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梁启超1902年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已过去120多年。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不仅成为中国人使用频度极高的词语，此概念亦深入人心，为中国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和不同政治面貌的人们所广泛认同。在海外中国人及华侨中，“中华民族”也成为一种身份标志与日常话语。今天，“中华民族”一词不仅被写入国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未来憧憬与奋斗目标。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成为使用频度极高的词语，最根本的原因是在现代中国的诞生与发展中、在中国面对世界并由封闭走向全面开放过程中，中国人产生了自我凝聚和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客观要求。在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中，有一个面向一直被人们相对忽视，即此概念的世界性。有一个事实十分显著，“中华民族”是中国在面对世界时产生的一个概念，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一个自我称谓，也包含着中国各民族在世界文化坐标中的定位。但目前在中华民族的相关讨论中，此概念所具有的“世界之中国”特点却较少为人们所涉及，这相当程度影响并遮蔽了人们对中华民族概念时代特点和世界内涵的认识。为此，本文拟以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背景及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对此概念的时代特点和世界内涵略作探讨，以丰富、拓展从“世界之中国”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意义和价值。
一、“中华民族”是中国面对世界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概念
1902年在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同一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对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独到且颇具现代性的划分，他将中国数千年历史演进划分为三个大的时代：
1.“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
2.“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
3.“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
“中华民族”概念是产生于梁启超所划分的第三个时代，即“世界之中国”时代。对这一时代，梁启超作了如下勾勒：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
在这段阐释中，梁启超概括了“世界之中国”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中国“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二是中国由君主专制政体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型与过渡。此两点“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这正是“中华民族”概念产生的时代特点和社会背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发展均与上述两点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中华民族”概念本身即“二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物。
“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与世界环境密切相关，是“世界之中国”暨“与西人交涉竞争”的产物。众所周知，1840年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与西人交涉竞争”的重要尝试。但1895年甲午战争的全面失败，使中国的仁人志士意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性，意识到仅从“技术先进”层面来认识西方文明远远不够，必须在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思想观念上全面效法和学习西方。于是，“变法”的要求被提上议程。1898年“戊戌变法”正反映了这一客观要求。“戊戌变法”失败使中国救亡图存之路遭受挫折。参与“戊戌变法”的梁启超因受清政府通缉而被迫流亡日本。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接触到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并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对戊戌变法后深陷颓势的中国社会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称：“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他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可见，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推崇，主要出发点是“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是“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在此认识的激励下，梁启超遂将“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最终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
从时代背景看，如果没有西方列强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没有西方列强刺激下中国社会产生“变法”的客观要求，没有梁启超流亡日本和接触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并将“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有两个基本动力，其一是“与西人交涉竞争”。梁启超接纳并推崇西方的“民族主义”，正是要以此为思想资源整合中国社会以求国家之强盛。其二，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一词，是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意涵的“民族”，这是一个外来词汇，从此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概念乃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的结果，是“世界之中国”时代背景的产物。
“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后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与传播，还离不开一个重要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即梁启超所说从“君主专制政体”过渡到“国民立宪政体”。传统王朝国家是皇权至上，以专制皇权为核心来凝聚国家和民众。王朝国家终结后，现代国家靠什么来构建国家和凝聚国民？从当时世界潮流看，在帝制及皇权国家解体后，正是以“民族”作为现代国家的象征和凝聚纽带，这是西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思想成为当时世界潮流的原因。所以，因应时代巨变而产生的“中华民族”概念，正好填补和替代了王朝国家崩溃后以专制皇权为核心凝聚国家所留下的巨大虚空，由过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转向了现代国家以“民族”为核心和象征来凝聚国民的模式。这成为清朝结束后“中华民族”概念被中国社会广泛接纳、认同和传播的重要条件。
在“中华民族”概念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事实甚为显著，此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与普及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段，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开放”时期。
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词语及概念的传播与普及，黄兴涛已有较详尽的阐述和研究，他指出：
