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梳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学文化相关遗存的基础上，认为该地区的原始宗教具有较为完整的发展谱系，呈现出宗教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地域范围逐渐拓展、宗教信仰逐渐深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可把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
关键词：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祭祀
早期的考古学研究认为，史前时期的文明发展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逐渐证实，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自从苏秉琦等人提出“六大区系”理论，学界对于中华文明多起源、多中心的面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苏秉琦的划分中，“湖北和邻近地区”就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此后佟柱臣的文化系统理论、严文明的新石器文化12区系理论等都把长江中游地区（或曰“屈家岭文化系统”）视为一个相对独立、源远流长的新石器文化单元。距今5000年以前，江汉平原有城背溪文化（8500BP—7500BP），但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中心是峡江—环洞庭湖地区，这里从约9000BP—7800BP的彭头山文化起步，发展出7800BP—7000BP的皂市下层文化，以及稍晚的高庙文化，之后再到汤家岗文化、再到大溪文化，具有较为清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距今5000年以后，随着屈家岭文化的崛起，较为统一的长江中游文化系统开始出现，该区域的文化中心也开始转移到江汉平原。此后整个长江中游又经历了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直到距今37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开始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被纳入以中原为中心的整体发展轨道。
在漫长的史前文明演进过程中，长江中游地区发展出了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这种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生和演变，与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产生和演变具有一致性。原始宗教遗存不仅能够体现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的独特性，也能够揭示其与外部文化的交流互动情况，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这些原始宗教遗存主要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类，原始宗教遗迹包括祭台（祭坛）、祭祀坑、其他祭祀场所以及墓葬等，原始宗教遗物包括陶器及其纹饰、石器、玉器、动物及人骨骼等。本文在考察原始宗教遗存时将聚焦上述这些类型，以梳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基本发展情况，从而探索出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一般性的演化规律。
结合本地区各考古学文化类型的演变情况，本文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萌芽期，以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为代表，峡江—环洞庭湖地区和江汉平原各自产生了原始宗教的雏形；二是发展期，以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为代表，峡江—环洞庭湖地区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原始宗教；三是成熟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覆盖整个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相继出现，推动这一地区的原始宗教信仰走向成熟，在这一阶段末期，随着中原文化的影响和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长江中游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也走向衰落。
