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恢宏的历史命题。同年10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着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指示，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无论是从历史演进、还是从发展特质、实践路径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是一种融通互进的关系。可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引领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充实和支撑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建设，两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之中。
一、同步同源：中华民族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演进
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中华民族文明在地理、经济、文化、精神方面的形成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开拓疆域、交融主体、融通基因、淬炼意识，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两者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重叠性、整体性和共同性。
（一）中华文明的地理推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疆域开拓是同步的
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展开不同，中华民族文明一开始就是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主的广袤地域长卷上展开的。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珠江流域到辽河流域，均分布着许多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意味着中华各民族的祖先们自远古时期开始就在中华大地上东南西北各方繁衍生息，多源多发的中华民族文化渊源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秦汉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此后历经迁徙、贸易、婚嫁，乃至碰撞、冲突等交往形式，以中华农耕文明为基础，进一步包容吸纳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等，在形成更广的地域范围的同时，也形成了交融一体、繁荣一体的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历史上的中国是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的生存空间，因地理空间分布、地域物产的不同，农耕、草原、海洋三大文明形成资源依赖与分工互补，各民族在共同利用、改造自然及战胜天灾的过程中紧密联结在一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开辟做出了历史贡献。
（二）中华文明的经济演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交融是同步的
从古代农耕文明的萌芽到深入发展，再到近代工业文明的催生起步，以及现代工业、信息业的全面发展，随着生产交往形态和政治社会组织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迭代发展。秦汉时期，为适应农业革命需要，冶炼技术的发展和水利技术的进步得到推动，夏商周地理文化共同体迭代升级，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型。隋唐到元明清时期，为适应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伴随统一国家的周期性重建与发展的历程，中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地区与中原地区相互联通、渐次统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经济依赖度加强。近代以后，为适应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需求，中华民族一边在国家面临危难、民族面临危亡之际经历血与火的淬炼，一边努力推动自身从文化共同体向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到来做好历史准备。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全面适应现代工业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全面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对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实现了整体性超越。概言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迎接文明更替更新，并在文明交替之下交融汇聚的过程；就是各民族在分工发展中、在开发和建设美好家园的长期奋斗中，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中华文明，以不断适应人民生活需要的历史。
（三）中华文明的文化累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因融通是同步的
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各民族因适应空间条件产生的文化多样性，随历史变迁而互鉴融通，共同创造了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机整体的形成。先秦时期以华夏为中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夷夏交融格局初步形成，边疆少数民族“上衣下裳”“雅歌儒服”、赋诗染翰，赵武灵王通过推崇胡服骑射来改革和强化军事力量，即是一个见证。秦王朝统一中国，汉武帝开疆拓土，秦汉在大一统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汉族的服饰、礼仪、语言和儒家文化，开辟丝绸之路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使岭南、长城沿线、西域与中原呈现更高程度的文化大融合。魏晋南北朝，胡人进入中原、建立政权，胡汉在地域杂居中交融文化、交混习俗，尤其是北魏孝文帝通过实施文化改革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隋唐时期实行开明政治，胡汉文化相互渗透、不断融合。宋辽金元时期，民族文化在战乱频频之中仍加快融合进度。至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大融合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可以看出，中华文化自始就具有复数性质，各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四）中华文明的精神递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淬炼是同步的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文明递进中历经社会形态更替，融汇各民族优秀文化，共同熔铸了融会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于一体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伟大民族精神也就成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与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思想文化大突破的“轴心时代”同步，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第一次中华文化大整合的“百家争鸣”。在此后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族儿女广泛交流、沟通与融合，吸纳创造新鲜知识、新鲜理念、新鲜视角，造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面对解决超大规模社会有效治理，应对自然灾害、内外战争等重大挑战，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奋斗精神。面对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峻形势，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心同德、守望相助，共同抵御外敌，凝练出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精神。面对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难局面，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体现出光复旧物的决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气，呈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精神。集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于一体的中华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一代代中华民族各族儿女的精神聚合交融，在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为其注入了独特的精神特质与文化禀赋。
二、共享共有：中华民族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特质
中华民族共同体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文明血脉基因中，正是中华民族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发展特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内生活力、自信定力、统合效力、创新动力及文化魅力。
（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生活力
六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二十多种原生型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是其中唯一没有中断、连续发展五千多年的文明。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感叹，“罗马帝国灭亡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中华文明所具有这种突出的连续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生性发展赋予了底气与活力。
