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物质文化史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近年来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史、科技史、科技与社会(STS)等领域相结合，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不但关注诸如水坝、核电站、铁路等重大科技项目，还对日常生活中的物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些研究有的探讨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环境对物质的影响和建构；有的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物质的社会文化内涵；有的把物质文化与种族、阶级、性别等主题相结合，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分析。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物质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对于新中国建立以后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文化的讨论才刚刚开始。随着学术交流的增加，物质文化史也逐渐成为国内史学研究新的增长点。学者们从政治军事、经济贸易、社会生活、科技文化等多个方面对物质文化进行了丰富的讨论。然而总体而言，国内史学界对科技之物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科技史的学者们更多关注传统手工艺以及大型的科学与技术工程，对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及其物质载体的研究较少。
盐汽水是20世纪西方劳动生理学发展的产物，是预防高温下热痉挛的功能饮品。20世纪50年代初，盐汽水从苏联引入中国后，在高温工矿企业中得到推广和使用，成为防暑降温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内学者对盐汽水的研究成果仍十分有限。然而，盐汽水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之物，兼具科学、政治和社会文化属性，是一个既值得物质文化史研究，又值得科技史探讨的对象。受到艾戈·科皮托夫等学者关于“物的生命史”讨论的影响，本文尝试采用科技史与物质文化史相结合的视角，通过追溯盐汽水的研发、生产和消费，即盐汽水这一物的生命历程，展现盐汽水作为物质匮乏年代的一种现代化的选择，对维持社会稳定、提高人民幸福感起了积极作用，文章力图表明，盐汽水是现代科学的产物，是科学生产的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福利，是在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里的一种现代性象征。
一、新中国初期的水盐平衡研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各类工业产业逐步建立，特别是钢铁等重工业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心。然而，由于缺乏劳动卫生和防护知识，劳动者的健康和工作效率都受到很大影响。在夏天，中暑是危害工人健康最常见的疾病。尤其是冶金、玻璃、搪瓷等高温行业，室内作业温度经常高达40°C以上，中暑问题更为严峻。以1953年夏天为例，湖北省大冶钢铁厂每1000名工人中就有72人中暑；全国各地许多工厂也因大量工人中暑而被迫停产。由于没有科学的保护措施，工人抱怨工作温度太高，严重威胁了他们的健康和生命。1952年太原钢铁厂工人还写了一封公开信，迫切要求改善工厂的安全与卫生状况。
在现实需求下，新中国在50年代初期开始了以职业病防护为中心的劳动卫生学研究。劳动卫生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运动生理学）是19、20世纪之交西方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工人运动浪潮双重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它起源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美国，在泰勒制强调科学和效率的思潮下进一步发展壮大，并以建于1927年的美国哈佛大学的疲劳试验室为主要研究阵地，集结了一批当时世界上顶尖的生理学家。该实验室一个重要的研究兴趣是探索人体在不同环境和劳动强度下产生疲劳的生理机制，尤其以极冷或极热等特殊环境中的人体活动和生理特征为重点。这些研究致力于有效减少工矿企业中的事故和伤亡，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初，哈佛疲劳实验室的大卫·布鲁斯·迪尔和约翰·塔尔博特前往位于内华达和亚利桑那沙漠中的胡佛大坝施工现场，研究沙漠高温下人体的生理机制，当时当地已经有十多名大坝的建设工人因为中暑死亡。