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考古合作，尤其是在外国的考古合作，在我国是个相对较晚的方向。1949年以后，我国考古学家由于政治的需要，曾经关心苏联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考古工作，但是国际合作实际只有一次。9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进一步开放，西方国家和日本考古学家来到我国，开展合作考古，带来了我国紧缺的经费以及新的理念和方法。到了世纪之交，我国经济腾飞，我国考古机构开始走出国门，带着经费和技术到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考古工作。2012年以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外国考古工作迅猛发展。在开展外国考古的过程中，我国考古学家带去了调查、发掘和保护并举的理念以及田野工作经验和钻探技术。但是我国考古学科未能提供有效的支撑，尚未培养急需的外国考古人才。这些外国考古项目还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无法长期运行。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前言

　　2017年3月2日，我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外国考古研究中心。近20年来，我国的一些大学和文物考古机构陆续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国开展考古工作，已成燎原之势。不过，我国学者走出国门不久，仍然缺乏经验和人才。外国考古研究中心的成立，可以“整合各方力量，发挥协同作用，”可谓恰逢其时。借此之机，本文梳理我国开展外国考古的历程，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以后外国考古的发展建言献策。

　　关注外国考古

　　从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传入我国开始，我国学者就一直关心我国文化的起源问题，他们发掘渑池仰韶、安阳殷墟、日照城子崖和宝鸡斗鸡台遗址，同时关注中亚和黑海北岸的考古资料，都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国考古学家真正关心外国的考古工作是从50年代开始的。当时我国各条战线都在学习苏联，考古学界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我国学者不仅翻译了苏联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而且翻译了一些中亚、西伯利亚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 60年以后又因为与苏联决裂，我国学术界批判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又翻译了一些苏联考古学资料。从1976到1984年，林沄在吉林大学还开过《西伯利亚考古》课程，为此收集了苏联考古资料。

　　由于外交工作的需要，从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还翻译介绍了其它一些国家的考古文献。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朝鲜、蒙古、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印度、阿尔巴尼亚、 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秘鲁、墨西哥。有些学者如夏鼐、安志敏、王仲殊和余明谦还访问过苏联、伊朗、阿尔巴尼亚、 保加利亚和越南。我国考古工作者偶尔也关注希腊、澳大利亚、西欧、美国、和日本的考古工作。虽然处于冷战时期，但是我国考古工作者没有与世界隔绝，仍然从事一些学术访问和文献翻译。

　　迎进来考古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学术环境逐步宽松。封锁了几十年的国门逐渐打开，一直关心我国考古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纷纷来我国考察，收集资料，讨论学术合作；而我国学者出国访问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机会逐步增加，交流我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受此影响，我国考古学在外国迅速发展，成果和人才培养稳步增长。与此同时，区系类型学逐渐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指导思想，我国考古学家集中精力研究各个区域的文化序列和我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可惜的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学者对于外国考古的关心大幅度下降。

　　在60年代，还有过一个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影响非常深远。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决裂，全国各界大批“苏修”，朝鲜政府积极响应，因此中朝两国关系亲密。据孙秉根回忆，1963年朝鲜政府要求到中国东北做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批准。由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学与民俗学研究所组成了中朝联合考古发掘队，从1963年8月到1965年8月，前后历时两年，在辽宁省、内蒙古、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调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高句丽和渤海时期的遗址。但是在整理阶段，中朝双方学者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朝鲜学者认为“古朝鲜”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渤海是高句丽的直接继承者，遭到了我国学者的反对。后来朝鲜单方面出版了发掘报告，发表了上述观点，让我国政府非常难堪。我国学者1996年在出版发掘报告时，压根不提中朝联合考古发掘队的往事。

　　或许是中朝合作考古项目留下的阴影，中国文物考古主管部门在此后的60、70和80年代一直抵制国际合作。1978年中美建交以后，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就极力推动中美之间的学术合作，当时哈佛大学和四川大学已经谈妥一个合作项目，但是因为考古界领导层的反对而流产。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我国我国政府进一步改革开放，外国考古学家才开始进入中国开展考古工作。

