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戒”源于畏惧
《论语·季氏》中讲到君子有三戒、三畏,钱穆认为:“三戒在事,三畏在心。于事有所戒,斯于心有所畏”,道出了由“畏”生“戒”的过程,《左传》《国语》等文献习见敬畏、戒惧等词,正体现了这一关系。可见鉴戒作为一种警惕状态,其产生原因在于人们对潜在危险的恐惧。
早期人类因畏惧天、神等宗教神秘事物而产生鉴戒,或可称之为宗教鉴戒。《诗·大雅·板》“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尚书·康诰》“爽惟天其罚殛我”等皆可反映此类情况。后来通过激发耻感使人鉴戒,《尚书·尧典》有“象以典刑”的耻辱刑,即让罪犯异于常人以激发其耻感。亚里士多德认为:“羞耻不能算是一种德性。因为,它似乎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种品质。至少是,它一般被定义为对耻辱的恐惧。它实际上类似于对危险的恐惧。”通过激发耻感使人鉴戒,源于人类对羞耻心理的恐惧,可见这依然符合“鉴戒源于畏惧”。
上古时期以刑罚使犯有过错者异于普通社会成员,从而激发羞耻之心,这显然优于人类早期单纯依靠天、神之罚的恫吓来使人鉴戒。进入礼乐社会,通过礼仪道德与社会舆论激发耻感,使人引为鉴戒,遵规守纪,此即《论语·为政》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鉴戒的产生由畏惧天谴到惧怕耻感,可谓人类认知领域的一大进步。
“鉴戒”具有三种特性
鉴戒实质是一种警惕,《辞海》将“警惕”定义为“提高警觉,小心戒备”。《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其定义为“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或错误倾向保持敏锐的感觉”。根据警惕的概念,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可提炼出鉴戒的若干特性。
首先,鉴戒具有预见性。从上述概念来看,警惕这种感觉针对的是可能发生的危险,说明危机已然存在,不好的结果尚未发生,却被行为主体预先感知,可见鉴戒具有预见性。徐复观指出:“和忧患意识并生的是警惕和戒惧;警惕和戒惧带来了一种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即是敬。”《尚书·召诰》云“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将有忧患含义的“恤”与“敬”并提,可见警惕(鉴戒)与忧患意识并生。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人部七》卷二三“鉴诫”条下有“居宠思危”(伪《古文尚书·周官》),可见预见危险与鉴戒相关。
其次,“鉴戒”具有约束性。从概念来看,警惕需要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即精神约束。如果说鉴属于外在约束,那么戒则是内在约束。外在约束包括来自父子、君臣、师徒之间的他诫,其内容涵盖宗教仪式、礼仪节文、道德规范、政治教条等。内在约束则是不同群体的自戒,也是与精神懈怠不断斗争的过程。精神懈怠的表现主要是《左传》等文献习见的荒、淫、康、逸、骄、傲、汏、侈等,皆为有碍于道德礼制践行的消极因素。是故,《国语·周语中》云“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即因精神懈怠、放纵欲望导致礼仪法度遭到破坏。清代类书《渊鉴类函·人部》卷三百九十三“鉴戒一”条下罗列了“戒慎无虞,罔失法度”(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可见鉴戒与法度约束密切相关。
最后,“鉴戒”具有目的性。警惕的概念涉及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和错误倾向保持的敏锐感觉,体现了趋利避害的目的。利、害在上古文献中常被表述为祸、福,如《尚书·洪范》云:“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又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宋儒林之奇谓:“六极者,五福之反也,若天下皆受五福,则不可不以六极为鉴戒。”闻一多说:“典型的儒家道德观念的核心也是个‘敬’字,而《洪范》五福第一便是寿。这表明以‘寿’为目的,以‘敬’为手段,是古代人生观最大特色。”这道出了“敬”与“寿”的关系,即以敬(含戒义)为手段,寿为目的,体现了鉴戒的目的性。此说仅以“寿”为例,然则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等“四福”与“敬”之关系亦复如是。
综上,警惕是面临危险时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鉴戒的特性就蕴含其中。《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道出了鉴戒这三个特性:“思危”即面临危机时的忧患意识,即鉴戒的预见性;“有备”是有所防备,即鉴戒的约束性;“无患”指消除祸患,即鉴戒的目的性。
“鉴戒”是中国文化重要特质
“鉴戒”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渗透到了中国古代物质、制度、观念等诸多层面。上古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塑形的关键期,此时的鉴戒文化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发展走向。近代以来,学界一直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从而突出其辨识度。于是,便相继出现了天教、仁心、中道、孝的文化、农耕文化等说法。在中国文化特质方面,有人主张“忧患意识”说,有人认为“乐感文化”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庞朴认为,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并将其概括为“忧乐圆融”。结合鉴戒相关特性,“忧患意识”说与鉴戒“预见性”契合,“乐感文化”说与鉴戒“目的性”一致,而儒家“中庸”观念所倡导的中道又与鉴戒的“约束性”相合。此亦为中华、中国之“中”的大旨所在。
综上,鉴戒的概念及特性可涵盖忧患意识、乐感文化、忧乐圆融、中道、天教等诸多说法,“鉴戒”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鉴戒文化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作者张海波,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