“就‘中华民族’观念传播的广度而言，报纸宣传、电台广播乃到歌曲传唱等媒体作用功不可没。特别是像田汉《义勇军进行曲》那样流传到中华大地各个角落的歌曲（其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名句）的功能，显然是别的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但若就深度而言，最值得重视的还是那些阐述、认同和宣传‘中华民族’观念的各类著作。它们大多具有教材和普及读物的性质，此期得以大量出版，流传极广。如易君左的《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1933）、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1933）、宋文炳的《中华民族史》（1935）、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1936）、陈健夫的《西藏问题》（1937）、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7）、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1938）、罗家伦等的《民族至上论》（1938）、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1938）、张大东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1941）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却都致力于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以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这些著作既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产物，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观念的社会渗透。”
黄兴涛在爬梳民国时期大量文献资料后，得出如下结论：
（中华民族）“更为广泛的使用，‘中华民族’成为习惯性使用的固定词汇（绝对压倒‘中国民族’一词的使用），还是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得以实现的。””
民国时陈健夫《西藏问题》也总结到：
“自（民国）十二年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渐渐成熟，尤其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对这种观念尤为明了，且求之甚切！所以民国十二年到现在才是中华民族萌芽的时期。”
1939年，资深历史学家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对中国民族整体性的强调，既是民族动员也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庄严宣誓，充分印证“中华民族”意识与观念的普及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密切相关。此文产生巨大反响，对“中华民族”意识的普及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中华民族”词语及概念另一个长足发展时期，是1978年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于全面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中国社会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概念及话语也再度升温，“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激励全体中国人的目标。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开放，同世界的经济联系及思想文化交流互动日趋密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放的中国如何面对和适应世界，如何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且传统深厚的中国整合一体，以应对世界的挑战与竞争，开始成为知识精英们关注与思考的焦点问题。故因“世界”这一参照体系的介入，中国学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性思考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1980年前后费孝通在反思以往民族研究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要从中华民族整体格局与视野开展中国的民族研究。1988年费孝通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系统梳理和探讨中华民族历史脉络基础上，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的突出特点。这些均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对开放的中国如何面对和适应世界、中华民族如何整合以应对同世界的竞争所做出的回答。《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再度掀起“中华民族”研究热，中华民族一词也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等得到极大普及，成为中国使用频度极高且家喻户晓的概念及词语。
综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华民族”虽然指称中国境内各民族，但却是一个与世界有密切关联的概念与词语。从近百年的历史看，“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发展均与世界息息相关。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核是源自西方“民族主义”意涵的“民族”一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大幅度增强了中国各民族的凝聚与整合，使中华民族概念及词语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时代环境下，当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大，“中华民族”概念再度深入人心。这一基本轨迹充分说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与世界互动之结果，也是“世界之中国”的产物。缺少这一角度，我们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将是片面和不完整的。
二、“中华民族”是中国人与世界交往的文化身份
何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以什么为参照？这是通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问题。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对“中华民族”有一简明而精辟的定义：
“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这段阐释道出一个关键——中华民族是以“民族意识”为核心凝聚起来的共同体。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好反映了这一特点。换言之，“中华民族”既不排斥也不否定中国多民族的存在，也不排斥和否定中国境内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只是在此基础上强调中国各民族存在整体性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表现于中国漫长历史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联系；也表现于近代以来面对“他者”入侵所激发出来的共同“民族意识”。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这种“民族意识”正是近代中国闭关锁国局面打破后“对他而自觉为我”的产物。费孝通将中华民族的发展划分为“自在”与“自觉”两个阶段，认为“中华民族”概念标志着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化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自觉”正是一个与“民族意识”相关的概念。“对他而自觉为我”，正是“中华民族”概念产生的时代环境。不过，这个“对他而自觉为我”的“他”（人类学上所谓的“他者”）并非指“中国人”，而是指“世界”，指世界之民族。因此，以“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来定义中华民族，至今仍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的精髓所在。
对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前辈学者已有较透彻的阐述。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顾颉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亡之际毅然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正是面对外来侵略中国人加强自身凝聚与团结的客观反应。翁独健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也使我国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从而加强了团结，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民族意识。”这些言简意赅的论述，均说明“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民族意识”是中国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中华民族转变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既体现于“中华民族”一词所代表的中国人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体现于中国人对此概念的接纳与广泛认同。因此，“中华民族”概念及称谓正是中国人面对世界时“对他而自觉为我”所产生的“民族意识”，也代表中国人与世界交往中产生的“自我意识”与文化身份定位。