　　最先发展起来的是中美合作项目。1990年，张光直教授为了寻找商文明，发起了商丘考古项目。为此，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合作，在商丘寻找最早的商城。1992年，美国埃德沃考古学研究基金会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考察和试掘了江西万年、乐平、分宜等地的洞穴遗址，1993年和1995年发掘了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推动了稻作农业和陶器起源的研究。2004和2005年，为了进一步揭开稻作农业起源的面纱，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县发掘了玉蟾岩遗址。1995年以后，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耶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合作在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开展区域调查和发掘。1997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安阳市境内的洹河流域开展区域调查，并因此发现了洹北商城。199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匹兹堡大学组成的中美赤峰联合考古队在赤峰地区的锡伯河、半支箭河、西路嘎河和阴河做了区域考古调查。同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在四川省和重庆市调查古代盐业遗址，并发掘了忠县的中坝遗址。这些项目不仅为我国带来了紧缺的经费和新技术，而且推动了我国考古学在美国的发展，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耶鲁大学纷纷培养我国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

　　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也来到中国做合作项目。1993-2005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中亚考古研究所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新疆克里雅河下游做了连续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因此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喀拉墩和圆沙古城以及一些佛寺壁画和毛织品。 2000-2002年，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合作，发掘了河南南阳龚营遗址。 借着这些项目的东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培养我国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

　　随后日本学者也逐渐进入我国开展合作项目。1995年以后，日本佛教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新疆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座佛寺和一处墓地。2002年双方又调查发掘了丹丹乌里克佛寺。1995-1996年，日本的东京共立女子大学、滋贺县立大学、茨城大学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组成的“中日原州古墓考古队”，合作发掘了固原的唐代史道洛墓、北魏田弘墓。1998年，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合作发掘西汉长安城遗址。2003-2005年，日本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武威磨咀子墓地。与此同时，一些学术机构如千叶大学、九州大学、京都大学开始培养我国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

　　“走出去”考古

　　在本世纪之交，随着我国经济的好转，我国文物考古机构的工作经费逐渐充盈。在我国境内的国际项目仍然存在，但是得到审批的项目不多，到了今天还有8项（中日良渚、中美洮河流域、中美两城镇、中美大凌河流域、中美归城、中美曲阜、中美石寨山）。这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虽然我国考古机构现在不缺经费，但是开放国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国考古学不仅要面向国内，还要面向世界，而外国学者的参与是最好的宣传我国考古的方式。遗憾的是，研究我国考古学的外国学者本来就不多，近几年人数虽然还在增长，但是非常缓慢。

　　与此相反，我国文物考古机构开始走出去，由周边国家开始，逐渐走到了遥远的伊朗和中美洲。2012年以后，随着我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走出去的机构和发掘项目都越来越多，迄今已经在13个国家开展了22个项目（附表）。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者参与的外国考古项目，如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到德国发掘美伦艾克遗址，2017年武汉大学到吴哥城洞里萨特（Prasat Tonle Snguot）遗址的发掘， 2017年中山大学到伊朗锡斯坦萨迪格（Tepe Sadegh）遗址发掘，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下面分区域来叙述：

　　东亚和北亚：在东亚和北亚，我国考古机构在俄罗斯、蒙古和朝鲜开始了合作考古项目。

　　俄罗斯：我国在俄罗斯的合作考古项目开始较早。2001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一道，在哈巴罗夫斯克市郊发掘了一处遗址，获得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13000-9000BP）的30余件人工石器和陶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人赴海森崴，参加了库纳列依斯克城址的发掘，并考察了靺鞨时期的墓地和渤海时期的城址。200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发掘了靺鞨文化的特罗伊茨基墓地。发掘出土的人骨资料在长春市和新西伯利亚市的实验室做DNA分析。 时隔7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合作发掘了渤海时期的克拉斯基诺城址。

