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640），唐置庭州于可汗浮图城，并置金满、蒲类二县，后增置轮台、西海，共领四县，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建立了包括军、守捉、镇戍、烽铺等在内的军事防御体系，逐步实现了唐朝中央政府对天山以北广袤地区的管辖。作为唐代西北边陲重地，庭州长期以来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注，围绕庭州的军政建置，除西域史范畴的研究多有涉及外，孟凡人、薛宗正等均有丰富的著述，刘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军政体制研究》中也对庭州军政体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但目前的成果多是基于文献史料特别是吐鲁番文书等开展的西域经营史、边政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对考古资料的梳理和研究尚略显不足。庭州的地域范围大体上西至伊犁河谷，东接巴里坤草原，北括准噶尔盆地，南抵天山，按当今行政区划，主要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根据第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在该范围内共发现唐代城址33处，烽燧15处。其中，对北庭故城遗址、唐朝墩古城遗址，近年来均连续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中国人民大学于2016年对玛纳斯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局部勘探，于2019年对吐虎玛克古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2019年，由笔者组织开展了庭州军政建置考古调查工作，对条件允许的20余处遗址进行了航拍和三维建模。
得益于考古工作的积累，目前关于庭州建置可供研究使用的资料颇为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史料匮乏的缺憾。故本文拟从考古学的视野出发，梳理轮台县、西海县等建置的地望和沿革，进而探讨唐代庭州军政体系的构建和空间格局等问题。
一、庭州的行政建置
庭州领金满、蒲类、轮台、西海四县，学界对各县的历史沿革已有丰富的讨论，下面重点结合遗址情况，对各处县治的地望和对应城址进行分析。
（一）金满县
金满原为庭州倚郭县，宝应元年（762）改名后庭县，治所在今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该城址包括内外两重城墙，平面均近不规则长方形，外城南北长约1 666米，东西宽约959米，周长约5 000米，城门、城墙、马面、角楼、护城河等结构轮廓清晰。根据考古发掘情况，该城址内城主体为唐代所建，外城可能为后期庭州升为北庭都护府时扩建。该城址为天山北麓规模最大的唐代城址，与中原地区唐代中等州府城址的规模相当，是唐经营天山北麓的中心所在。
（二）蒲类县
蒲类县治所在今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该城址平面近不规则方形，南北长约465米，东西宽约341米，周长约1 700米，城址修建于水磨河西侧的台地上，城墙马面、角台等结构尚有保存。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东墙门址和南墙门址，城址外围开凿有护城河。薛宗正在《唐蒲类诂名稽址》中考证认为唐朝墩古城遗址即蒲类县治所在。该观点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唐朝墩古城遗址内发现了包括大型院落遗址在内的大量唐代遗迹和遗物，碳十四测年结果也显示该城址始建于公元7世纪前期，这进一步证明该城址确系蒲类县县治所在。
（三）轮台县
轮台县治所所在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是乌鲁木齐市乌拉泊古城遗址，林必成、 陈戈、苏北海、孟凡人等均持此说。但薛宗正曾撰写多篇文章反驳乌拉泊古城说，并论证昌吉古城遗址方为轮台县所在。王友德早年曾提出轮台县治所位于米泉（今乌鲁木齐米东区）的观点。李树辉在《丝绸之路“新北道”中段路线及唐轮台城考论》中，提出阜北古城遗址为轮台县所在。
