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张光直在《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中国东南沿海考古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这一认识及其学术价值直至近年随着以福建、广东沿海及海南岛为核心的环南中国海北岸地区史前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才受到国内学者的日益重视。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涉及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及遗传学等多学科合作研究，已有学者对考古学之外的其他学科视野下的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进行了梳理，此不赘述。本文通过回顾近年来中国台湾岛、菲律宾及密克罗尼西亚等地区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来探讨国内外考古学界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一课题取得的重要成就，同时提出相关思考。
一、基本概念
南岛语族是语言学的概念，即使用南岛语的人群。南岛语系是世界现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语系，分布在北起中国台湾岛、南抵新西兰南北二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岛、东至复活节岛这一广袤区域内。包含1250余种语言，是仅次于印欧语系的世界第二大语系，也是欧洲殖民扩张之前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大的语系，目前南岛语族总人口多达3.8亿。我国境内的南岛语族主要是台湾的原住民族和海南三亚的回辉人。
南岛语族考古，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今南岛语族分布地区内的考古学研究，而是利用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来研究现今南岛语族分布区域内古代南岛语族的起源、迁徙、生业及社会结构等问题。难点在于如何将考古出土的物质遗存与古南岛语族对应起来，这需要回归到考古学文化与族属的关系及考古学研究中的“透物见人”等经典问题。
二、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相关假说
至20世纪80年代末，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这一课题形成了两种最具影响力的假说，即以索尔海姆（Wilhelm G. Solheim Ⅱ）为代表的“岛屿东南亚起源说”（Out of Island Southeast Asia）和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为代表的“出台湾说”（Out of Taiwan）。前者与“岛民海洋贸易交流网络”（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相互支撑，后者则由“农业-语言扩散假说”（The Farming-Language Dispersal Hypothesis）提供了理论模型。近年来，也有学者主张“多元扩散路径说”及“西线说”（Western Route Migration）。
（一）岛屿东南亚起源说
“岛屿东南亚起源说”与“岛民海洋贸易交流网络”认为南岛语是一种贸易语言，起源于菲律宾南部至俾斯麦群岛的广阔地域内，可能是在华莱士区（Wallace District），于距今6500年前扩散至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东海岸及华南沿海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的南岛语族是由南向北扩张的结果。然而，这一派学者的观点不仅缺乏语言学证据的支持，更有悖于目前的考古学发现，近年来鲜有引用此观点的研究。
（二）出台湾说
“出台湾说”这一理论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定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白乐思（Robert Blust）等以语言学为基础提出的“出台湾说”不谋而合。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出台湾说”与“农业-语言扩散假说”互为补充，逐渐完善。语言学家认为中国台湾是通过比较语言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南岛语最早的源头，但这并不意味南岛语在新石器时代突然出现在台湾岛内，而是指南岛语族在进入台湾之前，其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历史湮没在后来汉藏语系的扩张过程中。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出台湾说”并不认为现今南岛语族的祖先全部来自台湾。如菲律宾的矮黑人和美拉尼西亚的一些澳美人因说南岛语而被认为是南岛语族，但他们的体质特征和基因则接近更古老的本地土著人群。其次，“出台湾说”也不认为南岛语族的扩散需要大规模的移民或致使原有土著人群灭绝。特别是南岛语族扩散的早期阶段，向外扩散的人群规模并不大，但女性可能有较高的比例。女性的人数和生育率决定了最终的人口规模。最后，“出台湾说”也决不认为所有现今东南亚人群都有共同的汉人祖先。