　　上述项目虽然为四家单位发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均历时一年即行终止。这种情况在南京大学的俄罗斯项目得到了改观。2014年，南京大学与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国立大学签订考古研究合作协议，共同调查发掘俄罗斯阿尔泰（包括阿尔泰共和国和阿勒泰边疆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目的在于研究额尔齐斯河沿岸的人群迁徙、冶金技术、农业和家畜传播。从2015到2017年，联合考古队先后发掘了耶鲁尼诺文化（青铜时代中期）的聚落卡勒望湖-I 和萨加雷文化（青铜时代晚期）的聚落苏联路-I，都得到了大量的陶片、兽骨、铜渣、铜器和铜锭。2017年7月，双方利用合作平台举办了阿尔泰国际化考古实习，把南京大学多个学科的本科生带到阿尔泰共和国，发掘了一座古代游牧民族的墓地，并让他们开展多学科研究。

　　蒙古：在蒙古的合作项目大不相同，不仅延续时间长，迄今已经连续工作了13年，而且规模大，前后多家单位参与。这与商务部有力的经费支持不无关系。合作单位主要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和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蒙古国国家博物馆。从2005年开始，联合考古队调查了蒙古国中东部地区的后杭爱省、前杭爱省、布尔干省、中央省、乌兰巴托市和肯特省等7个省市的30多个苏木，发现了青铜时代的多日博勒斤祭祀遗址、匈奴时期的高勒毛都墓地、突厥时期的温格图祭祀遗址和回鹘时期的哈剌巴拉嘎斯古城，重点发掘了回鹘时期的胡拉哈墓地和浩莱山谷墓地。其中浩莱山谷5号墓园中发现的回鹘壁画墓，是蒙古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座壁画墓。此外，在和日木塔拉遗址还发现了柔然墓葬。中蒙联合考古队一边工作一边整理，已经出版了3部（4册）考古报告，发表了10多篇简报及研究论文，成果颇为丰硕。

　　2017年增加了一个中蒙合作项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合作，发掘匈奴时期的高勒毛都2号墓地。其中1号墓葬群是该墓地规模最大的，也是目前蒙古国境内同时期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在此之前，乌兰巴托大学已经连续10年发掘了这座墓地，清理了1座大型主墓葬和20余座陪葬墓，出土保存完好的汉代马车、玉璧、玻璃器、金银器、铁器、陶器等遗物。

　　朝鲜：出人意料的是，以往十分封闭的朝鲜开始对我国考古学家开放。2008年以来，延边大学的高句丽渤海研究所与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合作，调查和发掘了朝鲜境内的高句丽和渤海王朝的遗址。其中高句丽王朝的城址为平壤一带的青岩洞土城、高坊山城、青湖洞土城。渤海王朝的遗址为咸镜北道清津市富居里的富居里石城（平原城）、富居里土城（山城）、独洞山城、延台峰烽火台、独洞烽火台、达莱沟墓群、延次沟墓群、合田墓群、玉生洞墓群、土城墓群、独洞墓群以及会宁的仁溪里土城、云头山城、童巾山城、弓心墓地。 合作富于成效，据报道，到2016年中方已经出版了6本考古报告。

　　东南亚：迄今为止，我国考古机构已经在柬埔寨、越南、老挝开展了考古工作。

　　柬埔寨：在柬埔寨的合作项目也是商务部支持的援外项目。1998年，中国文物研究所接受我国政府的指令，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的“拯救吴哥计划”。吴哥是9 -15世纪柬埔寨的首都，历代君主曾先后建筑起三个都城, 遗留下大量的古迹建筑。该所具体承担周萨神庙(Chausay) 的维修与保护工作。周萨神庙位于吴哥城胜利门外，暹粒河西侧。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周萨神庙的历史记载, 神庙也没有遗留下铭刻文字。根据法国学者的研究，周萨神庙为1113-1150年在位的苏利耶跋摩二世时期开始建筑的。从1998年开始, 该所做了了实地考察并完成了基础测绘工作。按照国际通行的工作程序，在维修工程实施之前, 需要实施考古勘查与发掘工作。为此中国文物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组，从事周萨神庙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工作。

