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东北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早期至龙山早期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从1906年起，以鸟居龙藏、佟柱臣、滨田耕作等为代表的中外学者持续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多次考古调查与发掘。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以红山后遗址第一期遗存为代表的文化面貌逐步明晰，1955年尹达将其命名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虽然最早在1921年的锦西沙锅屯就有零星发现，但同类遗存在半个世纪内都没有被辨识出来，直至1974年敖汉旗小河沿村南台地遗址的发掘，相关遗存才最终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而命名。经过学术界持续不断的艰辛探索，有关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各自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达成了诸多学术共识，然而，在涉及这两支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则分歧较大，至今未见统一的看法。我们认为，只有对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在时间、空间、文化内涵和来源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对比和考察，才有可能在两者关系问题上得出更加准确和较为深入的新认识。
一、红山文化的分期、年代、分布范围和阶段性特征
（一）分期与年代
1985年，郭大顺、马沙提出应该关注红山文化的分期问题。自此，学界对该问题的讨论持续了近40年，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针对红山文化的阶段性演变提出整体性的宏观认识，具体包括“两期说”“三期说”和“四期说”三种代表性观点。“两期说”：1986年，高美璇、李恭笃认为红山文化可分早、晚两期，早期以“红山后类型”为代表，晚期以“城子山类型”为代表。进入21世纪，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早期相当于后岗一期文化，晚期与庙底沟类型相近，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5500—5000年。“三期说”：1989年，杨虎将红山文化分为三期：早期，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属辽西地区铜石并用时代早期；中期，西水泉类型，属辽西地区铜石并用时代中期；晚期，东山嘴类型，属辽西地区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四期说”：1991年，朱延平指出，红山文化第一期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年代在老官台文化至半坡文化之间；第二期以兴隆洼F106为代表，年代与半坡文化相当；第三期以西水泉和蜘蛛山为代表，年代与庙底沟文化相当；第四期以牛河梁和东山嘴遗址为代表，年代大致在半坡四期。
第二类，对红山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展开系统、深入的分析，有“三期说”和“四期说”两种代表性观点。“三期说”：以张星德、赵宾福和杜战伟为代表。1991年，张星德将红山文化分为三期。早期年代与后岗一期文化相当，中期年代与庙底沟文化相当，晚期年代与半坡四期文化相当。红山文化的年代上限突破距今6000年，下限不晚于距今5000年，主要遗存在距今5500年。同年，赵宾福也提出“红山文化大致可区分为早、中、晚三期，三期的年代分别相当于陕晋豫地区的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2012年，赵宾福、薛振华将红山文化具体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4500—4000年，与半坡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年代相当；第二阶段，公元前4000—3500年，与庙底沟文化大体同时；第三阶段，公元前3500—3000年，与庙子沟文化基本同时。杜战伟的观点与此方案大同小异。“四期说”：以陈国庆和索秀芬为代表。2008年，陈国庆以白音长汗遗址四期遗存和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上层为标杆，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2011年，索秀芬、李少兵亦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年代为公元前4700—4500年，大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早期；第二期，年代为公元前4500—4000年，大致相当于后冈一期文化中、晚期；第三期，年代为公元前4000—3500年，相当于庙底沟文化；第四期，年代为公元前3500—3000年，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
