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和水灾、旱灾并称中国古代三大自然灾害。过去对历史上的水、旱灾害研究较多,蝗灾的研究则重视不够。本文主要对唐代蝗灾的时空分布特点、减灾救灾措施以及蝗灾对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作一简略的探讨。

　　一、唐代蝗灾的时空分布

　　唐代(618～907年)289年中,据统计,有蝗灾的年份为42个,约占总年份的14.5%,平均约7年发生一次。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唐代为8.5年,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由此可见蝗灾发生的频率有越来越快的趋势。比较唐代蝗灾的地域分布,根据有明确发生地点的资料,按照现行行政区划,以同年发生于数省则各记一次,同年发生于一省数地则只记一次为原则，统计如下：

　　由此可知,唐代蝗灾多发生在北方,即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山西数省,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当于唐代的京畿道、都畿道、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南部和河东道南部。南方发生较少,主要在今安徽和江苏北部,相当于唐代的淮南道。

　　生物学家指出:我国境内的飞蝗主要有三种,亚洲飞蝗分布在新疆以及内蒙、青海、甘肃一带;西藏飞蝗分布在西藏;东亚飞蝗分布在其余地区。从唐代发生蝗灾的地区看,成灾主体主要是东亚飞蝗。生物学家还根据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诸因素,将飞蝗发生地区划分为三类:1.发生基地,又称常年发生地,具有飞蝗孳生繁殖的最佳环境,大发生时由此向外扩散迁移;2.一般发生地,又称适生区,有适于飞蝗繁殖的条件;3.临时发生地,也称飞蝗的扩散区或侵入区,这些地区不适于飞蝗繁殖发生。蝗区的涵义与范围主要指飞蝗的发生基地和一般发生地,但我国群众习惯于把临时发生地也包括在内。

　　东亚飞蝗的繁殖发育要求日平均温度25℃以上的天数必须达到35天以上才能完成。冬季不能太寒冷,如日平均温度在-10℃以下超过20天,或-15℃以下超过5天,蝗卵就不能安全过冬。降水量过大会增加蝗卵死亡率,对幼蝻也有明显的机械杀伤作用。飞蝗喜食的植物有芦苇、稗草、白茅、狗牙草及蒿类,还有沿海混生的虾须草、海蓬子、盐蒿等。宜于蝗卵孵化的土壤含水量要在8～22 %之间。因此,适合东亚飞蝗繁殖发育的地区一般分布在低于海拔200米的平原、河谷、海滨、湖畔的低洼地带。对于东亚飞蝗蝗区类型的划分,生物学家有不同意见,马世骏等认为,应划分为河泛蝗区、沿海蝗区、滨湖蝗区和内涝蝗区四类,并对其具体地理位置均有所指陈。我们可依此反观唐代蝗区的划分与分布:

　　1.河泛蝗区。分布于河流沿岸的滩地或抛荒地,在水旱交替的年代最宜于飞蝗大规模发生。唐代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黄河下游沿岸,包括都畿道的河南府、陕州、怀州、郑州,河南道的滑、濮、齐、虢等州,河北道的卫、魏、博、德等州,这一地区有18个年份发生蝗灾,占发生蝗灾年份的42.8%。其次是渭河沿岸,包括京畿道的京兆府、同州、华州、岐州以及关内道的陇州,这一地区有12个年份发生蝗灾,占发生蝗灾年份的28%。此外,汾河沿岸的河中府、绛州等,运河(汴河)沿岸的宋、亳、陈、许、徐等州,长江上中游的荆州、夔州,汉江中游的襄州,巴水流域的通州、渠州,这些地区在唐代都曾有蝗灾发生。

　　2.沿海蝗区。在唐代又可分为三个小区:(1)渤海湾沿岸地区,北起今秦皇岛,南到莱州湾

　　的胶莱河口。相当于河北道的棣、沧、幽、蓟、平诸州及河南道的青州、淄州,在文宗开成年间曾发生蝗灾。(2)黄海沿岸地区,北起今江苏赣榆,南至废黄河口,相当于河南道的海州,开成年间的蝗灾也涉及这一地区。(3)东海沿岸地区,主要有江南道的台州、建州,最南到泉州,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长寿二年(693年)这一带发生过蝗灾。

