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成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西北作为大后方，各界掀起一股“到西北去”“开发西北”的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考察团体前往西北进行历史文化、地质地理、森林植被、矿产资源的考察。
傅斯年基于民族自尊心，一直希望以科学方法考察西北，并找到新资料加以研究，以期夺回东方学的主导权。1928年，他在筹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未来工作蓝图时就表示对西北研究的热忱。但此地区早年经过国内外探险家和团队的盗挖，傅斯年对还能获得文物的数量及质量并没有太大把握。他认为只有在时间、经费、人力充裕时，考察才能有所成就。因此，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派出时，他在给西北史地考察团团长辛树帜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说道：“敦煌初步考查西人走之已熟，煌煌巨制，学人共喻。今兹之行，弟等感觉必须稍有所得，若汉简及汉唐遗物能有特殊发现，始免贻笑他人。若仍系试探性质，则西籍具在，展卷可当卧游，何必舍吾人更重要之工作空走此一躺哉。”。又表示若经济未得到改善，此组或许应该取消。抗战时期，史语所经费拮据，他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事是撰写安阳殷墟发掘报告。所以在给叶企孙的另一封信中说：“石、劳之行，必一无成绩（所云报告由敝所出版，亦一句话耳，盖根本在科学上不能有所得也）”。
但在西北史地考察团结束后，向达、石璋如、劳榦在石窟寺和简牍方面大有收获。向达认为西北考古工作大有可为，1942年11月26日，当他还在敦煌考察时就致信朱家骅说：“今日组织考察团在西北工作一二年之一般考察，借明各地大势固属切要之举，唯如对于各种问题欲为精深之研究以冀获一可信之结论，则非在河西筹设一永久性质之工作站不可。”之后他又告诉好友曾昭燏：“西北工作，绝非旅行式之考察所可尽，非设一工作站作长期工作不可。”。同年向达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主张在河西选择一个适中的地点设立工作站，对西北的古城废址、长城遗迹、古墓葬群进行详细发掘勘测。这个建议使傅斯年对设立西北工作站的想法信心大增。1943年1月15日，在组织第二次西北考察（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他致信朱家骅表示：“就目下情形言，若能将西北科学考察团改为‘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将其并入，似更方便”。同年2月2日，李济就傅斯年对此事的态度复信向达：“（一）于敦煌现在情形得一详尽之纪录；（二）于西北工作站之组织设备及工作节目得一具体之建议，此两事已在大函中得到极圆满之答复矣。”并就考察经费作了说明：“孟真先生与弟同具下列意见：‘本年度西北考察团之十万元全作历史考古用，由兄负责支配，建设西北工作站详细计划请兄拟定……博物院筹备处本年度预算成立后，除拨史前考古费外，若尚有余款，可优先拨用作补充西北工作站经费。’”西北工作站原为“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办理，1943年2月28日，向达致曾昭燏信表明：“近得汤锡予先生函，谓北大有与‘中研院’‘中博院’合作，在西北设立历史考古工作站之意云云。”392但最终因抗战期间交通不便、经费不足等原因，不能支持长期工作，以三家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进行短期考察替代西北工作站。
二、夏鼐西北科学考察之始末