一方面，中华文明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反映出中华民族意识深处由内而外的差序格局思维，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贯通性维系、有机性结合、延续性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的底部构造是建立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家国同构式”宗法社会，无论是国家，还是天下，都是在宗法家庭政治伦理上的延伸。这一组织结构将情感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联结起来，以家庭宗族的模式建构和治理“天下”政治共同体。它以“大家庭”的模式讲述着作为血缘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凝聚性，以“炎黄子孙”“中华儿女”等话语传承着中华儿女文化和血缘传统上关系的延续性，以“兄弟民族”“两岸同胞”等话语孕育出同胞、兄弟意识等共同体的情感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生性发展、生命存续的内在底蕴。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关照各个民族的需求和整个共同体的核心利益，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包容性发展与中心式汇聚。从中国传统民族关系处理中的“羁縻”“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中华文明在汇聚“多元性”的基础之上，凝聚了“一体性”的共同意识，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更富韧性与可持续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就能“继续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发展到更高的层次”。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深刻阐明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有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拥有了根和魂，就拥有了赓续前行的源头活水，就拥有了坚定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精神动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的必然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多元文化冲击下稳如泰山、保持本色的根基所在、底气所在。
（二）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有利于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信定力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创新基因活跃于五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既是按照内在逻辑自主生长的历史，又是不断适应外部新变化、解决现实新问题的历史，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从观念上来看，中华文明强调“通变”“日新”，展现出鲜明的辩证性格，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创新发展提供了理念基础。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汉代桓宽《盐铁论》提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宋儒程颐主张“时极道穷”，必当变“理”变“易”，谈道：“推革之道，极乎天地变易，时运终始也。天地阴阳推迁改易而成四时，万物于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时运既终，必有革而新者。”朱熹则强调“易”“时”“道”三者统一的关系，提出“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则谓之易；自其推迁无常而言之，则谓之时；而其所以然之理，则谓之道。”王阳明更是以“义理无定在，无穷尽”来阐明文明通变的道理。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从制度上来看，中华文明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回应并解决时代问题，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秩序提供了制度支撑。殷商时代，中国开始出现统一的中央政权，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带动各个部落和国家的融合与统一。周朝时期周天子统治全国，实行王室子弟和功臣分封制度，以血缘宗亲为纽带、以礼乐制度为教化手段，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秦朝采用郡县制，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令黔首自实田”等统一措施，有效地减少了地方民族之间的隔阂。后来隋唐开创实行科举制、元代确立行省制度、清代实施对少数民族因俗而治的政策等，这些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使得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间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促进了各民族间文化、经济和人口的交流与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与文化传承起着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撑力。当前，我们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升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坚守自信的定力和永不枯竭的动力。
（三）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有利于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合动力
中国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中华文明历来拥有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这是中华民族在政治形态上由分散林立走向内聚统一、在社会空间形态上由内外对立走向内外融合的基础。
一方面，中华文明讲求维护一统、反对分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奠定了生存基石。政治统一是多民族共享“共同历史”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历史政治实践中所共有的政治价值取向。秦王朝统一六国，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阶段。自此以后，保持“大一统”以及中华文化的正统，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中国政治舞台主角的民族属性几多变换，但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1949年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中国得以缔造，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强调共同御敌、精诚报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注入了恒久底蕴。从16世纪中后期土家族、苗族、壮族官兵与汉族、畲族群众在东南沿海同仇敌忾、共御倭寇，到17世纪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率部与沙俄侵略者殊死战斗、鄂伦春人奋勇抗击沙俄侵略者的雅克萨之战，再到18世纪哈萨克族抗击沙俄入侵，19世纪锡伯族英雄喀尔莽阿讨伐来自中亚的侵略者阿古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在一次次共御外侮中激发形成。尤其是近代以来，傣族大土司刀盈廷率先反抗英国入侵者，蒙古族将领裕谦在浙江镇海保卫战中浴血奋战，云南苗族豪侠项从周率汉苗瑶壮傣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甲午战争后台湾少数民族浴血奋战、抵抗日军的占领，回族爱国将领马福禄率回族骑兵在北京外围与八国联军激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淬炼升华，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中华文明中追求疆域领土统一、共同抵御外敌的历史信念和历史情感，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表现，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统合发展的效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更要扎根整体性统一性的中华文明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力量。
（四）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有利于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创新动力
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文明，也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对待其他文明，中华文明不是排斥、对抗、征服，而是始终秉持包容的态度，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汲取不同文明所长，在借鉴吸纳中实现创新超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大思想派别如儒、墨、道、法等交织碰撞，塑造出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特色。汉代整合先秦诸子不同的思想视野，在经学传统内部以及经学和子学之间的张力之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两汉经学避免了思想僵化的可能。盛唐时期，华夏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迎接吸纳多元文化，在三教并立中实现融合创新。宋元时期的泉州港连接海外交通，畅达东、西二洋，各大宗教与文化在此和谐共存，佛学空无的世界观、精致的心性论为儒学所吸收，并以此建构起新儒学体系。明清之际，伊儒会通，使伊斯兰教从陌生的他者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与儒家文明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近代西学输入推动中华文明融入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华文明在“两个结合”之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从古典走向近代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明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同时焕发出新的活力。
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智慧，包容外来文化，汲取其精华，为本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始终展现出其博大的包容性。这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为保持中华民族内部各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相通性，实现多文明形态共处共融、价值共生提供了可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打破了历史形成的“华夷之辨”价值分殊，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创新动力。