　　周萨神庙的维修工作于2007年完成，当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中国文物研究所）又接受了二期援柬项目茶胶寺（TaKeo）的维修工程。茶胶寺位于吴哥城胜利门外，周萨神庙以东。它建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属于吴哥王朝䵭耶䟦摩五世和苏耶跋摩一世时期的印度教国家寺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主要任务为寺庙结构加固、材料修复和考古研究。经过3年的前期勘察，2011-2012年，项目组在茶胶寺内外做了考古调查。上世纪20和30年代，法国考古工作者就曾经调查了茶胶寺内的五座建筑，在这次工作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系统测绘记录了这些建筑，并发现该寺出土的一些瓷器来自中国宋元时期南方窑口或受到中国的影响。201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又接受了吴哥城王宫遗址的发掘与修复工程。

　　越南：1992年夏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的学者听说越南冯原文化遗址出土了玉牙璋，可能与广汉县的三星堆遗址有联系。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自筹经费，组成越南考古队，考察了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的青铜至铁器时代的冯元文化、桐豆文化、扪丘文化和东山文化。同时，他们发掘了永福省的义立遗址，前后工作近三个月，获得了与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一批遗物。后来两家单位与越南博物馆保持互访，共同编写了发掘报告。2016年报告出版，越南考古项目也随之结束。

　　老挝：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在老挝的考古工作。在完成了三个重点区域的考古调查以后，2015年该所联合四川大学以及老挝历史研究所，在沙湾拿吉省的维拉波利（Vilabouly）地区开展了考古调查和勘探，为下一步合作考古发掘做好了准备工作。

　　南亚：在南亚，近几年在孟加拉和印度开始了合作考古工作。可惜的是，在我国的“铁哥们”巴基斯坦，目前还没有合作项目。

　　孟加拉：2014年，孟加拉国的阿格拉索·维克拉姆帕（Agrasor Vikrampar） 基金会向中国大使馆请求，让我国考古工作者帮助发掘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佛教遗址群。据研究，它是8至12世纪孟加拉国的一个都城，著名的藏传佛教鼻祖阿底峡就是在这里出生、学习和传教。在中国大使馆的协调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阿格拉索·维克拉姆帕基金会签订了长期工作协议，双方组成联合考古队，共同发掘毗诃罗普尔遗址群的一个遗址纳特斯瓦尔（Nateswar）。发掘工作从2014年一直延续到2017年，没有中断。

　　印度：喀拉拉邦位于印度半岛西南角。2014年，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KCHR）在奎隆港口（KollamPort）扩建工程中，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遗物。除了印度本地的陶器和铜币、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器、两河流域的陶器，还有来自中国的瓷器碎片与铜钱。同年，委员会在帕特南遗址（Pattanam Site）也发现了一些中国瓷器碎片。应委员会的邀请，故宫博物院调查了两处遗址，并分类、记录和检测了两批中国文物。经鉴定，奎隆港口遗址出土的铜钱，年代约在八至十四世纪；瓷器残片包含了产自浙江、江西、广东、福建等省的产品，年代约在十至十四世纪；帕特南遗址出土的瓷器残片，主要是十五至十九世纪产自江西、福建的产品。2016年，故宫博物院与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喀拉拉邦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计划勘察和发掘奎隆港口遗址。

　　中亚：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开始了合作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订合作研究项目，计划用五年时间，系统调查与发掘费尔干纳盆地东部的明铁佩城址(Ming Tepa)。从2012年以来，双方组成联合考古队，从事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到2016年为止，完成勘探面积5万平方米，发掘1100平方米。现在已经清楚，明铁佩城址由内城、外城两重城垣，内城城墙外侧分布有“马面”设施。城内发现有1号台基、2号台基和两条道路。发掘者认为，明铁佩城址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费尔干纳盆地的一座王城等级的城市。