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人选几经变更，但对夏鼐的推荐却始终如一。向达在1942年11月26日给朱家骅的信中表示：“唯工作站之设立有相当之人才而无充分之经费，无米之炊亦难有成”。可见此时他仅担忧经费问题，对于考察人选已经胸有成竹。同年12月在给曾昭燏的信中他说“若得作民兄与足下来此，则诚妙选矣”，直接表达他想让夏鼐和曾昭燏主持西北工作的想法。之后，曾昭燏回信或许因其在“中博院”的工作无暇顾及而推辞。1943年1月向达复信时提出“私意作民（夏鼐）如能同石君璋如来此，正式作有系统之发掘，绝不至于毫无所得。”388向达与夏鼐相识于英国留学时期，每谈及夏鼐，向达都赞不绝口，他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说道：“作民不唯于考古学出色当行，即于史学、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各部门，亦有相当修养。若再能在西北驰驱一二十年，自可开一代风气”。夏鼐在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经纬仪测量法、考古遗存的田野发掘与室内整理、矿物与岩石示范、田野考古的目的与方法、考古绘图、体质人类学等课程，并先后参与梅登堡城址、阿尔曼特遗址、杜韦儿遗墟的发掘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见向达所言非虚。
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及“中央博物馆”筹备外筹备主任的李济是夏鼐的老师，对他也非常赏识，早在夏鼐还在英国时就有意聘请他。因此在人选方面，他与向达有相同的意见。1943年2月2日，他给向达的信中说：“夏作民兄返李庄时，弟劝往西北助兄一臂”。向达对西北考察考虑得更为细致，3月1日他写信给傅斯年、李济表示：“工作站达既不能负主持之责，故于人选一事，自无所用其置啄，至于作民兄如不来此瓜代，则达唯有结束一切，作逐渐撤退，东归返川之计耳”，又表示：“达在此俟作民兄来后，即行东归。作民在此，人生地疏，璋如先生人既精干，留此时间亦长，各方面俱熟悉，如能为作民臂助，岂不甚佳”。
其中，石璋如以史前遗址见长，第一次考察之前他就以“安特生的‘史前六期’（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为预定计划”。所以在考察结束后，他认为“劳先生的工作已经完成，可以回到李庄，我的调查工作还未开始。”而且“原本预定先做完沙井遗址后，安特生剩下来的遗址就分布于陇南、青海一带，离沙井很远……现在无法成行。”但由于他们已经作了千佛洞调查，所以他希望前往巩县石窟和龙门石窟，也因此未能参加第二次西北考察。向达对夏鼐前往西北的希望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对于石璋如不能帮助夏鼐，向达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说：“达愿在旁协助，将工作站成立，然后东归；过此，则非达之力量所能胜矣”。傅斯年早有派夏鼐前往西北考察之意。向达对此也强烈建议，3月9日他给王重民的信中确切地说：“孟真、济之先生来函谓即拟以此款在敦煌设立一工作站，命弟在此主持筹备，且拟派夏作民（鼐）兄来，北大亦有命弟留此勿归之意。弟俱覆函力荐作民主持此事”。说明此时夏鼐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人选已经确定。
1943年5月31日，夏鼐抵达重庆，开始了西北考察的准备事宜。当日他拜谒叶企孙和“中央研究院”会计处主任王敬礼时被告知：“‘中央研究院’已决定派余及向觉明先生二人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希望余不久即可赴西北工作。”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原定9月底出发，但夏鼐自9月17日起连日生病，身体条件不允许远赴西北。因此，9月21日向达写信向傅斯年询问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进展时说：“达与作民商量，以为关于今后历史考古组西北工作，不外三途：（一）根本取消；（二）由左右及济之先生另简贤者，重组历史考古组赴西北工作；（三）待作民愈后，于明年一、二月再行出发。区区之见，不识先生以为如何？”11月4日，向达再次致信傅斯年表示：“（夏）作铭病愈，唯身体尚未复员，劳作稍久，即感疲乏，是以今冬出发赴河西一事，亦不敢向之强聒”。可见在三种方案中，傅斯年依旧坚持由向达和夏鼐前往西北，并趋向等夏鼐病愈后再出发。由此，原定9月底出发的西北考察不得不延迟。
