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2月5日，李济和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期间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当年10月15日到12月初，李济主持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在近代考古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李济因此被称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关于李济晋南汾河流域考古调查和发掘西阴村的学术目的，研究者大多认为与文献记载的尧舜禹都邑在晋南有关，即李济的这些考古活动是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孙庆伟分析相关观点后指出，“李济汾河调查与西阴村发掘的真正目标，他完全是针对安特生仰韶文化研究而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观点。因为这是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工作，学术目的的明确对于中国考古学史和考古学诞生初期的价值取向研究有重要意义。笔者在梳理夏文化相关观点的理论背景和形成过程时，对此问题有所思考。遂不揣浅陋而成此文，不足之处，请专家指正。
一、学术背景和调查缘起
结束晋南考古调查和西阴村发掘后，李济先后刊布《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详细介绍了相关发现和认识。将李济的工作放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学术背景下，结合其记述，就能发现他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和探索夏文化的初衷。
传统史学认为中国历史上商朝之前有一个夏王朝。《尚书》等先秦文献和商周青铜铭文对夏或禹的记述，反映出人们对夏的记忆或认识。《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已经表达出华夷有别、华夏正统的观念。这种观念影响深远。司马迁在记述五帝、夏商周秦等历史时，认为所有的族群起源都与黄帝密切关联，先秦历史成了以华夏为正统的族群单线进化过程。他对于夏朝世系和历史的记述，更成为传统史家长期以来笃信夏王朝确切存在的依据。历史上后代偏远地区的族群或以攀附于华夏为荣。如《魏书·帝纪第一》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源于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与夏毫无关系，可是史官仍将其族源与黄帝联系于一起。
传统夏代史观和华夏正统人文观念长期以来深入人心。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倡导的疑古运动让人们的古史观发生了变化。1922年，顾颉刚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论断。此后从1923年4月开始，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派和刘掞藜、胡堇人等人对疑古派的质疑，论战持续九个月之久。1924年2月，胡适撰文支持顾颉刚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1926年9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胡适称该书的出版“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他还指出，“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作为当时史学界的领袖，胡适的评价对当时人们的夏代史观影响极大。原来普遍认同的夏代“信史”，在疑古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仿佛只是历朝史官添枝加叶而绘就的一幅朦胧山水画。在“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的情况下，如何为建立新的古史观而开辟道路，就成了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重建夏代“信史”也就自然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初期需要面对的任务。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经受了欧美列强长期侵略和压迫，到民国时期仍无法摆脱各种内忧外患。在史学界，瑞典人安特生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仰韶文化西来说”。这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又一个极大冲击。