通过对自身和工人志愿者在高温下的生理生化测试，他们发现，除了在凉爽的地方休息之外，高盐饮食可以缓解中暑。这一时期，人体在高温环境中的水盐代谢和热痉挛机制是世界上很多生理学家的研究兴趣和方向。苏联的学者也加入到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苏联早在20世纪上半叶在劳动生理学方面有所建树，并与西方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为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安全，苏联工厂中推行了一系列劳动保护措施，防暑降温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除了改善通风、降低温度、调整作息时间外，一些苏联专家研究认为，当人在高温中每天的出汗量超过4千克—4.5千克时，会出现疲劳、工作效率下降等症状，需要补充含盐的苏打饮料来预防中暑。另一些专家研究后进一步指出，在饮料中添加少量糖，可以改善高温环境下人体的氮代谢。1934年苏联政府颁布了《关于供给高温车间工人以盐汽水的规定》，要求工厂每天为每个高温作业的工人提供4到5升含盐量为0.5%的盐汽水，并且制造汽水时必须使用二氧化碳。为了便于政策落实，苏联专家首先研制了用水冲泡的盐汽水片。之后，为改善口感和防暑降温效果，苏联又研制了专门制造盐汽水的机器设备。其中的二氧化碳要么直接使用来自煤气厂专用的瓶装碳酸气，要么用白垩和硫酸配成二氧化碳，经过净化器后充入。苏联政府要求大型工厂按照高温车间工人人数计算饮水量，并装设相应容量的盐汽水制造设备。
中国的生理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民国时期，中国生理学家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一般生理学，如中国人基础代谢率测定、血液生理、消化生理、生理药理等，对劳动生理涉猎极少。新中国成立前，“劳动卫生专业方面可谓无专门机构，无专业课程，也无可言成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苏联相关研究和法律法规的大量翻译、引进，中国的劳动卫生学开始起步，各大医学院、卫生防疫站陆续建立劳动卫生系和劳动卫生科。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医学院劳动卫生系的数量已多达30个，拥有教学科研人员1000多名。
高温行业的防暑降温是1950年代劳动卫生学的一个研究重点，其中含盐清凉饮料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方向。究其原因也许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向苏联“一边倒”政策的影响。盐汽水是苏联一项重要的高温车间防暑降温措施。苏联的研究表明，与白开水相比，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工人，每天饮用3.4升盐汽水，可以减少工人约70%的体重损失，降低体温1℃，提高劳动生产率20%以上。当工业生产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时，除了常规的劳动保护，盐汽水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对中国非常有吸引力。其次，含盐清凉饮料是防暑降温中成本较低的一项措施。盐汽水的生产不需要复杂、昂贵的机械设备，这对于50年代工业化水平仍然较低的新中国尤为重要。
20世纪50年代初，在卫生站的指导下，一些工厂开始尝试给高温工人提供淡盐水。有的仿照苏联的配方，研制了盐汽水片或盐汽水。例如，从1953年开始，鞍山钢铁厂每年5—9月向高温工人提供含盐0.2%—0.3%的盐汽水。1954年起，食盐比例调整为0.2%—0.5%，并添加少量糖和香精以改善口味。但总体而言，50年代初各地对含盐清凉饮料的研制和使用还比较零散，直到50年代中后期，系统的研究才逐渐展开。
中国劳动生理学的先驱吴襄是新中国首批从事高温工人水盐平衡研究的学者之一。吴襄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6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获得循环生理方向硕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大连大学，参与筹建大连医学院，并担任生理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7月，大连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和中央卫生研究院劳动生理组，接受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建议，调查太原钢铁厂高温作业工人的暑假基础生理，并测定其在劳动过程中的生理变化和水盐代谢。测试在小型轧钢和锻钢车间进行，持续两周。吴襄团队把每个车间的工人分为盐水组和白水组（对照组）两组，每组10人。