特征而言，自秦汉至明，北部边疆的范围大多不出400mm等降水量线决定的北方农牧交错带沿线。清朝建立后，统治者注重开发边疆，一改此前封建王朝“重中原，轻边疆”的传统治国理念。尤其是康雍乾时期在西北地区军事行动的胜利，使中国疆域成功地实现了对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跨越，这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相比于中国疆域内的其他边疆地区，中原王朝与诸草原民族在北部边疆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意义，这也是受到中国独特的地理空间与地形地貌直接影响的结果。韩茂莉将中国疆域的扩展历史划分为“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第二与第三阶段均是围绕着北方农牧交错带展开的。第二阶段出现于秦汉时期并一直持续到明朝，以北方农牧交错带沿线为基准，北部边疆的范围经历了多次南北波动。第三阶段始于清朝前期，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在第三阶段的前半段，中国疆域突破了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界限，向北方农牧交错带以北及西北地区大幅度拓展。
古代中国疆域在清朝取得的较大拓展，与北部边疆得到清朝直接而有效的治理密不可分。清朝统治者解决蒙古问题后，在北部边疆采取了“以藩为屏”的治理策略。康熙帝指出：“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在此边疆治理思想的影响下，清朝统治者将蒙古草原视为北部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帝强调：“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统一者，亦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邹逸麟站在今人立场，也对清朝疆域作出高度评价：“中国历史上除了蒙元朝，蒙古高原从未真正与中原王朝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内外蒙古进入清朝版图，确为旷古未有之盛事。”
不只是在北部边疆，清朝针对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特殊性采取的边疆治理政策，在其他边疆地区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故此，清朝鼎盛时期不仅疆域广阔，而且长期保持稳定，从而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版图。《清史稿》对此有如下记述与评价：
有清崛起东方，历世五六。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藩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烁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这一点也得到中外政要、学者的充分认可。如清末岑春煊就指出：“我朝圣武布昭疆宇，恢拓所当，视为轻重缓急者，尤与前代不同，前代以阴山、大漠为塞，我朝则以外兴安岭、阿尔泰山为塞。”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也评价道：“乾隆皇帝对伊犁流域和喀什噶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18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当代学者韩茂莉进一步总结道：“农耕民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这一贡献不是得自汉唐帝王，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所在的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领土被西方列强大量割占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疆域观念及维护领土主权的意识日渐增强，对北部边疆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如民国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指出：
蒙古曩以大漠为网维，分为四大部，曰漠南内蒙古，曰漠北外蒙古，曰漠西厄鲁特蒙古，曰青海蒙古。而溯其起源，蒙古本为种族之名称，乃漠北克鲁伦河一带之游牧部落，至成吉思汗大拓土宇，始合其原有牧地及征服地，统称之为蒙古。清初蒙古内属，即就其种族牧地之便，并照满洲旗制而疆理之，分为若干盟或部，盟部各辖若干旗，更有不属于盟部之旗，今称为特别旗。统计全蒙古共有二十盟部，连牛羊群与牧场合为二百四十旗。今则除外蒙自成单位外，其余各盟部旗，均散在辽、吉、黑、热、察、绥、宁、青、新九省区域之内。
可见北部边疆在清朝就已经深深融入中国辽阔疆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民国时，人们将北部边疆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方面，这与清朝以来以蒙古草原为主体的北部边疆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得到有效治理有重要关联；另一方面，北部边疆对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亦当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北部边疆的繁荣稳定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农耕文化是中原王朝的根基，并长期主导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发展进程，但受到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制约，“农耕区的西北、东北先后成为匈奴、氐、羌、柔然、突厥、回纥、铁勒、薛延陀、沙陀、吐谷浑、党项、蒙古以及濊貊、肃慎、挹娄、夫余、乌桓、鲜卑、室韦、库莫奚、豆莫娄、乌洛侯、地豆干、勿吉、奚、契丹、靺鞨、女真、满等非农业民族或部族的活动区域”。北部边疆是草原民族与草原文化的主要发源与分布区，秦汉以来，随着中原王朝逐渐突破传统农耕区的地理空间限制，同生活在北部边疆诸草原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融愈加频繁，其历史影响极其深远，直接关系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北部边疆的繁荣稳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经济方面的相互补充是历史上中国疆域内各民族交流互动得以长期维系，并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费孝通认为：“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看来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不应当忽视……政治的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一般而言，中国各陆域边疆民族地区往往交通闭塞，远离内地，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需要依靠内地的广阔市场获得发展，从而在经济上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北部边疆亦是如此。
如在汉朝与匈奴之间，除了军事对立冲突，也存在社会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往来。贾谊在《新书》中记述道：“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中原地区的农产品通过边地贸易等途径传入草原后，受到匈奴社会的广泛欢迎。西汉时，由于匈奴单于迷恋中原地区的丰富物产，其亲信劝谏道：“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随着匈奴的南迁以及与汉族等农耕民族的深度交流融合，农业开始进入匈奴社会并产生影响，尤其是到了东汉时期，中原王朝大力鼓励并支持内迁的匈奴人发展农业。王方晗就此指出，“循吏将劝课农桑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农业的方式逐渐使他们（引按：匈奴人）农业化、定居化，最终纳入中华文明的怀抱中”，因而“在汉与匈奴密切的交往中，农作物渗透到了游牧文明中，作为罕见珍贵的外来产品深受匈奴贵族的喜爱，不仅成为饮食的一部分，也在墓葬文化中占据了特殊的礼仪性位置”。