以上几种观点中，米泉境内发现有下沙河古城遗址，城址周长约1 500米，作为县城而言规模略小，而阜北古城遗址周长不足400米，更不可能是轮台县治所在，故轮台县治所当在乌拉泊古城遗址或昌吉古城遗址之中。
乌拉泊古城遗址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乌拉泊村（图1），城址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约550米、东西宽约450米，周长约2 000米。城墙夯筑，夯层厚6～12厘米，四面墙体均修有马面，间距约50～60米，东、南、北三面开城门，并建有瓮城，西墙中部偏南有一处豁口，但并无瓮城痕迹，判断该豁口为晚期破坏形成，并非城门所在。根据航拍影像判断，城址外围应开凿有护城河。
昌吉古城遗址位于昌吉市区东北（图2），由于临近市区，破坏较为严重。据早年调查记载，城址平面近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1 100米，东西宽约600米，周长约 3 190 米，墙体夯筑，夯层厚5～7厘米，建有马面，间距约28～38米，东、西、北三面发现有城门，均建有瓮城。
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金满县辖二乡，轮台县辖四乡，蒲类县辖三乡。由此推测，轮台县所辖户籍人口应为庭州三县最多。同时，轮台县于大历六年（771）还增置静塞军。综合来看，轮台县应是庭州范围内除州治外最重要的军政建置所在。
乌拉泊古城遗址和昌吉古城遗址均始建于唐代，沿用至元朝时期。比较二者的规模结构和地理位置，笔者认为昌吉古城遗址为轮台县治所的可信度更高，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自然环境。昌吉古城遗址营建于天山北麓冲积平原上，所在区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适宜开展农牧业等生产活动，现在也是天山北麓重要的人口聚集地和农业生产区；而乌拉泊古城遗址营建于天山山谷地带，所在区域地势起伏较大，土壤盐碱化较严重，限制了农牧业生产的开展，目前也鲜有居民在此生产生活。作为庭州内第二重要的军政建置，轮台县治所选址于昌吉古城遗址所在区域，方能够满足所辖人口生产生活的需要（图3）。
2.城址形制。昌吉古城遗址周长约3 190米，是庭州范围内除州治北庭故城遗址外最大的城址，从规模上看符合轮台县在庭州的军政地位。乌拉泊古城遗址周长 2 000 米，虽然也符合唐代一般县城的规制，但仍远小于昌吉古城遗址。认定乌拉泊古城遗址为轮台县治所所在的学者，多将昌吉古城遗址定为张堡守捉，若按此种观点，守捉城规模远大于置静塞军的轮台县城的规模，违背了唐代建城的等级制度，也与庭州范围内其他建置可考的城址所反映出的情况不符。故从城址规模角度来看，昌吉古城遗址应为轮台县治所在。
3.交通路线。《新唐书》载：“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 昌吉古城遗址位于丝绸之路新北道的一处丁字岔口之上，西通碎叶，东接庭州，东南经白水涧道可至西州，正是东西商贾往来必经之地，而乌拉泊古城遗址虽然控扼着庭州向南通西州的山谷通道，但却无法管控庭州通碎叶的丝路主干道（图4）。昌吉古城遗址东、西、北三面开城门，便于东西交通往来，乌拉泊古城遗址则是南、北、东三面开城门，更多侧重于南北交通往来。故两者相较，昌吉古城遗址所处位置能够更有效地施行征收商税的责任。此外，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轮台县，（庭州）西四百二十里”，“（交河郡）西北至北庭轮台县五百四十里”。昌吉古城遗址至庭州（北庭故城遗址）路程约180公里，至交河郡（交河故城遗址）路程约220公里，乌拉泊古城遗址至两者的路程则分别约为195公里和180公里。唐代里程记载多采用小里，1里合300步约442米，依此测算，昌吉古城遗址至北庭故城遗址约407里，至交河故城遗址约498里，与文献记载基本吻合，而乌拉泊古城遗址则与之不符。故从城址所处位置来看，昌吉古城遗址也应为轮台县治所在。
综合上述讨论，轮台县治所当在昌吉古城遗址，至于持“乌拉泊古城说”的学者常引用的岑参诗文等证据，薛宗正先生已有详细辩驳，本文不再赘述。
（四）西海县