为充分观察含盐饮料的作用，在轧钢车间，不限制盐水组盐汽水的饮用量，且两组午餐都只吃白馒头。在锻钢车间，两组工人午餐照常吃食堂供应的饭菜，但是盐水组每人定量饮用4瓶（2升）盐汽水。吴襄团队通过记录工人上下班时的体重（脱光衣服称重）、工作8小时内排出的尿粪和饮食摄入的水量，测算水的代谢情况。通过集汗法（收集工人额头分泌的汗水）计算汗盐量，并结合8小时内的尿盐和饮食摄入的盐量，研究工人在高温情况下的盐分代谢情况；通过测量直肠温度、脉搏、血液指标，判断受试工人的生理健康状况。经过对比，他们发现每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的平均出汗量为6.2千克，并且盐水组的生理指标表现更好。这证明了盐汽水确实有防暑降温的作用。但是与苏联的研究不同，吴襄认为0.5%的含盐量对中国工人来说太高了，因为中国的饮食中含盐量要高于苏联，过多的盐分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
同期，武汉医学院的生理学研究者对湖北省大冶钢铁厂的高温工人做了类似的调研。他们用和吴襄类似的方法，测出每个工人平均每天的出汗量为5千克，同样得出含盐饮料有利于改善工人生理指标和工作表现的结论。大冶的研究也认为苏联盐汽水中0.5%含盐量对中国人来说太高，建议改为0.2%，因为这样的盐水没有明显的咸味，工人更容易接受，同时又能每天提供4—6克盐，保持高温工人的水盐平衡。此外，1953到1954年间，鞍山钢铁厂劳动卫生学研究所研究了第一炼钢厂高温工人的水盐平衡状况。他们的结论与太原和大冶的试验基本一致，认为每人每天的平均出汗量为5千克—7.5千克，超过了苏联专家提出的4.5千克出汗量的警戒值，需要补盐；并确定含盐量0.2%—0.3%的盐汽水为最佳。基于此，鞍钢很快成立了汽水站，为工人提供盐汽水。
虽然吴襄等中国生理学家用科学试验验证了苏联专家提出的盐汽水可以预防中暑的理论，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修正了苏联盐汽水含盐量的数据，但是对于中国高温工人应该如何补盐、补多少盐、什么时候补盐等细节问题，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取得统一的答案。例如，武汉铁路局卫生防疫站的研究者建议，给出汗量大于7千克的高温工人提供含盐1.5‰—2‰的茶水更好，因为他们认为喝水太多也会影响健康，而茶可以刺激唾液分泌，减少工人的口渴感。
另一项更具影响力的研究是1955年至1957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中国劳动卫生和职业医学的奠基人顾学箕进行的。顾学箕带领研究人员和学生调查了上海高温行业工人的水盐代谢后，基本同意吴襄等人的观点，即苏联的盐汽水配方并不适合中国工人。不仅如此，他更指出在工业领域是否需要提供盐汽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顾学箕1947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对劳动卫生学在西方的研究前沿和进展非常熟悉，他在哈佛的求学时间与哈佛的疲劳实验室有时间重合，而他在哈佛时就读的公共卫生学系与该实验室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应该非常熟悉西方劳动卫生学的前沿研究。读了大量西方文献之后，顾学箕意识到尽管大部分学者承认高温下盐对于维持正常生理指标的重要性，但在高温工人的补盐问题上，西方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例如，当出汗量大于5千克时，西方学者推荐的盐分补充量有很大差异。密歇根大学的杰罗姆·康恩建议需要补充10—15克。参与过哈佛疲劳实验室的工作，随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亨利·泰勒建议15—17克。而另一些人建议的补充量更大，英国的约瑟夫·韦纳认为需要20—24克，还有人甚至主张需要额外补充26克。
顾学箕认为，西方学者研究结果的差异是由他们试验所处的气象条件、受试者的个体差异和试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因此，他非常赞同中国研究者在国内不同地区的工厂进行重复试验。但是，他认为在太原、大冶和鞍山等钢铁厂中用汗液收集法来计算汗盐量是有问题的。当研究人员从工人额头或手臂等身体部位收集汗液时，由于高温下汗液快速蒸发，这些部位的盐分浓度往往更高。此外，哈佛疲劳实验室的迪尔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当温度发生变化时，汗盐浓度会出现波动。比如人进入高温环境时，汗盐浓度会下降，这是因为人体的肾上腺皮质具有自我调节以维持盐分平衡的能力。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当人体适应了高温环境后，含盐浓度会再次上升。由此，顾学箕推断，即使8小时内出汗量超过5千克，也不一定意味着身体缺盐。他提出应该用24小时而不是8小时工作时长为单位来测量盐分代谢。在上海，人们从日常饮食中平均摄入的盐分为12克，顾学箕用他的方法计算出除了一些特殊的高温工种，大部分在上海的工人不需要额外的盐分补充。此外，顾学箕还认为，由于人体有自我调节能力，通过午餐和晚餐提供额外的盐汤与在工作时间内提供淡盐水或盐汽水的效果差不多，并不需要在盐分丢失最多最快时实时补盐。而且，如果考虑到口感的话，顾学箕觉得用餐时喝汤反而更好，因为汤的营养更加丰富，更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更容易被工人接受。
