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动物考古学者多年来通过动物遗存的量化统计尤其是动物的最小个体数的定量统计来探讨古人肉食消费特征与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本文探讨了如何利用现代畜牧学和动物学对于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可食用肉量的科学调查资料，研究考古遗址中古人利用的动物能提供的可食用肉量并以此分析其肉食贡献。本文还通过中原腹地龙山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考古遗址的已有动物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提供的数据，在动物最小个体数统计的基础上统计不同种类的动物提供的可食用肉量及各自所占百分比，并与最小个体数统计方法所得结果进行比较。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分析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总体上对于古人的肉食贡献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古人获取肉食资源方式是以捕猎野生动物为主还是以饲养家养动物为主方面，两种统计方法所得结果较为一致，都支持袁靖先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宜采用肉量估算方法来探讨具体每种动物尤其是不同家养动物对于先民的肉食贡献及古人的肉食消费状况，这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与古人肉食消费状况相关的考古学与历史学问题。此外，本文虽未直接讨论夏人的肉食消费状况，但本文探讨的时空范围内各考古学文化和重要考古遗址与夏文化的探索息息相关，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研究夏人的肉食种类、肉食消费特征及上述相关问题也有参考价值。
肉食是人类食谱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获取动物、利用动物资源的最初动力和主要目的。肉食对于维持人类生存、提供营养和美食、影响人类的体质演化和生活方式、刺激渔猎经济以及动物的驯化与畜牧业的发展、维持和建构社会关系、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复杂化等有着重要意义。袁靖先生曾指出，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动物作为肉食资源，并系统地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比较各个遗址中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各自的数量比例，总结当时人们获取肉食资源的不同方式，归纳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基本模式，在一定范围内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并在理论上提出认识。近年他又补充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的动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时期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动物考古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归纳，归纳和探讨中国历史时期古人获取肉食资源的状况、不同方式和基本模式，虽然他指出相比新石器时代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而言，对历史时期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的归纳和探讨较为简单。袁靖先生二十余年来对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古人获取肉食资源的状况、获取肉食资源的不同方式、发展模式及其背后动因进行了系统的、与时俱进研究，成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之一和重要特色，也影响了动物考古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为进一步细致研究各个具体地区、特定时期获取肉食资源方式、古人肉食结构与肉食消费状况的研究基础。
中原腹地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历程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到了青铜时代早期前后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引领者。新石器时代末期后段的龙山文化（中原腹地为王湾三期文化）时期，中原腹地的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处于早期国家起源前夕或初期阶段。中原腹地的社会复杂化或文明化的发展的经济基础是该地区生业经济发生了重大转变。以粟和黍的栽培、猪和狗的饲养为主要内容的粟作农业经济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腹地先民主要的生计方式，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之后，本地以粟、黍的栽培和家猪饲养为主要内容的农业传统被打破，多品种农作物种植（以粟为主，兼有黍、稻、豆等）和多种家畜饲养（猪、狗、黄牛、绵羊）为标志的复杂化的农业经济面貌逐步呈现，这为早期国家的起源乃至夏商周三代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农业经济基础。这一时期渔猎活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样仍然是获取肉食资源的辅助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家畜饲养业或畜牧业经济，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并有所发展。这一时期饲养猪、狗这两种本土驯化的家畜与黄牛、绵羊这两种传入的外来家畜并存，人们的肉食种类中家畜增加了黄牛和绵羊，随着养牛业和养羊业的发展，人们的肉食种类、肉食结构以及相应的肉食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拟在袁靖先生及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中原腹地龙山文化时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先民的肉食及其肉食消费状况，以期揭示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区的中原腹地在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初始时期古人的肉食消费特征，探讨其相关考古与历史问题，也同时希望对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古人肉食消费状况、获取肉食资源方式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有所推动。限于学识和考古材料现阶段的局限性，各种问题在所难免，敬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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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