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刺杀杨永泰一案由失业的黄埔毕业生杨尔谦等人策划组织实施，他们此前已刺杀唐有壬，还密谋刺杀张群甚至蒋介石。他们自述暗杀理由为这些官员是主张对日妥协的“亲日派”。戴笠调查刺杨案发现胡汉民派的刘芦隐为杨尔谦提供了资金，刘芦隐因此被逮捕，并被指控是出于嫉妒而主使杨尔谦等人刺杨，但刘芦隐本人一直否认对刺杨一事知情。通过对杨尔谦人际网络的梳理，可以发现他除了接受刘芦隐资助外，还与王亚樵、陈铭枢等反蒋人士都有联系，因此，刺杨案背后确实有反蒋派系的因素。刺杨案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政治暗杀盛行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日本侵略步步进逼下“亲日派”失去民心、“反蒋”与“抗日”合流的大趋势。
关键词：政治暗杀 杨永泰 蒋介石 刘芦隐 杨尔谦
杨永泰早年从政，历经民初各种政潮，也曾游学日本。后由熊式辉、黄郛等人引荐结识蒋介石。1932年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内外交困的时候，杨永泰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并建议在“围剿”苏区时应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获得蒋介石的赏识，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秘书长，成为蒋最信重的左膀右臂之一。他与张群、黄郛等人交情甚厚，与知识界人士也关系密切，被时人视为“新政学系”的代表人物之一。1935年12月17日，在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一职后的政府官员大调动中，原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改任外交部部长，由杨永泰接替鄂省主席。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位重要的行政长官却于1936年10月25日在汉口码头遇刺身亡。
虽然刺杀杨永泰的凶手当场被捕，但谁是背后的主使者则众说纷纭，与政学系有派系斗争的CC系和复兴社，都成为时人怀疑的对象。甚至晚近出版的《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都还认为杨永泰是“被CC系特务暗杀”。但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1937年2月底，原属胡汉民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刘芦隐在上海被捕，继而刺杨案在武汉公开审理，刘被指控为杨案的幕后主使者，入狱十年。近半个世纪后，杨案真正的策划者杨尔谦（原名杨其真，又名杨又生，另有杨筱明、徐群、陈有光等各种化名，本文为便于行文，正文中统一用他在口供档案中的名字“杨尔谦”）发表了他的回忆，详细记述了他当时身为主张抗日的爱国青年，组织并策划刺杀“亲日派”杨永泰的经过。研究者孙彩霞系统梳理了涉及杨永泰被杀案的各种传闻和已发表的史料，认为指使刺杀杨永泰的幕后人是刘芦隐。