综上，关于红山文化分期和年代的研究，各家观点虽不完全一致，但逐步趋同，特别是随着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重要遗址资料的详细公布，学者们的观点越加一致，不管是“三期说”还是“四期说”，其实都赞成红山文化大致经历了半坡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半坡四期文化/庙子沟文化三大阶段。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二）分布与类型
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红山文化的分布向北越过了西拉木伦河，向南到达华北平原和渤海东岸，向东翻越医巫闾山到下辽河西岸。不过，由于新材料的增加，一些学者对红山文化的类型划分有了新的看法，这也直接关系到学界对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的重新认定。总体而言，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类型的划分有两种思路。
一是具有时间早晚关系的类型划分。
第一，将红山文化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赤峰地区为代表的红山后类型，年代较早；二是以朝阳地区为代表的城子山类型，年代较晚。第二，将红山文化分为西水泉类型和东山咀类型。第三，将红山文化分为红山类型、东山咀类型、小河沿类型和其他类型。第四，将红山文化分为四棱山类型、红山后类型、城子山类型和山神庙类型。第五，将红山文化分为以“兴隆洼F133”为代表的遗存、西水泉类型和东山咀类型。
二是具有不同地域文化面貌的类型划分。
第一，将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类型，南部是以老哈河、大凌河和小凌河为中心的“牛河梁类型”，北部是以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为中心的“那斯台类型”。第二，将红山文化划分为魏家窝铺类型、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哈民忙哈类型和那斯台类型。
上述两种划分思路，只有第二种才是严格意义上具有地域特征而非时间早晚的地方类型划分，且焦点在于魏家窝铺类型和哈民忙哈类型是否成立。魏家窝铺遗址位于传统红山文化的分布区赤峰市境内，属于红山文化没有问题，但具体材料尚未公布，以“之”字纹为代表的地方类型划分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详细资料的刊发。哈民忙哈遗存是否属于红山文化尚在争论之中，不过，杜战伟、朱永刚已将相关遗存称为哈民忙哈文化或哈民文化，均视其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足以表明此类遗存与红山文化之间的面貌差异明显。
综上，虽然红山文化类型的划分方案多样，但根据考古出土材料，各种类型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址都集中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和大凌河流域，对此学界已无分歧。
（三）阶段性特征
以《以陶器为视角的红山文化发展阶段研究》和《从居址到墓地：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时代变迁与功能转变》为研究基础，参照学界对红山文化和牛河梁遗址的分期研究成果，结合最新公布的材料，我们将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距今6500—6000年）
典型单位：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早段（包括第⑤A层、⑤B层、N5H14－N5H18、N5H21－N5H23、N5H25－N5H28、N5H31、N5H34－N5H38、N5H41－N5H43、N5H46）和第二地点早段（以N2Z4H1为代表）；小东山遗址F2、F5、F8、F10、H12、H20、H22、H38－H43、G1等13个单位；西水泉遗址H2、F13和第2层；三道湾子遗址H1；二道梁遗址H151和H82；四棱山遗址Y1、T4；转子山遗址F1；兴隆洼遗址F133、F106；白音长汗遗址BF58②、BT306②、AH53；上机房营子遗址Y1和Y2；老牛槽遗址F1、F2、H2、H26、T27②、T37②和T50②；二道窝铺遗址F2、H5和T112②；魏家窝铺居住址。
陶器特征：典型器物至少包括钵、筒形罐、鼓腹壶、鼓腹瓮和斜口器。陶钵，A型腹较浅（图1，1－2），B型腹较深（图1，3－7）。除素面陶钵外，A型部分口沿施细密的斜向平行条纹，B型口沿或上腹施条带纹、三角纹和棋盘格纹。平底筒形罐，分A型弧鼓腹（图1，8－15）和B型斜直腹（图1，16－21）两型。A型弧腹罐口沿下常见泥条附加堆纹，腹身主体施满规整的“之”字纹，还有部分此类筒形罐口沿饰乳钉纹，腹部施刻划纹。B型斜直腹筒形罐除少数口部有附加堆纹或乳钉纹外，多数为通体施“之”字纹。部分A型弧鼓腹罐纹饰施在肩部以下（图1，14），少数B型斜直腹罐通体素面（图1，21）。鼓腹瓮，敛口甚，上腹圆鼓，下腹微弧。部分陶器上腹可见几何形彩陶装饰（图1，22－23）。鼓腹壶，按颈部形态分两型：A型束颈，器身施压印篦点“之”字纹（图1，24），B型短直颈，器身施各类几何纹样彩色图案（图1，25）。斜口器，整体数量虽少，但特征鲜明（图1，26）。