中国知识分子自幼熟读古典文献，长期以来形成的史学传统让他们相信三皇五帝才是中国的人文始祖，《诗经·大雅·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诗经·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些关于中国人起源的记载，虽然充满了浓重的神话色彩，可也已经成为一种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心中。而在那个时代，却忽然提出我们的老祖先是从新疆一带的中亚那边过来的！这是让他们从情感上无法接受的。如民国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在1931年与安特生的通信中就指出“夏等于仰韶的观点”是“一种良好的初步假设”。对此陈星灿评价说，“丁文江是一个严谨的受过西方科学系统训练的顶尖学者，又是一个自幼浸淫在传统儒家文化里的中国人，他的一生事业无不受这两种因素的支配”，“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又不得不相信禹夏等等尚未证实的古史”。可是，安特生“仰韶文化西来说”的提出，是以他发掘和调查的大量考古实物资料为依据的。在证据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纵然充满了疑惑，但是要从科学上推翻其论断却并非易事。李济曾指出，“他（笔者注：指安特生）的更有名的《中国远古文化》所作的推论，是否完全符合地下的实在情形，以招致了不少的疑问，到现在已成为史前考古在中国的一件亟需解决的公案了”。面对“仰韶文化西来说”，从考古上找到实物资料以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以从文化上增强民族自信，是中国考古学诞生初期面临的又一项任务。
这是李济开展晋南汾河流域调查和西阴村发掘的学术背景。一方面，传统史学夏商史为中国早期“信史”的观念被打破了；另一方面，传统史学认为三皇五帝为中国文化源头和夏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认识被“仰韶文化西来说”颠覆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古学“西学东渐”而来。作为出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近代美国人类学教育归国的李济，在哪里开始考古工作、以哪一问题开始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自然是要经过一番考量的。
在调查结束后的报告里，李济仅提到受到了毕士博“做点野外工作”的建议，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在动手发掘之前，需要先做个初步调查。因此，我们商定，由我到山西南部沿着汾河流域去作一番考察，以确定有无进行考古发掘的可能性”。可见，毕士博的建议和进行调查以作为发掘的基础，是李济汾河流域调查的直接原因。也正是在确定了要去晋南调查之后，才会有清华校长曹云祥的配合和其它信件以说明此行的目的及当时考古工作的必要性。再加上恰巧有对史前考古极感兴趣、富有经验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的同行，这次调查很快就成行了。也正是在这次调查的最后阶段，李济一行“突然间”有些意外地发现了西阴村遗址。不过，李济没有明确说明其晋南之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将仔细分析其调查经过和工作重点，以探究他调查的初衷。
二、考古调查的主要经过、工作重点和学术目的
李济1926年2月7日抵达太原，做了些准备工作后即到介休，趁旧历新年观光了介休城，对当地居民作了一些人体测量并到绵山旅行。之后，于2月23日经过霍州夏门村，25日抵达临汾县。至此，调查工作真正开始。梳理李济的报告，我们可以勾勒出他工作的主要过程：25、26日考察与尧都有关系的临汾，27日探寻北仙女洞旧石器时代遗迹；2月28日、3月1日两天考察姑射山上石灰岩洞穴；3月1日晚更改调查目标，2、3日调查尧陵，5日发现响水河遗址，在中条山中往复穿行四天，19日寻访舜帝陵墓，22日开始寻访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陵墓，24日发现西阴村遗址。
分析调查报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调查的重点区域在临汾以南的晋南地区，重点对象是史籍记载的与夏史有关遗存。李济记述，“不打算在临汾以北作什么细致的考察”，明确地说明调查的重点区域在临汾以南，而这里正是古史记载的夏王朝初创时期王都中心所在。我们相信，李济之所以选择晋南作为调查区域，是因为该地区有大量与夏有关的遗存和传说。也就是说，李济调查前梳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调查工作是以晋南地区可能是夏文化分布区为线索的。而直到发现交头河、西阴村之前，他并不知道晋南有与仰韶村内涵相近的这两处遗址存在。试想，以中国之大，在没有公布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资料之前，李济会贸然前往晋南像瞎子摸鱼一般去调查吗？这是绝不可能的。所以，李济的调查是冲着晋南的夏门村、尧都、尧陵、舜陵、禹陵等与“夏代的一些古老传说”有关遗存去的。