既有研究对刺杨案的诸多说法，基本还是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和文史资料（包括传闻和当事人回忆），而这两种史料各有特点和缺陷。当时各大报纸虽然报道了此案，但大多是中央社的新闻通稿，受到政府部门的严密审核后才公开，只是官方希望公众了解的“真相”。而文史资料中杨尔谦的回忆虽为我们提供了当事人视角，以及报纸所不及的细节，但对照当时新闻和政府档案，细节处的记忆错乱甚至有意虚构也不少。由于可靠史料的缺乏，对刺杨案的深入研究并不多。笔者在台北“国史馆”藏的蒋介石和戴笠档案中发现了刺杨案侦破和审理的相关资料，包括负责调查此案的何成濬、戴笠等人与蒋介石的来往电文、刘芦隐案调查的原始证据、刺杨案内部审理的庭审记录等，在已有的公开史料外又提供了一种隐秘的政府内部视角。笔者希望结合这批档案史料与此前已有的公开史料，对刺杨案进行重新梳理和考察。
正如尚小明《宋案重审》一书为我们提供的新思路，对政治暗杀的研究不应仅限于运用大量史料对事实进行重构，也要将这一事件置于当时整个政局的情境中分析其中各派的行动机制。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重审”。新发现的档案史料证明了杨尔谦是刺杨案的主要策划者，而刘芦隐为其提供了资金，这些史实都是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的。本文的目的更在于还原此案调查和审理的过程，及其反映的当时政坛的权力格局。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刺杀者的自我辩护和表述中把握历史行动者的心态，及其刺杀行动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和资源；从当时流传甚广的对刺杨案的其他表述中，揭示这些传言流行的深层机制，以求通过这一个案透视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国政坛的多重面貌。
一、刺杨案的初步调查
1936年10月25日下午，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赴汉口美国领事之宴请，于下午3时左右从汉口返回武汉。那天风大浪急，不便乘坐省府专用的差轮过江，于是他搭乘江汉关的渡轮。正在他往码头走的路上，潜伏路旁的两名杀手举枪从其背后射击，其中一位连发两枪，正中要害。杨永泰应声倒地，虽然立即就医救治，但因伤重不治身亡。凶犯开枪后立即逃跑，其中一名慌不择路，被杨的卫士当场逮捕，另一名则成功逃逸。
杨永泰遇刺身亡，让当时正在陕西视察的蒋介石十分震惊。他急电武昌行营主任何成濬，询问凶手供词及其履历，向杨的家属致唁电，并亲自要求鄂省财政厅拨款1万元作为丧葬费。数日后又电汉口农民银行，拨付杨永泰抚恤金10万元。
作为政学系代表人物之一的杨永泰，与CC系和黄埔系素有罅隙，而CC系和黄埔系又各有自己的特务机构，惯用暗杀、绑架、威胁等手段压制反蒋势力，排除异己。刺杨案发生后，不免谣言纷飞，这两派都有嫌疑。负责调查的何成濬倍感压力，10月26日即来电向蒋报告初步审讯犯人的情况，表示该犯供认刺杨的理由是“杨系亲日派”，而背后主使王超、樊其书分别来自广西和贵州，并请蒋“另派一得力人员来鄂督审”。于是蒋特地将戴笠调到武汉协助破案，一方面显示其对黄埔系的信任，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希望借此洗脱其下属特务机构的嫌疑。
戴笠一到武汉即全力以赴办案。被捕的杀手成燮超是此时唯一的线索。在他落脚的旅馆里发现的线索显示，他是贵州人，曾是黔军里的下级士官。侦缉人员搜查他在旅馆留下的通信，发现招募其暗杀杨永泰的确是樊其书。樊是原黔军廿五军独立旅旅长，后来地方军整编入中央军番号，该旅被编入第一〇三师。调查显示，成燮超与樊同为黔人，二人在军中相识，樊于数周前邀请成燮超参与刺杀行动，但樊在汉布置就绪后，就返回贵阳了。何成濬早在10月26日就请当时在重庆行营办事的贵州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和驻防贵阳的薛岳协助将其抓捕，但樊已逃逸。