　　3.滨湖蝗区。北方较大的湖泊有河南道的巨野泽,其周围的郓州、兖州、曹州,河北道的大陆泽,其周围的贝、邢、冀诸州,都曾发生蝗灾。

　　4.内涝蝗区。此类蝗区属地势低洼的农田,有雨即涝,无雨则旱,涝时积水,旱时抛荒,宜于飞蝗孳生繁殖。我国现存蝗区中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地区如鲁西南内涝区,相当于唐曹州、郓州、宋州北部、博州南部,当时也是蝗灾多发区。

　　生物学家认为,各类蝗区都有次一级的结构,如内涝蝗区具备一个初级的河泛型或湖滩型的次级结构,因此蝗区呈动态变化发展的特点。由于资料所限,难以描述唐代蝗区的动态发展,只能对蝗区类型及分布作大致划分。

　　徐光启在论及蝗灾地域分布时指出:“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之地,湖漅广衍,暵溢无常,谓之涸泽,蝗则生之。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大都若此。”这里所说的蝗区范围,相当于现在河北燕山以南,长江、淮河以北,泰山、沂蒙山以西,太行山、伏牛山以东,正是黄淮海平原的地域,也正是唐代的主要蝗区。此外,渭河平原是唐代蝗灾的重灾区。以泰山、沂蒙山构成的鲁中南丘陵和胶东半岛山丘地带,地势较高,缺乏飞蝗繁殖的合适生态环境。这一地区在唐代为淄、齐、青州的南部,兖州的东部,沂州全部以及莱州、登州的大部,也有蝗灾的记录,当属于飞蝗的侵入区或扩散区。

　　蝗灾发生的时间,有记载的32次,其中夏秋两季(4～9 月)共29次,春季3月2次,冬季12月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符合飞蝗的生活习性。飞蝗从卵到蝻再到成虫,称为一个生活周期或一个世代,简称一代,一般在60～200天之间。夏蝗为第一代,秋蝗为第二代。夏秋时节蝗虫成熟,正值农作物成长成熟,最有利于飞蝗发生猖獗,对农业的破坏却最重最广。飞蝗一年可发生一代或两代,干旱严重时甚至三代、四代。贞观三年(629年)、贞元元年(785年)都有发生夏秋两代蝗虫的记录。

　　关于蝗灾,特别是大蝗灾的发生是否有周期性,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东亚飞蝗在我国的大发生无明显的周期现象”;有人统计了黄淮海平原地区1500～1900年蝗灾情况后指出:“没有发现这种蝗灾大爆发有明显的周期性。”但也有学者认为蝗灾有周期性,大约9～11年一遇;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大蝗灾11年周期和特大蝗灾60年周期,也许可从太阳黑子11年周期和61年周期中找到解释。”从唐代蝗灾的发生看,并无明显的周期性。唐代42次蝗灾,间隔0～5年的25次,占60%;6～15年的11次,占26%; 16～25年的6次,占14%。根据蝗灾持续时间、灾情严重程度和受灾面积大小等方面综合考虑,唐代蝗灾的大爆发有六次:(1)贞观二年至四年(628～630年); (2)开元三年至四年(715～716年),与前次间隔85年;(3)建中四年至贞元元年(783～785年),与前次间隔65年;(4)开成元年至会昌元年(836～841年),与前次间隔51年;(5)咸通三年至十年(862～869年),与前代间隔21年;(6)乾符二年至五年(875～878年),与前次间隔6年。可见蝗灾的大爆发也无明显的周期。东亚飞蝗为旱虫,性喜高温、干燥,天旱则易成灾,飞蝗成灾则必然天旱,蝗灾总是和旱灾伴生。蝗虫孳生多在洼地水边,因此水灾之后继以旱灾,蝗灾最易于发生。