由于文献记载极为匮乏，导致西海县治所所在学界尚无定论。《新唐书》曰：“西海。下。宝应元年置。”除此之外，仅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唐宝应元年五月节度使衙榜西州文》和《唐庭州西海县横管状为七德寺僧妄理人事》涉及西海县。目前围绕西海县的讨论多是根据上述史料所作考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1）乌鲁木齐东南说，吴震最早提出西海县治所位于乌鲁木齐东南盐湖破城子；（2）乌拉泊古城说,郭声波所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中提出西海县治所在乌拉泊古城遗址；（3）玛纳斯流域说，王旭送考证西海县为清海军升格所置，位于玛纳斯河流域；（4）额敏河北岸说，戴良佐同样认为西海县与清海军相关，但位置在额敏河北岸；（5）伊吾军改置说，薛宗正提出西海县为伊吾军改置，位于巴里坤大河古城遗址；（6）蒲类县改名说，刘子凡提出西海县为蒲类县在宝应元年（762）前后改名而来。
唐代县城周长多在2 000米左右，面积约等于一个坊，庭州范围内符合县级规制的城址包括5处，分别是昌吉古城遗址、玛纳斯古城遗址、油库古城遗址、乌拉泊古城遗址和唐朝墩古城遗址。结合上下文讨论，目前仅乌拉泊古城遗址无建置归属。
根据现有史料，可以确定西海县与西州距离较近、关系密切，以至于出土榜文中要求将西州部分寺观的家人奴婢释放从良充当西海县百姓，而乌拉泊古城遗址位于连接庭州与西州的山谷通道之中，正符合这一位置特征。西海县置于宝应元年（762），此时正值安史之乱（755）之后，安西和北庭地区兵力空虚，吐蕃趁机攻掠河陇州县，并侵扰西域，而乌拉泊古城的选址具有显著的军事考量，扼守往来天山南北的主要通道，加强了西州与庭州的联系，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吻合。
此外，乌拉泊古城遗址以东的盐湖也可对应“西海”之名，因此，该城址最可能为西海县所在。
二、庭州的军事建置
“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由于地处边陲，承担着拱卫唐朝西北边疆的重任，庭州范围内安设了大量军事建置，见于文献记载的包括军三［瀚海（烛龙）、清海、静塞］、守捉十五［独山、沙钵、冯洛（凭洛）、耶勒、俱六、张堡、乌宰、叶河、黑水、东林、西林、轮台、神山（神仙）、东道、西北道］、镇三［蒲类、郝遮、咸泉（盐泉）］、戍堡三（乾坑、石会汉、特罗堡）和烽铺三（耶勒、乾坑、柽林）。
庭州范围内军事建置的方位，戴良佐、孟凡人、薛宗正等均进行过考证，目前位置较明确的如下表所示（表1）。
考察各建置的方位，最主要的依据即《新唐书》关于碎叶道里程的记载：“（庭州）南有神山镇。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 下面结合遗址位置环境、自身形制结构等情况对地望尚存争议的建置进行辨析。
（一）清海军
庭州内共设三军，其中瀚海军位于州治北庭故城遗址，静塞军位于轮台县昌吉古城遗址，两者为庭州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两处城址，故清海军所处城址规模也应与其等级相符。
根据碎叶道里程，清镇军城，即清海军东距轮台县290里，而轮台距庭州210千米（420里），故清海军距庭州州治约710里，与“（庭州）西七百里有清海军”记载基本吻合。由于相距较远，该里程难免存在偏差，核算大体在今玛纳斯县至沙湾县一带。
玛纳斯古城遗址为该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址，在整个庭州范围内，也仅次于北庭故城遗址、昌吉古城遗址和油库古城遗址。从规模上看，应是庭州西部等级最高的城址，最有可能为清海军所在。
玛纳斯古城遗址位于玛纳斯县东北楼南村（图5），城址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570米，东西宽约480米，周长约2 100米。根据实地调查和勘探，城址城墙夯筑，夯层厚约12厘米，东、西、南三面开城门，并建有瓮城，城墙马面、角台结构较清晰，西北角有一处高大土台与城墙相连，外围开凿有护城河，城外东南建有烽燧，城址的军事防御功能显著。
清海军是庭州西部防务的中心，就规模和结构而言，玛纳斯古城则是庭州西部最重要的城址，符合清海军在庭州军事防御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往学者多根据里程考证此处为乌宰守捉。但辨析史料，除俱六守捉至轮台县为100里、轮台县至张堡守捉为150里外，各城之间的距离均在60～80里。唐代“凡三十里一驿”，60～80里的间距既符合两城间设一处驿站的唐制，也是一日行程所能抵达的距离。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看，若轮台县与张堡守捉之间距离过远，人员往来和信息传递均有不便，不利于防务的开展，而自轮台县向西，也并不存在不便建城的地形地貌，因此文献所载“百五十里”与“七百里”之数可能存在一定偏差。玛纳斯古城遗址距昌吉古城遗址约100公里，合唐里约226里，若按轮台县与张堡守捉相距60～80里计算，玛纳斯古城遗址与清海军地望正相吻合。
