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文六字，右起从上至下、从右至左读为“张帀千人丞印”（图1），篆体白文，凿刻，笔划宽窄、深浅不一。右上“张”字右半部分“长”简省较甚。右下字做“帀”形。下笔转角方直。冯时、张懋榕等先生认为可能是篆体“之”字倒书。也可能是某个字的简写形式，或者也可能与中下“人”字之间存在借用关系。孙慰祖先生认为首起二字释“张帀”较勉强，比较慎重则作“张□”。中上“千”字头部撇比较短，下部横笔两端上曲。中下“人”字反书。左上“丞”字头缺横笔，下边一横置于中间，两侧的“手”字偏旁简省。左下“印”字下笔平直，与上笔不相连。

　　印章主要分为官印和私印两种。两汉以来，官印已具有一定的等级差别。关于汉代官吏的秩次以及其所用官印的质地、钮式、印绶、名称、尺寸等规制，《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东观汉记》、《汉旧仪》、《汉官仪》等史籍中均分别有所记载。《汉旧仪》云：

　　诸侯王印，黄金橐驼钮，文曰玺，赤地绶；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钮，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钮，文曰印。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

　　通官印“方寸大小”，约相当于今2.3×2.3厘米。还有一种“半官印”，尺寸大小为五分，约1.2×1.2厘米。官印规制的等级与官职的尊卑密切相关。

　　从传世和考古发现的印章看，目前所见官印的质地主要有金、银、铜、玉等。钮式有螭虎、龟、蛇、马、羊、鱼、橐驼、鼻钮等。使用螭虎、龟钮者身份比较高，羊钮、橐驼钮则多见于中原王朝赐给边疆少数民族的官印。印的形制多为方形或长方形，方形印的尺寸一般为2.3×2.3厘米左右。

　　汉代印文字体多为小篆。印文内容可以分为单一结构和复合结构两类：单一结构多为名号、官名、官署名等；复合结构多为官署+官名、地名+官名等，一般官署名或地名在前，官名在后。印文后多冠以“（之）玺、章、印”等。如“皇后之玺”、“上将军印章”、“器府之印”、“未央厩丞”、“渭成令印”等等。有的根据印面需要加字或省略。

　　私印规制不如官印那么严格，材质有银、铜、玉、玛瑙、琥珀、木、石、陶等。印钮主要有鼻钮和龟、狮、虎等兽钮。印的形制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尺寸一般较官印小，一般在1×1厘米至2.3×2.3厘米之间。印文字体以小篆为主，还有部分缪篆、鸟虫书等。印文内容也有单一结构和复合结构两类。单一结构主要有姓名、表字、吉祥语、肖形等。复合结构比较少，多为官名+姓名的形式。绝大部分为官名在前、名字在后，如“屯田校尉史守之印”，而姓名在前、官名在后比较罕见，目前仅见“李处男丞私印”一方。“这类官职附姓名印不是生人所佩，而是殉葬专用，以表示死者的身份……如果不附姓名，便有私刻官印之嫌，是犯法的。”所以部分印文后冠以“（之）印、私印”等字。

　　判断一枚印属于官印还是私印，主要从质地、钮式、名称、尺寸及印文内容等几方面来判断，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钮式和印文。

　　楼兰新发现的这枚“张帀千人丞印”为兽钮，汉代的兽钮多见于中原王朝赐给匈奴、乌桓等边疆少数部族的官印中，钮式多为驼、羊等，印文前多加朝代名。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诸臣属国均赐给印绶，“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目前新疆地区也发现了一部分属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章，绝大部分为私印，官印极少，特别是汉中央政府赐给西域诸臣属国官吏的印绶实物更难觅踪迹。1953年，新疆新和县玉奇喀特古城曾出土一枚卧羊钮的“汉归义羌长”印，它为我们解析西域诸臣属国官吏佩印规制、风格特征提供了一件珍贵的实物。从这枚实物印可以初步推断，中原王朝赐给西域诸臣属国的印绶规制可能与赐给匈奴、乌桓的印绶规制相同，钮式为兽钮可能性较大。

　　汉代不同等级官印在印钮形制上是有严格限制的，千石以下官吏为铜印、鼻钮。新莽以后用印制度开始松弛，低级官吏僭越高级官吏的印式，出现了千石以下官吏也有使用原本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才能使用的龟钮印章。如王莽时期的“文德左千人”印的钮式即为龟钮。悬泉汉简Ⅱ0114③：611简记：“……愿子方为刻御史七分印一，龟上，印曰吕安印。……”印文内容显示此印为一枚私印，印钮为龟钮，印面尺寸七分，合现在尺寸约1.6厘米左右。说明民间刻制私印也可以仿官印形制，只不过尺寸较官印小而已。