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樊其书的线索断了，就只能追查另一主使者“王超”。由成燮超后来的口供可知，主使者“王超”实为杨尔谦化名，“该犯系由香港来，恐与第三党有关，现已电京沪缉捕”。而与成燮超一起持枪出现在刺杀现场的人名为龚柏舟（化名龚少先），是杨尔谦的亲戚。龚在武汉的妓院里有个相好叫“老三”，这个线索最后成了破案的关键。侦缉人员遍访城中所有名为“老三”的妓女，终于找到了龚的相好，并打开了进一步侦破的缺口。此前龚某在武汉预备暗杀时结识此妓女，预计日后论功行赏，即将发财，于是就向老三许诺，甚至在临走前给了她通信地址。侦缉人员便带着老三坐飞机赶往上海缉捕龚，发现龚已逃往南京，再追踪到南京，龚已赴芜湖，最终于11月4日在芜湖将其缉捕。
同一日，守候在上海法租界台拉斯村二号杨尔谦住宅的探员也有重大发现，捕获了自粤到沪探访杨的萧若虚。萧是国民党中宣部总务处处长，日前赴广州参加胡汉民的国葬仪式，遇到原在西南方面做党务宣传的朋友萧汝韫，萧汝韫表示刺杨的可能是杨尔谦，于是请萧若虚在回南京途中路过上海时，顺便去杨的寓所提醒他早日离沪赴港避风头。萧汝韫是胡汉民亲信刘芦隐的手下，于是戴笠判断刺杨案很可能是刘芦隐指使。
被捕的萧若虚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听萧汝韫说1935年12月唐有壬在上海遇刺身亡，也是杨尔谦组织人干的。戴笠随即提审了关押在上海的刺唐案的两名嫌犯，他们通过杨尔谦的照片认出他就是主使刺唐案的杨裕生。于是戴在11月6日给蒋的电报中，已经基本确定了唐案和杨案之间的联系，以及杨尔谦的经费来源：“根据各犯口供与各种情况，判断杨尔谦之经济，实由萧汝韫所给与，萧为刘芦隐之干部，业已分电港粤缉捕萧犯矣。”
龚柏舟、萧若虚相继被捕后，侦缉人员又抓捕了与此案相关的其他人，包括刺杨那日负责望风的曹炳荣、杨尔谦的族弟杨其新、养子李群坚、朋友郁达中等人。但是刺唐案和刺杨案的核心人物，尤其是负责策划的杨尔谦及其同谋萧佩伟，以及负责招募杀手成燮超的樊其书，负责与刘芦隐联络的萧汝韫，都未能缉拿归案。
由于刺杨案的侦破进展不顺，戴笠转向一年前的刺杀唐友壬案寻找线索，在西安捕获参与此事的项应昌，并从他那里获得口供，证明刺唐和刺杨确由杨尔谦一人策划实施。于是，戴笠于12月6日急电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前刺唐次长凶犯项应昌，自由西安捕获解京，经迭次审问后已供认系刘芦隐所主使，则唐杨两案均系刘所主使明矣，因指挥刺唐与杨者均杨筱明一人也。查刘已于上月灰日（11月10日）离港避往梧州，自王亚樵案发生后，刘已往桂林做生意，如刘密回香港则由我驻港代表随时报告港警司，予以逮捕，如刘仍往还桂梧两地，则拟设法秘密制裁。是否可行，谨乞示遵。”
这封密电显示戴笠已经认定刺杨案的幕后主使是胡汉民生前的亲信刘芦隐。刘芦隐为1894年生人，1912年还在南昌读中学时就被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所吸引，1918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海外参加国民党宣传工作。1923年他毕业后回国，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从那时起就深得胡汉民赏识。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因为胡汉民的力挺而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后任部长。1931年蒋胡决裂后，刘芦隐也随胡到了广州，成为胡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去世后，刘芦隐继承了他的一部分政治资源。两广“六一事变”时，他还曾为陈济棠誓师。但两广事变失败后，西南的反蒋势力大大受挫，刘芦隐的位置也愈发尴尬。戴笠查出刺杨案与之相关，说明刺杨系反蒋势力所为，而非坊间猜测的亲蒋派系内部的斗争。