因此，综合考量城址规模结构和地理位置，玛纳斯古城遗址可能为清海军所在。
（二）诸守捉城
除《新唐书》记载的守捉城外，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见有轮台、神山、东道、西北道等守捉， 合计共15处。其中独山至俱六等5处守捉所在城址据考证已较为清晰，其余守捉或由于文献简略，或由于所在范围目前并未发现相关城址，考证具有较大难度。下面仅对张堡、乌宰和轮台等3处守捉进行讨论。
1.张堡、乌宰守捉。接前文对清海军的讨论，该守捉当在昌吉古城遗址与玛纳斯古城遗址之间。若按张堡守捉距轮台县60～80里计算，张堡守捉约位于呼图壁县，乌宰守捉约位于玛纳斯县东部。
呼图壁县发现的唐代城址包括阿魏滩古城遗址和一一一团破城子遗址等2处，但根据遗址位置判断均非张堡守捉所在，而应是庭州下设的军事戍堡。阿魏滩古城遗址邻近天山，主要用以防卫南北沿河谷进出天山的通道；一一一团破城子遗址位于准噶尔盆地南缘，应是庭州北部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环。以庭州守捉城一般的选址规律来看，张堡守捉可能位于今呼图壁县县城附近，但目前未发现有相关城址。
玛纳斯县东部发现有塔西河古堡遗址，从位置上看可能与乌宰守捉相关。该遗址位于玛纳斯县包家店镇，地处塔西河东岸，遗址面积约2.2万平方米，曾残存有城墙、马面、角台等结构，但目前破坏情况严重，仅保留城内一处烽燧。
以目前的资料初步推断，张堡守捉位于呼图壁县县城附近，里移得建河为呼图壁河，乌宰守捉位于玛纳斯县塔西河东岸，白杨河为塔西河。
2.轮台守捉。该守捉名称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史籍中并未有其位置的记载。但根据其名称判断，应位于轮台县周边。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下沙河古城遗址（图6），东距六运古城遗址约40公里，西距昌吉古城遗址约23公里，正处于俱六守捉与轮台县之间。该城址平面近曲尺形，南北长约315米、东西宽约240米，周长约1 500米。城墙夯筑，夯层厚约6～10厘米，尚存角台、马面等结构，北墙中部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凸出台基，与唐朝墩古城遗址形制相似，为一处敌楼，城址的军事防御功能较为突出。
根据城址的规模和形制判断，下沙河古城遗址应为庭州内一处较重要的建置。前文提到，俱六守捉至轮台县约100里，间距较长，若以下沙河古城遗址为轮台守捉，正可以弥补军事防御体系中的缺陷，向南又与乌拉泊古城遗址呈掎角之势，拱卫丝路新北道与白水涧道两处交通要道。
因此，下沙河古城遗址很可能就是见于出土文书的轮台守捉所在。
（三）镇戍烽铺
蒲类县下设蒲类、郝遮、咸泉（盐泉）三镇和特罗堡子，其中咸泉（盐泉）镇和特罗堡子按文献记载位于蒲类县东北近百公里的沙漠之中，尚未发现有相关遗址。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蒲类镇，在蒲类县西。”薛宗正先生认为蒲类镇为吐虎玛克古城遗址，但从位置而言，吐虎玛克古城遗址位于唐朝墩古城遗址东南约5公里，与文献记载方位有所出入。另实地调查和勘探工作中，在吐虎玛克古城遗址内发现的遗物年代多为西州回鹘晚期至元朝时期，故初步判断该城址始建年代可能晚于唐代，并非蒲类镇所在。
唐朝墩古城遗址西南约19公里的头工古城遗址，位于吉木萨尔县二工乡，城址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40米，周长近1 000米，整体保存情况较差，城墙早年被毁，现仅存西北角长约3米的一段墙体。该城址地处唐朝墩古城遗址和北庭故城遗址之间，与郝遮镇（北道桥古城遗址）一东北一西南环卫唐朝墩古城遗址，从所在位置判断和城址年代判断，头工遗址更可能为蒲类镇所在。
《新唐书》记载：“自（交河）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镇发现的东大龙口遗址，位于长山渠东岸的台地之上，地处出天山谷地的山前缓坡地带，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77米，南北宽约54米，残留有部分夯筑墙体，应是扼守自西州至庭州“他地道”的一处军事设施。根据所处位置和规模，判断东大龙口遗址可能为石会汉戍所在。