2.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主要精力都放在与夏有关的遗存上。李济2月25日达临汾县，寻找尧都和旧石器时代遗迹未果后，于3月2日动身前去尧陵。他详细地记述了寻找尧陵的路线和尧陵的历史、位置、形貌等。对于其是否为真正的尧陵，李济希望“考古学家的铲子把它彻底弄清楚”，已经表达出发掘的愿望。在曲沃，为了在舜帝和夏代传说集中的中条山脉有所收获，他用了四天在山中往复穿行。虽然没有发现可以开展考古活动的前景，但毫无疑问，该地是他调查的重要地点。他是希望在此找到与夏有关遗存的。包括后来寻访舜陵、到传说夏朝中心的夏县工作，都是李济工作的重点。
3.两处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都是意外收获。交头河遗址的发现，是在3月4日发现了红色陶片后，才开始有意识地以此为线索寻找遗址，而遗址的发现也是在不经意的“突然间”。西阴村遗址的发现，是在夏县寻找禹陵途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这也说明，这两处遗址在被发现之前，李济等对当地史前遗址的分布或保存情况是一无所知的。在这之前，中国进行的考古活动仅有安特生沙锅屯和仰韶村的发掘与甘青地区河谷地带的仰韶文化调查、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宁夏水洞沟进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牙齿化石等几项。李济应该悉知安特生的工作并对仰韶村出土红陶和彩陶有所了解，但绝不可能提前知道晋南有仰韶文化遗址的存在。
4.报告中对与夏文化有关的地点和时间特别细致的记述，反映出李济对这些资料信息的重视。如特别提到霍州的夏门村、令人遐想的尧都临汾、传说中的夏朝中心夏县等地，还记述到在尧陵工作和离开的具体时间、舜陵与尧陵的比较等。
5.关于3月1日晚调查路线与方法更改的原因。孙庆伟指出，“1926年2月28日的晚上是李济汾河流域调查的转折点”。在这之后，李济开始在调查中兼顾历史遗址和史前定居点两方面内容。孙庆伟说，“可以想象，按照李济原有的设想，他是不会造访诸如‘尧陵’这类遗迹的”。我们同意他关于转折点的推断，但是对“李济原有的设想”却有不同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李济在改变工作思路之前应是以夏文化探索和旧石器时代的遗迹调查为重点的，在以后工作中才补充加入了“史前定居点”的调查内容。李济在报告中提到，抵达临汾后才开始正式的调查工作，可是在临汾“事实上就连关于他的都城（笔者注：指尧都）的精确位置的传说都没有”。这与他之前的遐想——尧是否在这里建造过一个典范城市或豪华宫殿是完全不符的。调查的首站无所收获，让他比较失望。李济2月27日至3月1日考察仙女洞和姑射山的石灰岩洞穴，目的是“怀着发掘一些旧石器时代遗迹的希望”，“但是毫无所获”。接着，“次日（笔者注：3月1日）我们沿着另一条路线离开这座山，并在山脚下作了进一步的考察，结果是再次落空”。正是李济这几天的“毫无所获”和“再次落空”，才让他在3月1日晚与袁复礼讨论更改调查路线。也就是说，李济调查的初衷是为了发现尧都一类的与夏文化有关遗存或旧石器时代洞穴遗迹，而“史前定居点”即新石器时代遗存并不是他之前的主要调查对象。在记述讨论后的结果时，李济说“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址、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我前进的路标”。这里首先提到历史遗址，并在“史前定居点”前特意加上“可能的”一词，也说明李济对发现“史前定居点”并没有充分的把握。
顺便提一下，李济是27日去的仙女洞，“第二天”调查了姑射山的五个洞，“次日”在“山脚下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晚上”与袁复礼进行的长时间讨论。因为1926年是阳历平年，所以他们讨论的时间应该是在1926年3月1日的晚上。
分析表明，李济的晋南汾河流域调查最初是以探索与夏有关的遗迹为目的的，而前期工作毫无所获，使其后来在工作中加大了对“史前定居点”的关注。这种改变促成李济发现了交头河和西阴村两处遗址，从而为西阴村的发掘提供了可能。
三、西阴村发掘的学术目的
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李济完成了西阴村遗址发掘。选定西阴村这处有仰韶文化内涵的遗址作为发掘点，而不是我们现在认定的处于夏代纪年范围之内或与早夏有关遗址，似乎偏离了李济赴晋南调查的初衷。不过我们认为，这与李济晋南调查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为探索夏文化而一以贯之的工作。
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报告第二部分，李济提到“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发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他说的“这文化”即安特生的仰韶文化，以现在的认识应该是指4900～2700B.C.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文化。可在当时，对仰韶文化年代的认识是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推定的甘肃仰韶文化六期的年代，其范围在3500～1700B.C.之间。安氏也由此认为“仰韶文化的六期都看作是商周文化的前身”，“仰韶文化与商文化也是相连接甚至是相交错的”。这也是李济在发掘西阴村前后对仰韶文化年代的认识。这种认识仅来自安特生，且直接影响了李济对西阴村遗址年代的判断。以此仰韶文化年代下限与史籍记载的夏商纪年比较，则仰韶文化的下限已经处在夏代纪年之内或接近于夏代的初创之年。