（三）多元扩散路径说
臧振华主张“多元扩散路径说”。他认为原南岛语族在距今5000年前从广东和福建进入台湾地区后，在台湾岛内独立演化发展。岛屿东南亚地区的南岛语族与台湾地区无关，而是原南岛语族从广东沿海地区沿中南半岛沿海地区，经巽他海峡到达婆罗洲和巴拉望一带，并继续朝东北方向扩散至菲律宾北部和密克尼西亚，再向南扩至马来西亚半岛南部，向东经印度尼西亚东部扩散至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
“多元扩散路径说”否认台湾地区在岛屿东南亚地区南岛语族形成中的贡献，认为绳纹陶是南岛语族在岛屿东南亚地区扩散的标志物，但巴拉望和婆罗洲所出绳纹陶的年代几乎不早于距今3000年，甚至更晚。如此，多元扩散路径说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四）西线说
西曼君塔克（Truman Simanjuntak）提出了“西部迁徙路线”（Western Route Migration）。“西线说”肯定了婆罗洲东部、苏拉威西等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的红衣陶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南岛语族扩散的结果，却认为婆罗洲西部、苏门答腊等印度尼西亚西部地区的绳纹陶与广东至中南半岛沿海的先民有关，但这些人其实是南亚语族，并非南岛语族。
三、南岛语族考古研究的新进展
21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在南岛语族起源和扩散早期阶段的重要时间节点和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突破，但其扩散的动因机制仍有待后续研究。
（一）台湾岛
1964～1965年，张光直主持发掘凤鼻头和大坌坑遗址并命名了大坌坑文化，这是台湾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被学术界普遍承认是南岛语族文化的祖型。大坌坑文化的来源也因此是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但其来源、年代上限以及早期生业形态至今尚无统一认识。
张光直认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富国墩文化”与大坌坑文化是同一文化的两个类型，可能代表了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并认为南岛语族的老家“集中在闽江口向南到韩江口的福建和广东东端的海岸”。张光直认为的“富国墩文化”除富国墩遗址外，还包括福建闽侯溪头底层、平潭南厝场和广东潮安陈桥、海丰西沙坑等四个遗址，这是基于当时有限的考古材料背景下得出的认识。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有学者认为“探索大坌坑文化源头最有希望的地区仍然在福建沿海”。
一般认为，大坌坑文化以距今4800年为界分早、晚两期。其中，早期年代上限不晚于距今5600年，这是基于八甲村遗址1件贝壳的年代数据作出的推测。八里旧城和安和路等遗址亦有接近的年代数据，而新园遗址的发掘者认为大坌坑文化早期可早至距今6500～6000年，其可靠性有待验证。大坌坑文化晚期距今4800～4200年，这是目前绝大多数大坌坑文化遗址的测年结果。
尽管在大坌坑文化早期的一些陶片中发现了可能是野生稻的植硅石，但大坌坑文化早期遗址数量极少，生业形态目前还不清楚。大坌坑文化晚期台湾南部地区的南关里和南关里东等遗址出现了稻粟混作农业，类似的发现也见于台湾北部地区的植物园遗址下层和大龙峒遗址。这些小米的发现，为探讨菲律宾纳萨巴兰（Nagsabaran）和东帝汶乌艾巴博2号地点（Uai Babo 2）等岛屿东南亚地区发现的小米的来源提供了新线索，或可视为南岛语族扩散的另一标志物。
目前福建及广东沿海的稻粟混作农业均不晚于距今4800年。这些发现为贝尔伍德主张的前南岛语族人群带着农业从大陆沿海地区跨越台湾海峡提供了实证，也使大坌坑文化的来源变得更为复杂。迄今尚未在福建至广东沿海地区不晚于大坌坑文化早期阶段的陶器中，发现大坌坑文化早期最典型的口沿带凸脊的陶器的原型。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或许将福建至广东沿海为中心的环南中国海北岸地区整体视为大坌坑文化的来源较为合适。
距今4200～3500年的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是南岛语族向外迁徙的关键时期。彼时遗址数量是早期的7倍，并出现了多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如北部的讯塘埔文化、西-北部的红毛港文化、中-西部的牛骂头文化、西南部的牛稠子文化、东部的大坑文化以及东南部的富山文化，这或与南岛语族在台湾岛内的频繁移动有关。而潮来桥遗址的发掘，使学者认为台湾东海岸是原南岛语族从台湾向外迁徙的始发站。