一、萌芽期的原始宗教遗存
（一）彭头山文化
澧阳平原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为彭头山文化，该文化所制陶器质地疏松，打制石器多于磨制石器，总体来说呈现出相对原始的文化面貌。目前所见彭头山文化的原始宗教遗存主要是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中。
八十垱遗址的原始宗教遗迹主要有F1、F6和H22。其中F1为高台式建筑，平面略呈海星状（而八十垱遗址其它建筑多为四边形），土台周围立柱，遗址内未发现生活遗迹，且有中心柱。中心柱柱坑为H1，坑底发现大量动物遗骸，其中牛牙最多。从位置和形状来看，F1在八十垱居民心目中应有特殊地位，因此需要奠基坑，用动物牺牲来祭奠神灵；比照民俗学资料来看，类似的宗教仪式在纳西族的习俗中仍有保留。
F6为另一处高台式建筑，建造在墓葬之上，无柱洞。其规模较小，未出土重要遗物。
H22位于八十垱遗址城墙（Q2）外围壕沟（G9）底部，壁、底规整，有人工修整痕迹；坑内多完整陶器，以及动物骨骼、人牙，推测可能是与城墙和壕沟相关的祭祀坑。八十垱遗址周围水域面积大、地下水位高，城墙和壕沟是避免居民遭受水患的重要建筑，H22底部的动物骨骼和人牙很可能是对建筑和自然神灵的献祭。
从现有出土材料来看，八十垱遗址的祭祀没有特别固定的场所，无论是F1、F6还是H22都呈现出临时性和一次性的特征。并且八十垱的宗教活动是出于较为现实的需要，规模也不大，其宗教信仰相当原始。
（二）城背溪文化
在比彭头山文化稍晚、基本相当于皂市下层文化早期的阶段，江汉平原地区出现了城背溪文化，该文化可能受到了彭头山文化的一些影响。
城背溪文化发现的最重要的原始宗教遗物是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的“太阳人”石刻。该石刻有原始宗教色彩，是太阳信仰与生殖信仰的结合，石刻上部有太阳形象，人物突出男根部位，体现了对男性生殖力量的崇拜。有学者认为“太阳人”是部落巫师的形象，他祈求阳光普照，也承担着人丁兴旺的期待，这是不正确的。比照同样突出生殖部位的红山文化裸体女性陶塑，学界的推测一般为氏族祖先、生育神或大地母神，均为祖先或神灵，而部落巫师显然无法达到类似的地位，因此可推测“太阳人”应当也是受到部落崇拜的祖先或神灵。一些民俗学材料也可佐证，如海南黎族会选择一些特殊形状的石头（称为“头替”）绘上人像，作为村寨的保护神。
二、发展期的原始宗教遗存
（一）高庙文化
被认为是彭头山文化后续产物的皂市下层文化并未发现原始宗教遗存。比皂市下层文化稍晚的高庙文化分布于沅水中上游地区，是受到彭头山文化影响的另一支后起文化，其原始宗教遗存规模较大、水平较高，值得学界重视。
遗迹方面，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发现了1000平米左右的大型祭祀场地，整个祭祀相关遗迹按照南北中轴分布，包括主祭场所、祭祀坑（39个）、附属房屋及窖穴。面积较大的祭祀场地和数量较多的祭祀坑表明这里曾被长期用作祭祀场所。祭祀场中的柱洞表明这里还修筑过建筑，当地出土了一个高直领白陶罐，颈部有“梯阙”图案，可能就是祭祀场建筑的形状。39个祭祀坑中还包含1个人祭坑，坑内有1个成年男性头骨和一些兽骨。
遗物方面，高庙遗址出土的陶器，尤其是白陶器，纹饰以八角星纹、太阳纹、凤鸟纹以及獠牙兽面纹为主，纹饰中还出现了以朱红色或黑色矿物颜料进行彩绘的艺术图像。这些陶器往往也是出土于祭祀场所中，与祭祀活动遗迹处于同一地层，这显示了这些器物作为祭祀用具的宗教属性。就纹饰来说，八角星纹与太阳纹都是典型的太阳信仰产物，是对太阳及其光芒的具象模拟；凤鸟纹同样与太阳信仰有关，凤鸟与太阳是新石器文化中常见的纹饰组合，高庙文化中也有凤鸟双翼载日的形象；至于獠牙兽面纹，则来源于动物崇拜，它与殷墟时期青铜器兽面纹有构图上的相似之处。在高庙文化中，一部分器物的纹饰位于底部，只有将器物双手抬起时才能看到，而这种动作可以被视为献祭行为。
（二）汤家岗文化
与前几种文化相比，汤家岗文化更为成熟，其磨制石器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打制石器，白陶工艺也显示出较高的水平。该文化与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有一定的继承性关系，也受到高庙文化的较大影响，来源较为复杂。
就遗迹而言，汤家岗文化的划城岗、丁家岗遗址均发现了祭坛和祭祀坑。其中丁家岗遗址发现的直壁平底圆形灰坑数量较多，以K69为代表，是典型的祭祀坑，坑内还出现了分层埋藏物品的现象。
白陶盘是汤家岗文化的重要遗物，它们仅见于墓葬，且数量多少与墓葬级别密切相关。白陶盘的纹饰形态复杂、做工考究，常见八角星纹和星芒纹，考虑到汤家岗文化与高庙文化的密切关系，这些白陶盘从器型到纹饰可能都是受到了高庙文化的影响。上文已经说到在高庙文化中白陶器和八角星纹都与原始宗教有关，而在汤家岗文化中，白陶器的数量又与墓葬级别有关，说明汤家岗文化的高等级墓葬主人（一般为部落首领或贵族）也具有较高的宗教地位。这是汤家岗文化与高庙文化不同的地方，后者的白陶器多出现于祭祀场所而不见于高等级墓葬，说明其祭祀活动还比较孤立，可能存在独立的祭司阶层，而未与权力阶层产生结合。