（五）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有利于添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魅力
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止戈为武”的和平品质，“美美与共”“天下太平”“同气连枝”“民胞物与”的和平追求，以及“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和平伦理。
对外而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主要体现在协和万邦、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上。《尚书》中讲，“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指出一条由协调宗亲出发，到协调百姓，再到协调万邦的和平路径。《孙子兵法》主张慎战不战，开篇就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以文化御战”的价值指导之下，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历史上的中国从未殖民和侵略他国。
对内而言，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主要体现在对差异的承认、对差别的尊重和对异己的包容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别性基础上，各民族文化元素不断整合、融汇的结果，并非依靠暴力的征服。历代民族治理强调“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注重在边疆地区建立有别于中原的管理机构，如秦汉时的“道”，唐时的羁縻州、府，元、明、清的土司制，对民族地区实行差异化治理。同时讲究文教，少数民族社会上层主动学习、传扬儒家经典，由此形成文化的自然交融、浑然一体。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话语的超越，喻示着中华民族内在坚不可破的文化聚合力。在当今世界的剧烈变化和越来越复杂的挑战之中，遵循求同存异和和平发展的思想理念，允许合理化差异的存在，体现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中正平和、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和稳健气度。中华文明将在这种稳健的气度中深化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好走向世界，实现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
三、同向同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括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嵌于这“五个文明”的建设过程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统筹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五个文明”协调共进中构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共同体。
（一）以现代政治文明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建设
现代政治文明着眼于最广泛、最有效地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体力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是维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的重要力量。以现代政治文明推动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建设，就是要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扩大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二）以现代物质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
受历史、社会安全、产业结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与要素资源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长期滞后于东部先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较为突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具有明显落差。以现代物质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就是要通过高质量发展，优化民族地区发展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提升民族地区劳动生产率，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特色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合理，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福利保障和生活条件的持续提高。要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各民族间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民族地区扩大开放，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要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形成一个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经济有机体，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的繁荣富强奠定基础。
（三）以现代精神文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成员之所以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得益于人们在共同的实践中创造了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实现了从以血缘、地域为基础的共同体向以文化、精神为基础的共同体的价值跃迁。百年变局下面临的风险难以预测，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着凝聚政治社会共识的现代性难题。以现代精神文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进一步弘扬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文化根基；要进一步凸显和增强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共生性，树立、突出和传播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四）以现代社会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建设
各族人民在一起生活生产的共有实践空间，是各民族交流交融的日常空间，它发挥着增强族际往来、强化共同体认同的价值，串联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情感结构。以现代社会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建设，就是要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构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显化各民族利益相关、结构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形态。要正视少数民族群体因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原因导致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少数民族地区民生，全面提高少数民族群体的就业、教育、医疗水平，赋能少数民族群体实现自我发展，不断加强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合力。
（五）以现代生态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建设
宅兹中国，万物生养，美丽中国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共同家园，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承载空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享地理单元。以现代生态文明推动中华民族生态共同体建设，意味着构建起中华民族与自然之间、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共生性、共责性、共享性及可持续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永续发展、全面繁荣。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上，是五十六个民族的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保护自然，在保护自然中获得收益、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共生性。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上，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成员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履行义务的共责性。体现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权益上，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成员共同享有收益、享有前景的共享性。体现在未来生态发展上，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成员积极地保护和回馈自然，让子孙后代享有广阔生存发展空间的可持续性。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价值理念不断凸显，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更为彰显，自强不息的中华文明有机体不断向前迈进，开辟并引领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曹威伟，系国家民委湖南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培育）特约研究员、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大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国家民委湖南师范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培育）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