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盆地是江西考古的核心区域。清江盆地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40—50年代，饶惠元先生在盆地内发现了一系列遗址，筚路蓝缕，拉开了江西考古工作的序幕。在介绍发现时，他均直接使用“清江”二字。此处的“清江”当指所处的县名——“清江县”（现已改名为樟树市），并无清江盆地的概念。随后在此处展开的营盘里、吴城、筑卫城、大洋洲、樊城堆、拾年山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工作，同样未出现清江盆地的表述。最先将“清江盆地”这一名词用于考古工作始于2010年以后。刘慧中和周广明先生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大遗址考古（考古发现篇）——以江西樟树筑卫城为例》中首先使用这一地理范畴，指出“江西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始于1947年以后，从六十多年江西考古工作的收获和成绩来看，以樟树市为中心所在的清江盆地最为丰富和最有代表性”，并给出“包括樟树市大部分地区及丰城市西南部、新干县东北部”的大致范围。此后在此处展开的区域系统调查中提到“清江盆地包括樟树市大部分地区及丰城市西南部、新干县东北部，处赣中丘陵与鄱阳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属鄱阳湖平原的南缘部分”，并提供了一份《清江盆地区域大势图》。在后文中，调查者给出的范围“大体呈椭圆形，总面积约1300平方千米，地理坐标：北纬27°49′07″~28°09′15″，东经115°06′33″~115°42′23″”。经查对，此经纬度坐标恰与《清江盆地区域大势图》所覆盖的范围相吻合，这或许就是他们所认定的清江盆地的范围。但作者在文中并未指出清江盆地的明确边界以及具体依据，需要事先予以厘清。
江西的地势呈不规则的环状结构格局，东、西和南侧均为山地，北侧为低平的鄱阳湖平原。在边缘山地和鄱阳湖平原之间的赣中丘陵上分布着18个较大的凹陷盆地，清江盆地即是其中之一，面积约3600平方千米。根据地质学研究成果，清江盆地形成于晚白垩纪至新生代喜马拉雅期，是在燕山褶皱的基底上沿武功山北麓婺源大断裂形成的断陷盆地。当然，此乃地质学意义上的“清江盆地”，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地理基础，并不具有完全的考古学意义，还需要从此区域的地理态势加以分析。
一、独立之区域
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自新干冲出赣中丘陵地带，进入辽阔的下游冲积平原。赣江进入下游后，因为受周边地形阻隔，由南北向逐渐转为西南—东北走向，在丰城东北又重新折向北流。由整体的地理形势来看，此江段周边山系环绕，是一处相对封闭的空间。南侧，东西走向的武功山起自宜春西南，经新余南境，在新干县城南跨过赣江，与樟树南侧的玉华山等山峰相连，构成一列较为完整的山地，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与南侧的吉泰盆地间隔开。在九岭山、武功山之间，有一列自西向东连绵起伏的海拔300~500米的山岭，向东一直延伸到赣江西岸，同时也是袁水和北侧锦江的分水岭，构成了盆地的北侧边界。两列山地在新余市区以西的江口村附近相接，袁江也由此穿过，形成一道峡谷。1961年借地势在此筑坝，建成江口水库（今称仙女湖），恰反映此处的狭窄。袁江也由此处进入下游地区。在东侧，赣江转向南北流向处，玉华山余脉也呈南北走向，将赣江与东侧的抚河流域分隔开。由此，在以樟树市为中心，赣江下游的偏上处，西侧至新余江口，南侧以武功山-玉华山一线为界（经新干县城南），北侧至袁江和锦江分水岭，东侧至赣江和抚河分水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或可以樟树市的旧名清江县名之以清江盆地。盆地整体呈西南—东北走向，东西长约120千米，南北约30千米，面积约3600平方千米，包括今樟树市全部、新余市东部、丰城市大部、新干县北部等大片区域。