（三）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上承汤家岗文化，下启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地位十分重要，面目又相当复杂。与之相对应，大溪文化的原始宗教也呈现纷繁的面貌，推动整个长江中游的原始宗教信仰走向成熟。具体而言，大溪文化的原始宗教遗存主要有以下几种。
1.城头山遗址祭台
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中有三处祭台，其中祭台1最为重要。其上有五个经过人工修整的极规则的圆形浅坑（H011、H343~346），深20厘米；其中H011底部有一块长约30厘米的椭圆形砾石，考古报告未明确认定其功能。这五个浅坑形态与丁家岗K69相近，应该也是祭祀坑。至于椭圆形砾石，参照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形状相近的圆柱体青石，可以认为是石祖，代表父系崇拜。除了这五个浅坑外，祭台及其周边还有49个祭祀坑，深都在1米左右，放置不同物品。这些祭祀坑与“瘗埋”行为有关，即将祭品埋入土中祭地，所谓“祭地曰瘗埋”（《尔雅·释天》）。
祭台1上有几处墓葬，瓮棺葬为主、屈肢葬为辅，修筑时间与祭台的使用时间基本吻合。其中M774位于祭台最高处，墓坑最大，有葬品、葬具痕迹，周围还有四座同时期的无随葬品屈肢墓葬环绕。不过，M774随葬品与同期墓葬相比并不丰富，但葬在祭台上，显示其地位特殊。该墓葬与祭台1修建时间接近，结合不远处瘗埋的石祖，推测墓主可能是聚落的某位男性祖先，在原始宗教中得到了类似“封圣”的待遇。
此外还有10~20厘米厚的红烧土遗迹，红烧土上有5~15厘米厚的草木灰层，说明此处为祭祀场所，草木灰为祭祀活动遗迹。这种祭祀活动可能就是文献资料中“燎柴祭天”的前身（《礼记·祭法》），甲骨文中也有“燎于山”的记载（《甲骨文合集·34199》）。
另外两处祭台遗迹信息较少，祭台2规模小，边缘有一圈红烧土堆积的矮围墙；祭台3由土质纯净的灰黄色黏土堆积而成，周围有少量祭祀坑。祭台是当时较普遍的遗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祭台都很典型，大溪文化的祭台体现出新石器文化的某种共性。
2.城头山遗址墓葬
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中还有两座独立的墓葬值得关注，分别为M706、M678。M706为仰身直肢葬，葬式特殊，且被压在城墙之下，不在墓葬区内，推测可能为修建城墙时的人祭遗存，而墓主人呈现被捆绑的形态，也是一条佐证。城头山遗址城墙有防洪作用，更重要的是防御外敌，因此M706墓主应为其他部落成员，城头山居民将他（可能是俘虏身份）作为牺牲，以求城墙发挥御敌作用。这种人祭的目的，与高庙文化用于祭祀神灵的人祭明显不同。
M678底部有零星朱砂，人骨架保存完整，随葬25件陶器（分布于尸骨左右）、2件玉璜（位于尸骨颈部），尸骨左侧手臂处反向放置一个小孩头骨。墓北侧紧挨着两座无随葬品的屈肢葬墓。随葬品显示墓主人身份显赫，但随葬的小孩头骨并不常见，因为新石器时代多是成人头骨随葬。金汉波认为史前至商周的人头骨随葬品主要有三种功能：头颅崇拜，战争炫耀，殉葬或祭祀，M678的小孩头骨基本只能认定为第三种。
3.焦墩遗址卵石摆塑龙
焦墩遗址大溪文化早期遗存有一处卵石摆塑龙，全长4.45米，遗迹位于一处红烧土平面上，地势平坦，土质纯净，呈东西方向摆放。国内新石器时代的摆塑龙遗迹还有两处，一是出土于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兴隆洼文化堆塑龙，二是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摆塑龙，这说明龙信仰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分布于从辽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广大范围内，是中华民族在史前时期的共同信仰。
三、成熟期的原始宗教遗存
（一）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原始宗教遗迹是位于邓家湾遗址T11探方内的圆形土台。该土台修筑时先挖出一个浅坑，坑内垫土，土是精心筛选过的，质地纯净，共分为三层。这是自八十垱F1祭台以来一脉相承的祭台筑造方法，只不过屈家岭文化的这一祭台工艺更为精细。祭台地面部分高约0.3米，台面有灰烬，灰烬中有5件完整红陶杯、1件石斧以及烧焦的兽骨和动物牙齿，台中央的石头也有烧灼痕迹。T11遗迹内还有红烧土和灰烬夹杂分布的遗迹，以及筒形器残片，排列有序的扣碗和盖鼎，错位的小孩骨架等。这些都说明此地专用作祭祀场所，并且祭祀活动复杂多样，包括瘗埋、燎祭、献祭等。