　　在勘探过程中，联合考古队采用了我国的洛阳铲和钻探技术，因而发现了外城，使得明铁佩城址的面积从500×800 米扩大到约2100×1300 米。在内城南城墙内，联合考古队发掘了一处手工业作坊区遗迹，清理出土坯房址5 间，房内发现了火灶、大陶瓮、堆石等遗迹以及磨石、兽骨残骸等遗物。发掘者初步推测这是一处可能与皮革加工有关的、功能完备的作坊遗址。在外城东墙附近发现了一处墓地，并清理了其中一个完整的墓葬。该墓葬人骨保存完整，出土随葬品丰富，包括陶器4 件、铜戒指1 件、玻璃珠7 件。

　　西北大学在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天山北麓做了10年的考古工作，由此萌生了到中亚追寻月氏人遗迹的想法。2011年，它先后考察了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阿姆河、泽拉夫善河流域的铜石并用时代、希腊化时代、前贵霜时代、后贵霜时代遗址。 从2014年开始，在陕西省人民政府中亚考古专项经费资助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先重点调查了撒马尔罕州南部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的萨扎干（Sazagan）和兹纳克(Zinak)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发现了大量圆形石堆墓和土堆墓，时代可能为公元前4－公元4世纪。西天山西端先后有塞种、萨尔马提亚、大月氏、嚈噠等古代游牧民族驻牧，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游牧民族遗存很可能属于这些民族。 次年，联合考古队发掘了萨扎干遗址的５座墓葬和居住遗迹，根据出土的遗物，这些文物都属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１世纪的早期游牧民族。

　　哈萨克斯坦：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向哈萨克斯坦派出考古队，开始调查与试掘拉哈特城址。拉哈特遗址位于天山北麓，伊塞克金人墓葬附近，传说是塞人的居址。拉哈特城址呈长方形，面积约25万平方米。考古队在城址内发掘了三条探沟，初步确定以一号高台为核心，以壕沟为界，周围分布若干居住区的格局。

　　其它国家：除了上述的周边国家，我国考古机构在较为遥远的伊朗、肯尼亚和洪都拉斯开启了合作考古项目。

　　伊朗：由中亚再往西，我国考古学家的脚步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迈进了伊朗。2016年，南京大学与伊朗文化遗产和旅游研究所（RICHT）签订了合作协议。同年，南京大学和伊朗文化遗产、手工和旅游组织北呼罗珊省办公室（相当于我国的省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发掘了纳德利土丘（Tepe Naderi）。这座大型土丘位于阿特拉克(Atrak)河上游，北呼罗珊省希尔凡市区内，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中转站。根据前人的地表调查，纳德利土丘为一圆形土丘，使用年限从铜石并用时代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时期，前后延续近6000年。联合考古队采用洛阳铲找到了土丘的原始边缘，并发现了土丘外围的文化层。经测绘，土丘基础的直径达185米，土丘现存高度为20米，底部在现存地面以下5米。最后，发掘了一条长30米的探沟，跨越土丘内外，由此发现了从铜石并用时代到伊斯兰时期的文化堆积。

　　肯尼亚：在非洲，肯尼亚是“郑和下西洋”船队曾经抵达的地方，也是我国古代贸易经过的港口。上世纪70年代，夏鼐就注意到了东非出土的中国陶瓷。1994 年，美国作家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说，有个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子孙，是数百年前在拉穆群岛沉没的一条中国商船幸存者的后裔。之后《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采访了当地的“中国人”后裔，并推测这些自称有中国血统的人，很可能是郑和部下的后裔。这个猜想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很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关注。为此《人民日报》驻南非记者前往拉穆群岛，调查了传说中郑和船队的水手们上岸的地方。此地为上加村，公元8 世纪至14世纪中后期是这一带的商贸中心，后因战乱频繁和淡水缺乏逐渐荒废。

