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向长江中游丘陵、平原过渡的斜坡面上，地势西高东低，起伏崎岖，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地省份，山脉纵横交错，山高谷深，水系亦十分发达，在山脉与河谷中间，则分布着众多大小不一的山间盆坝和河流阶地。
在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适应并充分利用山多、洞多、河流多和平地少的崎岖山地地理生态环境，以山顶、洞穴和河流阶地等适宜生存的区域作为栖息地，创造出地域特征鲜明、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历史和文化，并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经考古学研究和梳理，这些文化遗存据分布特征可分为若干类型。
二、遗存类型和分布规律
（一）丰富而持久的洞穴和岩厦遗址
贵州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石灰岩岩溶洞穴发育良好，自古至今贵州人民即利用这些洞穴或居住、或埋葬死者、或防御、或采冶、或刻画记事，体现了处理人地关系的智慧。
1.洞穴居址
在贵州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有相当多高大宽敞的石灰岩溶洞穴，洞前有开阔平坦的坝子和河流，这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先民们选择这些天然喀斯特洞穴作为自己的居所，逐步适应了独特的自然环境，演进出一条繁衍生息之路，创造出了独特的山地生计形态。至今，贵州紫云县中洞内仍生活着穴居部落。
目前在贵州境内共发现近500处史前洞穴遗址，以中西部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其中毕节市境内有百余处，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和安顺市境各有近百处，其他市州约百处。早在距今30余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贵州远古先民即以洞穴为家，盘县大洞、黔西观音洞和桐梓岩灰洞等即该时期遗址。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发现较少，目前发现的有毕节扁扁洞、水城硝灰洞等。在距今30000~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密集的洞穴群落，尤以黔中地区最为典型和集中，如以普定穿洞、平坝飞虎山、贵安新区招果洞和牛坡洞为代表的洞穴遗址群。
目前，在许多中西部地区洞穴遗址的上部，均采集或发掘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陶片、磨制石器和青铜器等。位于黔中腹地的贵安新区洞穴遗址群最为典型，目前发现的史前洞穴遗址达上百处，仅贵安核心区马场与高峰一带就有近40处，代表性遗址有牛坡洞和招果洞等，初步整理成果显示，遗址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至东周时期，这说明贵州境内的古人类在洞穴内活动的时间跨度很长。其他分布在小地域范围内的洞穴遗址群亦比比皆是，数量或多或少，如六枝特区东南侧的木岗镇与普定相连地区，分布着20余处以普定穿洞为代表的洞穴遗址群。
2. 崖墓、岩洞葬和悬棺葬
崖墓 崖墓是指将崖壁上开凿出的洞窟作为墓室的墓葬，主要分布在黔北地区的赤水、习水和桐梓县，道真县亦有零星发现。赤水复兴马鞍山崖墓群和万友号崖墓、习水土城范家嘴东汉崖墓，时代自汉代延续至唐，习水三岔河崖墓群的年代为蜀汉时期，道真青球岩崖墓的时代不明，桐梓七孔石崖墓的年代为明代。
岩洞葬 岩洞葬即以宽阔的天然溶洞为墓室，洞内棺木从数具、数十具至数百具，宋元明清时期，贵州境内以苗、瑶为主的民族多选择将逝者的棺木其中使用时间较长，有些地方至今仍在沿用。目前发现的岩洞葬主要分布在贵阳市、安顺市、黔西南州、黔南州和黔东南州。与广西和云南发现较多先秦时期岩洞葬的情况不同，贵州境内目前发现的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岩洞葬，最早或可追溯至唐代。较为重要的岩洞葬遗址有贵阳市花溪高坡，安顺市平坝棺材、紫云打告、天星，黔南惠水仙人、龙里果里、荔波瑶麓洞葬等，其中，考古人员对花溪高坡岩洞葬和平坝棺材岩洞葬进行过考古调查和清理。
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即遵义东部和铜仁北部地区，分布着另一类型的岩洞葬，即位于河边的溶洞或岩壁，一般高出河面2～3米，按年代早晚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棺木多放置在溶洞内，溶洞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以下，洞内置棺木不多，多为1～3具，洞口有用石块垒成的高约1米、厚约0.50米的封门。晚期墓葬开凿于临江的岩壁上，在岩壁上横向凿出凹槽，棺木即放置在凹槽内，与岩壁平行，有的在棺木外侧用石块垒一道高约1米、厚约0.50米的矮墙。
