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西发现的三国时期佛教有关文物

　　1972年11月，在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县马头地区发现砖室墓一座，墓葬出土百余件器物。其中有一件青瓷堆塑谷仓罐，罐身颈部为堆塑的两层阁楼，楼门左侧有一人，高鼻、光头，双目直视，曲腿而坐，双手搁于膝上（图一）。这个光头高鼻的坐像应该是胡僧的形象。在所谓谷仓罐上贴塑或堆塑佛像是三国到两晋间吴地的常见现象，如浙江的武义、绍兴、上虞，江苏的南京、金坛等地都出土过类似的青瓷佛饰堆塑罐。此墓中还出土了两面铜镜，其中有一面铜镜直径20厘米，关于铜镜背面的图案，发掘者认为内区是草叶纹，外区连弧纹内是狩猎纹（图二∶1）。但如果仔细观察这面铜镜，可知这是一面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佛像夔凤镜。这面铜镜钮座周边是四叶柿蒂纹，镜的主纹是四组相对的双凤，镜的缘部是一周连弧纹带，连弧纹内有各种飞禽走兽，包括三足乌、玉兔、玄武、蟾蜍、猪等，其中有几个图案应该是摩羯、白象和飞天。白象和飞天都是佛教的形象，摩羯代表的黄道十二宫图形产生自古希腊，在公元前后传入印度，后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发掘者认为这个墓的时代是西晋前期，但对比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墓葬时代应该是三国东吴晚期。

　　1985年在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虎山发掘了两座西晋墓和一座南朝墓，其中一座西晋墓出土一面佛像夔凤镜（图二∶2）。该镜直径13.8厘米，宽素缘，扁圆钮，钮座外是四叶柿蒂纹，叶心饰神兽图案；四叶间是四组对凤，凤嘴衔一串果实，每对凤首之间有“大吉”等铭文。镜边缘是一圈十六个连弧纹，其中一个连弧纹内的纹饰有一个人像，头上有圆形项光，身躯横斜，两脚分开，双袖飘拂，作飞舞状，应该是佛教的飞天像。其左方圆弧内的图像与之相似，可能也是飞天。这座墓的墓砖上有西晋“太康九年”（288年）铭文，但王仲殊先生认为镜的制作年代要比墓的建造年代早，可到东吴中后期。

　　2.江西发现两晋时期佛教文物

　　1982年在宜春市黄栀山西晋墓出土一面画纹带沿佛像夔凤镜（图二∶3）。该镜直径16.5厘米，主纹是镜钮四周的四叶柿蒂纹和其间的四组对凤纹。主纹外有一圈十六个连弧纹，连弧纹内为朱雀、玄武等神兽。在连弧纹外镜缘位置还有一圈画纹带，共有十七个图案形象，其中一个图案为一尊飞天像，有项光，双臂弯曲上举，肩披帔帛，两腿分开，呈飞舞状。此飞天图案形象比靖安出土佛像夔凤镜中的飞天更修长、倾斜。

　　1983年，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博物馆采集了一面佛像夔凤镜，直径也是16.5厘米。经仔细比对，此镜和宜春黄栀山晋墓出土的佛像夔凤镜大小、图案完全一样，属于“同范镜”。

　　1981年在新干县塔下村发掘一座西晋墓，也出土一面画纹带沿夔凤镜（图二∶4）。此镜直径20.5厘米，纹饰布局与宜春黄栀山出土及新干采集铜镜类似。四叶柿蒂纹内以蟾蜍为主纹，十六个连弧纹内可见三足乌、白虎等纹饰，似乎有一个“飞天”；在最外圈的画纹带以S形条带隔成二十四曲，每曲一种图案，有玄武、朱雀、青龙、玉兔等，有一个似乎也是“飞天”。

　　宜春和新干所出三面佛像夔凤镜，相较于瑞昌马头和靖安虎山所出铜镜，时代略晚，纹饰也更复杂，镜外缘多了一圈画纹带。

　　2022年在瑞昌市白杨镇发掘一座西晋永熙元年（290年）墓葬，墓葬中出土一枚半圆方格铭文镜（M1︰4），镜中左右对置两个结跏趺坐的神像。此镜风格很像所谓“对置式佛兽镜”。