石器特征：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大类。磨制石器以石斧、石耜、石刀、磨盘和磨棒为代表（图2，2－4、8）。打制石器既有形体较大的砍（敲）砸器、石斧、石饼、石核（图2，1、6－7、9－11），也有形态较小的细石器，以石叶和石镞最具代表性（图2，5、12－13）。
房屋窑址：房屋（图3、上）根据平面形态不同，分两型。A型，“凸”字形。一类房屋主体呈圆形，如小东山F8，带朝西向的长条形门道；一类房屋主体呈方形或长方形，各遗址门道朝向具体不同，如二道梁F2为东南向，西台F202和老牛槽F1、F2为西南向，白音长汗BF8为正东向。B型，方形或长方形，未见门道，如西水泉F13和小东山F5、F2。窑址（图3、下）平面形制不统一。有的呈圆形，如上机房营子Y2；有的呈长三角形，如四棱山Y1；有的呈马蹄形，如上机房营子Y1；墓葬目前尚未发现。
中期（距今6000—5500年）
典型单位：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段（包括第④A层、④B层、④C层、N5ZCZ1、N5ZCZ2、N5JK1、N5JK4、N5JK5、N5Z1M5、N5Z1M6、N5H49）、第二地点中段（N2Z4M4、N2Z4M6－N2Z4M9）为代表、第十六地点早段（1979年发掘的第③层、79F1和2002－2003年发掘的第④层以及N16H97、N16M2、N16M7、N16M8）、第一地点早段（N1H3、N1J2）、第三地点早段；小东山遗址F1、F6、F7、F9、F11、H13、H21、H24、H26、H31、H34、H35、H40；西水泉遗址F17、H18、H1、T13①；二道梁遗址F5、F11和第2层；南台子遗址M13；大沁他拉遗址W（乌根包）9、W（乌根包）3、F（福盛泉）14、F（福盛泉）17等遗物为代表；白音长汗遗址BF2①、AF26①、AH34、M23；老牛槽遗址F5、H22、H23、H41；哈喇海沟遗址F1、F3、F4。
陶器特征：钵（图4，1－4）、平底筒形罐（图4，5－16）、盆（图5，11、19－20）占主体地位，瓮（图4，17－20）、尊形器（图5，5－8）、斜口器（图5，9－10）和双耳鼓腹罐（图5，13、17）数量虽少，但特征明显。“之”字纹和几何形彩色图案是陶器装饰的主流。相较早期，红山文化中期的陶器在种类、特征上都出现了一定的变化。首先，在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其他遗址少见的各类“异形器”，如三足杯（图5，12）、筒形器（图5，14－15）、“塔”形器等（图5，16）。在小东山遗址出土了同时期其他红山文化遗址很少见到的豆柄（图5，3－4）。其次，尊形器数量和种类开始增多（图5，5－8）。口部饰附加堆纹的各类平底筒形罐数量明显减少（图4，5－16）。在大沁他拉遗址，还新发现了腹部带环耳的筒形罐（图5，1－2）。
玉石器特征：石器在生活类居址中常见，墓葬中少见。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石耜、磨盘、磨棒等，形体较大（图6，1－4、12－17）。打制石器常见细石叶和刮削器（图6，5－11）。遗址不同，石器的种类和风格有别，如内蒙古翁牛特旗老牛槽遗址房屋内发现的琢、磨石器体型较大，打制的细石器较少，而小东山遗址发现的石器整体形体较小，常见打制规整的细石器。玉器罕见，仅发现了少量零星的玉制随葬品，如玉玦南台子M7：2和玉箍形器牛河梁N2Z4M8：1（图6，19－20）。
房屋墓葬：房屋按平面形制分四型（图7，下）。A型，圆形，不见门道，如小东山F9、F7。B型，“凸”字形，遗址不同，门道朝向有别，有的门道朝东，如哈喇海沟F4、F8，白音长汗AF26、BF2；有的门道朝西，如老牛槽F4、F5；有的门道朝南，如西水泉F17。C型，方形或圆角方形，未见门道，如小东山F1、F6。D型，“刀把”形，门道在房屋墙壁一侧，如二道梁F5、F11。墓葬数量较多，常见竖穴土坑墓，分两型（图7，上）。A型，形制规格较高，随葬品丰富。部分大型墓葬地表有积石，墓圹中不见积石，如牛河梁N16Z4M6；部分大型墓葬地表和墓圹中都有积石，如牛河梁N16Z4M4、N16Z4M5。B型，形制规格较小，根据墓圹中积石的有无和随葬品的多寡，分四亚型。Ba型，土坑墓圹中不见积石，也不见或少见随葬品，如牛河梁竖穴土坑墓M2、M7、M8和白音长汗M23。Bb型，土坑墓圹中不见积石，见有随葬品，部分墓葬随葬品较多，如南台子M13、牛河梁N2Z4M9。Bc型，土坑墓圹中有积石，但不见随葬品，如牛河梁N5Z1M6和白音长汗M14、M15、M18、M21－M23。Bd型，土坑墓圹中有积石，也见随葬品，如牛河梁N2Z4M8。积石冢是红山文化中期新出现的一种遗迹现象，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体积较小，冢体用碎石堆砌而成。常见一冢一墓或一冢多墓。如牛河梁第五地点N5ZCZ1、N5ZCZ2、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冢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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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宾福，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任瑞波，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