清江盆地内水系繁多，整体是以赣江为轴，西侧有袁江、肖江汇入，东侧有数支从山前流入的较小支流流入。袁江位于最南侧，西侧起自萍乡武功山脉，一路逶迤向东，经新余、樟树，最终在樟树张家山汇入赣江。自江口水库以下，袁江进入下游的低丘陵区，地貌上与中游的丘陵区有着明显的差别。肖江位于袁江、锦江分水岭之南，源自高安福建山南麓，整体由东北向西南，经樟树，在丰城泉港纳入赣江。著名的吴城遗址和樊城堆遗址都在肖江流域。盆地中部最低处为赣江和袁江的冲积平原，两侧为山前丘陵地带（二级阶地），再向外侧则为山地，形成中间低，四周高的基本态势。
二、自成之体系
清江盆地历来是江西考古工作的重镇。江西最早的考古工作即发轫于此。1947—1952年饶惠元先生在清江县及周边地区展开了江西最早的考古调查。江西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则是始于1956年江西省文管会对盆地内营盘里遗址的发掘。此后在盆地内多处地点的发掘工作构建起了本地的基本考古学文化序列，也凸显出清江盆地在考古上的独特价值。
清江盆地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拾年山一期文化。拾年山遗址位于新余市北郊，袁江下游支流蒙水河畔，也在清江盆地内。此类文化遗存现仅发现于拾年山遗址一处，对其分布范围等无法进一步加以探讨。新余拾年山一期文化在时代上应与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接近，距今约6000年。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江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包括修水下游的郑家坳类型、修水上游的修水山背类型、赣东北的社山头类型以及清江盆地的樊城堆文化。社山头类型距离较远，以下仅就位于赣江西岸的三支考古学文化略作分析。郑家坳类型得名于靖安郑家坳遗址的发掘。从文化面貌看，郑家坳类型与长江北岸的考古学文化联系更为密切一些，是江北的薛家岗文化在江南的一个分支。山背类型得名于在修水山背地区展开的调查。对于山背类型的分布范围，彭适凡先生曾认为主要分布在鄱阳湖滨、赣江下、中游地区的五十余处遗址，包括南昌、武宁及万年等地。李家和先生则提出不同看法。此后，彭先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山背文化分布范围很小，“总体面貌还是有其浓郁的土著地方特色，非其他考古学文化所能涵纳。它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在赣西北山区即修河支流奉乡水两岸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樊城堆文化主要发现于清江盆地内的樊城堆遗址、筑卫城遗址、拾年山遗址、营盘里遗址等处，周边的调查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樊城堆文化遗址等。在盆地以外仅有永丰尹家坪遗址一处樊城堆文化遗址。可见，樊城堆文化主要分布范围是清江盆地。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吴城文化的发现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有认识。清江盆地是吴城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除了命名地——吴城遗址外，还有牛城、新干大洋洲墓葬、中陵水库铜器群等一系列重要发现。另据调查，在樟树市范围内发现百余处遗址。吴城遗址位于肖江流域上游的经楼河畔，是一处有着完整城墙体系的大型城址。城垣近圆角方形，南北最宽处约800米，城垣周长约2960米，面积达61万平方米。城墙高出周围地面约2~3米。城址的时代从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岗上层时期延续到殷墟四期时期。在城址内除了城垣、城壕、城门外，还发现有居址、祭祀遗存、手工业遗存及墓葬等多种遗存。在城址内除了发现大量陶瓷器外，还出土有相当数量的青铜器，故而此地又称“铜城”。吴城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在长江以南发现确切的商时期遗存，同时也构建了本地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进一步探讨本地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牛城遗址位于赣江东岸山前丘陵的边缘地带，下方即为赣江冲积平原。城址由内城、外城和内河三部分组成，面积约32万平方米。