戴笠此封密电中特意提到王亚樵案，也并非闲笔。王亚樵是民国著名的传奇人物，他早年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在沪上组织斧头帮，以暗杀等恐怖手段反抗社会不公。1927年“清党”后，他转而反对蒋介石，与邓演达的“第三党”以及胡汉民、李济深等西南势力，都有密切关系。他曾经派手下在1931年试图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未果，而1935年底刺杀汪精卫背后的主使人也是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戴笠动用其特务力量于1936年11月21日在广西梧州将王亚樵暗杀。戴笠这封密信表明，他不仅将刺杨案的幕后主使定为刘芦隐，而且还暗示刘芦隐与桂系的反蒋势力有关（“避往梧州”），并建议如果其仍与桂系有勾结（“往还桂梧两地”），应该直接将其暗杀（“秘密制裁”）。不过现有史料没有留下蒋介石对此密电的批复，而蒋本人很快也因为西安事变陷入困境。
西安事变后，全国沸腾，各反蒋派系伺机而动，其中也包括刘芦隐。12月17日，戴笠致电军统在香港的人员：“十二万火急香港。……刘芦隐已秘密回香港，刻正策动广西响应张学良之举动，现领袖尚未出险，吾人为釜底抽薪计，万希见即查明刘之住址，与明其面貌，即令克斯兄等严密制裁，以除后患而免增加领袖之危险为要。”这说明戴笠对刘芦隐的反蒋立场深信不疑，在政治斗争激化的危急关头，即使未得到蒋的许可也打算暗杀刘芦隐，以保障蒋的安全。但刘芦隐颇为警觉，戴笠在港的暗探未能获得其行踪。很快，蒋介石平安归来，与张学良达成协议，一致抗日，也就没有了暗杀刘芦隐的必要。
二、刺杨案的内部审理
在西安事变前后，刺杨案的大部分参与者就已经被缉捕收押，如开枪的成燮超、龚柏舟，望风的曹炳荣，打探消息、负责联络的杨其新、李群坚，代人传话的萧若虚等。而与刺杨案最直接相关的杨尔谦、萧佩伟、樊其书、萧汝韫等却闻风逃逸，毫无影踪。此案与胡汉民亲信刘芦隐有关系的直接证据也尚未找到。案情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尘埃落定后，1937年2月中旬要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蒋也希望尽快了结此案，给国民党内外有个交代。
于是，关押在上海、南京等地的人犯都在2月8日被押往武汉。2月10日、12日两天，在武汉行营大礼堂对刺杨案的相关人犯进行了内部审理。这一轮审理的过程并未公开，只在档案中留下了完整的庭审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刺杨案参与者的详细自述。当然，庭审的口供并不一定就代表事实的真相，但能从中看到这些参与者如何表述刺杨的行动以及行动背后的理由。
2月10日刚好是除夕，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没有出席，主持首次审讯的是行营军法处处长刘寿朋。首先受审讯的是龚柏舟。他供认自己37岁，贵州兴仁人，原先在南京做烟土生意，杨尔谦算是他远房舅爷。他这样供称自己是如何加入这个暗杀计划以及暗杀杨永泰的理由：
我问杨等是何组织，是何代价。他说国家受了侵略，我们要做下这事与国家是有益的。我问他既有抗日计划，应贡献政府，这事我不赞成。最后他说既然碰到我们说了这话，如果走漏消息，我们就要杀你的。