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和健康，改善劳动条件，鼓舞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劳动部制定了《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并于1956年5月25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初次把盐汽水纳入了防暑降温防护措施。从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出，盐汽水并不是防暑降温的唯一甚至最优饮料，因为盐汤、盐茶等传统饮品在补盐方面也有一定效果。盐汽水的研究、生产和最终的制度化，实际上体现了新中国受到了现代化思潮和苏联体制的双重影响，是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让工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变得更为现代的一种选择。
二、盐汽水的群众大生产
为配合国家的防暑降温规定，一些在解放前就名声在外的老牌汽水厂，像天津的山海关、沈阳的八王寺、上海的正广和等，在1950年代成为了各地盐汽水的主要供应商。其中，借助解放前完善成熟的汽水产业，上海成为盐汽水研发、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城市。1956年，正广和汽水厂凭借几十年的生产经验，开发了一款盐汽水。与普通汽水的生产一样，正广和汽水厂的盐汽水也经过紫外线消毒，在自动化生产线上加气、瓶装而成。唯一的不同只是盐和糖精取代了大部分砂糖。与工厂自制的盐汽水不同，正广和汽水厂的盐汽水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究其原因，第一，正广和汽水厂拥有当时最专业、最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的盐汽水质量上乘。正广和汽水厂的前身是英商投资的。公私合营后，该厂保留了之前进口的饮料生产线，用于生产盐汽水。生产线是由电动马达驱动，通过传送带可以自动洗瓶、消毒、加气和罐装。1959年，每分钟的生产量是36瓶。1960年，该厂又从上海轻工业机械厂购入两条生产线，专门用于盐汽水生产，把生产率提高到了每分钟60瓶。第二，正广和曾经是上海最受欢迎的汽水品牌。新中国成立后，它的品牌影响力也辐射到了盐汽水上。每到夏天，汽水厂门口总是挤满订购盐汽水的人。有时队伍特别长，好多人不得不等到下午。从数字上看，正广和汽水厂的盐汽水订单量巨大。1959年上海纺织工业部门订购了48万多瓶，冶金工业的订购量更多。
马里恩·那斯特尔认为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非常政治化的。在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盐汽水也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为突出盐汽水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给予盐汽水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免征“冷食税”。然而，即便免税后，盐汽水的利润仍然低于普通甜汽水。为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正广和汽水厂称他们将始终把盐汽水的生产放在首位，因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不是营利。不久，正广和汽水厂公开了他们的盐汽水配方，鼓励各个企业自行生产盐汽水，并表示愿意提供任何技术指导。
很快，很多企业开始自行建设汽水车间生产盐汽水。1967年，上海第五钢铁厂投资25万元购置了2台洗瓶机、1台糖浆机、1台水灌装机、1台压盖机和1台二氧化碳饱和器。一到夏天，厂里就安排一批工人去汽水车间，专门负责盐汽水生产。为确保供应，工人们从早上8点开始，经常忙碌到凌晨两三点才结束。车间领导也常常加班到深夜，不得不在单位留宿。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盐汽水需求，上钢五厂还不断更新汽水生产设备。到20世纪80年代初，该厂的盐汽水生产线已经高度自动化。不需要过多人力，自动传送带可以把空瓶送入60多摄氏度的烧碱水里消毒，自动灌装机每分钟可以生产140瓶盐汽水，日产量可达1700箱左右。除了供应本厂职工外，多余的盐汽水还用于支援当地其他工厂。
上海之外，武汉钢铁厂、鞍山钢铁厂等高温企业在1950年代也设立了盐汽水生产车间。但是与专业汽水生产厂相比，他们的生产技术相对落后。1957年，武汉钢铁厂的盐汽水车间只有1台脚踏轧盖机、1台三头手工灌水机、1台二氧化碳发生器，而且这些都是从北京和上海调拨的。直到1975年，该厂才实现了盐汽水生产的半自动化。一些资金有限的中小企业，盐汽水生产的方法更为简易。常常是先用明矾沉淀水中杂质，之后把碳酸氢钠、盐、糖、糖精和香精按一定比例溶入。为节约成本，有的工厂完全用糖精取代蔗糖，有的完全不加气，有的用桶装代替瓶装。