牛城外城周长2565米，内城周长约1424米。城墙最高达到7.7米。在城址内发现有夯土台基（上有大型建筑基槽），周围有房址、用火痕迹、道路和礼仪性建筑等多种遗迹，还发现有墓葬、窑址等。根据在城址内多处地点的发掘，认为城墙始建于吴城文化第三期（相当于殷墟三、四期时期），但城内出土遗物表明城址从吴城文化第二期（相当于殷墟一期时期）即有活动，延续使用到西周初年。牛城遗址周围有大洋洲墓葬和中陵铜器群等重要发现。大洋洲墓葬内出土器物数量达1374年，其中青铜器有475件，另有大量的玉器和陶瓷器等。青铜礼器中仅鼎就有30件之多，且形体高大、纹饰绚丽，俱为精品。发掘者推断墓葬的下葬时间在吴城文化二期，大致相当于殷墟中期。墓内出土铜器的时间跨度从二里岗时期延续至殷墟二期。1976年，在牛城附近修建中陵水库时发现一批铜器，含大鼎5件，以及小铜鼎、甗、爵等，并伴随有大量陶器和釉陶器（原始瓷？）等，当时认为是西周时期遗物。此后有多位学者指出这批遗物应该是商代的。李朝远先生认为属商代晚期，施劲松先生则将其时代划定在二里岗至殷墟时期，唐际根先生认为其时代相对于中原地区的“中商二期”。这些发现反映出吴城文化人群已经具有显著的社会分层和等级结构，“是中国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
对于吴城文化的分布范围除了清江盆地外，曾有学者将赣西北长江沿岸和鄱阳湖西岸的一些遗址也纳入其中。如彭明瀚先生将吴城文化分为赣江下游、鄱阳湖西岸的石灰山类型和赣江中游、袁水流域的吴城类型。彭适凡先生指出赣江下游和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地区是吴城文化分布的另一个中心区，相关遗址有德安石灰山、陈家墩、界碑岭、蚌壳山、九江龙王岭、瑞昌铜岭铜矿、瑞昌檀树咀、九江神墩等遗址。但有学者通过系统对比考古资料，将赣北和鄱阳湖西岸的三代时期考古遗存分为龙王岭类型和石灰山文化，前者是商文化盘龙城类型之下的次级类型，后者时代是从小双桥时期延续至殷墟时期。从文化特征上，石灰山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吴城文化有相当的区别：吴城文化少见石灰山文化中占较多数量的挂黑衣陶；石灰山文化所见印纹硬陶器或原始瓷器未有吴城文化多；用器种类上，吴城文化比石灰山遗存更丰富，且制作技艺明显高于石灰山文化；石灰山文化受商文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石灰山文化尚未见到高等级聚落，且与铜矿或冶铜遗址密切相关等等。因此“石灰山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虽与吴城文化有一定的相近因素，但两者主体文化因素不同”。
与此同时，在赣江以东的赣东北和赣东地区的饶河和信江流域分布有万年文化，重要遗址有广丰社山头、婺源茅坦庄、都昌小张家以及鹰潭角山窑址等。万年文化的时代从二里岗时期延续至西周初年。万年文化是在当地史前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青铜时代文化，与吴城文化时代相当，分布地域毗邻，但文化内涵差距甚大；又与分布在闽北、浙南和苏南地区的文化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鄱阳湖的另一条支流——抚河流域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初步勾勒出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此流域的考古学文化显然面貌与清江盆地的并不一致，否则他们会直接借用清江盆地这一时期已经完备的文化谱系，而不是“粗线条勾勒出区域文化的演进特征”。由以上列举可见，在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清江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并且“有大规模的遗址，以及环绕大遗址的众多小型遗址，有文化中心和次中心。青铜器、文字、城墙、贫富分化等均已出现”，具有相当高的文明程度，已经进入了国家形态。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有着众星拱月的态势。