台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从一开始便有夹粗砂陶和夹细砂陶或泥质陶两套系统，这也是岛屿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的重要特征。从陶器最主要的纹饰变化历程来说，大坌坑文化早期陶器纹饰主要是粗绳纹，晚期则以细绳纹为主，并出现了素面磨光的红衣陶（Red-slipped Pottery），至新石器时代中期，细绳纹陶逐渐消失，最流行的是素面红衣陶，至此形成了岛屿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菲律宾北部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原型。
（二）巴丹群岛
2002～2007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菲律宾国立博物馆和菲律宾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菲律宾最北的巴丹群岛中的伊巴雅特（Itbayat）、巴丹（Batan）、沙坦（Sabtang）和夏扬（Siayan）四个岛屿上开展考古工作，首次建立了该地区距今4000年以来的文化发展序列。其中，伊巴雅特岛瑞拉农（Reranum）和多伦甘（Torongan）两处洞穴遗址的发掘，为认识南岛语族在菲律宾首次登陆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新的线索。
瑞拉农遗址共发现了2700片陶片，部分陶片呈凸折状，可能为折肩，也有少量圈足，可辨器形有罐和釜。器表多有红陶衣。有纹饰的陶片仅20片，除1片为压印的圆圈纹外，其余均为细绳纹。瑞拉农是迄今菲律宾北部地区唯一一处发现绳纹陶的遗址。
多伦甘遗址发现了3000余片陶片，器形与瑞拉农遗址相似，但不见细绳纹陶。红衣陶所占比例不到10%。其中，3片有压印圆圈纹且纹饰表面有白石灰或白色陶土填充。
巴丹群岛迄今未见旧石器时代遗存，瑞拉农、多伦甘遗址的陶器无疑与外来人群的到来有关。陶器类型学研究认为两遗址的红衣陶与台湾东海岸潮来桥、富山和小马洞等遗址相似，而瑞拉农的细绳纹陶则与台湾南部的垦丁和鹅銮鼻等遗址类似。事实上，潮来桥遗址的素面红衣陶也与细绳纹陶共出。基于此，贝尔伍德认为瑞拉农和多伦甘的素面红衣陶及前者的细绳纹陶代表了巴丹群岛最早的陶器，素面红衣陶年代不晚于距今4000年，而瑞拉农的细绳纹陶可早至距今4200年，这也是目前考古学确认的南岛语族从中国台湾抵达菲律宾最早的时间。
（三）吕宋岛北部
吕宋岛系统性新石器时代考古始于1971年卡加延河流域（Cagayan Valley）以玛嘎皮（Magapit）为代表的贝丘遗址群的考古工作。50余年来，共发现30余处贝丘遗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米格尔·苏普内特（Miguel Supnet）、莱迪维科·卡皮纳（Ledivico Capina）和盖尔兰（Gaerlan）（下层）三处遗址，距今7000～4000年，均未见陶器。距今4000～3700年，盖尔兰（上层）仍是贝丘堆积，但出现了红衣陶。目前，出土红衣陶年代较早的有盖尔兰、伊里加延（Irigayen）、纳萨巴兰和玛嘎皮四处遗址。
1.盖尔兰遗址 包含早晚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早期遗物除贝壳和兽骨外，其余为燧石和安山岩石片，年代为距今4295～4090年。晚期遗存出现了红衣陶，年代为距今4092～3687年。囿于材料尚未发表，这些陶片的器形、纹饰等尚不清楚。
2.伊里加延遗址 自上而下包含三个地层，第3层是出土红衣陶的早期文化层，陶器可辨器形有釜。其他共出的遗物有石锛、石片和鱼骨等，年代为距今3451～3161年。
3.纳萨巴兰遗址 位于卡加延河南岸的平原上。自下而上包括新石器时代、“间歇期”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堆积。其中，红衣陶仅见于新石器时代堆积，年代为距今4000～2600年，或可早至距今4200年。陶器以素面红衣陶为主，可辨器形有折肩罐、圈足钵和豆等。施纹陶片数量极少，施纹部位主要见于口沿、折肩、圈足等，纹饰有篦点纹、压印圆圈纹和刻划纹等，个别纹饰表面用石灰填充。
4.玛嘎皮遗址 位于卡加延河东岸的石灰岩矮山上，由五个不同地点的贝冢组成，包含新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两个阶段的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遗存材料未发表不详。晚段遗存主要分布在厚达5.5米的贝壳堆积内，遗物除石器、陶环、骨饰外，还有红衣陶，器形和纹饰均与纳萨巴兰遗址相似，但玛嘎皮遗址的一些纹饰更为复杂。近年来首次在贝丘堆积内发现了稻米，年代距今约3000年。
综合来看，巴丹群岛和卡加延河谷在距今4200～4000年间都出现了本区域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纹饰的红衣陶年代略晚，年代可早至距今3800～3600年。红衣陶在两地均有发现，且器形和纹饰几乎相同，但绳纹陶只出现在巴丹群岛。学者曾就巴丹群岛和吕宋岛卡加延河谷哪一地区是南岛语族进入菲律宾的第一站有过争论，现从以上分析及二者邻近的地理位置考虑，或许将它们所在的菲律宾北部地区整体视为南岛语族进入菲律宾的第一站是一个折衷但更合理的解释。
（四）马里亚纳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迄今也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马里亚纳群岛（The Marianas Archipelago）突然出现的以红衣陶等器物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无疑与外来人群有关。马里亚纳群岛的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关岛、天宁岛和塞班岛。目前至少在关岛的瑞提迪恩（Ritidian）、塔拉格（Tarague）和曼吉劳（Mangilao），天宁岛的塔加屋（House of Taga）和乌奈楚鲁（Unai Chulu），以及塞班岛的乌奈巴婆（Unai Bapot）、查兰飘（Chalan Piao）和阿楚高（Achugao）等八处遗址发现了距今3500年或更早的红衣陶。其中，以瑞提迪恩、塔加屋和乌奈巴婆这三处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