范发迪和舒喜乐等学者对“群众科学”的研究，展现了“群众路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即群众的参与模糊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在专业化程度远低于科学研究的汽水生产领域，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变得更为容易，“群众路线”更容易得到践行。当发现用简易方法制造的盐汽水碳酸气含量较少，影响盐汽水的口感和防暑降温功效时，广大工人群众成为了创新发明的中坚力量。例如，中国毛纺厂的医务室人员设计出了一部能够实时制造盐汽水的“汽水车”。这部盐汽水车上有两个大桶，桶里各放了一只大玻璃瓶。桶和玻璃瓶之间是起冷却作用的冰块。两只玻璃瓶里分别装着碳酸氢钠溶液和柠檬酸水，瓶底处各有一根塑料管与桶外面的龙头相连。当工人们打开龙头，两个瓶子里的液体就在龙头汇聚，发生化学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这种方法随配随喝，减少了气体的挥发。而且汽水车有轮子，可以随意推动，大大减少了用一般方法生产盐汽水所需的人力、物力。
为节约设备购置成本，鞍钢炼铁厂汽水站的工人们自行设计和制造了双层铁皮套筒结构的土汽水机。汽水机内筒用于调制盐汽水，外筒用于循环冷水，给饮料降温。为了保持盐汽水的清凉，另一些工厂在研制简易“冰箱”上动脑筋。上海第七钢铁厂的职工把一座砖瓦结构的一层矮房改造成了一座“土冰箱”。他们用锯木屑作为保温层，改造了屋顶和四周墙壁，屋里用冰块来冰镇饮料。1957年，一台电冰箱的价格大概需要7000元人民币左右，但这个土制“冰箱”的造价仅有140元，而且空间比电冰箱大得多，可以冷冻300瓶盐汽水，外加12个直径40厘米左右的茶桶，制冷效果也不差，既经济又实惠。
上海申新机器厂则从盐汽水的口味上寻找突破。厂里保健站一名叫蔡德彰的医生是厂里的“口味科学家”。他通过一系列试验，改进盐汽水配方，试图制造出工人们喜欢的保健饮料。起先，他制备了含盐千分之一的盐汽水给高温工人试饮，结果工人们越喝越感觉口渴。蔡德彰认为这是因为含盐量太少的缘故。但是，如果含盐量太多的话，口味不佳，工人们就不喜欢喝。通过不断试验，他发现人的舌头对咸的敏感程度受到温度的影响。如果饮料足够冷，即使盐放多一些，也不会感觉咸。不过，经过工人试喝后，他又发现，过冷的饮料对胃的刺激太大，工人们喝了以后往往吃不下饭。经过多次试验，蔡德彰最后掌握了最适当的温度和盐度，并且根据不同车间的温度，调配出不同配方的盐汽水，分别供应，让大家都爱喝，做到防暑和口味两不误。
在盐汽水的大生产中，各个工厂并没有闭门造车，而是记下自己的经验和问题，与兄弟单位积极交流、相互学习。例如，鞍钢把土汽水机设计刊登在了1959年版的《机械制造工业安全卫生手册》上，供全国各地工厂学习和参考。在盐汽水需求量巨大的上海，为配合和促进各个工厂的防暑降温工作，上海第四百货商店工厂服务小组于1964年组织近百家工厂，开展了一次盐汽水制造的经验交流会。在会上，各厂代表以开放的态度、虚心的姿态分享各自实践中的心得体会。其中，上海灯泡厂和大丰造纸厂等四家单位把他们自制的盐汽水样品带到了会场上。华丰钢铁厂慷慨地把自己的配方介绍给兄弟单位，并从上海灯泡厂学习到如何添加防腐剂防止饮料变质的方法。亚洲铁工厂代表向大家介绍了他们最近向上海柴油机厂学习到的一种成本低、质量好的含盐清凉饮料制造方法。国棉十一厂的代表向参会人员展示了他们如何用土办法制作盐汽水。与此同时，第四百货商店工厂服务小组的工作人员忙着把各厂的经验、配方等抄在黑板上，供大家参考。与会代表们则忙着抄写配方，准备回去试制。
三、盐汽水：一种“有限的福利”
盐汽水作为高温工厂中防暑降温的一款劳动保护饮品，在经济发展落后、物质匮乏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俨然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尤其是像正广和汽水厂生产的那种含有蔗糖的盐汽水，更是一种稀缺品，因为糖在计划经济时期是定量配给的。即使党的高级干部，在最艰苦的年代，每月也只能有大概5个鸡蛋、1两大豆和1两蔗糖的配额。上海作为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城市，根据新中国建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当地各类物资的配给量要稍高于其他城市，但是食糖供给仍然紧俏。1954年，上海市食糖供应暂行办法中规定食糖配给量为每人每月6市两（当时16两是一斤），即187.5克。1960年，上海市每个成年人每月的食糖配给量减少到了4两，即125克。在食糖紧缺的条件下，糖精成为了糖的日常替代品。虽然糖精没有被严格配给，但每人每次一般也只允许买大约20克左右的一小纸包，价格大约是1角钱。厂矿企业所需糖和糖精的配给量也不乐观，并且各厂常常不能获得其足量的申请份额。1959年，上海纺织工业局只拿到了24%的蔗糖申请额以及13%的糖精申请额；上海电机工业局拿到了36.7%的蔗糖申请额、36%的糖精申请额；上海市建设工业局拿到的相应比例分别为蔗糖29.7%、糖精31.5%。