龚在此处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受到杨尔谦蛊惑的亲戚，本着爱国的良好意愿，却被杨利用来暗杀杨永泰，甚至在得知真相意欲退出的时候受到威胁，只能继续参与。但是龚并未供出杨尔谦背后的主使者是谁。
第二位受审的是曹炳荣（化名张家义），26岁，也是贵州兴仁人。他腿有残疾，原本就住在武汉，声称与这些人都不熟悉，与龚柏舟只认识20多天，通过龚认识梁久保、杨尔谦和成燮超。他不承认自己参与刺杨案，但实际上他在刺杨那日站在附近的人民问讯处门口，给成燮超和龚柏舟的逃跑路线做标志。
第三位受审者是杨其新，20岁，在南京钟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他与刺杨案本身无关。他的口供透露了更多关于杨尔谦及其暗杀团的信息：
杨尔谦介绍加入组织，担任通讯工作。七月间到上海与龚柏舟、杨尔谦会面，萧准在汉口所谈的谋刺杨主席、张部长，我除通讯外，并询查张部长住所，计划行刺地点，我以为华侨路便于行刺。我在上海听见杨主席被刺消息。除要刺杨主席、张部长外，还要刺蒋部长作宾、俞部长飞鹏，团体定名叫暗杀团，内分有行动、交通两部。杨尔谦担负行动队长，我是担负通讯。
杨其新提及的这一系列暗杀对象都是南京政府要员，而且还因为负责对日外交，是当时舆论中最有名的“亲日派”。他在口供中不仅透露了这些暗杀行动背后有一个称为“暗杀团”的组织，还指出了杨尔谦“第三党”的政治身份。
第四位受审人是开枪射杀杨永泰的成燮超，27岁，也是贵州人。他相当直白地交代了自己是9月才经樊其书、龚柏舟、萧佩伟介绍认识了杨尔谦，加入刺杀杨永泰的计划：
起初在南京饭店会着樊其书。他就叫我迁到南京饭店住了个把月。九月十三四日，杨尔谦、萧佩伟就同我说现在国家情形，杨尔谦问我愿否参加这个团体，并说危险。我说不怕。迨后樊其书要走的时候，就说要行刺。我问刺哪个，他说刺杨主席，我就接受。第一次在三道街叫梁九保坐上包车，阻碍交通，乘机行刺，因为龚柏舟来迟，所以失败。第二次又在武昌随时等机会，事先我看见杨主席像片。
……
我们行刺后约在中山公园会面。初次得廿元生活费，以后零细三五元不等，共得了三十七元。他们谈行刺时，我追问是哪个，他们不说，我写了武汉各长官，他们都说不是。后写杨主席，说是的。我才答应担任，因我素来知道杨主席不好，是明的坏人。
成燮超的口供显示，他出于爱国义愤，认为杨永泰“是明的坏人”，所以有刺杨的强烈意愿，不像龚、曹那样声称自己不知情或受蒙蔽。但成燮超显然与杨尔谦等人结识时间很短，是暗杀前一个多月才由其原来的长官樊其书介绍加入，对于暗杀其他党政要人的计划并不知情。
最后审讯的是杨尔谦16岁的养子李群坚。10月17日，他受杨妻子所托去汉口问杨尔谦要家用开支，杨叫他去广州找张雪麟（萧汝韫的化名）要钱。到广州后，张的妻子让他去香港找张。在香港遇到张雪麟后，张叫他先回上海，随后就把钱汇过去。李群坚11月1日从香港回到上海，同一日就看到从汉口逃回上海的杨尔谦。后来警方逮捕了李群坚，但李本身并未参与暗杀。
受萧汝韫之托去上海给杨尔谦传口信的萧若虚由于并未参与刺杨案，所以未上庭受审。他递交了笔录，摘引如下：
关于唐案部分：……在阳历二十五年年假归来时，萧汝韫参加五全代会，已回广州，闻其说及唐案系杨筱明所为，谓杨于事前就唐宅之附近赁屋而居，而唐宅颇易于行事云。……
关于杨案部分：上年十月十九日若虚自沪搭乘亚洲皇后号赴粤参加胡主席国葬典礼，……于二十六日晨闻萧汝韫见报而言曰：杨主席被刺，刘先生或不知之。后两日萧来若虚所住之大罗仙旅社稍憩即去，谓杨筱明派一人来，须往访谈，并须汇一千元去云。时若虚在港待船……濒行之前一晚，萧汝韫来，若虚告以明日即归，渠即托若虚带一口信与杨筱明，嘱杨去港。
萧若虚笔录中提到的“杨筱明”即杨尔谦，而他派来找萧汝韫的人应该就是李群坚。到那时为止，萧若虚的笔录是将杨尔谦、萧汝韫和刘芦隐联系在一起的唯一证据，但他的笔录也只能证明杨尔谦的经费来源是刘芦隐，并不能直接证明刘芦隐对刺杨案知情。