　　1997年在南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施工时，发掘了六座古墓葬，为西晋晚期到东晋的雷氏家族墓。其中M6出土器物中有一面铜镜和四枚金戒指。铜镜为一面佛像夔凤镜。钮座外是变形四叶纹，叶内是四神图案，四叶之间是四组对凤图案，主纹之外是十六个连弧纹，连弧纹内的纹饰有朱雀、三足乌、玉兔、羽人、蟾蜍、象等。其中有一个纹饰图案为一人，有项光，双手上举，两腿分开，身体倾斜，是飞天形象。同墓还出土四枚金戒指（图三），戒面向上伸出形成山形，戒环处压印有曲线纹，曲线纹四周刻出细小放射状纹饰，形成莲花座，莲花座上有佛像，佛像四周刻有放射状纹饰，形成“背光”。两枚戒指的佛像头、身、手臂和腿较为清楚，佛像结跏趺坐，双手交叠；另两枚戒指的佛像为半身坐佛，但手部动作不清晰。据发掘简报，此墓除了铜镜、铜镊子、金银饰品和料珠外，没有其他随葬品，墓主极有可能是一位佛教徒。南昌火车站M6出土的佛像夔凤镜较前述的宜春、新干等地的佛像夔凤镜简化，外缘的画纹带消失，仅留下较宽的素面缘。

　　在1996年发掘的南昌绳金塔晋墓也出土了一枚佛像金戒指，与南昌火车站晋墓出土金戒指风格相近。在同地发掘的西晋墓M1中出土过一面铜镜，由于锈蚀破损严重，纹饰不是很清晰，但从布局判断其是佛像夔凤镜。

　　1974年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发掘晋墓一座，该墓出土两面铜镜，其中一面是佛像夔凤镜（M1︰40）。这面佛像夔凤镜的主纹是四个单凤。在镜钮周边的四叶柿蒂纹中，相对的两叶柿蒂纹内各有一走兽。另两叶相对的柿蒂纹内有一佛像，有项光，坐于莲花座上（图四）。此镜王仲殊称为“变形佛像夔凤镜”，时代定为东晋中期，与墓葬时代一致。

　　1987年，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市博物馆在荣塘乡采集了一件青瓷博山炉（图五），由托盘、炉身、炉盖组成，高34.3厘米。炉身固定在托盘上，下半部为圆形束腰支筒，支筒外捏塑三个身背长鼓的舞人，头戴尖帽，身着长衫；炉身为钵状；炉盖由23个片状山峰环绕而成，山峰似莲瓣，合在一起形似莲花。其中15个山峰顶端分别站立展翅欲飞的鸟，飞鸟神态各异。炉盖与炉身相扣处留有一梯形缺口，作为炉门，炉门口两侧各有一人，右侧人似乎为一佛坐在莲花座上；炉门上端堆塑一朵团花，花朵上部有飞鸟一只。顶部有一四方顶的小亭，有飞鸟站立，小亭门户相通，前门外两侧各立一人，后门口一人手持双铙，亭内一人粘贴于内壁，此人双手合掌，作礼拜状。这件香炉堆塑的方式具有谷仓堆塑罐的遗风，胎较为疏松，釉为青黄色，具有洪州窑特点。南京花神大道东晋墓及宁丹路东晋墓出土过类似器物，因此此件青瓷博山炉时代应该是东晋。

　　博山炉是汉晋时期流行的器物，但博山形态一般都是蓬莱、方丈等道教神山，而这件博山炉片状山峰组成莲花状山，山上小亭内合掌礼拜的人物与亭外侍立两人应该是一佛（菩萨）二侍的形象，呈现的是灵鹫山的样子。结合炉门上的团花（宝相花）和飞鸟，表现的应该是佛祖说法的场景。类似的器物在江西永丰也有出土，但装饰明显简化，只保留片状莲花山形象，时代要晚于丰城的，为南朝器物。在福建福州金鸡山、政和松源、新口等地南朝墓也发现很多莲花状香炉，都是洪州窑的产品，而其他地方类似的器物较为少见。江西福建地区在两晋南朝时是江州辖区，也是洪州窑的主要销售地。