综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产生、传播与发展，主要源自外部的刺激、影响和作用，此概念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逐步普及和深入人心的。《庄子·齐物篇》云“非彼无我”。这是说，“我”的概念是因“他”而生，“我”与“他”乃是相互依存、彼此对应的概念，“非彼”而“无我”。20世纪初中国人之所以产生“中华民族”称谓及由此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正是由于“他者”的进入，是“对他而自觉为我”的结果。这与1840年以来在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影响和作用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并在屈辱、痛苦与自省中艰难地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潮流是大体吻合和同步的。
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无论是君主专制政体湮灭、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型，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逐步开启，现代学校教育体系的建立，乃至由“中华民族”概念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其原动力均来自于世界，均是“世界之中国”及“与西人交涉竞争”的结果。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事物总是一体两面，恰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事物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不是只有一个面向，而是“一体两面”。从哲学角度说，“一体两面”乃是世间万物之“天则”。正如黑格尔所言“纯粹的光明与纯粹的黑暗一样，这里什么都没有。”所言正是此意。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对古老且闭关锁国的中国同样是“一体两面”。一方面它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处于被瓜分、被分割的屈辱境况，另一方面它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开始步入“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二者不仅同步，而且互相交织，这就给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带来了较大复杂性和选择性。若从民族、国家情感角度，我们会更多看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给中国带来的痛苦与屈辱，强调并放大这种历史记忆，可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对中国人起到鼓励斗志和奋发图强的激励作用。但是，若仅仅只看到这一面，又往往会不自觉地屏蔽掉另一面，即西方列强入侵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面。从理性的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二千年所未有”之巨变，动力均来自西方文明冲击下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从“世界之中国”的时代背景看，西方列强侵入的同时也开启了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指出：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罗荣渠还特别提到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正是后一种模式，即“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巨变，动力均来自世界性历史过程——现代化的冲击与影响。但这一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正是由西方殖民者带入的。西方现代文明的进入给古老的中国文明带来了生机和曙光，工业化和机器生产开始起步，专制王朝体制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型，科举制向现代学校教育体系转型，传统农业经济转向了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现代交通体系初步建立等等，这一系列深刻变化，均源于作为世界性历史过程的现代化潮流，动力来自世界，来自西方文明。
情感与理性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也是我们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传播中需要留意的一个重要背景。一方面，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和知识精英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但深感中国的落后，也深感中国人整体素质的低下。另一方面，与现代化浪潮所伴随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使他们备感屈辱和痛心。因此，近代中国的现状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复杂的爱恨交织的心路历程。在此背景下，一批仁人志士和知识精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对“中国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中国人群体的关注，并开始致力于“中国人”的现代化。
过去我们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关注，往往比较注重工业化、社会制度及物质层面，相对比较忽视“人”的现代化。其实，现代化过程同时也要求“人”的现代化。从很大意义上说，近代“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发展，既是中国面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反应，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经历着“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而言，改变人无疑是第一位的。1902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概念，指出“新史学”当摈弃“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的旧史学传统，把“人群进化”作为研究对象。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孱弱主要表现于人的方面，即梁启超所说“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其时，中国人普遍被西方人视作“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提出“少年强则中国强”，把希望寄托于少年、寄托于未来，正表达了对提升中国人整体素质的期待。同样，梁启超提出“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正是要凝聚“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将之整合为有共同“民族意识”的群体，以提升中国人群体的力量和自信。这既是“与西人交涉竞争”的产物，也反映现代化进程对“人的现代化”之客观要求。
20世纪“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与不断强化，从大的背景看，当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人的现代化”范畴。但推动并主导中国“人的现代化”的骨干力量，却并非一般民众，而是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近代以来，无论是现代教育的倡导实施，还是“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和推广，均由知识精英阶层所主导。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普及，首先得力于知识精英阶层对此概念的认同与积极倡导。知识精英阶层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同和积极倡导，一是缘于其强烈的救亡意识与爱国情怀，二是在“与西人交涉竞争”中，他们首先并强烈地需要一种身份寄托与文化归属感。
出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人，已经不太容易体会和感受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及中国知识精英所经历的痛苦与绝望。钱穆在一次演讲中曾谈到他走上研究中国历史之路的经历：
