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祖国的西南边陲，雄踞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辽阔的青藏高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六亿年前它属于寒武纪古特提斯海——古地中海的一部分，随着“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逐渐抬升隆起。地质学的证据表明，在距今约4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地区已经完全升出了海面。在距今约2000万年到1000万年间，喜马拉雅地区迎来了其发展历史上最重要、最强烈的抬升运动，其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由此诞生。青藏高原古人类诞生的历史一直是全球考古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青藏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使得人类出现在高原的历史得到大大提前。藏北尼阿底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万—3万年，而最新发现的西藏西部革吉县梅龙达普洞穴遗址最早的一期人类遗迹，初步测年数据显示早于距今5.3万年，考古学家们认为“甚至可能早至距今10万年左右”。
从人类踏上高原之际，便开始了不断适应自然、生存发展的进程，并最终创造了高原文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青藏高原文明的发展进程当中，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它的发展走向？又是哪些文明对这个区域的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认识青藏高原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轨迹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认识西藏自古以来与中原关系的重大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中原、中原文化，是广义的概念，并非仅仅指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所谓中原文化指最初以中原地区为先进代表发展起来的广义上的中原文化。
一、史前时代：高原的生业基础及人类基因
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踏上青藏高原。虽然目前对于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区域、路径和方式还有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尚在讨论之中，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在距今10万年前后，青藏高原的核心区域——西藏高原的藏北、藏西等地已经有了一批季节性的“狩猎采集者”人群。他们的人数规模可能不会太大，在高原上季节性地从事狩猎采集所停驻的时间长短也无法确定。不过，从他们在各地的营地中所遗留下来的石制工具及其制作工艺特点来看，和我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之间具有着诸多共性。如藏北尼阿底遗址的石叶及制作技术，就与青藏高原东北侧旧石器时代遗址宁夏水洞沟及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山西沁水下川等很相似。在距今约15000年至3000年间，细石叶技术更是从中国的北部传至整个青藏高原。目前在青藏高原各地发现的早期细石器地点，都是以细石叶技术为主，同时伴之以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这些迹象都显示出，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人类在石器制作技术体系上，更多地受到了来自华北旧石器和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影响，虽然不排除这个时期在局部地区（如西藏西部）或许还有其他石器技术的传入，但其不是主流。
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和金属器时代，这是青藏高原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西藏考古的证据表明，在距今约5500年前，西藏高原东部的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昌都小恩达遗址，成为人类在青藏高原上最早的定居农业村落，标志着人类从狩猎采集阶段已经进入以农作物种植、制作陶器和磨光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对于人类这个阶段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人类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一步，他将其称为“农业革命”，认为：“改变人类经济的第一次革命，是人类控制了他们自身食物的供给。人类开始有选择地去种植、裁培可以供人食用的草、根茎和树木，并加以改良。”早年卡若遗址的发掘者童恩正也曾指出：“卡若这座原始村落，其时代至少绵延了一千余年。要维持如此长期的定居生活，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固定的生产部门，显然是不可能的。从卡若遗址出土的铲状器、锄状器、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及其在石器中所占的较大的比重来看，农业无疑是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主要的农作物则为粟米。当时人们已知饲养家畜，饲养的动物目前所知的只有猪一种。”