进入两周时期以后，在盆地内有以筑卫城为统领和代表的一系列遗存，仍体现出此区域的重要性。筑卫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发现，七十年代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2011—2012年，在城内发掘了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筑卫城位于赣江东岸二级阶地的边缘地带，北侧下方俯视赣江河谷。城址东西长410、南北宽360米，面积达14万平方米。通过对发掘资料的梳理，推断城址的时间年代为战国早中期。由规模看，筑卫城是江西地区东周时期最大的城址。以城址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大量同时期遗址，也有着国字山墓群、郭峰墓群、牛头山墓群等附属性遗存。国字山墓群位于筑卫城附近，共调查勘探发现五座形制较为统一的大型墓葬。墓葬位于小山或者台地顶部，除被破坏的一座（M3）不清楚外，均是东西双墓道的“中”字形竖穴土圹墓。其中M1，即国字山战国墓，位于高约５米的小台地顶部较为平坦的平台上。墓葬外围有东西长约80、南北宽约63米的近长方形围沟环绕。墓葬的主墓道向东，墓室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6、南北宽约14.4、深约6米，面积约230平方米。椁室周边是白膏泥、木炭和红生土分层夯筑而成的熟土二层台。椁室是由枕木、底板、侧板、及内部的立柱和上方的盖板构成长方形箱体，东西长约13.5、南北宽约11.4、高约2米。椁室内整齐地被分隔成25个小室。椁室内有7具棺木，其中主棺为船形独木棺。墓内残出有2600余件套随葬品，包括“旨翳戈（戟）”“不寿戈（戟）”等与越国王室相关的铭文资料。根据出土物等推断，该墓的时代在战国中期。墓葬体现出多种文化因素杂糅相处的特点。墓主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由位置可见，国字山战国墓是筑卫城城址的附属性遗存，墓主是城址的统治阶层。
在盆地中，还发现有诸多重要的两周，特别是东周时期的遗存。新干县城以西的赣江西岸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粮仓遗址。遗址位于赣江西岸的二级台地上，遗址范围南北2.5千米，东西1千米，是由城址、居住址、粮仓、陶窑和墓葬共同构成的大型遗址。遗址内发现成堆的绳纹板瓦和印纹陶片，粮仓内到处堆积着碳化的米粒。此遗址正处于赣江冲出赣中丘陵地带，进入清江盆地的隘口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筑卫城东北方向6.5千米处有丽城遗址。城址地处平台丘陵地，地势北高南低。在台地四周有高约3~6米的城垣环绕，外有环壕。城内面积约2万平方米。城内地面散布着方格纹、米字纹陶片。城址的时代可能在战国至汉代。丰城市的蹠口城遗址地处赣江西岸，城址面积约1200米（原文如此，存疑，是否为周长？）。城址由江滨几组起伏跌宕、朝拱合抱的岗岭陵阜组成，城有东西二门，内濠外堑。在城内出有青铜戈、戟、车马器，以及印纹陶片等属春秋—战国遗物。蹠口城正处于袁江和锦江分水岭的东端，是遏制赣江的绝佳处。
在盆地内还出土有与吴国、越国相关的铭文资料。据《西清古鉴甲编》记载，“乾隆二十有六年临江民耕地得古钟十一”。临江即江西临江府，是今樟树市。这批铜钟的器主是“工王皮之子者減”。虽然各家对“者減”究竟是何人还莫衷一是，但均认为是吴国王室成员，时代大致在春秋中期或晚期。清末，江西还出有与越国相关的“能原镈”2件，一件发现于清江盆地内，一件出土于北侧不远锦江流域的高安市。铜镈铭文是十分残泐的鸟虫篆，难以读懂，但各家都认定记载了春秋晚期越国史事。通过以上铭文资料，结合国字山战国墓内发现的与越国相关的文字材料，清江盆地或许先后为吴、越两国相控制，筑卫城是两国在此设置的边邑。与此同时，楚国北侧占据了沿江铜矿带，西侧进入罗霄山脉以西的湖南长沙一带，但未进入江西腹地。清江盆地成为应对楚国势力的前沿地带，安置在靖安、高安等地的离散徐人则成为两者之间的隔离和缓冲。
通过以上对清江盆地先秦时期，特别是新石器晚期、吴城文化时期和东周时期江西地区考古资料的大致梳理（图一），能够清晰感受到清江盆地在江西考古中的独特价值。首先清江盆地是一处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有着相对完备的文化发展序列。樊城堆文化、吴城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不仅仅得名于盆地内遗址，他们的主要分布范围也是在清江盆地内。盆地内有着吴城、牛城、筑卫城等各时期城址、新干大洋洲墓葬等重要遗存，表明盆地在文化发展的程度上超过江西的其他地区，是江西先秦时期最为核心的区域。
