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皇帝猝薨，因哲宗无子嗣位，其胞弟端王赵佶在争议中即位，开启北宋王朝的徽宗时代。为维护正统和提高皇帝权威，徽宗采取多项措施建设都城，以展现其统治之繁荣景象。宫城作为封建王朝的权力中枢，不仅是国家政治、礼仪诸活动的重要场所，其空间布局与变化也对国家权力运作和政务开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所以徽宗在东京开封大兴土木，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和改造，重组了东京宫城的空间与景观——“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修建礼制建筑明堂，铸九鼎等神圣设施，同时也建设延福宫、艮岳、景龙江等世俗景观。洛阳作为北宋西京，其宫城亦得到了大规模的重修和改建，建设时间从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持续到政和六年，长达五年。徽宗时代被重组的都城空间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学者们多聚焦于东京开封宫城，对于西京洛阳宫城则甚少关注。
政和年间修治洛阳城大内之工程和耗资巨大。史料记载：“政和间，议朝谒诸陵，敕有司预为西幸之备。以蔡攸妻兄宋昪为京西都漕，修治西京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此次大规模宫城修建并无神圣性设施，而是以“为西幸之备”的“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足见西京宫城的空间整治，乃是以达到壮丽的盛世观感为目标。北宋西京的宫城空间，是开展国家政治与王朝礼仪活动的场所，探索徽宗时期的宫城空间，可以揭示徽宗的都城功能营造以及皇权运作，增加我们对唐宋变革中宫城空间变化的理解。
近年来，北宋西京城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五凤楼、太极殿、文明殿等文献记载的门、殿名称不断涌现在考古资料中，有学者已经尝试从考古学视野来讨论北宋西京城的形制布局。本文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对北宋徽宗时期西京宫城的格局进行探索，以理解宫城中皇权运作的空间与徽宗朝的洛阳政治文化生态等，论述悖谬之处，尚待方家正之。
一、北宋西京宫城建设
洛阳作为北宋西京，整座城市格局基本沿袭隋唐旧制，保持了宫城、皇城、郭城三重城之格局，但实际上远非隋唐之壮观。宋朝历代皇帝对西京建设都很重视，特别是宫城，曾经屡加修茸。根据《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记载，北宋王朝对西京宫城共有四次大规模修葺。
北宋初创时，宋太祖赵匡胤虽仍沿用开封为都城，但作为国家正统象征的南郊礼制建筑仍在洛阳，于是以洛阳为西京。生于洛阳的宋太祖大规模营修西京大内，某种意义上是根续国家正统、营建国家权威。此时期营建的重点都在国家大朝礼仪的重要建筑，像宫城正门五凤楼和正殿明堂殿等。据文献记载，五凤楼大修于乾德年间（963－967）：“乾德中，献拟制二十编，擢为右拾遗，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人多传诵之。”梁周翰在《五凤楼赋》中对大修有准确的描述：“台卑而丰，栋易而隆”“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凤翘翼，若鹏运风⋯⋯双阙偶立，突然如峰，平见千里，深映九重”，可知此次应为大修。太祖修五凤楼一事，真宗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西京将议改五凤楼名”时有明确提到，称“（五凤楼）此太祖所建，因瑞应，不可更也”，佐证了太祖修五凤楼的事实。开宝年间，太祖有意迁都西京，借口“有事于南郊”，于开宝八年命王仁珪、李仁祚和河南知府焦继勋主持修缮西京大内，“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极为壮丽。在这次修建中，明堂殿为修建的重点工程，史载“太祖开宝八年（975）十一月丙申，西京明堂殿成”。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八月十三日，以将朝陵，诏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内及诸司廨舍”，这次大修也是为谒陵而准备的，修缮范围包括宫城大内及诸司官署。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阴返回驻跸西京，赐酺庆宴，有司请改五凤楼名，真宗在诏书中称太祖建五凤楼，不可更。
宋神宗时期确定了西京大内的修缮制度，修缮经费由京西转运司负责提供，河南府负责维修，西京修缮由朝廷转向地方政府，表明西京城市建设的地方化趋势已然明朗。文献载：“西京大内，损坏屋宇比旧少四千余间矣，乞于春首差中使一员计会留守司通判检定翻修，每二间折剏修之数一间。诏令通判检定，本京修茸转运司提举。熙宁四年（1071）二月十一日，诏京西转运司：每年拨钱一万贯，买材木，修西京大内。元丰七年（1084）七月四日，尚书工部言：知河南府韩绛，乞修大内长春殿等，欲下转运司支岁认买木钱万缗。从之。”神宗时西京大内的修缮，最大的变化就是实行专项经费管理，由京西转运司负责，表明修缮运作的地方化。西京宫城基本上是因袭旧制，以修葺为主而无创建，甚至出现严重损坏时，采用把旧房二折一的修葺办法，可见修缮之艰难。其后直至徽宗前，文献再无修缮的记载。
