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仓是秦社会经济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商君书·去强》云：“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藳之数。”粮仓数量居于强国必知的“十三数”之首。某种程度上讲，研究秦的仓制是认识其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睡虎地秦简公布后，学界即对秦仓廪的层级种类、建筑设置、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储粮分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近年来，里耶秦简的公布又提供了秦仓政运作的诸多细节，岳麓秦简中也有若干与仓制相关的法律条文，都为进一步研究秦的仓制问题提供了珍贵材料。
睡虎地秦简中有名为“仓”的官署，其主管吏员称“仓啬夫”。里耶秦简中亦见有此等官署，其主官称“仓”或“仓守”最为普遍（如简5-1、8-136+8-144、8-760、8-1031等），亦有称仓啬夫者（简5-1、8-1560）。据王伟先生最新研究，秦简中的守官是指长官在职但因外出、病休等不在署时指派的临时居守者，亦即临时代理。依此，“仓守”当是“仓”之代理。至于“仓”与“仓啬夫”的关系，前者实系后者的省称。里耶简5-1云：“元年七月庚子朔丁未，仓守阳敢言之……敢言之……七月庚子朔癸亥，迁陵守丞固告仓啬夫：以律令从事。”在发给迁陵守丞的上行文书中，仓官的自称是“仓守阳”。而在迁陵守丞的回复文书中，仓官的称呼是“仓啬夫”。显然，此处的“仓守”与“仓啬夫”均指仓守阳一人。
近年来据学界研究，秦代县廷直属机关可大致分为官、曹两大类。诸官为独立性较强的职能性部门，属于县的下属机构；列曹则是独立性低的辅助机构，针对不同类型的事务在县廷分曹办公。由仓啬夫主管的“仓”正是县属诸官机构之一。又秦在非县治所在之乡亦设有粮仓，即所谓“离邑仓”，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那么，仓、乡对离邑仓的管理权限究竟若何？这个问题似有必要进行重新检讨。
关于离邑仓与县仓的关系，睡虎地秦简《效律》简51~53云：
（1）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赀、谇如官啬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
简（1）规定主管某项事务的官啬夫受到“赀二甲”的处罚，其上级县令、县丞要“赀一甲”，是为连带责任。同理，“其离官属于乡者”因主管某项事务被“赀二甲”，“都仓、库、田、亭啬夫”也要“赀一甲”。依此，离邑仓是都仓设于乡的分支机构。且在行政统属和业务关系上，二者关系十分紧密，与前述官啬夫之于上级令、丞相当。而所谓“都仓啬夫”，实质仍是设于县（都乡）的仓啬夫，则“其离官属于乡者”应当主要是指离邑仓佐。
又睡虎地秦简《仓律》简21~22规定：
（2）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稟者各一户以气（饩），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
简（2）涉及县仓、离邑仓的粮仓封缄与稟食发放。对于粮仓封缄，“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所言较为笼统。康大鹏先生指出，“估计实际情况当是县啬夫或丞与仓啬夫共同负责都仓，而乡仓则由乡啬夫与乡佐共同负责，因为县令、丞参与各乡仓廪封缄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赞同此说。今试作若干补证。
里耶简9-50有如下一则材料：
（3）卅四年二月丙申朔己亥，贰春乡守平敢言之：廷令平代乡茲守贰春乡，今茲下之廷而不属平以仓粟米。问之，有（又）不告平以其数。即封仓以私印去。茲图片（徭）使未智（知）远近，而仓封以私印，所用备盗贼粮尽在仓中。节（即）盗贼发，吏不敢蜀（独）发仓，毋以智（知）粟米备不备，有恐乏追者粮食……谒遣令史与平杂料之。谒报，署□发。敢言之。
简（3）是贰春乡守平上呈给迁陵县廷的一封文书。大意是县廷让其临时代理茲的贰春乡啬夫职务。但茲并未交付仓的储粮情况，自己询问后又没有告知其数量，即以私印将仓封缄。茲外出服徭役未归，仓仍由其私印封存。而用于追捕盗贼的粮食都在仓中，如果盗贼兴起，“吏”不敢独自打开粮仓，如此储粮是否足够就不得而知。因为担心相关储粮不足，仓守平请求县廷派遣令史与他共同称量。依简文所述，在乡啬夫用私印封缄乡仓且行徭未归的情况下，包括乡守在内的吏员是不能打开粮仓的，而只能请求县廷派人前来共同开仓。所谓“仓啬夫及佐、史，其有免去者，新仓啬夫，新佐、史主廥者，必以廥籍度之，其有所疑，谒县啬夫，县啬夫令人复度及与杂出之”，当与此情形类似。由此可反推之，在正常情况下，乡仓不需县廷而由乡啬夫及其属吏共同封缄。