安特生对仰韶文化年代的错误认识影响了李济，也让李济相信西阴村仰韶遗存与夏有直接关联。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结论”部分，李济讨论了西阴村仰韶遗存的源头和年代。他发现西阴村陶器比中亚和甘青地区的陶器要发达，分析原因是“西阴村的陶人等到陶业发达到很高的程度方着手于加彩的实验，甘肃的陶人却在陶业尚粗陋的时候就加彩了”。在解释西阴村不带彩和带彩陶器的关系时他又说，“这地方陶业的演化自成一个统系，……西阴村的带彩的陶片并不显着什么抄袭的痕记”。也就是说，西阴村彩陶是从西方发展而来还是本地独立原始起源，李济无法判断。至于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李济说“比较西阴村全体的遗存与安特生所分的六期，那西阴村的遗存是最近于仰韶期（3200～2900B.C.）”。他又说“没有找着什么新的，比安特生所说更靠得住的证据”。可见，囿于资料和时代局限，李济对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存的年代认识是很模糊的。
年代认识的错误导致李济对仰韶与小屯文化的关系做出了错误判断，进而使他把以彩陶为典型表征的仰韶文化与夏联系起来。1929年秋，在小屯发掘中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带彩的陶片”，李济指出这是“殷商时代的古董”，进而“推定仰韶与小屯两种文化，不但有地域上的分别，大约很有时间的先后不同”。但对于仰韶与小屯文化相差的年代，李济说“殷墟的工作可以确切地证明仰韶的文化不得晚过历史上的殷商，并且要早若干世纪”，“要是我们认定安诺各期文化为一脉相承的演进，我们就不能不说仰韶与小屯也是同样的关系”。当时小屯文化已经被出土甲骨文证明属于商代晚期，在小屯文化和商文化的年代已经有确切证据和准确判断之后，李济仍然认为仰韶与小屯表现出“一脉相承的演进”关系。这不能不让我们推想到，李济当时是把仰韶文化当做夏王朝文化对待的。
实际上，李济对于仰韶文化是否为夏或早夏、仰韶文化与夏的关系，在很长时间都没有科学的判断。1934年，李济谈到仰韶文化的时代时说“它要比铜器时代及最初用文字的时代还要早些”。1944年，李济指出，“夏文化的实质，就考古学上说，尚是一个谜。即使我们承认它与彩陶文化有若干关系，但这也不能说明夏商之际的历史，是一种何景象”。很明显，李济认为夏文化与彩陶文化是有联系的。1948年，李济仍怀疑夏代是否有青铜器，说“夏代中国有了铜器没有，尚是考古学的一大问题”。西阴村发掘二十年后，李济尚无法断定夏代与没有青铜器的仰韶文化的关系。那么，在西阴村发掘之前呢？因为仰韶文化早于小屯，年代又处在夏代纪年之内，李济自然地将二者联系到一起。这正是李济在发现西阴村遗址后，就决定“即时再回原地发掘古迹”的主要原因。
1927年1月7日，李济致信弗利尔艺术馆介绍了西阴村的工作收获。此时，作为正式报告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尚未写就。在信中，李济提到西阴村的发现经过和发掘缘由时说：“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在寻访夏代帝王陵墓的途中发现的”，“选择西阴村这个史前遗址，主要是因为它覆盖的面积比交头河遗址为大；部分的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1928年11月李济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提到，“地点是山西南部，安邑（今夏县）的西阴村，距安邑甚近。夏县相传为夏都，靠不靠得住，现在不能知道”。在报告写作之前和出版之后，在给资助方的初步报告和知识青年的演讲中，李济都提到西阴村的发掘与夏都有关。这也让我们相信，他发掘西阴村的初衷中掺杂了太多探索夏文化的愿望。
总之，因为安特生对仰韶文化年代的推定及其对李济的影响、西阴村发现的彩陶及其所处在夏王朝王都中心的地理位置、晋南诸多关于夏或大禹的传说及其与尧舜禹有关的遗迹，让李济认定西阴村是一处夏代早期或初创之年的遗址。这对于李济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及它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才是李济西阴村发掘真正的学术目的。而在学术之外，李济深知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如山西在阎锡山治下相对良好的社会治安、遗址发掘避免了挖宝嫌疑并减少了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等。这是军阀混战的社会时局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和发掘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但决不是李济西阴村发掘的决定因素，和他的学术目的也没有直接关系。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