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西山有两座位置相近的李义琛家族造像窟。因位于崖壁高处，造像题记在1974年的龙门碑刻普查中才得以发现。部分题记字迹已漫漶不清，前人录文未识出或欠准确，该家族与这两座石窟的关系隐而不彰。近几十年来，李氏家族成员的墓志陆续出土于龙门石窟以南的伊川县，这有助于释读题记。本篇校勘既有录文，并观察石窟营建与唐前期李义琛家族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一、李义琛子女在龙门建造的两座石窟
这两座洞窟高踞于奉先寺北侧陡直崖壁的顶部，均为小型洞窟，其所处崖壁底层有北魏晚期开凿的普泰洞、赵客师洞、魏字洞、唐字洞和唐太宗贞观时期开凿的破窑，崖壁中上部则密布唐高宗时期以来的中小型窟龛，这两座洞窟即散布其中〔图一〕。具体而言，底层的1034窟普泰洞建于北魏神龟三年（520）左右，1038窟赵客师洞建于北魏永熙二年（533）之前，后者在唐代显庆五年（660）续有开凿。赵客师洞左上侧的1045窟建于垂拱三年（687）之前。1045窟右上侧、1058窟左侧的1049窟为永淳二年（683）年四月魏简公（卢承业）夫人李氏造像窟，1058窟右侧的1059窟，为圣历元年（698）二月魏简公之女为母李氏建造像窟，大体上，较早建造的石窟占据崖面下层，后来者只能建在较高处。卢承业家族造像窟与李义琛家族造像窟建设时间相近，交错分布。
李义琛家族造像窟有二，其一即第1058窟。该窟位于赵客师洞右上方，下距现路面约17米，前后室结构。前室高175厘米、宽190厘米、进深20厘米。后室平面呈马蹄形，穹隆形顶，高185厘米、宽193厘米、进深101厘米，窟内环正、左、右三壁设环坛，上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神王二金刚力士，整铺造像以正壁中央主佛为中心，诸胁侍左右对称侍立两侧。
该窟左上方开凿并打磨出横向长方形浅槽，刊刻垂拱元年（685）十月造像题记〔图二〕。题记保存状况尚好。近年龙门石窟研究院又在其上加装石质防水檐，有效缓解了风雨侵蚀。题记顶部横向题额“唐故歧州刺史陇西李府君香城述”（以下简称《香城述》），其下题记共19行，左向书写，楷书，满行10字，正文为：
大唐垂拱元年十月廿日，」孤子坚、绾、亘、辿、焘、准并二」女，奉为 亡考敬造石像」一龛。坚等灵□所钟，天慈」奄夺，汎躯侚性，既无答于」生成；树福资冥，傥微酬于」顾复。于是铲阙岩之九仞，」俯伊溜之千寻，式凭金石」之工，即缮天人之相。拟」珠衡于月面，托如在于」真容，宁比宗庙之灵，随」亲尽而迁贸；宫阁之影，」乘两朝而废兴。穷恳既」申，胜缘方固，不旌慧觉，」谁晓良因。而家风流于」海内，言行满于天下。思」绪冤烦，非忍宣述。今」直标年代，为香城」述云。」
陈尚君推测，题记作者李坚“疑为岐州刺史李义琛子”，依据或许是义琛在高宗末为岐州刺史。题记第2行“亘”以下三字字迹漫漶不清，残存偏旁。《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以下简称《汇录》）作“之寿□”，误。《新唐书》列义琛五子：“绾、亘、辿、焘、准”，可知题记中亘以下三人分别为辿、焘、准。这三字的笔画与石刻的残存笔画也相互吻合。
第8行“溜”，《龙门石窟志》（以下简称《石窟志》）作“湀”。第10行“托”，《汇录》作“记”。第12行“阁”，《汇录》作“阉”，此从《龙门石窟纪年造像图典简编》。第16行“述今”，《汇录》作“□金□”。
传世史料与石刻相互结合，可以复原义琛六子的名字。由此可知，义琛的六子二女在垂拱元年（685）营建该窟。
题记名“香城述”。“述”即阐述。“香城”即佛国。贞观十五年（641）五月十四日，唐太宗在长安弘福寺手写纪念母亲的发愿文。文云：“谨于弘福道场奉施斋供，并施净财，以充檀舍。用其功德，奉为先灵。愿心悟无生，神迁妙喜，策绀马以入香城，蹑金阶而升宝殿。游玩法乐，逍遥净土。永荫法云，常喰甘露。疾证菩提，早登正觉。六道四生，并同斯愿。”这里，“香城”用作题名，蕴含期望父亲往生佛国的意义。
“拟珠衡于月面”，“月面”形容如来面如满月。这里是将如来看作是圣贤的化身。“托如在于真容”，“如在”语出《论语 八佾》：“祭如在。”即通过造像表达对于父亲的纪念。因此，建造石窟的目的是期望他往生佛国。这是龙门石窟营建中普遍存在的动机。