三、地理之条件
清江盆地在江西考古中的核心地位，除了文化本身的发展动因外，还基于清江盆地所处的有利的地理环境。
一定之文化必有一定之空间予以保障。足够的空间是人们获取资源、日常活动的基本保障。文化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更为广阔的空间，才能掌控和调动更多的人口、资源，为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和形态提供支撑。清江盆地广阔的地域是其能够得到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赣中丘陵地带中的诸多盆地中，清江盆地面积仅次于吉泰盆地（4500平方千米），远大于其他盆地，如宜黄盆地（2880平方千米）、赣州盆地（1570平方千米）。同时清江盆地内并无高山阻隔，多条河流组织起来的网络反而得人们交通，使盆地成为一个完整的网络体系。而其他文化区域，则由于山川阻隔，大多局促于一隅，在修水流域，上游有新石器时代的山背类型，下游支流潦河流域的靖安县有新石器时代的郑家坳类型、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以及徐国青铜器等发现。但此处为九岭山区，河谷纵深，难以开拓发展。规模巨大的李洲坳墓葬即坐落在山间谷地中，基本没有可供发展的空间。
通过调查发现清江盆地的古代遗址并非位于最低处的赣江冲积平原上，而都是位于丘陵地带上。即使是地势较低的郭峰墓葬，实际上位于由山前丘陵延伸出的低矮岗地上，并非是坐落在一马平川的赣江冲积平原上。1982年在清江县（今樟树市）进行的一次文物普查，发现百余处商周遗址，其中商代遗址11处，西周遗址78处、东周遗址75处，这些遗址分布在肖江、濛河、袁江、雌溪、沉香溪附近的丘陵谷地上，皆为岗丘类型遗址，直到东周时期，人们开发沟重点仍然是丘陵谷地，仅仅是尝试下到赣江河谷平原。因此，山前丘陵地带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够承载遗址的数量和文化的发达程度。在清江盆地南侧，沿着玉华山前有一道3~8千米宽的山前丘陵地带，牛城、筑卫城、营盘里等遗址即位于这片丘陵的边缘地带。狗颈水、洋湖河、芗溪等从山地流出，流经丘陵地带，最终汇入赣江。沿着各条溪水，两岸均发现有大量遗址。清江盆地北侧（赣江北岸）为袁江下游地区和肖江流域，流经区域基本为低矮丘陵，众多河流呈叶脉状，覆盖了广大的区域。拾年山遗址流经的蒙水（袁江支流之一）流域面积达494平方千米。肖江的流域面积更是达1213平方千米，吴城遗址流经的山前河是肖江的主要支流，流域面积达291平方千米。如此广袤的面积，为人们的生存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除了前文所引1982年的调查外，在此区域内还有着相当数量的发现。新余陈家遗址即在蒙水流域。新余出土过两件西周时期铜钟，一件出于罗坊陈家的一座土坑木椁墓，另一件出于水西家山，均在袁江下游北岸的丘陵地带。袁江北岸发掘过钱家山遗址，周围还有狮子山、龙王口，河里下、铁树下等商周时期遗址。赵家山遗址、龚门山遗址挨着袁江南岸支流南安河。在吴城遗址附近发现有大城、凤凰山、狮子山等遗址。1986年，肖江支流城河左近的高安太阳墟发现一座春秋墓，出土一批越式鼎。
清江盆地处于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则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顾炎武称江西“大江迆西，川谷环萦。惟十三郡，罗列图经。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形胜之区，险兼阻并。彭蠡汪濊，庐岳峥嵘。左江右湖，风气澄清。勿谓壤遐，近于蕃屏。绵谿延岭，控带荆、衡”。这段话总结出江西地理环境的三大特点：环状结构的地貌格局；以鄱阳湖为中心的“万水归五、五水归一”的水系结构。江西整体呈面向北方的U字形盆地，东、西和南面均为山脉环绕，北侧的鄱阳湖平原是为盆底。源自周边山区的赣江、信江、抚河、修水和饶江等五水汇聚入鄱阳湖。由此，形成了以北侧的鄱阳湖平原为中心，以水路、谷地为交通线的格局，位于鄱阳湖平原南端的清江盆地正当其利。