思南县彭家洞洞棺应是一例特殊的丧葬案例，不同于黔北地区崖墓和贵州其他地区少数民族洞棺葬和悬棺葬。
悬棺葬 悬棺葬即在悬崖峭壁上放置棺木的墓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人工开凿的壁龛内放置棺木，一是在峭壁打孔插放木桩以承托棺木。这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独特丧葬习俗，主要分布于贵州东北部地区，如松桃和岑巩。
3.洞屯类防御建筑
因为洞穴一般位于山上，可居住又易于防守，人们常用住地附近的洞穴躲避战乱。一般会在洞口处修筑石墙，石墙下方留有门洞，石墙上方有一些瞭望或射击孔，部分洞穴内还搭建了房屋建筑。目前发现的洞屯多是明清时期遗存，分布广泛。
4. 洞穴或岩厦宗教遗存
洞穴或岩厦宗教遗存是指依托洞穴或岩厦开凿石窟或雕塑神像，并配以木构建筑的宗教活动场所，如镇远青龙洞、黄平飞云崖和仁怀怀阳洞等。龙里一带的苗族村寨附近的天然洞穴分为阴洞和阳洞两类，阴洞作为洞葬埋葬死者，阳洞作为宗教场所，在每年的3月举行跳洞活动。
5. 洞壁岩画或摩崖石刻
贵州岩画多位于洞壁或洞穴附近的崖壁上，如六枝桃花洞、兴义猫猫洞。除岩画外，有的洞穴壁面上还见有摩崖石刻之类，如花溪燕楼金山洞。
6.矿产采冶遗存
明清时期直到近现代，贵州的朱砂冶炼活动非常兴盛，贵州务川大坪、万山、丹寨和开阳等地蕴藏着丰富的朱砂矿资源，这些地方均有朱砂及汞矿采冶遗存，矿洞分布密集。务川符家冲遗址的发掘结果表明务川县的朱砂开采活动始自汉代。此外，因喀斯特洞穴里硝含量丰富，硝又是制作火药的重要成分，所以在明清时期“调北征南”“咸同农民起义”等战争背景下，贵州炼硝活动兴盛，洞穴内的炼硝遗存十分丰富，钟山区大硝洞炼硝遗址即是典型代表。
（二）功能丰富的山顶遗存
因境内多山，山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古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山顶宽平之地也是良好的居住地和军事防御要地，出于对山的敬畏，遂出现了山顶祭祀和宗教性遗址。
1.居住遗址
在贵州中西部分布着数量众多、浑圆似馒头状的低矮小山，矮者高于地面数十米，高者达100余米，山下有宽阔的坝子和河流。先民或因避瘴气、野兽和侵袭，常选这样的山顶作为活动场所。距今4000～3000年前的威宁中水的先民就生活在坝子东侧的鸡公山顶。在以兴义、盘县为核心的贵州西南部，战国秦汉时期的山顶遗址分布相当集中，可大致分为盘县南部普田遗址群、西部平关遗址群，普安青山遗址群，兴义阿红遗址群和安龙龙广遗址群等，形成了小区域内密集分布的山顶聚落形态。
2.作坊遗址
贵州矿产资源丰富，在贵州众多古文化遗址中，冶炼遗址很有特色，毕节青场瓦窑遗址出土的冶炼石范，可将贵州冶金史提早到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期的普安铜鼓山遗址是一处以冶铸青铜等金属器为主的青铜时代山顶作坊遗址，而在铜鼓山周围的普安青山坝子里，已发现相同文化内涵的山顶遗址达12处。
3.营盘类防御遗址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狭小的山顶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的发展，因而人群不断迁移至地势开阔的河流两侧或平地周围，但利用山顶的生存模式却一直延续。元明时期，为抵御蒙古铁骑，遵义播州杨氏土司出于“筑一城以为根本”的需要，修建了山顶军事防御中心海龙囤，除海龙囤外，还在其周边大兴土木，修建了数十处以海龙囤为核心的山顶防御性建筑遗存，包括养马城、养鹅池和养鸡城等，组成一道道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这也为后来末代土司杨应龙的反叛积累了一定资本。
清咸同年间，动乱频仍，人们出于躲避战乱的需要，常在住地附近的小山上修建营盘类防御设施，形成山下、山上互动的生存模式。这一时期的营盘类防御遗址总数达上千处，分布在全省各个地区，有的仅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宗族修建，有的为周围几个宗族或村寨共同修建，规模差别很大，面积从数十平方米到上万平方米，因此贵州也被称为千囤或千堡之省。围绕山顶蜿蜒分布的营盘石墙上，还留存着众多的炮台、哨所和射击孔等，经考古调查勘探，确认风冈玛瑙山遗址即“以当地豪族大姓钱氏为首营建的一处防御工事，是一处避难之地”。
4.宗教类遗存
贵州境内有众多环境清幽的名山，被人们赋予神性，辟建成宗教祭祀活动场所，如黔灵山弘福寺、遵义金鼎山寺庙群和惠水九龙禅寺等。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可能已在山顶开展祭祀活动，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沿山顶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坑，极有可能就是祭祀活动遗迹。贵州境内做过考古工作的山顶或半山之巅的宗教遗址不多，有遵义海龙囤的海潮寺（建于明代土司杨应龙修建的“新王宫”基址上）。此外，还有著名的佛教胜迹贵定阳宝山遗址、平坝天台山等。有的佛教遗存甚至还与重要历史事件相关，如长顺的白云山遗址就被传为明代建文帝的隐秘之所。