在这个重要的阶段，西藏高原最早出现的农作物是粟，也就是俗称的“小米”，这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广泛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之一，也是中原地区先民培育出的农作物品种。考古学家们早就注意到，西藏卡若遗址的粟作，很可能是从黄河上游地区传入的。近年来更有学者注意到与卡若遗址相邻近的青藏高原东麓，还有大渡河上游的刘家寨、哈休遗址和共和盆地的尕玛台、宗日遗址等，也都具有马家窑文化彩陶，以粟、黍等黄河流域常见的农作物为主，居址多为半地穴式。这些特征，可以说均为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典型特征，故西藏早期农业的诞生，很可能与黄河中上游、横断山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尤其是马家窑、宗日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述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高原人类生业基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也就是说，继华北和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对青藏高原的影响之后，进入高原农业的诞生这个时期，青藏高原的先民最先接触并且吸收的农业技术体系，很可能就是来自中原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而不是同时期西亚、中亚一带的麦作农业。小麦和大麦虽然后期也陆续传入青藏高原，但这已经延后近一千年。从青藏高原的考古学证据来看，大约在距今3000年之后，以邦嘎遗址为代表，曾经长期作为主要食物品种的粟才逐渐从高原人类的食物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大麦（青稞为其中的一个品种）为主的作物结构。
高原农业的产生，使得过去流动的、以狩猎采集生存方式活动于青藏高原的“游团”变成了定居村落中的农人。定居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在赖以生存的食物供应得到相对有效保障之后，人们有了多余的时间从事其他创造，由此开始诞生原始的艺术和宗教。从卡若遗址出土的著名的彩绘兽形双体陶罐可知，彩陶上面所饰的纹样与马家窑文化纹样相似，而做成双体兽形的精心设计与制作，不仅体现出原始艺术之美，甚至不排除已有某种原始宗教的含义蕴含其中。类似的器形过去在横断山脉的四川汉源狮子山遗址中曾有发现，而彩绘的连体陶罐也曾在青海民和马家窑文化有过出土，由此证明西藏卡若遗址的彩陶文化和黄河上游以及横断山脉的川西北、滇西北高原均有内在的联系，很可能是从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扩散而来的。可以设想，西藏卡若遗址中出土的这件陶器属于易碎的器物，不可能通过长距离的贸易传播而来，传播而来的只可能是制作这类彩陶的技术或观念，而制作者就是卡若先民中的工匠们。所以，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是高原文明进程中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从这个阶段伊始，来自中原文化的因素就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与考古学家们的工作几乎同时，分子人类学家们近年来也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基因进行了科学考察。1994年，国外学者A.Torroni等人首先调查了藏族人群中的线粒体DNA单倍群组成，认为母系遗传成分上藏族人群与北亚人群、西伯利亚人群较接近，首次提出藏族人群的北亚起源说。随后，中国学者宿兵等人在考察了汉族群体和藏缅语族群体中Y染色体单倍群后，提出了藏族人群起源的“汉藏同源模型”：汉藏语系群体的祖先在约距今1万年前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文明发展之后，汉藏语系群体分化为汉族的祖先和藏缅语族的祖先；汉族祖先群体向东向南迁徙扩张，形成了现代的汉族人群，而藏缅语族群体向西南扩张，部分藏缅语族群体沿着藏彝走廊南下形成南方藏缅语族群体，另一部分人群（藏族人群的祖先）约6000年前进入青藏高原北部的青海省，与来自中亚的群体混合后分布到整个青藏高原。2005年以来，石宏等人进一步对藏族人群Y染色体的两种主要单倍群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结果支持“汉藏同源模型”，但排除了其中的所谓“中亚成分”，认为这是最早一批进入东亚的现代人（约6万年前）在高原上的遗存。
上述这些研究结论都还不是最终的结论，分子人类学家对此也在不断地进行修正。如距今16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在青藏高原东北部被发现之后，一些学者认为丹尼索瓦人可能是最早出现在青藏高原的人类，这就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历史再次大大提前。对于丹尼索瓦人的归属问题还在讨论之中，但总体的指向是一致的，即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基因和我国北方人群之间关系最为密切，高原最早的人群是从外部，尤其是青藏高原的东部逐渐迁入高原各地的。这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所获得的信息也具有相当高的吻合度。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史前时代青藏高原人类的生业基础和人类基因，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中原文化高度的契合性，从而为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与祖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二、吐蕃王朝：文化的抉择和东向发展
公元7世纪，与唐王朝兴起大体同时，青藏高原上兴起于西藏山南雅砻河谷地带的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继承其祖、父两代大业，逐渐兼并高原各部，实现了青藏高原的统一，建立起唐代地方性统治政权吐蕃王朝，青藏高原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青藏高原的历史走向，也面临着重大的抉择。此时在青藏高原的周边，北边有漠北强大的突厥、回纥等草原民族，西面有中亚地区日益强盛的阿拉伯大食帝国，南面有从多次分裂之后又走向短暂统一的北印度摩揭陀国，东面是从南北朝之后再度统一的大唐王朝。吐蕃王朝在这个历史进程的重大关头，虽然也曾经向四面发展扩张，但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最后仍然定在了东向，从而与唐代中原王朝之间建立起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密切的联系。唐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唐蕃之间开始正式交往。在此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唐蕃关系存在和亲、会盟、毁盟、争战、再会盟等多种状态，但与东面大唐王朝的关系，却始终占据着吐蕃王朝对外关系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地位。