由于属于高温劳保饮料，加上食糖供应紧张，盐汽水往往只在具备高温工种的大型国有企业才有供应。这种稀缺性把盐汽水变成了一种“有限的福利”，这一特性在食物愈加匮乏的困难时期变得更加明显。1960年，为了让盐汽水切实发挥劳动保护的作用，同时克服物资短缺的挑战，上海市政府草拟了盐汽水定量供应条例。条例把高温工人分成三类。第一类：炼钢、炼铁等炉前工、轧钢工、铸钢工、钢铁车间司机、运输炽热材料工人、焊电石工等，每人每天2瓶盐汽水。第二类：玻璃、搪瓷、大炉工、酒灯工、热处理工、司炉工、烧水泥工、焦工等，每人每天1瓶盐汽水。第三类：电焊工、有热辐射车间的重体力劳动工、土法炼焦、不能透气的工种，每人每天半瓶盐汽水。其他高温工人参考以上水平分类。
鲍德里亚认为，“物”在人类社会中常常被视为一种符号，一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初期，盐汽水虽然被定义为高温工厂防暑降温的劳动保护饮品，但限量供应让盐汽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成为了工人眼中一项特殊的福利。它不仅把城市工人与农村农民区别开来，还将国有大型工厂与地方小工厂，重工业城市与非工业城市区分开来。除了诸如在钢铁厂工作的高温工人以外，其他非高温工种的工人也把盐汽水视为国家和企业关心工人以及工人地位提高的标志。例如，1957年北京皮革厂的工会代表李致祥要求，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夏季厂里要提供盐汽水。然而，理论上皮革制造不属于高温行业，工人在一个工作日中的出汗量也没有达到专家认定的警戒值。同年，上海益丰搪瓷厂为减少工厂开支，决定取消盐汽水供应，用淡盐水代之，但遭到了工厂工人的极度不满和反对。
很多高温工人会省下自己那份盐汽水，带回家给家人。如果有人带着几瓶盐汽水回家，经常会引来路人和邻居羡慕的眼光。对于孩子，盐汽水是艰苦年代中令人快乐的礼物。上海作家许云倩回忆她小时候喝盐汽水的故事：“在上钢五厂上班的二孃孃总是把属于她的那一瓶带回来给我们这些孩子喝；每天傍晚我们这帮孩子都期待着她带着绿色玻璃瓶子的正广和盐汽水归来。”之后，当许云倩自己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实习时，也享受到了盐汽水的福利。于是，“她也每天带着一瓶盐汽水回家，和父母妹妹一起分享。虽然上下班路程远、车又挤，她还是舍不得自己喝掉，宁愿每天拎着一瓶盐汽水回家，第二天又带着一只空瓶上班。对此她感到很自豪，因为终于像当年的孃孃一样，能给家人带来享受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盐汽水在当时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劳动保护的价值，它带给人们喜悦和满足感，具有了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符号作用以及作为“礼物”馈赠的社会功能。同时，作为福利品的盐汽水在社会中的流通，也进一步印证了葛凯提出的消费主义在1949年之后，在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下延续的观点。
在盐汽水的实际分配和消费中，高温工厂的消耗量常常远大于实际的高温工人人数，这也反映了盐汽水的受欢迎程度。一些没有高温工种的工厂，像前文提到的北京皮革厂，有时也把盐汽水纳入劳动福利范畴。1959年，国营上海第十六棉纺织厂向正广和汽水厂每天订购899瓶，而该厂实际统计的高温工人人数是194人。这意味着每个高温工人每天喝掉4.63瓶盐汽水，这一数字远远高于1960年《上海纺织工业局关于报送1960年盐汽水的通知》中关于第一类高温类别工人每人每天2瓶的最高限额，也有违于顾学箕等劳动生理学家认为的高温工人不需要过多补盐的建议。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爱喝盐汽水，尤其是那些工厂汽水站自制的粗劣含盐饮料，更加不受欢迎。一些厂里的工人抱怨他们的盐汽水太咸；另一些说他们的汽水带苦味，要求换成甜汽水；还有一些厂里的工人觉得盐汽水的气不足，或者温度不够凉。尽管对盐汽水有诸多抱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生活困难的年代，盐汽水仍然能够带给他们快乐。电影美术师韩尚义回忆他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上海学习和工作时，最喜爱的饮料是荷兰水和正广和汽水。到了五六十年代，车间里分发的防暑降温的盐汽水，他很不爱喝，常常送给别人。但在“文革”受到冲击，什么饮料也喝不到的日子，他“对带苦涩带咸味的盐汽水也心向往之了”。
在车间里，领导干部常常亲自把盐汽水递到一线工人手中，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作为感谢，工人们宣誓要更努力地工作，以激昂的干劲和更高的产量来报答祖国。1958年，无论是周恩来视察上海第一钢铁厂，还是毛泽东参观湖南大冶钢铁厂，或是刘少奇访问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厂），都能看到首长们与工人一起喝盐汽水的场景。李怀印认为“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中基本不存在货币激励机制，但当时的非货币激励在激发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与入党、劳模等荣誉相比，盐汽水对于工人的非货币激励要小很多，但是盐汽水的供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对工厂和工作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使他们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