其二即第1058窟右上方的第1063窟。该窟开凿于该处陡直崖壁顶端，下距路面约20米，洞窟规模、结构、形制及造像布局组合与前者基本一致，二者横向间距近4米、垂直高差约2米。前室高175厘米、宽185厘米、进深82厘米，后室高180厘米、宽174厘米、进深140厘米。
该窟前室南壁打磨出纵长方形平面，刊刻造像题记。题记共9行，左向书写，楷书，满行15字。杨超杰等新近刊布题记拓本。题记泐字较多，有的字漫漶不清，前人释读欠准确。今据拓本，结合出土文献，校勘既有录文如次：
□□□□父柱国、陇西□□琛妻开」县□□□郑氏追福□陁□□朝散大」夫、行□□长安县令绾，朝议□、行秘书省」□□郎亘，朝议大夫、行淄州刺史辿，通」□□□太子中允焘及卢氏两女，奉为」亡妣敬造。长寿三年五月十五日功成」未题。□开元八年岁次庚申二月十五日，」孙朝议郎、行河南县尉夐，缅想前踪，□□」□曰。」
第三行“绾”，石刻仅存偏旁“糹”，《石窟志》作“乡”。绾为义琛第二子。开元十六年（728）十月廿八日《高君妻李淑端墓志》：“祖义琛，雍州长史，长冠伟杰，人物楷模。考绾，长安县令。”天宝元年（742）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惟墓志》：“琛生吏部郎中、长安县令绾。”天宝三载六月四日《李先墓志》：“祖义琛，皇朝工部侍郎，兼牧梁秦岐雍。父绾，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中、吏部郎中、长安县令。”大历三年（768）十一月廿日《李惟墓志》（与上文李惟为同一人，此为李惟与妻崔氏合祔墓志）：“大父义琛，工部侍郎、岐州刺史。哲考绾，吏部郎中、长安令。”大历七年颜真卿撰《颜元孙神道碑》：“（长安）县令陇西李绾，才学士也。”
第四行“郎亘”，《石窟志》未录出。亘为义琛第三子。天宝七载十一月三十日 《郑季远墓志》：“夫人陇西李氏，雍州长史义琛之孙，著作佐郎亘之女。”著作佐郎为秘书省著作局官员。
同行“淄州刺史辿通”，《石窟志》作“溜州刺史延道”。辿为义琛第四子。开元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李辿墓志》：“外转淄州刺史。观政全齐，仁明载洽。营丘华发，颂之为美。”
第五行“太子中允焘”，《石窟志》作“中久寿”，误。焘为义琛第五子。卢氏两女，即《香城述》中的“二女”，为出嫁到卢氏的女儿。
第八行“夐”，《石窟志》作“贾”。“前踪”，《石窟志》未录出。夐为李亘之子，《新唐书》作“瓊”。长安二年（702）五月六日《李义琳墓志》由“明经天官常选侄孙夐书”。义琳为义琛之兄，故夐为义琳侄孙。
由此可知，义琛子女营建长寿三年（694）五月的石窟，目的是纪念母亲郑氏。比较这两种造像记名单，可知十年间家族成员发生变化：不见李坚和李准的名字。其中，李准“丁岐州府君忧，忧毁过礼。后丁太夫人丧，羸瘠为病。以哀灭性，至情感绝⋯⋯以如意元年三月五日，卒于洛州温县之私里”。“以长寿三年五月十三日，迁窆于万安山下岐州府君茔内。”李准因母丧哀毁而亡，或许郑氏卒于如意元年（692）前不久。李准的葬日距卒日有两年多，距郑氏纪念窟建成只隔了两天。可知这一家族为纪念逝去的成员，团聚在一起，举办丧葬、石窟营建等活动。
郑氏纪念窟建成于长寿三年，营建题记却不是当时撰写。载初元年（690）正月至神龙元年（705）二月使用武周新字，题记中的“国”“年”“月”“日”没有使用新字。又，李辿任郯王府司马之后转任淄州刺史。郯王名琮，为玄宗长子，景云元年九月封许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进封郯王。李辿此后才为淄州刺史。可知淄州刺史并非李辿长寿三年之职。再者，题记云“功成未题”，即石窟建成之时，未作题记。因此，题记撰写的时间不是长寿三年，而是开元八年。
以上分析可知，题记分为两部分，“长寿三年五月十五日功成未题”以上为一部分，是用石窟营建人的名义撰写的愿文。“开元八年岁次庚申二月十五日”以下是另一部分，简述补撰题记之事。全文由李夐撰写。
营建两座纪念性造像窟在李义琛家族的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需要观察这一家族的生活状况。