至于稟食发放，则是县仓由“仓啬夫”主持，乡仓由“离邑仓佐主稟者”负责。以往学界对“离邑仓佐主稟者”并无太大争议，基本都将其理解为离邑仓中主管稟给工作的仓佐。甚至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有可能是数名仓佐共掌一乡之仓，简（2）中“仓佐主稟者”是主管发放粮刍的。但近来有学者认为，以里耶简的记载与简（2）对读，可知具有出稟权的还有乡级官员，故“离邑仓佐主稟者”应该包括“离邑仓佐”与“主稟者”两种人。“离邑仓佐”由仓啬夫派出，是在离邑管理仓的官员，属于乡的级别，而“主稟者”指的是乡的主管人员。如此也可以解释律文为何规定“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即在仓封缄的过程中，乡也要参与其中，原因是乡的主管官员也有出稟权，是离邑仓的管理者之一。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诚然，里耶简中有大量乡官主持稟食的记录，如简8-1550：“稻三石泰半斗。卅一年七月辛亥朔己卯，启陵乡守带、佐冣、稟人小出稟佐蒲、就七月各廿三日食”；简8-1557：“粟米一石二斗六分升四。卅一年四月戊子，贰春乡守氐夫、佐吾、稟人蓝稟隶妾廉”，足见乡官确有出稟权。但若据此认为简（2）中的“主稟者”为乡的主管官员，则“仓啬夫” “离邑仓佐”均有出稟权。然而同样稽诸里耶简的记载，其中固然有极其普遍的仓啬夫主持稟食的记录（如简8-56、8-211、8-763、8-1551等），无可争辩地说明了仓啬夫是具有出稟权的，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里耶简从未见有任何离邑仓佐主持稟食的记录。这种情形恐怕不是偶然的，很可能当时离邑仓佐已不具备独立的出稟权了。如此，仅根据里耶简中乡的主管官员有出稟权就判定其为简（2）中的“主稟者”，也就不足凭信了。更不用说，既然“仓啬夫” “离邑仓佐” “主稟者”皆有出稟权，为什么要用“主稟者”这个可以包含前二者的概念去指代乡的主管官员，而不直接称“乡啬夫”呢？
我们认为，以往学界对“离邑仓佐主稟者”的理解仍是恰当的。里耶简中乡仓之所以由乡啬夫而非仓佐主持稟食，当是由于秦统一前后稟食制度发生了某些变化。对读睡虎地简中的稟食律文与里耶简中的相关操作记录，可知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如在出粮方式上，秦统一前按月发放固定数量的口粮；秦统一后虽总体上仍按月稟粮，但已将大、小月的因素考虑在内，实质上是按实际天数稟给。再如在口粮标准上，秦统一前隶妾、小城旦等徒隶的单日口粮为5升；秦统一后减少至25/6升。从这种层面上讲，秦统一后乡仓的出稟权发生一定程度的转移，也是完全可能的。
由简（2）可知，秦统一前乡仓设有专门负责稟食工作的离邑仓佐，他们在行政统属上是仓啬夫的离官，而乡啬夫似仅参与乡仓的封缄。揆诸情理，乡啬夫作为一乡之长，综管全乡事务，因而对其辖区之仓亦有一定的封缄管理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时拥有出稟权。而由里耶简所载可知，秦统一后乡仓的稟食工作亦由乡啬夫主持。根据里耶简中具有明确纪年的乡官出粮记录，相关情况可制表如下。
由表一可知，现有里耶简资料中，乡官主持出粮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后九月，亦即秦初定天下之年的岁末（秦以十月为岁首）。里耶简中有三种常见的出粮方式——“出稟” “出食”与“出贷”，稟食的出粮方式主要包括前二者。简9-533+9-886+9-1927云：“廿六年后九月辛酉，启陵乡守枯、佐□、稟人矰出麦四斗以贷贫毋穜（种）者贞阳不更佗。”简文所载的启陵乡守出贷贫民种粮，应当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稟食。然而，其所体现出的启陵乡啬夫对乡仓的出粮权限又是显而易见的。彼时乡啬夫对离邑仓的稟食权限，应当亦可作如是观。且表一显示，此后各年份中，无论口粮稟给，抑或粮食借贷，乡啬夫都完全履行了出粮职责。由此可见，最迟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乡啬夫已经取代仓啬夫成为离邑仓的稟食主导者。
以此看来，乡啬夫对乡仓的管理权限是有所扩大的。这种情形还可从里耶简中的其他相关记载窥知一二。简8-1525云：
（4）卅四年七月甲子朔癸酉，启陵乡守意敢言之：廷下仓守庆书言令佐赣载粟启陵乡。今已载粟六十二石，为付券一上。谒令仓守。敢言之。·七月甲子朔乙亥，迁陵守丞巸告仓主：下券，以律令从事。