“记得在四十四、五年前，我尚为一小孩子，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被瓜分了，我们中国就要做印度、波兰之续，被西方列强灭亡瓜分。当时听到这种话，就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
恰巧在那时，我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梁任公先生的《中国不亡论》。他认为中国是决不会亡国的。我读了这篇文章，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我，鼓励我；中国还有前途，民族还有将来，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我还是怀疑，中国究竟能不能不为波兰、印度之续，而不被灭亡和瓜分呢？
当时，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因为要能证明梁先生这句“中国不亡”的话，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我总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国。我常想，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这一问题，始终盘旋在我心中。”
从钱穆这一心路历程，我们不难想象20世纪初中国的悲惨境况。国家、民族的衰败落后深深刺痛一代知识青年的心，不但使他们深感痛苦、绝望，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
另一方面，我们应看到，20世纪同时也是中国知识精英“睁眼看世界”和“学习世界”的时代。他们也用“睁眼看世界”“学习世界”的眼光、见识和实际行动把中国同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上半叶，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德先生”“赛先生”逐渐深入人心，均由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所主导。20世纪以来大批中国知识精英的培养造就，也均与留学西方、学习西方现代科学与人文密不可分。留学方面，以“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居功至伟，输送大批优秀且有志青年留学西方，他们学成后大多回国报效祖国。据统计，在20世纪40年代仅清华、北大有海外留学经历者几乎占到八至九成。因怀抱改变中国、用“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的强烈使命与责任，他们大多卓有建树，成为近代中国各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当大批中国知识精英“睁眼看世界”，或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并“与西人交涉竞争”之际，因“对他而自觉为我”，他们本能地需要一种文化身份定位。所以，强烈的救亡意识与爱国情怀及“与西人交涉竞争”中对文化身份与文化归属的需要，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均促成了他们对“中华民族”概念所赋予文化身份的认同。
“中华”一词是从文明角度对“中国”的美誉。“华”的本意是指“花”，后又引申为“开花谓之华，与花朵之华微别。”盛开的花曰“华”，故“华”指花开之美与繁盛。后来“华”又逐渐专指礼服、官服所绣图案纹饰，“冕服采章曰华”，由此衍生出以“衣冠”即“服章之美”来喻指文化的含义，遂有“衣冠”“衣冠华族”之称。所以，“中华”乃是一个喻指“文化之美”和“文明之高”的象征词语，章太炎将“中华”一词的内涵释为“以为华美，以为文明”，所言正是此义。梁启超曾有一段抒发对“中华”之赞誉的文字：“立于五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及。”可见，“中华”一词正是对中国之美誉。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以来世界正是把中国简称为“华”。其时，中国前往北美、东南亚的劳工被称作“华工”或“华人”，大量到西方留学者也同样被归为“华人”。这样的背景使“中华民族”的身份很容易让“与西人交涉竞争”或走出国门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所认同和接纳。我们不难看到，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与普及，与知识精英发挥的积极倡导作用密不可分。
在“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顾颉刚先生，早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现代性改造，是“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但在日本侵华局势严峻之际，顾颉刚一改治学路径，于1934年与谭其骧在创办《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升平时代学者不妨“为学问而学问”，但在“国势陵夷，局天脊地”的时代，却只能“所学务求实用”。“所学务求实用”正是抗战全面爆发后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动因。知识精英强烈的救亡意识与爱国情怀正是他们倡导和推广“中华民族”概念的动力。
同样对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费孝通，其治学动力亦是用“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1990年费孝通80岁生日时在出席东京“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发表带有总结其学术生涯意味的演讲，题目叫《人的研究在中国》，讲演中在谈到他的同学英国人类学家艾德蒙（Edmund）对自己讲求“实用”的批评时，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的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从我的这种价值判断出发，……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我认真地想一想，我这种在艾德蒙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随手我可以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
这是费孝通对自己毕生治学宗旨的总结。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是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心系民族未来与国家前途，这正是费孝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的衰败落后使中国知识精英深切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深深激发起他们的爱国救亡之心，促使他们“睁眼看世界”和“学习世界”，并以实际行动承担救国之责任与使命。另一方面，“与西人交涉竞争”“睁眼看世界”和“学习世界”，也使他们本能地需要一种文化归属与身份寄托。在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和影响下，中国知识精英和仁人志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了广泛认同。我们不难看到，与费孝通同时代的大批从事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如潘光旦、顾颉刚、林耀华、翁独健、谭其骧、谷苞、李有义、吴泽霖、陈永龄等等，他们有关中国民族的研究和论著中大多清晰地呈现和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整体格局与视野。他们中许多人有留学经历，也有不少人没有留学经历，但都一致认同中华民族概念，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心系民族未来与国家前途。
正是大批知识精英与仁人志士“睁眼看世界”“学习世界”，用实际行动打通了中国与世界，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知识精英成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概念的主要传播和阐释者。一个典型例证是，1939年，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费孝通看到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后，出于对学术的真诚，对文中所使用的“民族”一词并不赞同，费孝通依据西方有关“民族”概念的定义，提出“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质团体”，认为“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但1988年，时隔半个世纪后，却正是费孝通发表了影响巨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华民族”概念与中国历史、社会及各民族关系作了深刻、系统的阐述。1993年在顾颉刚百岁纪念会上，费孝通就自己当年与顾颉刚的争论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