其余镇戍烽铺类建置文献中多仅记载其名称，故难以考察具体的方位所在。
三、军政体系的空间格局
根据类型和规模差异，可将庭州范围内的33处城址和15处烽燧遗址分为5类，由于不同的性质和职能，各类遗址在空间布局和选址策略方面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图7）。
（一）大型城址。城址周长超过5 000米，1处，即北庭故城遗址。作为庭州的军政中心，北庭故城遗址选址于天山北麓冲积扇的开阔地带，交通便利，益于农垦。
（二）中型城址。城址周长1 600～5 000米，5处，按规模大小依次为昌吉古城遗址、油库古城遗址、玛纳斯古城遗址、乌拉泊古城遗址和唐朝墩古城遗址。其中军事建置2处，分别为独山守捉（油库古城遗址）和清海军（玛纳斯古城遗址），一东一西拱卫庭州边防；行政建置3处，分别为轮台县、蒲类县（唐朝墩古城遗址）和西海县（乌拉泊古城遗址），其中轮台县和蒲类县分列庭州左右，西海县则扼守庭州通西州的山谷要道。
（三）中小型城址。城址周长400～1 600米，14处。此类城址多为守捉和镇，是庭州军事防御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空间上多沿连接各大、中型城址的丝绸之路新北道均匀分布，形成横贯东西的军事防御线。
（四）小型城址。城址周长400米以内，13处。此类城址主要为戍堡或驿馆，以准噶尔盆地南缘分布数量最多，另有部分临近天山，在庭州南北形成两道军事屏障。
（五）烽燧遗址。遗址周长60米以内，15处。作为规模最小的军事设施，烽燧多沿交通道路均匀分布。
得益于天山北麓的山地降水和冰雪融水，天山与准噶尔盆地之间形成了一道平坦开阔、气候适宜的绿色廊道。特殊的自然环境直接影响了庭州军政体系的空间格局，整体上呈现东西向链条式分布的特点，自北向南包括三线。
北线沿准噶尔盆地南缘分布，主要由小型城址和烽燧遗址构成。唐代在天山北麓军事防御的主要对象为来自北方的草原民族，沿准噶尔盆地南缘布置第一道防线，以戍堡和烽铺为主建立防御前哨，并沿该线修建连通东西的道路（唐朝路遗址），能够快速有效地对来自北方的威胁进行预警和反应。
中线沿绿洲廊道中心分布，主要由大、中和中小型城址构成。该区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自然环境最为优越。因此庭州和各属县多沿中线分布，军、守捉、镇等主要军事力量也基本安置于中线之上，并逐渐形成了天山北麓主要的人口聚居地和农业生产区，丝绸之路新北道也沿该路线通行，是唐代天山北麓军政体系的轴线。
南线沿天山山谷和山前丘陵分布，主要由中小型和小型城址构成。《西州图经》中记载了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他地道、白水涧道等七条连通天山南北的山谷通道，沿各主要山口设置镇戍，并建乌拉泊古城遗址扼守最易通行的白水涧道，既依托天山保障了后方的防御，也可与西州相互呼应，确保往来道路的通畅。
唐代天山北麓军政体系的空间格局体现了较强的整体性与规划性。首先，以博格达山北麓为防御重点，各类城址在北庭故城遗址周边分布最为密集，凸显出北庭故城遗址的军政中心地位。其次，相邻城址的间距多在40公里以内，即一日可抵达的路程，保障了城址之间人员与信息的往来流通，也便于战时城址之间相互支援与呼应。最后，大、中、中小型城址多邻河营建，既可借助河流开展防御，又邻近水源，便于城内的生产与生活。
四、结语
唐代在天山北麓构建的军政体系以庭州（北庭故城遗址）为中心，蒲类县（唐朝墩古城遗址）和轮台县（昌吉古城遗址）为东西两个次级中心，西海县（乌拉泊古城遗址）扼守南下西州的主要通道，独山守捉（油库古城遗址）和清海军（玛纳斯古城遗址）镇守东西两端，其他守捉、镇、戍堡和烽铺共同串联起三条东西向防线，切实有效地实现了唐朝中央政府对天山北麓地区的管控。
随着庭州的创置，唐朝在天山北麓营建城池、屯垦戍边，建立了层级分明、结构清晰的军政体系，开发经营颇见成效，奠定了天山北麓绿洲廊道城市和人口布局的基本框架，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更带动了丝绸之路新北道的繁荣与东西文化的交流互鉴，是新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
（作者任冠，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贵佳宜，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