邓家湾遗址屈家岭时期遗存中还出土了陶制筒形器。这些筒形器缺乏实用价值，出土地点也远离生活区域，集中分布于祭祀遗址周围，因此推测可能是宗教活动道具。红山文化出土的陶制筒形器形状与之相似，不过，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中的筒形器往往上下贯通，最典型的如良渚玉琮，因此具有天、地、人相通的宗教意味。屈家岭文化的筒形器则不然，它有专门用于套接的部位——子母口，出土时各器具往往呈相互套接形态，且最顶部的筒形器是封闭的；并且它主要用于祭祀场所而不见于墓葬。张绪球认为屈家岭文化筒形器与甲骨文、金文中的“且”形似，因此是陶祖的象征。这一猜想是合理的，进一步可以认为，屈家岭文化的陶制筒形器不仅仅是男根象征，而且进行了艺术的夸张和放大，与新石器时代常见的裸女雕塑夸张的女阴部位类似，都体现出生殖崇拜的观念。另外，屈家岭文化筒形器底粗头细，显然是用于竖置，这与新疆小河遗址墓葬中的男根木刻，以及云南丽江白族、纳西族崇拜的模拟男根的圆锥形大石头，都有相似之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屈家岭文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制彩绘纺轮，以往有学者认为，这些纺轮远超实际使用需要，且纹饰神秘，应当是宗教法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张绪球认为纺轮是实用性质的，转动时，中心对称的彩绘图案会形成较好的视觉效果，有助于消除劳动者的疲劳，这是比较符合现实的猜想。纵观大溪到屈家岭、石家河诸文化，纺轮基本都是出土于房屋遗址内，少见于墓葬和祭祀场所，与宗教祭祀的联系并不紧密；并且其彩绘纹饰繁多，有带有宗教意味的八角星纹、旋涡纹，也有更多不带有宗教意味的其它纹饰，不能择取一小部分，认为与宗教有关。
（二）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原始宗教遗物众多，仍以邓家湾遗址为例。邓家湾遗址出土了大规模的陶器套接遗迹，但与屈家岭时期不同，石家河时期出现了陶制套缸，出土于AT301、AT302、AT304、AT404几个探方内。套缸为粗糙的夹砂红陶，纹饰为简单的弦纹或堆纹，部分套缸上部有刻划符号。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也有套缸（JY1~7），只不过被称为陶臼遗迹。石家河时期的陶缸套接遗迹与屈家岭时期的筒形器套接遗迹相似，但前者所用陶缸大部分被凿穿底部。凿穿行为进一步说明了这些陶缸并非生活用具，并且凿孔一般被认为带有宗教意义，是瓮棺葬中常见的现象。石家河文化的这种套缸是从屈家岭文化的陶制筒形器发展而来的，自然带有张绪球所说的陶祖的意义，但又不限于此，郭立新认为陶缸套接的方式象征聚落子孙延绵。
石家河时期的邓家湾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塑动物。京山屈家岭文化遗存也出土过一些陶塑动物，但其规模完全无法与石家河时期相比。对于陶塑动物，学界一般认为与宗教活动有关，只是对其在宗教活动中的功能有不同认识，其中张绪球的分析比较合理，即这些陶塑是对饲养、渔猎丰收的祈求工具。一方面，这些陶塑的数量极大，做工也比较粗糙。另一方面，这些陶塑均在灰坑内而不在墓葬中，灰坑与祭祀遗址距离较近，灰坑中还出现草木灰遗迹，说明与宗教活动有关；但这些灰坑的建造较为随意，没有人工修整的痕迹，说明系随意挖成。可见与这些陶塑有关的祭祀活动在原始宗教中的地位并不高，它们用于神灵献祭、天地沟通等活动的猜测并不合理，而针对丰收的祈求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其中还有有一些抱物偶，所抱之物均为鱼、狗，也应当与饲养、渔猎有关。
除了陶缸和陶塑外，邓家湾遗址还有石家河文化祭祀遗址，其中出土了扣碗等遗物。祭祀活动遗迹之上有覆盖层，内部包含大量陶缸残片以及鼎、豆、盆、杯等器物残片。由于周围没有固定设施，推测该遗址为每次举行宗教祭祀活动之前临时平整出来的地面，便于人们活动和放置祭祀用品。
石家河时期的肖家屋脊遗址H554灰坑坑底还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猪骨架，头部向南，侧躺，背部拱起，四肢弯曲。因为骨架不在墓中，所以不是简单的随葬品，而是有宗教意味；又因为埋有骨架的灰坑位于墓葬区东侧，与墓葬关系密切，所以王仁湘认为埋葬猪的原因是人们希望猪来护卫死者的灵魂的说法较为可信。也有学者认为猪是献给先祖的牺牲。无论是护卫灵魂，还是用作牺牲，都与原始宗教信仰有关。
到了后石家河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大量玉器，如肖家屋脊W6∶32（人头像）、W7∶4（人头像）、W6∶36（玉盘龙）、W6∶7（玉飞鹰）等，由于此时的长江中游原生原始宗教已经接近尾声，因此关于后石家河时期的原始宗教问题不再赘述。
四、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演变规律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得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的一些基本演变规律。