如同石硕所问，西藏文明为什么呈现东向发展趋势而未呈现大规模向其他方向发展的趋势？或者说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为什么既没有成为印度的一部分，也没有成为尼泊尔或是其他某个邻国的一部分，甚至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恰恰最终成为了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青藏高原文明发展的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很显然，吐蕃王朝的东向发展绝非偶然的历史巧合，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这是由地理条件所形成的地缘特点所决定的。打开地图就不难发现，号称“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其北面辽阔的羌塘高原之北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相阻隔，其南面和西面有终年积雪、笔立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成为天然屏障，尽管这并不能限制高原先民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但要克服这些天然障碍，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还是十分不易的。但若从西藏高原的核心区域向外界扩展，从地理优势上看，唯有通过高原的东部，尤其是东北方向经青海湖一带，可以最为通畅地经由河西走廊连接黄河上中游地区，甚至直达中原腹地。青海湖周围广阔的草原也便于大规模的人马迁徙移动。从唐代中后期吐蕃对唐朝的用兵以及唐蕃双方主要交往的地域来看，青海和藏北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可以说居于首位。
其次，这是基于唐代中原王朝对吐蕃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曾经有学者指出，在吐蕃王朝时期，“当时吐蕃正位于东方中国文化圈、西方伊斯兰文化圈、南方印度文化圈及北方游牧文化圈的中间位置，按当时吐蕃在选择各文化圈，作为学习模仿之对象时，当考虑到各文化圈各自的表现，是否处于强盛称雄的状态，而有可资学习引用之价值；是否在宗教、社会、民情方面差距不至于太大，而造成排斥等”。在这几个“文化圈”当中，东方大唐王朝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圈”，无疑力量最为强大，威望最高，在文化上也与吐蕃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最具相融性。文献记载唐贞观年间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吐蕃赞普亲自到河源迎接，当目睹大唐使节的仪仗盛况之后，仰慕之心油然而生。
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这段记载出自汉族史家之手，难免带有某些因“自豪感”而产生的夸大因素，自是需要加以辨别，但是其中所反映的吐蕃赞普对唐朝“大国服饰礼仪之美”的赞叹，对于“华风”的仰慕之情，却极有可能是可信的史实。否则，就不会有随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这样一系列的举措了。
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是吐蕃东向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献中，有数种译自汉文的儒学文献典籍残卷。据陈炳应研究，其大体情况如下：P.t.986为《尚书》残本，现存有《泰誓中篇》至《武成篇》共157行，主要译自《古文尚书》，也参照《孔传》《孔疏》《史记》等书的大意译成。P.t.1291为《春秋后语》残本，也译为《战国策》，现存有《田需贵于魏王》《华军之战》《秦魏为与国》《王假之年》《秦王使人谓安陵王》《魏攻管而不下》等篇，内容与《春秋后语·魏语》的相关部分最为接近。P.t.992、P.t.1284、S.t.724为《孔丘项橐相问书》，这是吐蕃译自汉文文献较早的传说故事。这些史实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吐蕃对中原文化，包括对儒家经典在内的追慕与学习，从而证明上文中吐蕃遣酋豪弟子到唐朝京师长安入国学学习《诗》《书》的记载是可信的。汉文献史料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倡导国学，唐朝国子监盛况空前，“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而其中“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可见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在文化的选择上便顺应了当时的潮流，和唐代周边各国一样，以强盛的大唐王朝为其学习、追慕的对象，并且尤其推崇儒家礼制。唐中宗时，金城公主再度和亲吐蕃，公主又请唐王朝赐予吐蕃《毛诗》《礼记》《左传》《文选》，这无论是其个人所请，还是替吐蕃王朝索请；也无论唐朝君臣以何种态度来对待金城公主请书之愿，都反映出唐朝儒学典籍在吐蕃的影响及其作用。
正是在先进的唐文化的熏陶感染之下，吐蕃不少高官和贵族都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在与唐王朝交往的过程中应对自如，宛若一家。如唐高宗时的吐蕃大臣仲琮，《新唐书》称其“少游太学，颇知书”，而且在与唐朝皇帝的交流对答中，体现出相当的机敏和应对能力。史载：
（咸亨元年）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帝召见问曰：“赞普孰与其祖贤？”对曰：“勇果善断不逮也，然勤以治国，下无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分一。但上下一力，议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强也。”
曾经迎请金城公主入蕃的吐蕃使节名悉猎（也译为名悉腊）也是一位精通唐朝仪节的吐蕃精英。史载：
悉猎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及是上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仍于别馆供拟甚厚。悉猎受袍带器物而却进鱼袋，辞曰：“本国无此章服，不敢当殊异之赏。”上嘉而许之。诏御史大夫崔琳充使报聘。仍于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