但在客观上使考察团有更多的准备时间。除考察前的公务外，夏鼐大量阅读与西北相关的中外研究论著。国内论著包括正史、地方志、考察日记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华阳国志》《甘肃通志》《肃州志》《流沙坠简》《敦煌随笔》《居延汉简考释序文》《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等。外国论著涉及《远东地形学与考古学研究》《塞林提亚：中亚与中国西域考古记》《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进行探险期间测绘的中国新疆和甘肃地图研究报告》《沙埋契丹废墟记》《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敦煌石窟》《敦煌画の研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其实夏鼐并不是首次阅读这些外国学者书籍，早在30年代英国留学期间，他就已经大量阅读了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历史考古相关的著作。他阅读的西北地区研究论著时间范围上自马家窑、齐家史前遗址，中至隋唐绘画、石窟，晚到明清史料碑刻，这使他对西北的研究情况有了更全面的把握。除文字材料外，夏鼐也非常注重图像资料。考察前，他预先描摹了古籍及西方学者书中与西北相关的地图，以供考察之用。夏鼐在阅读汉至唐各史地理志时，又将有关河西走廊的内容抄录成册，为绘制汉唐时期河西地图做准备。这都为考察团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1944年3月21日，因购机票排序问题，向达先行前往兰州。夏鼐乘坐下一班机于4月4日抵达兰州，西北考察正式开始。
考察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考察自1944年4月4日夏鼐抵达兰州到1945年1月15日他返回兰州。主要工作地点在兰州和敦煌附近，在兰州调查西果园、十里店、土门后山、曹家嘴、青岗岔等史前遗址。在敦煌地区主要是发掘敦煌墓葬群、调查石窟寺遗址，以及考察汉长城烽燧遗存。其中发掘墓葬共30座，包括敦煌佛爷庙东近2千米处的六朝墓葬10座（FYM1001—1010）、佛爷庙东破墩子下的六朝墓葬8座（FYM501—508）、老爷庙唐墓2座（LYM一—二）、敦煌城南沙山墓葬10座（M101—110）。考察遗址包括小方盘城、寿昌古城、双塔堡、锁阳城等，并对千佛洞和西千佛洞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录。第二阶段的考察从1945年1月15日到12月18日夏鼐离开兰州。主要工作地点在临洮、张掖、武威。考察的遗址包括临洮辛店、寺洼山、阳洼湾、瓦罐嘴等史前遗址，张掖黑水国遗址，以及武威三角城、沙井子、黄蒿井子等。另外，夏鼐等人还在武威发掘了两座慕容氏墓葬，分别为唐金城县主和慕容曦光墓。
1945年12月18日，夏鼐结束考察从兰州返回重庆。返程途中，由广元前往李庄时，因所携五箱行李过重且经费不充裕，夏鼐只能从水路返回。1946年1月4日他经过广元时，所乘船只遭到抢劫，除器械现金及私人物品外，还丢失了西北考察团在武威所掘得的木质黑漆马鞍残片7片（其中4片镶嵌有金片花草禽兽装饰）、西北史地考察团石璋如经手所购玉带钩10件，以及考察团拍摄但还没来得及冲洗的胶卷10卷。“中研院”对此事格外重视，事后多次致函广元、阆中县政府及四川省政府寻求帮助。政府部门收到公函后予以高度重视，由广元市警察局长刘彦章亲自率队破获此案，并以防范不周清查当地保长。然而丢失的文物及胶卷却并未找回。1946年2月24日，夏鼐安全抵达重庆，西北考察正式结束。
三、夏鼐对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贡献