1.瑞提迪恩遗址 位于关岛北端石灰岩高原西侧的瑞提迪恩海滩附近，由三处相邻的地点组成，包括最北的滨海居住遗址（Palaeoshore Habitation）35号坑（Fenceline Pit 35）地点、西南约300米岩画洞（Pictograph Cave）的星洞（Star Cave）和其东南50米俗称海滩洞（Beach Cave）的第一洞（First Cave）。
滨海居住遗址地处潮间带，早期遗物距地表深2.35～2.6米，除燧石石锛的毛坯、贝珠、贝壳及鱼骨外，还发现了红衣陶。仅1件陶器口沿上饰圆圈戳印纹，其余均为素面，器形以小型釜为主，年代为距今3500～3300年。
星洞的早期遗存主要分布在洞口，陶器以极薄（陶胎仅厚0.5～2毫米）的素面红衣陶为主，器形为小型釜。另有较厚重的大型釜，器身上半部饰滚压的绳纹，下半部施红衣，年代为距今约3500年。
第一洞的早期遗存也主要分布在洞口。陶器以小型的釜、钵为主，纹饰风格多样，包括拍印篮纹、成排分布的戳印圆圈纹、刺点纹和不规则圆圈刻划纹等，个别纹饰凹槽内嵌有白石灰。年代为距今3500～3300年。
根据古环境复原以及三处地点出土遗物的对比分析，发掘者认为35号坑地点是日常居住生活区，星洞和第一洞除了为居住区提供水源外，主要用于不同的仪式活动。
2.塔加屋遗址 位于天宁岛南部。早期陶器以红衣陶为主，另有少量的黑陶。器形包括圜底釜、钵和折肩罐，陶胎薄，多数厚仅1～2毫米。有纹饰的陶片数量所占比例不到1%，一般见于口沿或折肩附近。纹饰多样，包括圈印纹、刻划的圆圈纹、刺点纹、篦点纹、刻划弦纹以及上述纹饰组成的复杂的组合纹饰，且常用白石灰填充以凸显纹饰，年代为距今3400年左右。
3.乌奈巴婆遗址 位于塞班岛的劳劳海湾（Laulau Bay）北端，其早期遗存年代不晚于距今3500年。遗物以红衣陶为主，另有少量的黑陶。器形以小型的圜底釜、钵和折沿罐为主，个别有折肩或折腹。有纹饰的陶片数量很少，纹饰整体风格与塔加屋遗址类似，但出现了不同于塔加屋遗址的拍印纹（Paddle-impressed）。
总体来看，马里亚纳群岛最早的红衣陶的年代不晚于距今3500年，并延续至距今3100年左右。虽然分别晚于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同类器物至少700年和500年，但仍比近大洋洲俾斯麦群岛距今3350年的拉皮塔文化（Lapita Culture）早了150年。
四、新路线的提出
通过对菲律宾、马里亚纳群岛以及拉皮塔文化红衣陶的比较分析，结合语言学的证据，有学者提出了一条南岛语族从岛屿东南亚向太平洋地区迁徙的新路线，即距今3500年，南岛语族的一支从菲律宾北部向东横跨2300公里的海洋，最终抵达马里亚纳群岛。这是史前人类航海史上距离最远的一次航行，也改变了拉皮塔文化是远大洋洲东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传统认识。
最新研究表明，考古学视角下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过程，约始于距今5000年，止于距今700年。这一长达4300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距今5000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农业特征的前南岛语族跨越台湾海峡进入台湾岛，在此定居、发展近1000年，并留下了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即“大坌坑文化”，其语言也被语言学家称为“原南岛语”。
第二阶段：约距今4200年，一部分南岛语族人群开始走出台湾地区向外迁移，首先抵达菲律宾北部的巴丹群岛和吕宋岛的卡加延河谷，并持续向其他地区扩散。至距今3500年，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支人群向东横跨2300公里的海洋，抵达西密克罗尼西亚的马里亚纳群岛；另一支人群则继续向南，抵达印尼、马来群岛中的苏拉威西和婆罗洲等地。
第三阶段：苏拉威西和婆罗洲的南岛语族人群兵分几路，其中一路向东迁移，可能同一小部分来自马里亚纳群岛的南岛语族人群，于距今约3350年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部的俾斯麦群岛，在创造了著名的拉皮塔文化后，继续向东南和西北方向扩散。
向东南方向扩散的人群，在距今3100～2800年这短短300年内，先后抵达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斐济、汤加和萨摩亚群岛等地，这也是拉皮塔文化在美拉尼西亚和西波利尼西亚地区的扩散过程。汤加和萨摩亚群岛的拉皮塔文化南岛语族人群，在此停留了约2000年才继续向东扩散。他们于距今2300～1700年留下了波利尼西亚素面陶（Polynesian Plain Ware）文化。
向西北方向扩散的一支，约距今3000年抵达西太平洋的帕劳群岛（Palau），距今2000年左右出现在雅浦岛（Yap），距今1800年占据了密克罗尼西亚的中-东部地区，这是拉皮塔文化在密克罗尼西亚扩散的大致过程。