宋徽宗时期对西京宫城的建设，是西京洛阳城最后的辉煌。这次建设从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持续到政和六年，时间长达五年。建设的结果是宫城规模扩大到“广袤十六里”，彻底改变了北宋西京宫城的布局。《宋史·宋乔年传》言：“昪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会髹漆，至灰人骨为胎，斤直钱数千。尽发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工程规模和耗材巨大，肆意盗掘人骨取灰等行为引起社会不满。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宋徽宗被迫在政和三年、四年连下诏旨，规范修建工作并推脱责任。《宋会要辑稿·方域》载徽宗政和三年十二月三日诏：“见修西京大内，窃虑乱有采伐窠木、损毁古迹去处，仰王铸觉察以闻，违者以违御笔论。”政和四年二月十四日诏：“西京大京（内）近降指挥补饰添修，或闻官有计度，甚失本意。如实颓圮朽腐，方许整葺，不得过侈。”
二、北宋徽宗时期的宫城形制
北宋西京洛阳城沿袭隋唐洛阳城之旧，以宫城为西京城核心，也是北宋王朝的中枢。经过政和年间的建设，徽宗时期西京的宫城“广袤十六里”，宫城的形制也发生了变化，笔者曾对此时期的宫城形制进行过探讨，认为原隋唐城东西隔城南墙向南移75米，与大内南墙东西相直，共同构成徽宗时的宫城南墙；宫城北扩使宫城北墙与宋初的皇城北墙重合，即与隋唐玄武城北墙重合，因北扩，在玄武城东西两侧各有宽530米和180米未纳入宫城范围，而导致宫城东北部缺了一角〔图一〕。
城门是确定宫城范围的重要坐标。《宋史·地理志》“西京”条记载西京宫城有六门：“南面三门，正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门，西曰光政门。东面一门，曰苍龙门（隋之重光门）。西面一门，曰金虎门（隋之宝城门，唐之嘉豫门）。北面一门，曰拱宸门（隋唐之玄武门，大中祥符改）。”《河南志·宋城阙古迹》也有同样的记载。北宋宫城南面三门与唐代宫城大内南面三门位置一致。北面拱宸门，宋初时沿用隋唐玄武门，徽宗时期因宫城北扩而北移至隋唐玄武城北墙，与皇城北门应福门应该为同一座门址。
宫城正门五凤楼位于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其南有皇城端门、郭城定鼎门，北有太极门和拱宸门。五凤楼即隋代则天门，隋大业元年始建，由宇文恺规划设计，文献记载，“则天门两重观，上曰紫微观，左右连阙，阙高百二十尺”。隋末王世充称帝洛阳时称顺天门。唐初，高祖因其奢侈，于武德四年焚毁。高宗显庆元年由田仁汪主持修复，麟德二年修成，仍称则天门。唐中宗神龙元年为避武后尊号改为应天门，曾一度称神龙门，寻复为应天门。依据萧默考证唐玄宗时改名五凤楼。宋“因唐天祐之名”，后一直沿用至宋。五代和北宋时期曾多次修筑五凤楼，后梁以洛阳为首都，曾重修五凤楼。《旧五代史》记载梁太祖，“及登基⋯⋯车驾将入洛，（罗绍威）奉诏重修五凤楼”。北宋太祖乾德年间也曾大修五凤楼。太祖开宝九年曾亲临五凤楼，大赦天下。“（开宝）九年夏四月⋯⋯庚子，（太祖）有事圜丘，回御五凤楼大赦”。
考古发掘表明，北宋的五凤楼是在唐代应天门的基础上增修扩建而成，形制与唐应天门相同，平面呈倒凹字形，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辅以朵楼，向外伸出阙楼，其间以廊庑相连。城门是一门三道，阙楼是双向三出。考古证据显示，北宋五凤楼延用至徽宗时期，毁于宋末宋金战争的兵火。
与北宋初期相比，徽宗时期宫城北扩，宫城北墙向北与皇城北墙重合，而皇城北墙即隋唐玄武城北墙。考古发掘证明，隋至唐代早期玄武城北墙宽9.8米，城墙上有马面，唐代中期至宋代晚期城墙进行过多次修葺和增补，北宋晚期玄武城北墙宽达16米，这一变化可能与宫城北扩至此有关。
唐代玄武城内考古发现多处宋代复合型宫殿基址，为大型磉墩建筑。此类大型磉墩建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南北向廊房建筑，发现于宋初拱宸门以西，与20世纪80年代宫城轴线区钻探的宋代6号基址南北相直，可能是宫城轴线的西廊基址或者宫城西区宫殿建筑的千步廊。另一类是带天井的大型复合宫殿建筑，由千步廊、回廊、主殿、配殿、天井等组成，其中主殿的磉墩巨大，边长达3.2米。这些新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表明该区域的性质和角色发生了变化，而且建筑叠压、打破了唐代玄武城南墙。玄武城南墙即宋初宫城北墙，打破宋初宫城北墙表明宫城向北扩大。
近年来考古发掘了隋唐玄武门遗址，在唐代玄武门之上叠压着北宋的宫殿建筑基址、水渠、花坑等遗迹。隋唐玄武门遗址为单门道过梁式结构，北宋徽宗时期改建为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磉墩建筑，在宫殿建筑以东的隋唐玄武城南墙上还有打破城墙的花圃，这是北宋徽宗时期宫城北扩的结果。
综合以上的考古发现，可以确定北宋徽宗时宫城北扩，隋唐玄武城被纳入宫城范围，玄武城北墙不仅是皇城北墙，同时也成为了宫城北墙。徽宗时期宫城、皇城北墙共用同一道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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