现今，清江盆地内有两条铁路线——浙赣铁路和京九铁路，两者在盆地的东北角向塘一带交汇。京九铁路大致呈南北向，基本顺赣江河谷而行，经由丰城、樟树至新干，走向与旁侧的105国道基本一致。京九线及105国道的走向可上溯至汉代。汉代由豫章郡至南海郡的交通线是由今南昌市经新淦（今樟树）、石阳（今吉水）、庐陵、赣县、南壄（今南康），越大庾岭横浦关（今小梅关），而至南海郡。这条线路与秦汉时期征伐南越有着密切关系。《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壄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在大余县池江乡的赣江上游的章江南岸发现有南壄城址，据南康县城仅30千米，旁边即为105国道，直通南侧的梅关。又汉武帝“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史记·南越列传》）。豫章当为豫章郡，横浦即横浦关，是今广东南雄东北、江西大余县西南大庾岭上的梅关，是粤赣之间的重要的关隘，105国道也由此入粤。京九铁路与105国道基本沿赣江河谷而行水路是古代最为便捷，也是运输量最大的交通方式，顺江一路上溯越过南岭是岭南与赣地、乃至中原地区沟通的重要通道，即京广古道。汉代在豫章郡所设县大都集中于赣北地区，赣南的新淦、安平、庐陵、赣县、南壄等基本沿赣江一路分布，正体现了对这条交通线的控制。清江盆地处于赣江中下游交界，卡住这条交通孔道的关键位置。浙赣线东侧起自杭州，经金华、衢州，经江西上饶、鹰潭、进贤至丰城、樟树，又西行新余、宜春的袁江河谷，过萍乡，进入湖南，通过株洲与京广线连通。这条线路主要利用了信江和袁江的谷地，向西循袁江而上，在宜春以西翻过分水岭，进入萍水河，与湘江水系相沟通。东侧主要沿着信江河谷一路向东，过怀玉山后进入金（华）衢（州）盆地，与东侧的钱塘江流域和环太湖地区相联通。这条线路在汉代也已经形成了。豫章郡至会稽郡是自馀干沿信江经今玉山而行，是为东段；豫章郡至长沙国是自新淦（今樟树）经宜春至湖南醴陵，是为西段，西段又称袁州大道、湘赣大道，是自古以来一条东西向的重要交通线。樟树市临江镇原先地处袁江入赣江处（成化二十一年前），是京广古道和浙赣大道的交汇点，也是宋代临江军、元代临江路、明清时期临江府所在地，同时也是南唐到1950年清江县（今樟树市）的驻地。临江“郡居江藩之枢纽，掖袁控瑞，通梁、粤，带虔、吉”（郭子章《乡邑表记》），清江县“当南粤、虔、吉舟车四会之冲”（吴鸾《建清江县议》）。可见清江盆地所处的枢纽地位。
此外，不同江段水运条件的限制，也导致清江平原成为辐辏之地。自新干以下，赣江进入下游，河道开阔，易于行船。据《清江县志》记载，赣江“常水季节河面宽200米，水深4至5米，通航船舶在100吨以上。枯水季节河面宽150米，水深1米左右，通航船舶在60吨以内”。上游则航运条件较差，赣江新干段有石老巷滩、新干滩、杜家滩、三湖滩等多处险滩，汛期多有暗礁，枯水期碍航。更向上游的峡江县境内有10余里的江面变窄，两岸对峙，江水束中，水流湍急，是赣江中游的要津。因此上游只能通行吨位相对较小的船只。西侧而来的袁江作为支流，特别是上游，能够开行其间的船只必定不如赣江主干。因此，当上游较小船进入下游后，往往会将货物换装的大船上，一来安全，二来也更为经济。因此清江盆地是商贸集中之地。如《江西厘税沿革志》记载：“江西襟江带湖，河流绵远，帆樯栉此，货物辐凑。昔时交通以临江之樟树、南昌之吴城镇为最。凡货物之由广东来赣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货物之由湘、鄂、皖、吴入江者，至吴城而趸存，至樟树而分销。”《清江县志》则称樟树“镇背野面河，濒临赣江，扼袁赣二水四通之地，上达虔吉两广，下走洪瑞皖鄂，东通闽浙，西连湘川，舟车辐辏，商贾云集，八省通衢，贸易胜地”。樟树为江南药材集散中心，又称“药都”，正是在有利地理条件下形成的。新干战国粮仓遗址是一座包括居住遗址、粮食仓库、陶窑和墓葬的城址。在遗址发掘过两个大型粮仓。粮仓平面呈长方形，长61.5、宽11米。粮仓是上有覆瓦的土木结构房子。仓内地面开有纵、横的沟槽。仓内到处堆积着厚0.3~1.2米的炭化稻米（经鉴定为梗米）。房间面积约676平方米，若以稻谷堆积厚度以2米计，房间内存储稻谷体积约1300立方米，大致合156吨稻米。在城址内应当不止这区区两座粮仓，可以推想该遗址的庞大规模。发现的粮仓座东朝西，正冲着赣江方向，方便利用水路运输。粮仓内出有铁斧，表明其时代或略晚，约在战国晚期，或更晚，可能与秦汉时期向岭南与福建的征伐相关。遗址处于赣江西岸，正处于从赣中丘陵地带进入鄱阳湖平原的节点处，不仅仅收集区域内的农业资源，更是发挥了转运的作用，更为彰显了清江盆地独特的地理优势。