再次，吐蕃在政治、军事、行政体制的制度设计上，可能具有多元性，既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特点，但同时也吸收了中原唐朝制度文化的诸多因素。例如，吐蕃的官制有划分成不同等级的“告身制度”，这完全是模仿吸纳唐朝官制。吐蕃的王陵在陵前设立石狮、石碑，考古调查还表明其中一号陵（即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中的松赞干布陵）的四周设有陵垣，这都和唐陵的规制有相似之处。唐蕃双方在国君驾崩时都曾互派使节前去吊丧，这应当是吐蕃学习唐朝丧葬陵墓制度的直接结果。藏族的古史传说中还有许多关于唐朝文成公主的事迹，认为她将唐朝的天文历算、阴阳五行、生产工具与技术、医学论著等都带入吐蕃，促进了吐蕃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如果从唐蕃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这一历史背景来看，很有可能这些有关文成公主的传说其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吐蕃社会深受唐文化影响，从而留下来的美好历史记忆。
最后，涉及唐代吐蕃时期的佛教问题。吐蕃佛教是后来藏传佛教的早期阶段，很长时期以来，在西藏后期形成的所谓“教法史”上，几乎都将西藏的佛教直接和印度佛教挂钩，甚至认为西藏佛教就是印度佛教的直接传承者，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唐代吐蕃时期的佛教，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由尼泊尔赤尊公主入藏时带来的南亚印度、尼泊尔一带的佛教；二是由唐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到吐蕃的汉地佛教。吐蕃官方对于来自印度和中原的佛教僧人都持欢迎态度，历史上发生的所谓“吐蕃僧诤记”，从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成果来看，有可能就是吐蕃王朝组织的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之间的一场大辩论，胜负的双方究竟为何方，各有不同意见。但也由此可见，唐代时在吐蕃的汉传佛教力量之强大是不容低估的。有关史料还记载，汉地的佛教僧人在文成公主进入吐蕃之后，有替公主供佛的汉僧住在寺内，专司供佛等事。金城公主入藏后，也曾安排汉僧管理香火等事。今天吐蕃佛寺中遗留下来的铜钟，无一例外都是中原佛寺的铜钟形制，甚至有的铜钟还是由汉僧监制的。如在山南雅砻河谷中的昌珠寺铜钟，上面的铭文明确记载：“施主为王妃菩提氏，并由唐廷汉比丘大宝（仁钦）监铸。”对此著名藏学家王尧特别指出：“据铭文推断，赤松德赞去世后，赤德松赞继位。钟即铸于此时。施主王妃菩提氏，与桑耶寺钟施主甲茂赞为同一人。甲茂赞出家后，法名菩提主，铸献此钟，以求福祉。汉僧监铸，也值得注意，这表明当时唐蕃之间宗教、文化上的关系已达到相当亲密的程度。”
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这一时期也有迹象表明已经传入吐蕃。敦煌写本中的P.4646号和S.2672号《顿悟大乘正理诀并序》，内容包括了当时河西观察使、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所作的序，有关汉僧与梵僧（印度僧）辩论的汉文档案和汉地禅僧摩诃衍呈送吐蕃赞普的三道表章。其中汉地禅僧摩诃衍，史称“大唐国汉僧大禅师”，曾被吐蕃赞普邀请到吐蕃与印度僧人展开辩论，这说明当时吐蕃佛教中来自汉地禅宗的势力已经不可低估。唐代益州（今四川成都）当时也是禅宗“保唐宗”的重镇之一，由于其地缘上与吐蕃接近，很可能保唐宗的僧人和吐蕃僧人之间也有过十分密切的接触。近年来在四川、青海、西藏、甘肃等地发现的一批唐代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造像，上面有汉藏两种文字的发愿文题铭，从中可知主持造像活动的吐蕃高僧益西央，很可能就是活跃在汉藏交界地带的一位精通禅法的大师。
综上所述，正是在唐代吐蕃时期，由于地缘因素、中原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及唐蕃双方在文化上的高度相融性，吐蕃王朝经过比较与选择，最终确立了东向发展的走向，在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均烙下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印记，成为唐代吐蕃的“文化底色”。这个影响极为深远，虽然此时吐蕃王朝还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性政权，但已经从更深层次与唐代中原文化有了交往、交流和交融，为其最终融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从而使得吐蕃不是发展成为另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成为印度或者其他哪个国家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
三、元朝以后：西藏地方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大转折
唐代吐蕃王朝灭亡以后，经历五代、宋以后的吐蕃分裂时期，在元朝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之下，西藏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从元朝开始，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基本奠定了元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实行直接管辖的模式。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辽阔的中华版图。元代中央王朝在政治、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对青藏高原文明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政治体制层面，从元朝开始，西藏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元朝在中央设置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统管西藏地方和全国佛教事务，由官列副一品的帝师统领。在西藏地方设立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乌思藏宣慰司）来管理西藏地方，而在其他藏族聚居区分别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朵甘思宣慰司）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脱思麻宣慰司），由元朝中央直接委派的官吏管理乌思（前藏）、藏（后藏）和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围）等三路的行政事务。在三路宣慰司之下设有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组织，其中管理乌思藏地区（即今天西藏自治区的前、后藏地区）的行政机构是“乌思藏十三万户”。元朝时期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乌思藏宣慰使、万户长、千户长等官员，虽通过帝师举荐，但最后都要由朝廷任命，这就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直接管控。与之相配套的举措，是元朝在西藏各地设置了体系完备的驿站，进行人户的清查，还在西藏驻扎军队、征兵征税等，行使国家有效的管理职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联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