考察期间，向达虽任考察组长，但因他不熟悉田野考古技术，所以较多地承担行政事务。他在1944年9月13日给袁同礼的信中表示：“五月抵敦，复亦曾告孟真先生，工作站既已成立，三个月后达即准备东归”。这与向达预计帮助夏鼐熟悉西北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后就返回重庆的计划一致，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之后的考察工作交给夏鼐和阎文儒，但阎文儒在考察期间分别就职于敦煌艺术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学院。因此，全面主持考察团的夏鼐“实以一人之力代表史语所在甘肃从事先驱性的工作”。历时近两年的考察，收获颇丰。在考察期间，夏鼐贡献颇多，主要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1.科学方法在西北考古中的首次使用
此次考察是夏鼐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工作。他在考察期间严格应用考古学方法，每到一处要么拜访当地活跃的文化人，要么参观遗址点或民众教育馆，尽可能地了解当地的文物状况，做到了调查的广泛性。在发掘方面，严格按照探方分格的方法，并以熔蜡法提取木质。在田野记载时，随时绘图摄影，以便更好地记录文物情况。在文物保存方面，考虑到文物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夏鼐对大型文物采取就地保存的方式。这些都是当时科学考古方法首次应用到西北地区考古发掘的表现。
夏鼐曾说：“考古工作者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他认为科学的发掘方法，“目标在搜取古代一切遗物或遗迹，以重造古代历史”。而此前西北地区的考察，采用盗挖的方式，目的在于“寻宝”。我国早期由董作宾主持的殷墟发掘也采用了非科学的方式，直到李济、梁思永的参与才改善了这种局面。1935年5月，夏鼐留学前在殷墟实习发掘时就表示：“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1936年他在给梅贻琦的信中说：“生以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1941年，夏鼐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演讲考古学方法论。他主张应用层位学、标型学等方式进行科学考古。夏鼐关于考古学的先进理论及国际方法都成为了此次考察的理论基础。
在遗址发掘方面，夏鼐应用探方法发掘。这个方法是夏鼐1936年在梅登堡遗址（Maiden Castle）学习的成果。此遗址的主持者惠勒将整个遗址以10英尺的探方分格发掘，首创开探方发掘的方法。夏鼐在此地进行了六个星期的专业发掘训练。他将此方法应用到敦煌墓葬发掘中。而且在发掘时，他非常关注文化层的延展和地下堆积情况。这些在西北地区墓葬考古上是史无前例的。面对文物提取时的困难，夏鼐也应用了科学的方法，以便尽可能地保存文物的出土原状况。1944年10月9日，在敦煌沙山M107提取木俑时，夏鼐应用了彼特里的融蜡法，这是当时木质器物提取的先进方法。虽然无法保存原色，但可使木质不缩皱，已经是很大的突破。在老爷庙M1提取陶俑时，夏鼐主张“剔去泥土，包以麻布，围以石膏，然后提取，结果必佳”。但因时间和设备有限，使文物出现断裂。虽然夏鼐做了标记以便今后粘合。但足以说明当时的客观条件仅在一定程度上能支撑科学的发掘。