另有一路在某个未知的时间节点从婆罗洲西南部向马来半岛和大陆东南亚迁移，于距今2800～2700年抵达越南；还有一路也在某个未知的时间节点从婆罗洲东南部沿着中南半岛和印度海岸西迁，最终在距今1500年或更晚抵达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
第四阶段：距今1000年左右，西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族人群，在登陆社会群岛和大溪地后的一两百年内，迅速占领了以夏威夷岛、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岛为边界的所谓东波利尼西亚三角地区内的其他岛屿，形成了东波利尼西亚文化圈。至此，南岛语族的迁徙之路基本完结。
五、余 论
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一国际前沿课题的解决，离不开以福建、广东沿海及海南岛为核心的环南中国海北岸地区的考古工作。由咸头岭遗址的发掘，臧振华等学者认为大坌坑文化中石锛、彩陶等文化因素都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找到相似特征，进而认为珠江三角洲是大坌坑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近年来，在福建平潭岛新发现了15处史前遗址，并发掘了祠堂后、龟山和东花丘等遗址。其中，祠堂后遗址的年代早于壳丘头遗址，为距今7000年。此外，在连江县亮岛上的岛尾Ⅰ遗址还发现了2座墓葬。其中，1号墓为仰身屈肢葬，墓主为年龄在30～35岁之间的成年男性，骨骼特征显示其为澳美人种，据测年结果，年代为距今8185～8035年。2号墓为仰身直肢葬，墓主可能是30岁左右的成年女性。骨骼特征显示其为蒙古人种，据测年结果，年代为距今7620～7570年。这些新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填补了区域空白，更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陵水、三亚为核心的海南岛东南沿海地区“英墩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这一距今6000～3000年史前文化序列的建立，以及万宁湾仔头遗址不晚于距今3500年史前稻米遗存的发现，学者逐渐认识到海南岛史前文化在探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中的潜力。特别是莲子湾遗存的红衣陶，其风格和年代与大坌坑文化晚期的同类器物相当。此类红衣陶，以折肩罐和圈足豆为主要器形，是目前国际考古学界视为南岛语族向岛屿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扩散的主要标志物之一。如此，便直接将海南岛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南岛语族联系起来。
然而，海南岛现存的南岛语族（回辉人），其祖先多是宋元时期因躲避战乱从越南中南部地区的占城迁徙而来，其语言回辉话（Tsat）属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Proto Malayo-Polynesian）的占北语分支。比回辉人更早定居的黎族人的语言（Hlai）通常被归类为壮侗语，是台-卡岱语系（Tai-Kadai）的一部分，并不属于南岛语，但国际语言学家多认为原台-卡岱语（Proto-Tai-Kadai）与原南岛语有着深远的密切关系，这两个语系人群的史前文化也因此有极强的相似性。以沙加尔（Sagart）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则认为台-卡岱语系（壮侗语）就是南岛语，是与原马来-波利尼西亚语并列的一个南岛语分支，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南岛-壮侗一体”的看法。尽管语言学家的这些认识仍有待于考古学的验证，但海南岛史前考古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中的潜力可见一斑。
以福建、广东和海南岛为核心的环南中国海北岸地区在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这一区域的史前文化因不同语系人群之间的频繁接触和流动呈现出复杂的历史图景，但并非这一区域的考古发现都与南岛语族有关。南岛语族的出现与形成应不是从这一区域的旧石器时代开始的，也与中原汉人南迁以后的历史时期考古关联较弱，因而要把研究聚焦在环南中国海北岸距今6000～3500年这一阶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尽管目前遗传学研究表明南岛语族起源于福建及毗邻地区，可早至距今8400年。只有在考古学家与语言学家、体质人类学家及遗传学家通力合作的基础上，从这一区域瀚如烟海的考古材料中辨别出属于南岛语族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定义考古学意义上的南岛语族人群和南岛语族文化，才能从环南中国海北岸地区史前文化形成、发展及变迁的角度来深入解读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一人类迁徙行为，进而构建中国学者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一国际学术课题的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