（三）分布广泛的山间盆坝遗存
贵州群山之间分布着许多小盆坝和河流冲积阶地，为古今人类提供了生息之所，并因各地域地理生态不同而形成多少不一的山间小地域遗存。
黔东南锦屏清水江流域发现极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河流阶地遗址，如锦屏阳溪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贵州年代最早的盆坝型遗址。
新石器时代，进入到农耕文明阶段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土壤肥沃、水源丰富的盆坝因适宜农耕自然成了宜居之地，居住在洞穴里的古人类走向旷野，选择地势开阔、水源方便的盆坝地区生活，形成了众多的山间盆坝聚落群。如六枝老坡底遗址群，在一个面积约2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分布着20余处台地或山坡遗址，这些遗址以盆坝中部的河流为中心、南北均匀地分布。
历史时期，先民在山间盆坝中集聚分布的格局越来越明显，如位于乌蒙山间的赫章可乐盆坝，在近3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已经发现古夜郎族和汉族的居住遗址、墓地、道路和手工作坊遗址达100余处，是贵州境内战国秦汉时期遗存最丰富的地区。
（四）沿交通线分布的遗存
贵州山河纵横、山高谷深、地势崎岖的地貌，形成了区域间相对封闭的环境，而山间河流，自古即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重要性日渐彰显，在汉武帝开拓西南、明朝“调北征南”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又形成了新的沿交通要道分布的“线性文化遗存”。
1. 沿河流沿岸分布的条状遗址
在相当长的时间，江河对人类来说是生存发展必须依靠的先天条件，江河不仅为人类提供水源、水产等丰富的物质供给，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人类迁移流动的天然通道，大江大河对古人来说，就如同现在的公路一样。因此，河流两岸平坦开阔的阶地，是人类必然选择的栖息之所。贵州境内的几条大江大河附近，都发现了顺河流走向、呈条状分布的聚落遗址群。如威宁草海边缘的低阶地和湖滩分布着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遗址；威宁中水遗址群位于牛栏江支流五龙河沿岸，包括史前遗址7处；毕节青场遗址群位于乌江上游支流六冲河沿岸，包括2处以上的遗址；沿河黑獭遗址群位于乌江中游，包括近10处遗址；贞丰孔明坟、沙坝遗址群位于北盘江干流，包括遗址10余处；铜仁锦江遗址群包括史前至汉代遗址30余处；天柱清水江遗址群包括遗址10余处。
2. 交通道路附近分布的线性遗存
早在史前时期，人们便开始沿着山脉移动，形成具有一定线路性质的遗存，随着人群移动频次和活动半径的扩大，便开始形成具有一定意义的交通道路。进入历史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中央对边疆的治理及商贸的往来，人们不仅以河流等作为天然通道，还不断开凿出人工交通干道，又形成新的交通线路，人们长期沿道路活动，遂在道路附近也形成类型多样的文化遗存，成为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战国秦汉至唐的交通以南北向为主，两汉时期移民主要自四川由北往南移，因而贵州境内发现的汉代遗址具有南北向的线性分部特征，当时人群的迁移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经贵州中西部，即文献记载的最早交通干道“南夷道”，这是贵州境内第一条官道，是联通四川盆地与贵州高原的交通干道，顺赤水河流域从习水土城一带南下，经仁怀、金沙、黔西等地，越过乌江上游鸭池河进入黔中腹地的清镇、平坝和西秀一带，再从镇宁到达北盘江，过江而至黔西南的兴仁、兴义一带或更远。秦汉时期的移民沿这条交通干道进入今贵州境内，由这条官道串起的南北向交通网络不仅使“西南夷”融入汉帝国，也使贵州第一次放眼世界，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潮流。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有习水黄金湾遗址、黔西汉墓、黔中宁谷遗址、兴义交乐汉墓群和万屯汉墓群等。另一条通道自东北部洪渡河进入贵州，顺洪渡河向务川等地扩展。务川大量的朱砂矿洞遗址、汉墓及符家冲汉代遗址的发现，说明至迟在汉代早期汉人已进入该地区，这条通道或为开发务川丰富的朱砂矿资源而开辟。