如此有利的地理条件下，先秦时期清江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出现了多种文化汇聚于此的特征。对于樊城堆文化，曾有学者提出“樊城堆-石峡文化”的命名，囊括除了清江盆地的遗存外，还有赣北郑家坳文化、赣东北社山头遗存，甚至将湖南岱子坪一期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福建光泽的昙石山文化等等。这个范围显然失之过大，但反映出这些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还有学者指出闽江地区的昙石山文化与樊城堆文化在生产工具和陶器形制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樊城堆文化中可以发现赣北郑家坳文化的文化因素，如拾年山浅盘瓦状足鼎来自与郑家坳文化的盆形瓦状足鼎，拾年山文化较少见的圈足壶可在郑家坳文化找到同类器。拾年山墓地常见的无圹穴墓，正是郑家坳无圹穴墓的延续与扩展。石峡文化与樊城堆文化可由赣江相通，两者陶器形制均流行子口、三足、圈足器，其中以盘形鼎、凸棱喇叭形足陶豆最为接近。
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本区域为吴城文化分布范围。吴城文化的文化因素多样，除了本地文化因素外，还有着来自中原的浓郁商文化作风、湖北地区的商文化盘龙城文化因素、赣西、湘东的文化因素、宁镇地区湖熟文化因素，以及也与浙西环太湖地区和浙东北商代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赣江以东的万年文化也与同时期吴城文化有着密切交流，且是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更大一些。
进入东周，特别是战国以后，大量楚文化进入赣鄱地区，出现了显著的楚化过程。由位于江汉地区楚文化核心区进入江西，大致有两条线路：一是顺长江而下，再沿赣江南行，或是南下至湘中地区，由湘赣大道东行。不论哪条道路，都会交汇于清江盆地，盆地内作为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发现的最大城址——筑卫城是无法绕过的，甚至可能是关键性节点。这在樊城堆和筑卫城遗址商周时期地层中出土的典型楚式鬲得以窥见这一过程。国字山战国墓内除了本地文化因素，还有着突出的越文化因素，以及楚文化因素、群舒文化因素，更是本地区“多方辐辏”局面的充分体现。
四、未来之展望
以上是基于江西和清江盆地先秦时期考古收获，就其背后的地理因素进行的简单诠释和推想。地理因素是对区域文化的重要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活动也积极改造和适应这自然因素，日益摆脱了环境因素的束缚，由此诞生出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
清江盆地通过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其在江西考古中具有的核心地位。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清江盆地的考古工作在南中国考古中占据着突出位置。但纵观清江盆地的考古工作，距离真正体现其重要作用还有着相当距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没有完整构建起清江盆地内先秦时期的文化谱系。在盆地内最早的拾年山下层文化距今大约6000年。江西其他地区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老虎墩下层遗存。这预示着清江盆地内可能也有着时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樊城堆文化到吴城文化之间，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代前期，根据盆地内仔上遗址提供的线索，有学者提出江西有龙山时期和夏时期文化遗存，但总体而言，文化面貌并不明晰，遑论相关文化序列和谱系的构建。吴城—牛城文化以后的西周至战国时期，盆地内有着重要的发现，但更多的是着重于墓葬的清理，发掘的遗址仅有新余陈家、新余赵家山、樟树彭家山，以及筑卫城、樊城堆等，数量较少，尚未构建起明确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序列。在没有清晰的文化序列和谱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考古研究无异于缘木求鱼。