二、李义琛家族的居止选择
李义琛与从祖兄义琰等武德六年（623）在长安中进士第（义琛的家族世系关系，见图三），较早入仕唐廷。义琛兄弟世居邺城，入仕之后，面临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选择居住地的问题。陈寅恪认为，中古士人的“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因此，居所和葬地皆可作为选择居止倾向的标志。毛汉光看到唐代大士族迁徙到河南府者比京兆府者多一倍，原因在于洛阳自北魏以来，已成为重要的社会重心。
义琰的态度能够说明选择的倾向。义琰在长安的住宅无正寝，他任岐州司功参军的弟弟义琎购买堂材送来。二人见面，义琰说：“以吾为国相，岂不怀愧，更营美室，是速吾祸，此岂爱我意哉！”义琎劝道：“凡人仕为丞尉，即营第宅，兄官高禄重，岂宜卑陋以逼下也？”义琰回答：“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最终没有建造堂屋，任由木材“为霖雨所腐而弃之”。看来，义琰本来就不打算在长安建造正式的住宅。
义琰在东都的住宅在修行坊，与义琛家族聚居的崇业里相邻。义琛之母阳氏显庆二年（657）三月五日终于洛州崇业里第。义琛之兄义璋、义瑛调露年间均居住崇业里。义琛之子李辿开元年间居住在崇业里。崇业里是义琛家族数代人的聚居之处。义琛有女嫁给王庆诜，居住在淳风里。这些坊里相邻或相近，便于相互往来或照应。
义琛幼子李准居住在黄河之北的温县，较为特别。李准“年十九，自成均生明经射策甲科。稽古特达，自同于俯拾；悬天有遇，力屈于时来。凡经累选，不登尺木”。他没有通过铨选获得入仕机会，但他“翱翔道术，乐天推运。萧散琴书，优游自足。颓然处顺，宠辱不动其神；渊乎体道，显晦罕窥其迹”，过着自在的生活。推测李准依靠农耕获得生活来源。
李准的情况不是个案。义琛之兄义琳退休之后，居住在怀州河内县，“洎乎湛湛露斯，光阴势晚。虚室生白，愿安陶命之居；金玉满堂，无累先君之诫。遂驾言于迈，以反我庐。农人告春，拥衿呤以遐憩；稚子候隙，望烟火而归来。欣欣然粤乎不可测已”。他晚年回归农居生活。义琰辞去相职之后，“将归东都田里”，是相近的选择。
李准的堂兄李惠仪凤二年（677）十一月终于明堂县官舍，年四十九。李惠之妻卢氏在寡居的五十多年间，“孝以奉姑，慈能训子，孀居禄绝，烟火不继。宾客祭祀，纺绩是供”，并于开元十八年正月终于河阳县冶城里私第，其居所也在黄河之北。李惠去世之后，家里失去俸禄来源，卢氏以耕织为生。
这些事例说明，家族部分成员选择居住在黄河之北的农业区，以耕织为生活来源。出仕的成员与其家人，由于任所的不确定性，一般也难以长年居住洛阳。
李氏家族的生活来源是农耕或入仕。尽管所业不同，居住地不一，但卒后都葬于洛阳之南的万安山地区。万安山西接龙门石窟，东至嵩山，绵延数百里，地势北高南低。这里林木茂密，土壤深厚。唐代多个家族选作归葬之地。
多年来，伊川县彭婆乡出土该家族成员多方墓志。义琛父玄成贞观九年卒于栎阳县官第，显庆三年正月与妻阳氏会葬于伊阙界万安原。这是所知李义琛家族选择葬于万安山的最早事例。相较于崔无固、卢正言的先人先葬于关中，武后、中宗时期才迁葬洛阳万安山，义琛家族在士人中较早确定以洛阳为生活重心。这也可以理解义琰不愿在长安建造正式住宅的原因。
调露元年（679），义璋卒，景龙二年（708）五月，与妻崔氏合葬于洛州合宫县伊汭乡万安山南之原。墓志2001年3月在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村北出土。调露二年，义瑛卒，神龙二年七月，与妻崔氏合葬于河南县伊汭乡界万安山之南原。垂拱二年（686），义琳卒，长安二年五月与妻魏氏葬于合宫县伊汭乡旧茔，墓志1976年出土于彭婆乡柏树沟村。
李惠仪凤二年卒后，开元六年葬于河南县万安山之南原，墓志出土于彭婆乡许营村。开元十四年七月，李辿卒，十一月“迁神于河南万安山之阳”。2000年5月，墓志出土于彭婆乡许营村北。