其次，宗教信仰层面，元朝崇奉藏传佛教，大力扶持萨迦派，八思巴被奉为元朝帝师，萨迦本钦则成为元朝在西藏实施行政管理的代表人。元朝蒙古统治者的上层也多信奉藏传佛教。由于这些原因，有元一代，内地与西藏之间的宗教文化往来十分密切，有大批西藏高僧长年留居于元朝京城，加强了元朝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元朝在京城大都和全国各地兴建了大批佛教寺院，这些兴建工程往往是在西藏僧人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完成的，并主要由以帝师为首的西藏僧人进行管理。由于元朝对藏传佛教的大力尊崇，广建佛寺、大兴佛事，一方面使藏传佛教开始在内地流行；另一方面以宗教为纽带，元朝中央和西藏地方所形成的这种双向需求、双向互动，也开启了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新局面。如同石硕所言：“元代，西藏教派势力与元朝统治者之间所发生的这种深刻利益关系及由此而导致的紧密结合，无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将西藏深深地纳入了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之中，而且也基本奠定了元以后西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元以后的明清两代，西藏教派势力及其地方政权依靠中原王朝取得经济利益并得到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支撑；而中原王朝则通过西藏宗教领袖来统治和管理西藏的做法，实际上都是元朝与西藏关系模式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最后，文化发展层面，由于政治和宗教的空前融合，元朝形成了历史上包括西藏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这一时期以政治和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考古文物实例不胜枚举。西藏流行的“过街塔”开始出现在中原的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元代北京城的妙应寺白塔、杭州的飞来峰佛教石窟都是藏传佛教艺术作品；而中原地区制作的瓷器元青花、丝绸和大量金铜佛像，也在青藏高原大为流行。今天西藏的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白居寺等著名宫殿和佛寺内，都有不少元代时从中原传入西藏的珍贵文物，它们被收藏保存至今，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元、明两代西藏的寺院绘画和雕塑艺术也完成了中国化、民族化的进程，在萨迦寺、夏鲁寺、白居寺、纳塘寺、日吾其寺等寺院的壁画中，不仅可以看到对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外来佛教艺术的吸收，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中原以“青绿山水”为主要特征的绘画艺术，也广泛地被采纳运用，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气。
结 语
综上所论，大量的史料和文物考古证据证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青藏高原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文化在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是史前时期，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的出现，从一开始便具有与中原北方地区人群相似的生业基础和人类基因，显示出两者之间高度的契合性。文献记载中曾有“吐蕃本西羌属”的说法，将藏族的祖源与当时中原以西的“诸羌”联系在一起，考古学的线索越来越多地支持这种观点，但其年代却比文献记载要早得多。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青藏高原的远古人类及其文化在原生性上便带有浓厚的“东方烙印”，从而为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与祖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
二是唐代吐蕃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后世形成的青藏高原主体民族藏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中原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以及唐蕃双方在文化上的高度相融性，使得吐蕃王朝经过比较与选择，最终确立了东向发展的走向，在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均烙下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印记，成为唐代吐蕃的“文化底色”，从而为青藏高原各族人民最终汇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与思想文化基础。
三是元代及其以后，西藏与中原王朝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个时期西藏被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西藏系统地实行了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青藏高原在行政制度上联为一体，同时也开启了元以后历代中央王朝直接管理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全新模式，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固的政治基础，也促使青藏高原各民族在宗教、文化上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作者达瓦央金，系西藏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霍巍，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