　　除了这些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器物外，江西各地博物馆还收藏了这一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文物。如江西省博物馆收藏有两面晋代变形佛像夔凤镜，其中一面铜镜四叶纹中一叶内有一个飞天形象，外圈连弧纹内有一带背光的坐佛；另一面变形佛像夔凤镜外圈的连弧纹中有一个飞天形象。南昌市博物馆收藏的西晋对置式神兽镜除了有东王公与西王母并列在一起，对置而坐的神像均坐于龙虎座莲台上，显然是佛像。还有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东晋莲瓣纹鸡首壶和南昌市博物馆收藏的莲花山状香炉（图六）等，可见江西地区三国两晋时期有关佛教的文物有一定数量。

　　1982年在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发掘了一处砖石结构遗迹，出土了包括青铜棺椁、琉璃瓶、青铜熏炉和两个青铜盖盒等六件器物。发掘者把遗迹判断为汉墓，把出土文物也当作汉代佛教文物。但出土的青铜棺椁和琉璃瓶实际是唐代常见的舍利容器，青铜盖盒是隋唐时期流行的塔式罐样式。这一砖室遗迹长2、宽1.5、高2米，应该是某个被毁弃的唐代舍利塔的地宫，遗迹中间青铜棺椁周边的砖构结构是放置舍利函的灵帐。这些文物出土地附近有永新著名古刹松林寺，也许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一批佛教文物虽然时代是唐代，并没有早到汉代，但仍是十分重要的佛教文物。

　　目前在南方地区发现的佛教形象要早于中原地区，以四川为最早，且进入三国时期后，发现的佛教形象多在孙吴统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以有学者认为佛教形象首先流行于南方长江流域，由佛教南传之路传入，总结起来其途径大致是：一是从印度阿萨姆等地翻越青藏高原或通过滇缅道再进入四川，然后沿长江东传；二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天竺经扶南到交趾（今越南北部）再从广州、合浦、徐闻一带登陆，往长江流域传播。至于江西的早期佛教是由其中哪一条线路传入，要具体分析。

　　目前发现江西最早的佛教文物是瑞昌马头东吴墓的佛像夔凤镜和堆塑谷仓罐，都可以在江西周边省份找到同时代类似的器物。佛像夔凤镜主要出土于湖北鄂州、浙江的东北部以及江西地区，湖南和江苏也有少量发现，王仲殊先生认为这一类铜镜的产地是湖北鄂州。而堆塑谷仓罐多见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被认为是越窑系的产品。瑞昌在长江南岸，距六朝时江州治所不远，江州掌控上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所以在瑞昌东吴墓内同时见到鄂州产的佛像夔凤镜和越窑的堆塑谷仓罐并不奇怪。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推测最早的佛教器物是顺着长江进入江西境内的。不过，此佛像堆塑罐在江西是孤例，墓主身份似乎也特殊，墓中陶瓷器的长江下游特征是墓主身份的表现。除了这件佛像堆塑罐，其他的江西早期佛教器物都是佛像夔凤镜，因此，江西早期佛教文物更多是来自长江中上游。