　　“张帀千人丞印”印文为六字复合结构，由“张帀”和“千人丞”两部分组成。印文后半部分为官名，前半部分的“张帀”可能是官署名、地名或者人名，如果是官署名或地名，则是一枚官印；如果是人名，则是一枚私印。目前所见诸史职官表（志）中尚无“张帀”类的官署名，在传世印章及出土文献中也不见类似官署名，所以其为官署名的概率比较小。虽然在私印中存在人名在前、官爵在后的复合结构，但是此类印多属于殉葬专用。一则存世稀少，再则多为明器，无使用痕。楼兰新发现的这枚印印面凹凸不平，笔划磨损严重，当为一方实用印。在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也存在以官印殉葬的情况，但仅限于极少数经皇帝恩准的高级官吏才有此资格，低级官吏只能用私印或者仿制印殉葬，而且在质地上必须与官印有较大区别。因此“张帀”为人名的概率也比较小。我们初步推断“张帀”很可能是一处地名，可能为今楼兰地区某地。“张帀千人丞印”应是一枚官印。结合其材质及钮式特征来看，此印等级并不算高，当属于一枚千石以下官吏用印。

　　学界早有人指出：“两汉官印皆出铸造，用白文。只少数军中急就和给兄弟民族的官印，皆凿而不铸。”也有学者指出历代“小官为数很大，然而官印却十分罕见。也许本来就不给他们颁发官印。为了行事方便，他们自刻印章。”“张帀千人丞印”印文笔画宽窄、深浅不一，折角僵硬，显为凿刻而成。前文在分析“张帀千人丞印”的钮式时谈到此印与中原传统官印的规制存在一定差异，其制作过程中可能吸收融合了中央政府赐给西域诸属国官印的一些因素。因此，“张帀千人丞印”极有可能是在糅合了中原传统印章制度和中央政府赐给西域诸属国官印某些元素的基础上制作而成的。孙慰祖先生认为此印“不是中原体系的印章，也不合于中原官印的形制，应考虑这一地区自行制作”，此推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从印学史的角度判断一枚印章的年代，需要把握各个时期印文风格、钮式等特征并加以综合分析、研判。在印文字数方面，西汉武帝以前官印一般为四字印，采用上下两排对称布局的格式。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以后始出现五字印，布局上亦采用上下两排的格式，第五字占据两格位置。六字印始见于新莽，亦采用上下两排对称布局的格式。四、五、六字印在东汉以后继续使用。其次，在印文风格方面，“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文字都属小篆系统，均阴刻，但各历史时期的文字字形笔势及构图的疏密变化多存在差异，其中新莽官印笔画均匀圆润，字形稍长，工整秀丽。每字所占印面空间均有一定比例，章法考究，刻铸亦精美。东汉初期官印文字风格与西汉中后期印相近。东汉中期以后，印文篆法受隶书影响，笔画多取直势，转角方折，字体更加方正。魏晋官印笔划与东汉中后期相同，方折直势，字形方正，然字体结构及印面构图多较松散。且‘印’字末笔平直，流行于东汉中晚期、魏晋及南北朝，‘丞’字末笔横画平直，流行于东汉以后各朝。”

　　“张帀千人丞印”印文六字，采用二行三列对称布局。字体虽属小篆，但已经失去小篆之布局方正严谨、运笔圆润的特点，印面构图松散，笔划简省严重，转角方折呆板，缺乏灵气，与魏晋时期官印特征比较吻合。杨泓、冯时、张懋榕等先生均认为其时代当在魏晋时期。孙慰祖先生亦认为：“此印从印纽和文字组合起来看，印文除‘千人、印’外，其余结构是不规范的。时代上也应晚于汉代。”

　　从“张帀千人丞印”的出土位置来判断，其西北距楼兰古城不足5公里，北距楼兰东南遗址25公里。在出土地东、河床东岸有大面积的石膏结壳层分布。据地质学者介绍，这种水平分布的石膏结壳层应是在水的淋漓作用下形成的，可能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关。在石膏地附近也散落有陶、石、铜、铁等材质遗物。这一带属于楼兰古城核心区，因此，此印章的年代当与楼兰古城及其周边遗迹的主体使用年代相当，当在魏晋时期。

　　（作者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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