田野记录方面，夏鼐参照国外科学发掘报告撰写发掘笔记。在发掘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发掘情形、地层状况和出土文物的情况。除文字记录外，夏鼐非常注重图像资料的保存。在考察期间，他绘制了各地的遗址分布图。如在临洮县发掘时，以二千分之一比例尺绘测寺洼山遗址附近图。在千佛洞考察时，又以盛胜保测绘的万佛峡图为蓝本进行描摹。在敦煌发掘墓葬时，他绘制了《敦煌城区平面图》以及各墓葬的平面、立面墓室图和遗物图。他还严格按照地层学的方法分析墓葬的各个文化层层位，在地层剖面图中，侧重横纵剖面，这在此前西北考察的探险家绘图中从未有过。考察时夏鼐随身携带照相机，他所摄照片不再以考察团人物为主，而是侧重于遗址图、文物图及地层图。因敦煌照片冲洗价格昂贵，夏鼐特将空仓库改成暗室自行冲印。他还经常利用休工的时间或冲洗照片，或补绘测地图。其中夏鼐考察时的“石俄博”，即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中的汉代烽燧“破羌亭”，在21世纪初因修建水电站已经毁坏，但夏鼐的照片保存了当时的状况。可见这些图文资料在学术研究的重要性。
在文物保存方面，夏鼐对大型文物采用就地保存的方法，对小型文物分类整理后用棉花和麻布仔细包裹。对于佛爷庙M1001出土的559块花砖，因体型较大不便运输，且夏鼐出于不脱离原历史环境的考虑，在考察团离开敦煌前“全部运到千佛洞。依原来的样式复原，分做二段，堆砌在张氏编号第9洞中，做永久的保存。”这种复原保存工作前所未有，“在中国田野考古方面，尚恐为第一次”。这种保存方式也使这批花砖在战乱中没有流散，至今仍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对于武威唐墓出土的38片带金饰马鞍残片，夏鼐“皆裹以棉花，外加麻纸标识号码”带往重庆，可见对文物保护的重视。
2.夏鼐对考察所遇困难的有效解决
当时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社会条件艰苦、地方民情复杂，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夏鼐在考古发掘中仍然坚持不懈，并就墓葬地形与土质进行详细分析。在遇到困难时，夏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屡屡解决困难，化解危机。这也极大地保证了此次考察得以顺利进行。
考察团派出后，傅斯年因经费不足并不抱太大希望，在1944年8月26日给夏鼐的信中说：“或者省下之钱，兄多走数处，亦一理也。大规模之发掘，决非今日之可能，零星小掘，则本不能存奢望也。”10月5日他写信给夏鼐再次表明：“其实此日大局，影响及于国计民生者，亦不容许兄等久在西北也……兄亦当于工作费用完后即返。”11月25日夏鼐回信傅斯年报告了在敦煌所获汉简和文书，傅斯年大为欣喜。在次年2月5日给夏鼐的信中说“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关于考察团之后的走向，他表明“兄似可再在甘肃作一夏天……武威、张掖之北，长城之外，直到草地，似尚有多处可走，如此则研究之对象，仍是汉唐旧迹。若欲改变作风，往黄河上游一走，包括洮水区，直到西宁，或更西，亦佳，此则当是史前问题耳。”对夏鼐的继续考察表示了极大支持，同函甚至说可以再争取经费支持。2月6日，他给朱家骅的信中对夏鼐大为赞赏，他说：“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之下，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可见夏鼐在第一阶段的考古收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考察团继续工作的条件。在《“中央研究院”概况（民国17年至37年）》中，详述了史语所的组织机构及二十年以来的成果，其中着重提及了考古组在甘肃地区的考察活动，即“三十三年发掘敦煌汉唐遗迹。三十四年发掘洮河流域及民勤史前遗址多处，得有完整陶器及石器，又在武威发掘唐墓得墓志及珍贵之殉葬品”。可见，此次考察在史语所的重要地位。这自然离不开与夏鼐的功劳。
在敦煌墓葬发掘前，夏鼐通过大量阅读河西地质、地理情况的文献，弄清楚了墓葬中的“砾岩”是地下盐碱和石灰的可溶物。因为水分蒸发上升凝结，使墓道中的松软填土变成了坚固的砾岩。在发掘时，他通过分离墓葬中因水分蒸发而产生的“砾岩”和原始砾岩，成功将墓道的原状清理出来。此外，发掘之初，考察团因没有正确找到探沟的位置而无法继续进行。在此之前，斯坦因和石璋如也出于这个原因放弃发掘敦煌墓葬。但夏鼐通过将敦煌唐墓与吐鲁番一带的六朝至唐墓葬进行比较，发现古人在戈壁上筑坟的方式是在砾岩处挖倾斜的长沟做墓道，较深的一端掘横穴做墓室，保留墓室顶部的砾岩，仅用沙砾堆积的坟堆表示墓室的位置。这种思考使他迅速找到墓地的探沟，为后期发掘奠定基础。发掘之初，考察团以竹篮吊取的方式起土，此法极费人力和时间，严重影响了发掘进度。直到夏鼐以当地汲水的桔槔为灵感制作取土工具代替竹篮，提高了发掘效率，才彻底改变了掘进慢的局面。
