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定窑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之一，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定窑有着丰富的文献记载和大量传世品，是古陶瓷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窑场之一。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湮没已久的定窑窑场于1922年被重新发现，经过百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以及逐渐丰富的考古学研究，定窑研究正在向更为广阔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定窑是中国古代继邢窑之后最具代表性的白瓷窑场，其以白胎、略失透白色釉的精细白瓷为主要产品，同时将施于胎体的刻花、划花、印花装饰发扬光大，它的出现标志着精细白瓷的生产完全成熟。定窑在薄胎瓷器成形、覆烧工艺、以煤为燃料等瓷器制作和烧造方面均有开创之功，对南北方诸多窑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宋金时期许多窑场都生产定窑类型的精细白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瓷窑体系，被命名为“定窑系”。同时，定窑作为河北中部到山西东部瓷器产区的中心窑场，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窑业发展，在宋元时期制瓷业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定窑有丰富的文献记载，同时自1922年窑址被发现以来，历经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相关的考古学研究工作也有较大进展。鉴于此，本文从文献记载、窑址发现与考古工作、重要研究进展三个方面，回顾定窑考古发现与研究的百年历程。
一、古代文献对定窑的记载
目前关于定窑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现藏曲阳北岳庙的唐永贞元年（805）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该碑碑阴刻有出资造影堂的功德主的姓氏和官职，其中多人与瓷器生产有关，包括管理瓷器生产的瓷窑冶的大小官员，甚至可能还有类似“作头”的工匠和负责采办的官员，这些官员、工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官营制瓷手工业生产体系，由此，唐后期的定窑被认为是藩镇义武军官窑。此碑的发现为探索定窑创烧年代和判定早期定窑的生产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光绪重修曲阳县志》中收录有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文，文后署有六位龙泉镇官员，其中一位为“□□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这说明五代后周时瓷窑商税务使已在曲阳龙泉镇征收窑业税，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定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烧造规模。
入宋以后，定窑产品以其造型典雅、纹饰流畅自然、釉色清丽明快的特点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追捧，成为宋代文献中出现最多的制瓷窑口。在宋金时期的石刻史料、官方文献、文人笔记及诗词中，多有对定窑及其产品的记述，涉及定窑的生产性质、具体产品、瓷业交流与商品流通等内容。
1.生产性质
定窑是一处承造贡御瓷器并从事商品生产的窑场。关于定窑产品用于贡御的文献记载较多，如《吴越备史》附《补遗》载太平兴国五年（980）“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记录了吴越国王进贡金图片定瓷的情况，这与吴越国规模化生产加工图片器并存在由官方主导的图片器作坊的情况相合。《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瓷器库”条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①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真宗景德四年（1007）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椿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表明贡御的部分定窑瓷器会被收入封椿库，其余可用于出售。《宋会要辑稿·崇儒七》“罢贡”条载：“宣和七年（1125）六月二十六日，诏：‘……应殿中省六尚局诸路贡物，可止依今来裁定施行。’……尚食局：……中山府甆中样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一十只……并罢贡”，明确记载定窑在北宋末为尚食局生产贡御品。虽然在《老学庵笔记》等宋人笔记中也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的记载，认为北宋时期定瓷因有芒口而不用于贡御，但作为官方文书的《宋会要辑稿》所记应更符合史实。《大金集礼》卷九“公主”条载：“天眷二年（1139）奏定，公主礼物依惠妃、公主例外，成造衣袄器用等物：……定磁一千事”，表明金代宫廷将定窑瓷器用于赏赐。上述文献均表明，宋金时期定窑产品用于贡官、贡御。
有关定窑从事商品生产的记载相对较少。《光绪重修曲阳县志》中收录有五代后唐天成元年（926）《王都重修王子山院碑》碑文，碑文最后补刻文字“时宋宣和二年（1120）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贩瓷器客赵仙重修记”，表明北宋时期曲阳一带有专门贩卖瓷器的商人，从侧面佐证了定窑生产商品瓷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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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秦大树 安雨桐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