进入南宋，随着中央王朝行政中心的南移，东出贵州经湖广往临安一线的东西向交通干道开始形成，人群流动方向开始以东西向为主。
商贸的往来也繁荣了贵州古代交通，如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汉藏及少数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商道，贵州茶马古道线路包括黔滇北线即自贵阳经毕节至云南宣威，黔滇中线即自贵阳经关岭至胜境关，黔滇南线即自贵阳往南经惠水、兴义等地至胜境关。
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对云南的经略，开始“调北征南”。平定云南后，他认为云贵地广人稀，“虽有云南，亦难守也”，仅靠军队难以开发，于是决定“调北填南”，除了令20万部队永驻贵州外，又决定从四川、湖广及广大中原地区集体移民到贵州等地，世代定居。因此，明中央政府在贵州中部修筑了一条现在称为“黔滇古道”的东向西交通大道，它是当时连接云贵高原与中央政府的重要干道，沿路设置的卫、所后逐步发展为贵州中部地区的重要城镇，留下了贯通湘黔滇的东西向线性文化遗产。其中，以安顺的遗存最为丰富集中，有村寨、卫所治所、军事屯堡、水利工程、寺庙和墓葬等。同时，明廷还大力整治元代就已开设的驿道，贵阳以东有12驿、5站东出湖广；贵阳以西有10驿、12站西出云南。在强化云南边防的历史背景下，明初沿湘滇黔一线的驿道最为忙碌。川滇驿道仍自叙永至昆明，川黔驿道仍走旧路，“播州宣慰旧辖乌江、湘川、播川、松坎、仁水、桐梓……十三驿，俱当川、贵孔道”，其中松坎旧站坝遗址尚存。明初水西土司奢香修筑“龙场九驿”，沟通了川黔、湘黔、川滇驿道。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贵州是川盐南运的必经之地，由此形成了多条从四川盆地经赤水河、乌江、乌蒙山峡谷的南北纵横的川盐入黔通道。其始于明代，清代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盐商往来频繁，沿线遗存丰富。
三、结语
类型丰富、形态多样的文化遗存，是贵州历史发展的生动见证。分布于洞穴、山顶、山间盆坝以及沿河流沿岸和交通沿线的各类遗存，体现了各个时期贵州人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及“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及和谐人地的关系。
丰富的喀斯特洞穴为远古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从旧石器时代即已开始的穴居生活方式，留下了丰富的史前洞穴文化遗存。而这一居住方式，至今仍在传承。洞壁和崖壁也成为人们的创作之地，表达了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事死如事生，居住的洞穴也成了人们的丧葬场所。为让逝者灵魂安息，甚至凿岩或利用崖壁埋葬逝者。
贵州人对身边的山赋予了诸多的灵性和内涵。西部低矮山丘平缓宽敞的山顶为人们提供了活动场所，或居住、或祭祀，先民甚至以山顶的石缝为灶进行冶铸；山巅和环境优美处往往是寺庙选址之佳处；若位于交通要津，人们则据险立寨，体现了古人的军事思想和筑城理念。
贵州四通八达的河流，自古即为文化传播通道，沿河流移动的人群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互动，逐渐形成了贵州包容、多样的地缘文化面貌，促进了贵州多彩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流动的人群逐渐散落在河流阶地和大山之间的一个个坝子里，形成一个个聚族而居的村庄，人们依托这些区域相对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交通开展农耕和经济活动。而山地的崎岖地貌，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文化的交流，虽导致这些区域族群文化各自封闭传承，却有利于贵州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传统和原真性的保存。
贵州沿河流及交通线分布的文化遗存，既体现了贵州这一中国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央对西南边疆地区管理的历史进程。
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踏上贵州大地开始，先民依托贵州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总结出了一套对山地改造和利用的智慧，反映出先民对洞的依赖，对山的膜拜，对水的追逐。从穴居到洞葬，从岩画到岩洞葬或悬棺，依山而建的居住、祭祀、劳作及军事防御设施，分布在山谷河流阶地和山间坝子的村庄，对各类矿产资源的开采及冶炼，以及各类石质建筑等，均是山地文明的产物。其又不断与周边文化交流碰撞和吸纳融合，体现出包容的智慧。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