　　二、蝗灾的社会影响

　　蝗灾对社会经济、政治诸方面都会产生影响。首先是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其破坏性有时比水、旱灾害更为严重。明代徐光启说:“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唐代蝗灾对农业的摧残,史料中屡见不鲜。如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麦枯死,禾无苗”,秋天蝗灾大规模发生, “历河朔而至太原,自淮沂而被雒汭,虫螟为害,雨泽衍时”。关中灾情尤重,“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蒸曝,飏去足翅而食之”。次年(贞元元年) 正月“大风雪..寒甚,民饥冻死者踣于路”。夏季蝗虫再度爆发,“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日,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饥馑枕道”。唐代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蝗灾发生在文宗时期。开成元年(836年)首先在镇州和河中一带发生;二年,蝗灾迅速扩大,“魏、博、泽、潞、淄、青、沧、德、兖、海、河南府等州并奏蝗害稼”; 三年,灾情仍然严重,夏天“河决,浸郑、滑外城,陈、许、鄜、坊、鄂、曹、濮、襄、魏、博等州大水”,其他地区也有水灾发生,秋季“魏博等六州,蝗食秋苗并尽”,“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四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祈祷无效”;五年,蝗灾进一步扩大,“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受灾范围为整个黄淮海平原。连年的水、旱、蝗灾,使广大地区的农作物遭到严重破坏。

　　蝗灾使农业歉收,甚至颗粒无收,国家赋税相应减少,财政状况恶化,必然会影响对政治、军事等问题的处理。德宗实行两税法后,财政状况好转,开始削藩战争,但进展并不顺利,一波三折,险象环生。这时发生严重的蝗灾、旱灾,对时局是有很大影响的。如兴元元年末,朝中不少人污蔑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德宗也起疑心。李泌独排众议,用身家性命担保韩滉的忠诚。他对德宗说:“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今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邪!”李泌用天灾严重和国库粮食短缺说明韩滉地位的重要,促使德宗恢复了对韩滉的信任,从而保障两浙成为唐廷可靠的粮食供应基地。再如贞元元年六月,平定河中李怀光的战争正进入关键时刻,由于“连年旱蝗,度支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但在李泌、李晟、马燧等人的坚持下,德宗同意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克服了灾荒带来的困难,最终平定了李怀光叛乱。

　　蝗灾破坏农业,更为严重的影响是使农民无法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地加以安抚和赈济,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对政权的稳定造成威胁。当开元三年、四年连续发生严重蝗灾时,唐玄宗开始还对灭蝗有所怀疑,而宰相姚崇坚定地主张灭蝗,指出:“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这段意味深长的话,讲的就是蝗灾对当时经济、政治的影响。

　　从经济方面讲,发生蝗灾的关东河南、河北地区是传统的中原农业区,关中长安的粮食供应基地,其经济状况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乱,这一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至在贞观六年(632年)魏征还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经过太宗、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关东地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宗时,食封之家可自择封户所在地,“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当时的权贵武三思、宗楚客、武延秀、韦温等封户多在河南、河北,可见这一带还算富庶。但也正是他们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使刚刚富庶的河南、河北发展受阻,百姓陷于贫困。按唐制,灾区可据灾情轻重减免租调,中宗时的封家却不遵从规定,“时河北频水潦,百姓饥馁, (武) 三思封邑在贝州,专使征其租赋”,贝州刺史宋璟拒绝了武三思的无理要求,宰相韦巨源却责令以蚕丝充租调给付武三思。食封之家的掠夺,“致使河朔黎人,海隅仕女,去其乡井,鬻其子孙,饥寒切身,朝夕奔命”。姚崇所说的“河南、河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客观地反映了这个重要经济区域面临的困境。如果蝗虫不灭,经济将进一步恶化。由于灭蝗及时,成效显著, “田收有获,民不甚饥”,才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得以稳定并继续发展,在开元中成为人口稠密,存粮丰富,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