从整体上来说，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具有较为完整的发展谱系，经历了从点状的萌芽期到线状的发展期再到全面铺开的成熟期的发展历程。当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这种发展历程并不是完全连贯的，在萌芽期到发展期之间存在一个断档，介于彭头山文化和高庙文化之间的皂市下层文化尚未发现原始宗教遗迹，城背溪文化之后江汉平原的原始宗教也一度陷入沉寂。不过，这更可能是由于考古发现尚不全面，而非长江中游原始宗教的发展真的存在断层，否则无法解释萌芽期原始宗教和发展期原始宗教之间的广泛联系。
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呈现出宗教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地域范围逐渐拓展、宗教信仰逐渐深化的趋势。
（一）就宗教活动规模而言，目前萌芽期仅发现了城背溪文化的“太阳人”石刻，以及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的个别祭台和墓葬，其中最大的祭台F1也不过长3米多，而到了发展期，已经有了1000平米左右的高庙文化祭祀场所；而同在成熟期内，京山屈家岭早期遗址只有3件陶塑动物，到了稍晚的石家河时期，仅邓家湾遗址就发现了17个集中出土陶塑动物的灰坑。可以说，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活动，规模逐渐扩大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
（二）就原始宗教覆盖和影响的地域范围而言，萌芽期的原始宗教呈现点状分布，发展期则在峡江—环洞庭湖范围内逐渐扩大，到了大溪文化时期已经覆盖整个峡江—环洞庭湖区域，并且其影响逐渐向东拓展，位于湖北黄梅的焦墩遗址就是明证。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则出现了整合长江中游全域的原始宗教形态。
（三）就宗教信仰的深化而言，具体表现有四个方面。
一是宗教活动种类逐渐多样化。彭头山时期的原始宗教活动主要是奠基献祭，城背溪文化则是偶像崇拜；高庙文化的宗教活动开始有了固定的宗教场所，使用精心烧制的带有精美纹饰的白陶器作为祭祀用具，还使用了人祭；大溪文化出现了瘗埋、燎祭、殉葬和摆塑龙；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出现了使用陶制筒形器新型祭祀活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在保留前代文化主要宗教活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宗教活动种类。
二是宗教活动开始扩散到一般的生产生活领域，宗教活动与其他生产生活活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萌芽期、发展期的主要宗教活动基本都与神灵有关，高庙文化则出现了以獠牙兽面纹为代表的动物崇拜，宗教与世俗权力产生联系；到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原始宗教信仰与祈求丰收结合起来，体现了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扩散趋势。上文提到高庙文化的祭祀活动相对独立，而汤家岗文化则出现了宗教地位与权力（财富）地位成正比的现象，这一变化也是宗教活动扩散在社会阶层演变上的反映。
三是宗教象征越来越符号化、集中化和抽象化。彭头山文化的原始宗教没有象征物，采用的是最原始、最直接的献祭方式；高庙文化开始出现符号化的纹饰，但此时的宗教符号还比较多元；相比渔猎采集的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抛弃了凤鸟纹、太阳纹和獠牙兽面纹，突出了最抽象的八角星纹的地位，这与其稻作经济基础有关，宗教信仰更集中于决定收成的太阳信仰上，符号也出现了集中化趋向。在生殖崇拜谱系中也有类似现象，最初的生殖崇拜体现为城背溪文化“太阳人”石刻突出的男根部位；到了大溪文化就变为相对抽象的石祖；屈家岭文化则用陶制筒形器取代陶祖；石家河文化的陶缸则比屈家岭文化的陶制筒形器更为复杂、抽象，它表面多有刻划符号，不能用于竖置，套接规模也远超后者，还出现了象征子孙绵延的意味。
四是人在原始宗教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长江中游，神灵是最早的宗教主题，并且面对自然界的威力，太阳崇拜、动物崇拜也都渐渐产生；到了后来，由于史前先民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尤其是意识到人的数量和组织化所带来的无穷力量，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高，人在原始宗教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