1937年2月12日，武汉行营再次会审刺杨案，这次审判长何成濬在场。第二次审讯还是先从龚柏舟开始。他提到在江汉关刺杀杨之前，还有一次是打算在武昌三道街用黄包车拦住杨的汽车，然后趁机将其枪杀，但由于他迟到而行动取消。龚表示他迟到是因为不想动手，“是敷衍”。接着审问成燮超，成表示在樊其书介绍认识杨尔谦后几日，杨就考察他的意愿，“后来说到抗日工作必须先杀尽汉奸，以后再三追问，始说出要杀杨主席，我就赞成”。而在审讯曹炳荣的时候，他也提到杨尔谦给他看杨永泰照片，并告诉他“杨主席是汉奸，是要铲除”，希望他在刺杀过程中帮忙。在审讯杨其新时，杨提到了“暗杀团附属第三党”，并在问及暗杀团领袖时回答：“姓刘，杨尔谦是负行动责任。”
从行营的这两次非公开审讯的记录来看，整个暗杀行动的组织核心是杨尔谦，开枪击杀杨永泰的是其临时招募的黔军下级士官成燮超，当时与其一起开枪的是杨尔谦的亲戚龚柏舟，望风的是同乡曹炳荣。从这些被捕的暗杀参与者的口供看，成燮超和杨其新参与刺杀杨永泰，并非出于派系斗争的政治动机，而是因为认定杨永泰是亲日的汉奸卖国贼，出于朴素的爱国心。至于龚柏舟、曹炳荣之流，甚至毫无政治意识，就是在社会底层讨生活的混混，与杨尔谦相互利用，以此谋生。
从被捕的这些人的口供看，他们只是在这个暗杀组织的外围，仅仅得知杨尔谦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而杨尔谦又是受谁指使，暗杀行动的资金来自哪里，这些人都不太清楚。唯有萧若虚的书面供词指出杨尔谦通过萧汝韫与刘芦隐有关。在另一份有关杨永泰被刺案情的报告中，何成濬大段引述萧若虚的话，萧猜测刘芦隐指使刺杀唐有壬和杨永泰的动机是出于对日政策的政见不合，以及反对南京政府：
（甲）唐案。汪精卫先生自德回国道经香港，曾与胡故主席恳谈。胡主席希望其不应再为对日外交之傀儡，扮演丑戏。汪先生颇然之，抵京以后，复兼任外交部长，实权及计谋操之决之均为唐有壬，其失态处，较之往昔有过无不及，刺杀之动机即在于是，而意义乃在于为外交部长知所警惕以争抗日之领导权也。（乙）杨案。杨与胡故主席在粤时，公谊私情，极不相投，胡故主席长立法院时，杨曾往访，有东山再起之意。胡故主席不予接见，因往谒委员长。委员长聪明睿知，欲以收拾天下之人心，因予录用。西南两机关成立后之国是，乃为一表面统一之局面，在此形式统一之局面下，杨先生颇足左右中央之党政，此为刺杨之动机，而意义即寓其中。
这番猜测仅仅是萧个人的看法，并无实据，但明显他是从胡汉民派的“反蒋”立场来理解刺唐案和刺杨案。此外，杨其新曾模糊地指出杨尔谦及其暗杀团属于第三党，而且领袖姓刘。刘芦隐属于胡汉民派，在政治谱系上虽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创建的“第三党”有不小的距离，但“反蒋”的立场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这次内部审理除了让刺杨案参与者系统陈述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外，还显示了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那些被捕的外围参与者的口供不约而同地强调其刺杨行动的抗日爱国动机，或者对此作不知情或被蒙蔽的免责声明。而萧若虚这样涉及国民党高层政治的人士的陈述，则与戴笠、何成濬等人在调查时一样，力图在反蒋政治势力的行动逻辑中解读刺杨案。这一微妙的差别显示了在刺杨案中上层策划者和下层行动者不同的视角和逻辑。对抗日爱国动机的表述，无论是出于下层行动者真诚的意愿，还是虚伪的自我辩护，都显示了底层民众所认可的朴素的正义观，说明他们与上层官僚对政治的理解相当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