盐汽水成为工人阶级的一种身份标签也可以从艺术创作中稍见一斑。以盐汽水为主题的一个代表性作品是曹有成在50年代创作的油画《饮》。画中一位钢铁工人敞开衣衫，一手扶着铁锹，一手拿着盐汽水，仰着脖子痛饮着。曹有成对这一动态瞬间的抓取和描绘让看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钢铁工人高昂的劳动热情以及盐汽水给他们带来的清凉与惬意。曹有成的同事汪观清回忆说，这幅画是60年代上海美协组织的以上海党史为主题的创作之一。这幅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盐汽水与战高温的钢铁工人的结合，生动体现了盐汽水在那个年代的特殊意义。
结 语
围绕盐汽水的引介、研发、生产和消费，本文展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科研工作者、国家和工人群众为高温工厂的防暑降温工作做的一系列努力。盐汽水成为防暑降温的一项措施被凸显出来，不仅体现了新中国对科学、对工人健康的重视，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呈现的不同于西方定义的现代性。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近现代西方社会及其发展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为现代性的标杆。然而，从马克思、韦伯、吉登斯到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学派，都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立初期，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科技、工业、社会建设固然是中国现代性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现代性？有没有现代性？盐汽水是其中的一个答案。如同可口可乐是现代的，因为它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盐汽水也是现代的，因为它是20世纪劳动生理学发展和研究的产物，是一项预防高温环境里中暑的科学措施。
同时，盐汽水在生产、消费环节又与西方定义的现代性不同，它是在艰苦的条件下，利用有限的资源和技术，借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进行生产，服务于高温作业工人群体的。因此，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饮料，是新中国建设初期，在物质匮乏年代中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选择，对工人福利和社会稳定起了实实在在的积极作用。
作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现代性象征，盐汽水的研发、生产和消费，体现了科学、技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权力互动。对国家而言，盐汽水是现代科学的产物，代表科学生产和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关心，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标志。对人民而言，它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福利，能免费享用盐汽水是工人阶级身份的体现。
最后，通过研发、生产和消费，盐汽水“动员”了社会各个群体，让他们积极参与到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在专家们围绕盐汽水进行水盐代谢研究过程中，中国的劳动生理学人才队伍逐渐形成，职业病和公共卫生防治等领域逐渐成熟，中国的防暑降温等劳动保护机制日渐成形。广大群众通过参与盐汽水的日常生产和消费，提升了他们的参与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增强了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鼓舞了为社会主义国家添砖加瓦的建设热情。
（作者姚靓，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史与医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