　　由于我国社会的高度关注，2005年国家文物局派人前往肯尼亚，考察拉穆岛的古代遗址。经过5年的调查和水下考古培训，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签订协议，决定在肯尼亚开展考古工作，为期三年，商务部将其作为重要援外项目，出资2000万元经费予以支持。2010 年11月至2011年1月，联合考古队调查了拉穆群岛、马林迪海域的水下水下遗存，共发现了6 处水下文化遗存线索、3 处滨海散落遗存。 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他们发掘了马林迪奥美尼角（Ngomeni Ras）的沉船遗址，完成了遗址东北部A区船体以上堆积，发现了较为清晰的船体结构以及象牙、铜锭、铜范、水银、硫化汞、绿釉陶器、有孔石器等重要遗物。经考证，此沉船为16-17世纪的葡萄牙船。

　　肯尼亚曾出土约25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是“现代人”的起源地之一。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到裂谷省的吉门基石遗址（Kimengich Site）工作。经过三天的调查，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三层堆积。上层为细石器堆积，中层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而底层则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的早期石制品，发掘者推测是肯尼亚境内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

　　洪都拉斯：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与我国早期文明之间的联系，已经为不少学者所认识。只是相隔太平洋，以前没有条件前往实地考察，遑论田野发掘了。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启动科潘遗址发掘、研究和保护项目。科潘为玛雅文明一个城邦的都城，其遗址包括神庙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两大部分。1885年，美国学者就开始开展考古工作，已经发现了仪式广场、金字塔、球场、王宫和贵族居住区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雕刻、艺术品和文字。2015年，科潘项目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中国和洪都拉斯联合考古队选择贵族居住区作为工作对象，开始了科潘遗址的发掘。为此项目，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开办了中美洲考古培训班，为东亚培养中美洲考古人才。

　　经验和问题

　　回顾我国的国际考古合作史，可以看到一个迅猛发展的过程。1998年只有柬埔寨，到了2005年增加到了3项（柬埔寨、蒙古、越南），2015年增加到了19家考古机构（含研究所和大学），到13个国家开展合作考古工作。据我们所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在酝酿在埃及的发掘项目，河北师范大学正在酝酿在巴基斯坦的发掘项目。除了蒙古、柬埔寨和肯尼亚的发掘项目为商务部支持以外，其它的均为各机构自筹经费。这说明我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为我国考古机构提供了经费支撑。这些项目中，除了周边国家的一些项目，其它项目与我国的学术问题都没有直接联系，这说明我国的考古机构已经有意识参与国际学术问题，走进国际学术舞台。

　　在西方国家考古经费日渐拮据、国际考古项目日渐萎缩的背景下，中国文物考古机构的加入无疑为外国考古注入了新的活力。蒙古、柬埔寨、印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洪都拉斯是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和俄罗斯考古学家活跃的地方，中国考古队为它们增添了新力量。我国考古队不仅带去了资金和人力，而且带去了新方法和新技术。尽管我国考古学起步晚，但是我国考古学家在复杂的土遗址中摸爬滚打，练就了高超的钻探和发掘技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与西方合作，向西方学习了全新的田野调查、测绘和记录手段。在此基础上，2009年，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新版《田野考古规程》，系统吸取了世界考古强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理念和技术，整合成了一套新的田野考古规程，并向全国推广，迅速提升了我国考古学家的工作水平。现在走出去考古的各个机构都按照先调查测绘、后有计划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并实施文物保护的工作步骤开展工作。一些考古队将我国特有的洛阳铲和钻探技术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洛阳铲找到了明铁佩城址的外城，而南京大学也用洛阳铲探明了纳德利土丘的边缘、深度和外围的文化层。