又如蒙古族兴起并逐渐建立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后，由于北方草原物产匮乏，蒙古族人的早期饮食结构亦较为简单，以牲畜（主要是羊、牛、马）肉和奶制品为主，以猎物作为补充。伴随控制区域不断扩大，以及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往来的愈加频繁，蒙古族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元朝建立后，“随着蒙古人的不断南迁，他们与从事农业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包括饮食在内的生活方式亦发生了深刻变化”，但那些仍然“在草原地区生活的蒙古人，大体上应保持原有的简单食品结构”。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蒙古族人将大量财富运回北方草原，促进了北方草原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正如曹永年所述：“自成吉思汗以来，随着对外战争的不断进行，大量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流入这块祖宗龙飞之地。蒙元诸汗也采取一系列政策，努力促进蒙古草原的繁荣。有一些政策，比如多次发兵赴漠北浚井，开发无水草原，扩大牧场，发展畜牧业，这种旨在提高蒙古草原自身生产力的措施，自然称得百年大计。但总的看，当日的繁荣几乎完全依赖整个汗国和元朝的人力、物力，是一朵人为地从外地移植来的鲜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少中原及其他地区物资的输入，北方草原的社会经济很难长期维持繁荣景象，元朝灭亡以后，北方草原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城市及附近屯田迅速消失，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的经济往来一旦受阻，对原本生存环境就较为恶劣且物资相对匮乏的草原民族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北部边疆发展的繁荣程度，这在明清时期体现得最为显著。
明朝建立后，明蒙之间的冲突与双方贸易受阻尤其是明朝限制对蒙贸易直接相关，“俺答封贡”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俺答封贡”之后，明蒙边地开辟出许多互市市场。在长城的中西段，“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固原、宁夏、甘肃七镇，分属宣大山西总督和陕西总督节制；在蒙古则是右翼领主的辖区”；在长城东段，“蓟镇边外，早已是朵颜牧地。三卫进贡，例由喜峰口入边。朝廷规定三卫贡使会同馆开市以后，回归时可于蓟州沿途购买控额的铁锅、犁铧，至于其他商品当能随心采购”。1618年，沙俄使节佩特林来华时途经张家口，对这个重要的马市市场有如下记述：
所有店铺也都是砖砌的，刷以各种色彩。门窗同样是彩色的。除毛料外，各式货物齐全，但不见有任何宝石。他们有大量的丝绒、缎子、条纹绸和塔夫绸，以及金绣带铜〔？〕的绸缎；还有各种花卉、各种糖、丁香、肉桂、大茴香、苹果、香瓜、西瓜、南瓜、黄瓜、大蒜、萝卜、洋葱、芜菁、白菜、芹菜、辣根、罂粟、麝香葡萄、杏仁、大黄和其他不知名的瓜果蔬菜。城市商号林立，货物一应俱全。
清朝建立后，随着对蒙古问题的有效解决，开创了北部边疆和平稳定发展的新局面，这一长期保持稳定的局面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在北部边疆的经济往来与交流融合。如《蒙古调查记》载：“蒙古与中国本部之贸易，以库伦、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四处为最盛。而四处之中，尤推张家口，其地人口约五六万人以上，即此可想见其繁富。”商业发展促进了张家口的城市繁荣，“几年荒僻野地，竟至若许繁华，人称张家口为塞上之小上海，洵不虚也”。归化城同样如此，“土人称为库库和屯，山西省之散厅也。为图尔根河北岸，阴山之阳……人口三万余，喇嘛亦二万。物产以家畜为大宗，若毛网、毡毯、制皮、大理石细工及油等，亦均著名。毛网运至天津，输往欧洲，运驼多至二十万头。茶市亦盛”。《蒙古志》对清朝蒙地商业贸易之盛况也记述道：
蒙古南通汉地，北接俄国，界汉俄之间，故为中俄贸易之大关键。其贸易处所，初无一定。康熙五十九年，曾准于库伦互市。迨雍正五年，特简理藩院尚书图理善（或作琛）与彼立约于尼楚布城（或作恰克图）。划定蒙俄边界，设库伦办事大臣，以理交涉事务，且择恰克图地，开为互市场，今之买卖城是也。又以理藩院司官一人驻扎其地，管理通商事务。嗣于乾隆年间，屡以失和，禁绝互市。至乾隆五十七年，又与订约五条，仍开互市场于恰克图，自是蒙古沿边贸易，均归此处。俄人之至京贸易者，亦取道于此，百货云集，为中俄于蒙古陆路贸易之中心点，居然一大都会。
商业的繁荣发展加强了北部边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有利于清朝治理北部边疆、维护领土完整。进一步而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长期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费孝通指出：“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济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贸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由此可见，北部边疆的繁荣稳定促进了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民族工作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各边疆民族政权之间虽然不乏军事冲突，但站在全局角度着眼，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在此过程中逐渐走向统一并形成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无论是聚居在北部边疆的各民族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突出贡献，还是北部边疆之于中国疆域的关键意义，都具有跨越古今的不可取代的价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主体的北部边疆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依然意义非凡。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内蒙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在促进民族团结上具有光荣传统，长期以来拥有‘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要倍加珍惜、继续保持。要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牢记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把工作做细做实，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国作为长期稳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特性，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现实国情的体现，还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持续性影响。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无论何时都不应忽视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这些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我国其他边疆地区，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包含大量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内容，可谓“天下同归而殊途”。
（作者崔思朋，系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