其次，盆地内考古研究并未开展系统的聚落考古研究。这一问题，首先体现在区域内的遗址分布状况掌握并不充分。当地文物部门曾经进行过多次调查，最早的当为饶惠元先生的先驱之功，此后80年代也在盆地内展开调查，并有着进一步的认识。进入新世纪以后，曾尝试在盆地内展开系统的考古调查，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总体而言，对盆地内遗存的分布状况，特别是围绕关键性城址、遗址的附属性遗存的分布状况还需要做进一步工作。如在樊城堆遗址所在的肖江支流进行的实验性调查中新发现遗址十余处。这些表明，本区域内遗址的分布状况需要进一步廓清，探索“宏观聚落形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对以中心性聚落为核心的多层级聚落结构有准确的认识，进而探索整体的社会状况。
聚落考古的另一个关注方向则在于遗址内部结构和布局，即所谓“微观聚落形态”。作为人类生活留存的孑遗，古代遗址必然会包含人类生活留下的各种类型的遗存。这些遗迹单位并非简单的拼凑，而是形成了有机的整体，直接体现了古代社会的一个断面。并且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遗迹的类型、数量、等级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直接体现了社会发展变化的进程。清江盆地内遗址，特别是大型城址的布局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吴城遗址开展工作相对较多，现有工作主要围绕城墙、城门，以及中部的“祭祀场”展开。但总体而言，对城圈所包围的四座低丘的具体功能分区缺乏明晰的认识。牛城城址通过调查，确认总面积不少于4平方千米，并确认了城址由内外两重城墙构成，但内部的进一步功能分区还不清楚。营盘里遗址上原有四座“土城”，囿于当时的发掘理念等，20世纪50年代的发掘更多关注于遗物本身，对遗址的布局关注不够。筑卫城城址前后虽经过三次发掘，前两次更多是关注于文化谱系的构建，第三次发掘了一座大型建筑基址，但对城址的布局情况，特别是城址西侧的遗存分布状况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此外丽城城址、新干界埠（战国粮仓）城址、蹠口城城址等均未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仅了解城址的大体范围，对内部布局的认识可以说是寥寥。
只有直面以上不足，通过的全方位、多角度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先秦时期的清江盆地。首先要有宏观视角，需要通过系统的区域考古调查，探索盆地内遗址分布状况，特别是关键性遗址（城址）周边遗址分布情况，才有助于盆地内整体的认识。其次是细部着手，通过关键性遗址（城址）的发掘和工作，接续构建起盆地内完整的文化谱系，了解关键性遗址布局状况、时空构架，从而对盆地内先秦时期社会的总体发展历程有较完整的认识。
更需要的是多方发力。考古学方法仅仅是认识古代社会的手段之一，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古代遗存时，难免会有某种无力感。这时就需要多学科手段的介入和积极参与。举个小例子，在赣江东岸有着牛城、营盘里和筑卫城等城址（遗址）。这些较大规模的遗址毫无例外的均地处赣江二级阶地的边缘地带，下方直接俯瞰赣江冲积平原。中心性遗址周边的遗址也都分布在二级阶地上，基本未见有分布到下方的冲积平原。而从战国晚期到汉代，以丽城遗址为代表，在冲积平原上开始有人类活动。这背后有怎样的动因？此外，在大洋洲墓葬和观上春秋墓均位于冲积平原上，如发掘报告即称大洋洲墓葬地处沙丘中。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来探索时空变化的过程，更需要借助古环境、人地关系等探索来更为全面的认识整个盆地。
以上对清江盆地考古工作的一些碎碎念。只有通过系统科学的工作，才能构建起江西考古的新高地，对清江盆地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有清楚的认识，进而彰显出清江盆地在江西乃至南中国先秦时期考古和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清江盆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