李绾的女儿端淑开元十六年七月终于淳风里，并未葬于夫家，“十月廿八日旋葬于万安山阳长安府君之茔侧”。“夫人以幼稚之年，爰丧慈母，仅至成长，便亡所天。泣血崩心，申哀茹慕。每敕儿子曰：吾故知有同穴之义，愿从侍奉之情。冥目之后，勿违斯志。”开元廿九年四月，义瑛孙湛卒于邯郸官舍，天宝元年十一月“安厝于东京万安山南居大茔”，墓志2002年2月出土于彭婆乡柏树沟村。天宝三载，李坚子庭芝卒于襄阳官舍。天宝四载七月，与妻王氏同祔于河南县万安山之阳，墓志2000年9月彭婆乡柏树沟村村南出土。
李氏家族选择以洛阳为生活重心，表现在洛阳有聚居之宅，家族成员卒后无例外地归葬万安山。
一般情形下，士大夫家族在家庙、正寝或墓地纪念祖先。营建造像也是具有祖先纪念意义的活动。南北朝以来开窟造像为亡故先人追福并资纪念已成风尚，如北魏文成帝于武州山为太祖以下五帝所开凿的“昙曜五窟”、北魏宣武帝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后所开凿的“宾阳洞”，以及上元二年（675）二月唐高宗为“奉先”所建的“大卢舍那像龛”，都是皇室营建的纪念性工程，具有示范效应。李氏家族受时代风气影响，在龙门开窟造像。
李义琛家族造像窟分别位于陡峭的摩崖上。窟内空间狭小，窟外无平台，未见攀爬设施遗迹。后人如何纪念，因缺少直接资料，难以推知。唐前期已有寒食扫墓的习俗，龙门石窟是洛阳城往来万安山的必经之地，李氏后人或许会在清明时节顺道来石窟纪念。
义琛幼子准未出仕，过着独立的农耕生活。其他儿子虽然入仕，但也各奔东西，聚散不一。因此，兄弟之间难以同居共财。但他们都参与石窟营建，显示家族的凝聚力量。需要观察家族团结的精神因素。
三、石窟营建与家族凝聚
《香城述》说，造像与世俗的祖先纪念方式不同：“缮天人之相，拟珠衡于月面，托如在于真容，宁比宗庙之灵，随亲尽而迁贸；宫阁之影，乘两朝而废兴。”宗庙与宫阁中的纪念会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时代变迁而更改，石窟造像却具有长久的纪念意义。
营建石窟蕴含子女对于父母往生佛国的共同愿望。为了完成建造工程，家族成员需要共同商量、筹备经费或举办祈福活动。因此，举家族之力而进行的石窟营建，促成平日散居各地的家族成员重新团聚。
《香城述》表彰父亲的道德品质：“家风流于海内，言行满于天下。”其中，“言行满于天下”，典出《孝经》：“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长寿三年五月，李亘表彰父亲“言行满于天下，道德流于海内。”是对《香城述》的呼应。
北朝时期，李氏的孝友之行备受推崇。义琛曾祖蒨之兄弟“食有奇味，相待乃飡，衣无常主，易之而出”。“诸妇相亲，皆如姊妹”。蒨之“遇文宣昏纵，见害”，“诸弟不避当时凶暴，行丧极哀。赵郡李荣来吊之，叹曰：‘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始见之，真吾师也。’”这种优良品德在家族中有悠久的传统。
《李勖墓志》称玄成曾祖瑾“往行刊于槐里，余蔼满于兰署”。李勖“独懿范与清风，垂后昆而有裕”。优良风范在家族中代有传承。义琛侄子李惠“文章推海内之雄，言行居天下之最”。太平之世，文学才能成为士人进身之阶，优异品质仍是立足于社会的基础。
盛唐时期，义琛的才华、能力和声望仍为人称颂。天宝四载七月，梁涉撰《李庭芝墓志》，说李氏“官婚推天下之最，人物冠名家之首”。“祖义琛，皇工部侍郎、雍州长史，有文学焉，有政事焉。开其阁者，是谓龙门；连其姻者，无非甲族。”
道德声望是凝聚家族成员的精神因素。龙门的造像营建，也是子女在精神品质上对父辈的纪念。李夐补撰“郑氏纪念窟题记”，说“缅想前踪”，也是对祖父母嘉言懿行的怀念。
四、结语
李氏家族营建石窟，虽然有别于墓葬祭祀等传统形式，在祖先纪念上却有共同之处。营建石窟需要家族成员共同参与才能完成，这也是他们重新团聚的机缘。
石窟营建是在北朝、唐初以来社会上造像活动兴盛的风气之下进行的。开元初期，造像等外在的营建活动戛然而止，禅修等内在的信仰方式逐渐流行。李辿“晚节留心内学，多谢人事。每鸣驺入里，同志相趋。与沙门坦、道士吕元，并为方外之友”，更多地与僧、道交往。长寿三年郑氏纪念窟建成，二十七年后，义琛之孙李夐补撰题记，说明家族没有忘记石窟的纪念意义。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龙门石窟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