简（4）迁陵县廷给启陵乡守意下发文书，告知仓守庆让佐赣到启陵乡调运粟粮。启陵乡守回复迁陵守丞说，佐赣已经从自己那里调运了62石粟粮，并“为付券一上。谒令仓守”。据学界研究，此处“付券”是由启陵乡守、仓佐之间在授受粟米时制作的券，应有表示“六十二石”刻齿的简牍。由仓佐到调运粟米现场的启陵乡直接运输到仓，“付券”首先送交县廷，再转送到仓。值得注意的是，佐赣是仓守庆派出办事的，因此所谓“由启陵乡守、仓佐之间在授受粟米时制作的券”，实则就是启陵乡、县仓在付受粟米时制作的券。即在调运粟米等仓储业务上，仓啬夫需通过县廷同综管乡仓事务的乡啬夫往来，而不是直接与其离官——离邑仓佐接洽。上揭简（3）亦表明，在乡仓相关事务的管理上，也是乡的主管吏员与县廷直接往来，并不见仓啬夫参与其中。又里耶简9-38云：
（5）卅一年四月癸未朔丁未，启陵乡守逐作徒薄（簿）。受仓大隶妾三人。其一人稟人。一人行书。一
启陵乡从仓接受了三名大隶妾。在乡守逐对她们所作的劳作安排中，其中一名就是充作“稟人”。毫无疑问，这就是上揭简8-1550、8-1557中与乡官一起参与稟食之“稟人”的重要来源。揆诸情理，仓既是隶妾等徒隶的管理机构，乡仓又是其离官，似应由仓直接派遣隶妾至乡仓充当稟人，但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由此亦可想见，秦统一后乡啬夫对乡仓的管理权限，的确是不宜低估的。
秦代乡啬夫的此种离邑仓管理权限变化，应与其自身机构职能特性紧密相关。简牍资料显示，秦县行政中，乡里行政尤其发挥了重要且基础的作用。里耶简8-488云：“户曹计录：乡户计，
（徭）计，器计，租质计，田提封计，
计，鞫计。·凡七计。”乡官制作的七项年度统计文书，分别为户口统计、徭役征发、器物核计、租税征收、田亩计量、图片物收获、诉讼听审，可谓体现了乡机构的基本职责。但稽诸里耶简“作徒簿”等材料，乡机构还役使徒隶进行各种劳作，诸如担任稟人、传递文书、捕鸟、修治传舍、制作瓦器、负土、为制器取草、给徒隶做饭，等等。可见，秦代乡机构除履行其作为基层行政机构的重要职责外，还经营管理着诸多业务。张金光先生即指出，秦的乡官制度承前启后，并且具有开创性，其组织系统严密，权力与地位隆重，不同于后世。秦设立乡官，重视乡治，所取得的统治效果十分突出。
在此背景下，乡啬夫取代仓啬夫成为离邑仓的稟食主导者，也具有重要意义。上揭表一显示，秦代乡官的稟给对象有乡佐、司寇、隶臣、隶妾、白粲、舂等。这与简9-450“（启陵乡守）尚部启陵乡官及邑中，乡行官事，稟吏卒、徒隶及日食者” 所述的稟给对象，是完全一致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乡官稟给徒隶等群体所体现的，正是其役使此类劳动力进行的诸种劳作。里耶简8-1566云：
（6）卅年六月丁亥朔甲辰，田官守敬敢言之：疏书日食牍北（背）上。敢言之。城旦、鬼薪十八人。小城旦十人。舂廿二人。小舂三人。隶妾居赀三人。
简（6）所载是田官为其役使的徒隶稟给当日口粮，并将其制成簿籍上报迁陵县廷。揆诸情理，离邑仓设在本乡境内，乡啬夫也正好拥有该仓的粮食出稟权，故乡机构为有关人员稟食，亦仅需致书迁陵县廷，获得后者的批准即可。反之，若离邑仓的出稟主导权仍掌握在仓啬夫之手，那么按照秦简所反映的运作惯例，乡官欲为其役使的徒隶等群体稟食，则首先需上报迁陵县廷，县廷再下书给仓啬夫，仓啬夫再指示离邑仓佐办理。如此，不仅对行政资源造成了极大浪费，也会严重影响行政效率，故而总体上看，乡啬夫取代仓啬夫成为离邑仓的稟食主导者，应是在乡官事务日渐繁剧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此种主导权的转变，对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行政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可见，里耶秦简作为秦代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文书，透射出了许多鲜活、细腻的历史场景，极利于解读睡虎地秦简静态的法律文本。学界亦多将二者对读，很多问题也因此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答。但睡虎地秦简是秦统一前的法律条文，里耶秦简则主要是秦统一后的行政档案，后者对前者制度上的继承性固然是主要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变革性的一面。以对睡虎地秦简“离邑仓佐主稟者”的理解为例，如果过分强调其与里耶简中乡级官员主持稟食的简文对读，进而认为“离邑仓佐主稟者”包括“离邑仓佐” “主稟者”两种人，则很可能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究其缘由，应还是秦统一前后稟食制度发生了某些变化。现有里耶简资料显示，最迟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乡啬夫已取代仓啬夫成为离邑仓的稟食主导者。这种转变应是在乡官事务日渐繁剧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对节约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