这番话言辞恳切，既是其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体会，也包含对当年自己完全从西方概念出发与顾颉刚争论的反省和对顾颉刚的理解。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西方“民族”概念同中国历史与社会日渐的结合背景下逐步成熟和完善的。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普及与发展，是中国同世界密切交流与互动的产物，是中国人与世界相联系的身份定位。所以，只有从“世界之中国”、从“与西人交涉竞争”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更充分、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概念。
三、中华民族的未来同世界息息相关
自秦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华民族是在历经无数苦难与困厄中形成、延续和发展的。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华民族更是在衰败、屈辱和几近灭亡的厄难中团结一致，产生共同的民族意识并坚韧而顽强地生存下来。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正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正是“万众一心”和共同的民族意识，才使中华民族能够团结一致，浴火重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摆脱百年屈辱，获得独立、自主地位。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曾经激励了数代中国人，使无数海外学子不畏重重阻挠，满怀建设新中国的梦想漂洋过海回归并报效祖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更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梦想与期待。
不过，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改变，并不是“内生”的，而是“世界之中国”和“与西人交涉竞争”的结果，是世界外部力量冲击和作用于中国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巨变，均是这一“外因”作用于中国并通过中国之“内因”发生作用的结果。试想，如果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就不会有中国革命，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立。同样，如果没有西方民族主义意涵的“民族”一词及概念的引入，没有从“民族”角度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也不可能产生“中华民族”概念。同样，如果没有“他者”的进入，没有“对他而自觉为我”，就不可能有中国整体“民族意识”的觉醒，亦不可能产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命运已和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变化绝不可能离开世界。
记得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词颇为流行，叫“开除球籍”。其时，经历长期封闭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惊人的贫穷落后及与世界的巨大差距深深刺激和震撼着国人，“开除球籍”正是那时中国人在经历与世界脱轨后重新回到世界所感受的巨大危机与恐惧的一种反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深度地融入世界，中国以及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中华民族已愈来愈成为世界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更成为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标识与身份定位。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对中国人的意义是唤醒了共同的“民族意识”，使中国各民族在危险与苦难中能万众一心，顽强奋斗，在“二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及“与西人交涉竞争”中坚忍不拔地生存下来，立于不败之地，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迎来新中国的建立，迎来改革开放的巨大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又与世界环境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概念及词语是在中国与世界互动中产生的，是“世界之中国”以及“对他而自觉为我”的结果，也是以“世界”为参照系产生的民族意识与文化定位。此外，“中华民族”概念及词语的传播与发展，也与世界的刺激、影响和作用密不可分。所以，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华民族”概念，我们离不开“内”与“外”即“中国”与“世界”两个纬度，二者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不可偏废。
但我们同时应看到，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文明的泱泱古国，典籍浩瀚，文化与文字绵延不绝，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明自成体系。这虽带来无可比拟的优势与稳定性，但也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弊端——我们背负的传统太过沉重，这注定了中国及中华民族融入和适应世界的道路是曲折、艰难、漫长的，充满坎坷和荆棘。我们有绵延两千多年的帝制，而现代中国的诞生不过百余年，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致命弱点是容易“自大”“自傲”，容易“傲视”世界。我们习惯“从中国看世界”，却不太习惯“从世界看中国”。一次，国际著名中国学家卜正民向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请教一个问题：
“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的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的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这里所言正是“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的区别所在，也恰好是二者需要互补且不可分离的原因。
今天，随着全球化大趋势，随着中国愈来愈融入世界，“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有机结合，已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尽管此问题宏大而复杂，但有两点确定无疑：第一，决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不能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排斥“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排斥“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是要将两者进行有机联系与结合。第二，基本趋势显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相反。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曾对中华民族前景作过如下判断：“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既然中华民族的前景取决于“更扩大之可能性”，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必然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未来很大程度应取决于融入和贡献世界的程度，取决于如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和典型案例，取得巨大成功。今年，正值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坚定地表达了中国坚持开放、坚持和平发展，坚定地融入世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向和态度。白皮书在“结束语”中明确写道：
“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共同绘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
这里所勾画的，既是中国与世界共荣之未来，也是“中华民族”的未来。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如何有机结合、和谐一致，是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迫切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问题。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这正是当今我们需要从“世界之中国”、从“与西人交涉竞争”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及其内涵的意义和原因。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