　　但我们也要看到，江西发现的佛像夔凤镜的地点主要是南昌及其以南的赣江流域的新干（属庐陵郡）、宜春等地。据《高僧传》，东汉灵帝末年（188年），原在洛阳译经的西域胡僧安青（安世高）避乱南下，经浔阳（今江西九江）、庐山而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在豫章北郊建东寺，又叫大安寺。如若记载属实，东寺是江西佛教传入之始，也是江南地区第一个佛教寺庙。但目前江西并未发现早于东吴的佛教文物和遗址。也有学者认为，江南佛教始于东吴赤乌年间。据《高僧传·康僧会传》：“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康僧会于东吴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今江苏南京），结茅设佛像，进行译经传教。目前，不管江西还是江南其他地点发现的佛教文物，确实是没有早于赤乌十年的。而在此之后，佛像堆塑罐及佛像夔凤镜大量出现，应该是与康僧会的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而且有一个细节，康僧会早年居住在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他要到建业，路线应该是从广州或合浦一带顺珠江再转赣江北上路线最近，也最安全。而新干（庐陵）、宜春、南昌（豫章）都在这一线路附近。北上的僧侣在路途上发现合适的地点，就停下脚步建立寺庙，传法说道，附近的官民慢慢接受这一信仰，并在生活中使用含有佛教因素的产品，这都是符合逻辑的。据《江西佛教史》和刘丽芳统计，孙吴到西晋间，江西建有佛教寺庙大约二十座，豫章郡的南昌及其附近的安义、奉新、靖安有十座，庐陵郡各地有八座，江西南部的南康郡有两座。这两位学者的统计主要根据《高僧传》《世说新语》《水经注》和江西各地方志的记载，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也可以反映部分史实。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寺庙与佛像夔凤镜出土地点的分布十分吻合。

　　从江西发现的佛教文物的出土地点分析，最早的佛教文物虽然来自长江流域，但佛教信仰更可能还是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

　　从已收集的资料看，江西早期佛教文物有瓷器、铜器、金器等质地，在孙吴晚期开始出现，最早佛像只是作为附属装饰出现在堆塑罐和铜镜上，后来逐渐出现独立形象，这与佛教在江西的发展过程是相符的。

　　江西早期的佛教器物上的佛教因素还并不十分浓厚，只是作为器物的部分装饰出现，而且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作为主要纹饰，而是与东王公、西王母、四神等共存一体。佛教图像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代表性质还不明显。佛教虽已逐渐流行，但还没有进一步发展，佛教教义和各种仪礼制度还没有正规化、程式化，佛像只是作为一种祥瑞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混用于铜镜纹饰中，反映的是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社会对新传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态度和最初的认识。佛教在早期的传播也不得不依附于当时的儒道等学说，以求得生存。我们在这些早期佛教器物上看到的佛教形象多为胡人，在文献上看到传法译经的也多为胡僧，说明佛教的信仰虽然已经存在，但真正投入其中舍身出家的本地人恐怕还是少数。

　　由于两晋间社会的动荡，佛教的教义纾解了人们的困苦，佛教开始迎来大发展。随着佛教在社会上的盛行，不但在民间，上层统治阶级出于各种目的，开始对佛教进行提倡和维护。佛教的仪礼渐趋正规，佛像也越来越庄重，这就使得以佛像为日常用品纹饰的风习衰退。在这期间，江西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推动了佛教在江西的繁荣。一是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有大臣认为荆、扬二州疆土广远，难以统理，于是晋惠帝从扬州分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分武昌、桂阳、安城，合十郡置江州。东晋之后，江州成为牵制上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的重要力量，朝廷以重臣居之。由此，江州成为与荆州、扬州并重的区域，经济发展，人口剧增。而且由于江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方便与建康、荆州交往，又没有两地那么多政治纷争，于是很多高僧到江西开坛传法，如康僧渊、康法畅和支愍度等人从建康到豫章立寺，竺昙、佛陀耶舍以及悉咀多等在靖安、庐山、浔阳等地立寺，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江西的传播。二是慧远到庐山传法。据《高僧传》记载慧远于东晋孝武帝太和六年（381年），从荆州迁居庐山。在这之后近四十年间，慧远在庐山附近大建佛寺，同时翻译佛经，创立净土宗，推进佛教的传播。恒玄、刘裕、何无忌、卢循等权贵都曾希望借助慧远的影响，达官贵人纷纷拜在其门下，慧远居东晋佛教领袖地位，江西也成为此时南方佛教中心。在此影响下，江西佛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出家或在家修行成为居士的人不计其数。如江西土著豪族雷次宗拜慧远为师，成为居士，儒释双修，甚至成为佛门丧仪领域的专家。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原本只是在器物上偏居一隅的佛祖、菩萨或者飞天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形象。自东晋中期开始，铜镜或堆塑瓶上的佛像逐渐消失不见，而独立的佛像或佛教专用器物开始出现。南昌火车站东晋墓M6出土的佛像金戒指和佛像夔凤镜并处是这一趋势的开始；1974年南昌东晋中期墓出土的佛像夔凤镜比起西晋的同类镜，纹饰组合大为简化，佛像也十分简略。