敦煌自然条件严酷，气候环境恶劣。但学术研究的热忱促使夏鼐克服了这些困难。佛爷庙发掘结束后，考察团决定前往千佛洞避暑。待其他成员到莫高窟后，夏鼐又独自留在了工地将近十天，专门补测墓地的墓坑分布图，当时温度达到了华氏120度（48摄氏度左右）。对此，夏鼐当时就赋诗形容发掘的环境：
前生合成披袈裟，野庙栖身便是家。
静参禅悦眠门板，闲观题壁啜苦茶。
1945年11月4日，夏鼐在小方盘城考察时住在帐篷中，因天气寒冷“晚间生火取暖，以帐篷无火窗，烟雾迷目，记日记时，真有向君所谓‘泪随笔下’之感”。11月11日，在考察汉代烽燧时，夏鼐发现“西碱墩似即斯氏之T.XXIIIV”，想前往调查，但随行士兵们因路程较远、天气寒冷，“颇欲赶到圆井住宿店，不欲复居帐篷，虽屈从余等之言，而颇有怨意”。在这种情况下，夏鼐仍坚持前往西碱墩且在第二天一大早再次到西碱墩记录。在考察期间，也正是夏鼐的这种执着使考察团尽可能全面地调查了汉代烽燧。
夏鼐在西北考察过程中不仅仅是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人“斗”。1946年在临洮发掘寺洼山A区时，田主赵永年向夏鼐索要5000元才允许发掘。夏鼐多方寻求帮助，最终由寺洼山保国民小学校长陈克家率领警察来工地帮助协调，“允以千元补偿其损失，否则以强力执行”才解决此事。此外，5月24日，因未收到考察团汇款，夏鼐“早餐后囊中只余25元，连购一碗面条的钱也不够”，不得已多次向临洮师范学校校长王宇之寻求经济支援。《夏鼐日记》1945年5月17日载：“汇款仍未至，明日取木箱的钱也不够了，颇为着急……晤及王校长，拟暂支数千元，王校长谓校中因购平价布刚汇了8万元，无余款可借。余往省银行晤及张经理，以有客人在座，且与之仅晤面一次，不好意思开口借钱。赴袁荆山先生处，以昨日洮惠渠刚放水，今日正在渠上忙着，未曾遇到。”次日在日记中记载：“晨间晤及王校长，将昨日所拟之电稿与之一观，兰州7000元款未汇来时，拟请其暂借3000元，以便下午往提取木箱，承其允许。”又见5月24日“只得再向王校长处借1000元，花了200元购稻草。”5月25日载：“又至王校长处声明有车拟即先返省城，所借之钱如未汇出，到省后当即汇寄。后县政府通知明日有车赴省，乃前往接洽，连行李一共要8000元，须先付2000元定洋。返校觅王校长未得，至县府，晤及阎县长，即向之借2000元。”以及5月26日“向王校长再借1000元。旋张观芹先生来谈。”在武威发掘时，武威士绅想扣留出土的慕容氏墓志。在他们的纠缠下，夏鼐最终不得已仅将墓志拓片带回，才得以脱身。当时，夏鼐多次与当地士绅协调，并向武威县长马国昌和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寻求帮助。同时他也向朱家骅、傅斯年报告此事并申明文物的归属权。朱家骅、傅斯年予以重视，他们多次与谷正伦、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袁翰青等交涉，1946年5月7日朱家骅致电谷正伦说：“武威县发掘之墓志一件。已电讬兰州科学馆袁馆长翰青代领暂存”，最终以文物归属“中央研究院”，暂存于甘肃科学教育馆而终。由此可见夏鼐在文物保护中认真求实的精神。
总之，西北科学考察团是20世纪40年代建设西北、开发西北的产物。受抗战影响，经费不充足，“中研院”史语所对西北的开发由长期的西北工作站改为短期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夏鼐的参与除个人学识外，也离不开傅斯年、李济的认同和向达的推荐。考察前夏鼐的充分准备与考察期间对所遇困难的有效解决皆促使考察团顺利进行。此次考察是夏鼐首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在发掘方法、田野记载和古物保存方面皆使用了科学考古的方法。这也是中国学者在西北地区首次科学考古发掘的应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