　　当然，在国际考古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时刻反省。我国考古机构走出去不久，存在一些短板不足为奇，但是有几个是急需解决的。一个是人才。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我国目前还缺乏懂外语和学习外国考古的人才。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国考古机构目前大多满足于发表发掘资料，并且大多用中文发表在国内期刊或发掘报告上，很少用外文发在国际出版物上；在国际视野中利用这些考古资料，用外文写成论文在国际出版物上发表的更少。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缺乏外国考古人才。而我国高校的现行培养模式已经严重落伍,无法满足培养外国考古人才的需要。原因有二：1.我国高校还没有外国考古专业，缺乏系统的外国考古课程，学生无法了解外国考古。2.搞外国考古需要研读外文考古文献，学习外语。除了英语和日语这两门常用外语，搞外国考古还需要德语、法语、俄语、波斯语、西班牙语、乌兹别克语等。但是目前我国高校对于考古专业学生，本科生一般只要求他们达到英语四级或六级；对研究生我国高校迄今还没有要求学习第二外语，无法阅读用其它语言发表的文献。要改变这种现状，我国高校恐怕需要建立外国考古专业，专门培养外国考古人才。

　　另一个问题是经费。在一个国家的合作考古工作需要几十年的持续耕耘，才能达到取得成果，培养人才，滋润友谊的目的。现阶段只有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蒙古的考古项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柬埔寨的考古和保护项目和国家博物馆在肯尼亚的水下考古项目作为商务部的援外项目得到了持续而充裕的经费支持。但是商务部资助的只能是援外项目，项目由所在国提出援助申请，周期漫长而口径狭窄，无法满足我国迅猛发展的外国考古项目。国家文物局虽然经费充裕，但是只能用于国内项目。现在它动用了一些外事经费，解决了一些机构的燃眉之急，但也不是长久之计。目前大部分从事外国考古的机构带着科研目的，意图长期工作，但主要依靠自筹经费，难以为继。早年一些机构在俄罗斯、越南的合作项目运行仅一年就流产，恐怕与经费问题不无关系。一些学者提出设立稳定的学术经费用于支持外国考古，有意向的机构可以申请立项，立项后要至少支持5年，可以对每年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可以继续资助。这样的建议是非常适合的。

　　结语

　　考古学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进入中国，很快就中国化，成了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工具。1949年以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仍然是我国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但是我国考古学家一方面向苏联学习，一方面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驱使，关心亚非拉国家的考古工作。80年代以后，我国与西方关系缓和，但是我国考古学家不怎么关心外国考古，而集中精力解决我国各个区域的文化序列和文明起源问题。90年代以后，日本和西方国家考古学家来到我国，开展合作考古，带来了我国紧缺的经费以及新的理念和方法。这些新理念和方法在2009年经过整理和补充，形成了2009年版《田野考古规程》；这个规程经过国家文物局的强力推行，大大提高了我国考古学家的水平。到了世纪之交，我国经济腾飞，我国考古机构开始走出国门，带着研究经费和工作能力到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考古工作。2012年我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外国考古项目就像星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

　　但是，这种迅速发展的外国考古项目一方面展现了我国考古界的实力，一方面暴露了我国考古界的一些问题。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已经练就了高超的田野工作技术，而2009年版《田野考古规程》的推行确实提高了我国考古学家的理念和资料采集能力；因此，我国考古学家在外国考古项目中注入了调查、发掘和保护并举的理念，同时带去了卓越的田野工作经验和钻探技术。但是，与日本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考古学家刚刚走出去，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缺乏外国考古人才，目前我国考古学家大多只能用中文发表发掘资料，还没有能力在国际视野下利用这些资料，用外文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目前我国大学的考古学科仍然只有中国考古专业，因此急需建立外国考古专业。二是外国考古项目需要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可以让考古学家长期从事外国考古，但是我国还没有这样的经费来源。现在的项目经费，大部分来自各个单位，但是这种来源不稳定，无法保障外国考古项目长期运行。为此我们建议设立外国考古基金，为外国考古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

附表：

　　（注释略）本文原刊于肖小勇主编：《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pp.395-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