　　雷氏家族是六朝时豫章著姓，以信奉道教闻名，如西晋时丰城令雷焕“妙达纬象”，善于望气；南昌火车站发现东晋永和八年（352年）的雷陔墓，从出土木方的内容可知墓主雷陔也是一名道教信徒；而距其仅几米远的同时期另一名家族成员（M6）却是一名佛教徒；晋末宋初的雷次宗则更是精通佛教教义的慧远高徒。两晋雷氏名人的精神信仰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思潮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关于丰城发现的莲花山样香炉，虽然没有可供参考年代的其他器物，但从胎釉及其发展过程等来看，推测其为东晋时期的洪州窑产品基本可信。这件熏炉表现的几乎都是佛教因素，与同时期的香炉明显不同，应为东晋时期开始出现的专门为佛教活动烧制的供器。到两晋之后，莲花山样香炉上的佛像、房屋全部消失不见，简化为单纯的莲花来表明其用途。

　　这件洪州窑生产的东晋莲花山样熏炉还反映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随着佛教在江西逐步盛行，洪州窑在南方地区崛起。从东汉到西晋，洪州窑生产的产品以日常生活器具和随葬明器为主，与越窑、瓯窑等相比，器型不够丰富，制作工艺也比较粗糙，如胎体疏松、胎釉结合差等。但从东晋到南朝，洪州窑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器型更丰富、规整，制作相对精良，并且出现了一部分其他瓷窑没有的器型，如高足盘、净瓶、五盅盘、莲花山样熏炉等。据对丰城龙凤乌龟山洪州窑址的发掘，在西晋到东晋早期，已出现刻划莲瓣纹的碗；而到了东晋中晚期，洪州窑开始大量生产刻划莲瓣纹的碗、盘、杯，刻划菊瓣纹的杯和剔刻莲瓣纹的碗等产品。陶瓷器是最常用的生活器具，最能体现社会风气的变化。带有莲瓣纹、菊花纹等佛教因素的产品的出现和流行，洪州窑要明显早于其他窑址。这体现了洪州窑生产者对社会风气变化的敏锐，也从侧面反映了两晋时期江西社会意识的微妙转变，当时佛教在江西地区已有广泛的传播。契合社会风气的洪州窑产品的流行，吸引了外地高水平窑工的加入，产品的质和量大大提升，甚至使得洪州窑的瓷器进入都城建康的高门大户宅中。

　　本文对江西发现的三国两晋时期和佛教有关的文物作了简单的梳理，并结合这些器物对佛教在江西传播发展早期的一些现象展开讨论。虽然江西发现的最早的佛教文物是从长江流域输入的，但佛教传入江西更可能是由南往北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的。江西早期的与佛教有关的器物大部分来自江西以外，如上游鄂州地区的铜镜和下游越窑的堆塑罐，随着佛教信仰在江西的传播，与之有关的器物也变成了本地生产的佛教瓷器供器。

　　佛教在江西乃至中国南方地区的早期传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还需深入的研究。除了本文列举的这些器物，在江西各级博物馆里应该还收藏相关文物；在东汉到两晋墓葬的墓砖上，深山大川的摩崖石刻中，也可能隐藏了相关线索。同时，对于已发现的器物，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对其原料成分、制作工艺等进行分析，明确产地。只有在对考古资料充分研究的前提下，再辩证地结合相关文献，才能大致地勾勒出问题的答案。

　　（作者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昌市博物馆 ）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