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戒”源于畏惧
《论语·季氏》中讲到君子有三戒、三畏，钱穆认为：“三戒在事，三畏在心。于事有所戒，斯于心有所畏”，道出了由“畏”生“戒”的过程，《左传》《国语》等文献习见敬畏、戒惧等词，正体现了这一关系。可见鉴戒作为一种警惕状态，其产生原因在于人们对潜在危险的恐惧。
早期人类因畏惧天、神等宗教神秘事物而产生鉴戒，或可称之为宗教鉴戒。《诗·大雅·板》“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尚书·康诰》“爽惟天其罚殛我”等皆可反映此类情况。后来通过激发耻感使人鉴戒，《尚书·尧典》有“象以典刑”的耻辱刑，即让罪犯异于常人以激发其耻感。亚里士多德认为：“羞耻不能算是一种德性。因为，它似乎是一种感情而不是一种品质。至少是，它一般被定义为对耻辱的恐惧。它实际上类似于对危险的恐惧。”通过激发耻感使人鉴戒，源于人类对羞耻心理的恐惧，可见这依然符合“鉴戒源于畏惧”。
上古时期以刑罚使犯有过错者异于普通社会成员，从而激发羞耻之心，这显然优于人类早期单纯依靠天、神之罚的恫吓来使人鉴戒。进入礼乐社会，通过礼仪道德与社会舆论激发耻感，使人引为鉴戒，遵规守纪，此即《论语·为政》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鉴戒的产生由畏惧天谴到惧怕耻感，可谓人类认知领域的一大进步。
“鉴戒”具有三种特性
鉴戒实质是一种警惕，《辞海》将“警惕”定义为“提高警觉，小心戒备”。《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其定义为“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或错误倾向保持敏锐的感觉”。根据警惕的概念，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可提炼出鉴戒的若干特性。
首先，鉴戒具有预见性。从上述概念来看，警惕这种感觉针对的是可能发生的危险，说明危机已然存在，不好的结果尚未发生，却被行为主体预先感知，可见鉴戒具有预见性。徐复观指出：“和忧患意识并生的是警惕和戒惧；警惕和戒惧带来了一种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即是敬。”《尚书·召诰》云“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将有忧患含义的“恤”与“敬”并提，可见警惕（鉴戒）与忧患意识并生。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人部七》卷二三“鉴诫”条下有“居宠思危”（伪《古文尚书·周官》），可见预见危险与鉴戒相关。
其次，“鉴戒”具有约束性。从概念来看，警惕需要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即精神约束。如果说鉴属于外在约束，那么戒则是内在约束。外在约束包括来自父子、君臣、师徒之间的他诫，其内容涵盖宗教仪式、礼仪节文、道德规范、政治教条等。内在约束则是不同群体的自戒，也是与精神懈怠不断斗争的过程。精神懈怠的表现主要是《左传》等文献习见的荒、淫、康、逸、骄、傲、汏、侈等，皆为有碍于道德礼制践行的消极因素。是故，《国语·周语中》云“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即因精神懈怠、放纵欲望导致礼仪法度遭到破坏。清代类书《渊鉴类函·人部》卷三百九十三“鉴戒一”条下罗列了“戒慎无虞，罔失法度”（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可见鉴戒与法度约束密切相关。
最后，“鉴戒”具有目的性。警惕的概念涉及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和错误倾向保持的敏锐感觉，体现了趋利避害的目的。利、害在上古文献中常被表述为祸、福，如《尚书·洪范》云：“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又云：“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宋儒林之奇谓：“六极者，五福之反也，若天下皆受五福，则不可不以六极为鉴戒。”闻一多说：“典型的儒家道德观念的核心也是个‘敬’字，而《洪范》五福第一便是寿。这表明以‘寿’为目的，以‘敬’为手段，是古代人生观最大特色。”这道出了“敬”与“寿”的关系，即以敬（含戒义）为手段，寿为目的，体现了鉴戒的目的性。此说仅以“寿”为例，然则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等“四福”与“敬”之关系亦复如是。
综上，警惕是面临危险时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鉴戒的特性就蕴含其中。《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道出了鉴戒这三个特性：“思危”即面临危机时的忧患意识，即鉴戒的预见性；“有备”是有所防备，即鉴戒的约束性；“无患”指消除祸患，即鉴戒的目的性。
“鉴戒”是中国文化重要特质
“鉴戒”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渗透到了中国古代物质、制度、观念等诸多层面。上古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塑形的关键期，此时的鉴戒文化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发展走向。近代以来，学界一直试图寻找一个简明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从而突出其辨识度。于是，便相继出现了天教、仁心、中道、孝的文化、农耕文化等说法。在中国文化特质方面，有人主张“忧患意识”说，有人认为“乐感文化”可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庞朴认为，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并将其概括为“忧乐圆融”。结合鉴戒相关特性，“忧患意识”说与鉴戒“预见性”契合，“乐感文化”说与鉴戒“目的性”一致，而儒家“中庸”观念所倡导的中道又与鉴戒的“约束性”相合。此亦为中华、中国之“中”的大旨所在。
综上，鉴戒的概念及特性可涵盖忧患意识、乐感文化、忧乐圆融、中道、天教等诸多说法，“鉴戒”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鉴戒文化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作者张海波，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