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古典学界逐渐形成了将泰西阿斯的《波斯志》视为古希腊史学中东方主义思想源头的学术观点。通过对《波斯志》现存残篇的分析和对古希腊散文体波斯志体裁源流的梳理，笔者认为，泰西阿斯对东方世界的总体评价是褒贬结合、理性客观的；《波斯志》独特的历史叙述模式并非来自于东方主义史观，而是古希腊诗体文学与希罗多德史学传统在散文体波斯志中的共同延续。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一方面包含大量十分鲜明的文学要素，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古希腊波斯史叙述模式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泰西阿斯；《波斯志》；东方主义
一、导言
泰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完成于公元前392年之后的《波斯志》(Persica)是希腊古典时期除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ae)与色诺芬《远征记》(Anabasis)、《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外仅存的一部以波斯帝国为描述对象、今人仍可大致窥见原书全貌的大部头散文体著作。《波斯志》原书已佚，现今仅存两段纸草残篇和大量辑自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福提乌斯(Photius)等后世作家的转引文字。迟至19世纪末，古典学界对《波斯志》一书的作品性质、撰述动机与史料价值长期褒贬不一。但从20世纪初起，学者们对泰西阿斯《波斯志》的评价逐渐趋于否定，形成了一部从质疑泰西阿斯治史能力、史学视野到批判其史料来源、撰史方法，再到全面否定其历史观的学术批评史。
《希腊历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schen Historiker)的编订者斐利克斯·雅各比(Felix Jacob)是这场学术批判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为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的负面评价奠定了基调。他发展了德国史家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对《波斯志》在题材上过于侧重宫廷斗争与血腥场面描写的观点。在为权威的《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wissenschaft)撰写的、洋洋洒洒长达42栏的泰西阿斯词条中，他将泰西阿斯作为一名不称职的古代史学家予以严厉批判，认为他笔下的波斯历史缺乏真正的史学价值，是对希罗多德波斯史的拙劣抄袭。同时代的学者卡斯帕里(M. Caspari)也认为泰西阿斯的记载荒诞不经，题材过于狭窄；年代稍晚的意大利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则直接声称泰西阿斯是名毫无诚信可言的骗子。
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德鲁兹(Robert Drews)的名著《古希腊的东方史叙述》(The Greek Accounts of Eastern History)引发了英美学术界对泰西阿斯史料来源与“治史传统”的系统批判。德鲁兹认为，泰西阿斯《波斯志》质量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所掌握的有效信息过于匮乏，为了避免重复希罗多德等“前辈史家”的劳动而被迫转向对宫廷野史的搜集与记载。同时代的另一位泰西阿斯的主要研究者比格伍德(J. Bigwood)也认为，《波斯志》的史源缺陷导致了书中充斥着数据统计错误、人物张冠李戴、历史情节简单化、年代顺序错乱等弱点，严重削弱了这部著作的史学价值；利用泰西阿斯的记载去检验色诺芬、希罗多德等史家作品可靠性的方法基本是不可取的。埃文斯(J. Evans)甚至指出，“泰西阿斯史学流派”这种将修辞学引入“史学创作”的撰史传统的出现摧残了希罗多德所代表的“正统史学”在公元前4世纪的健康发展。
然而，泰西阿斯《波斯志》在学术批评界遭遇的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引发了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撰史立场的广泛批判。荷兰学者海伦·桑奇希-魏登伯格(Heleen Sancisi-Weerdenburg)成为了借用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批判泰西阿斯历史观的第一人。她提出，泰西阿斯是站在希腊人的文化立场上去观察波斯帝国的，他所叙述的内容正是希腊读者或听众们希望从他口中听到的东西；《波斯志》对波斯帝国宫廷斗争进行渲染的用意在于塑造东方世界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的“道德错误”，从而替希腊世界论证东方专制统治模式的不合理性。在泰西阿斯笔下，波斯王后与太后们不但时常被卷入种种宫廷阴谋与政治斗争，还往往主动侵夺国王权力去翦除异己、实行恐怖统治。他所描述的东方是由后宫、阉奴、放荡与阴谋等元素构成的，是一个性别倒置的病态世界。泰西阿斯主观建构出来的东方世界构成了在政治上与希腊对立、在文化上劣于希腊的“他者”，成为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传统的源头。法国著名波斯史学者布里昂(P. Briant)也支持这种看法，认为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并无波斯官方史料支撑，而他对波斯历史的主观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符合现代“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布里昂还在于2006年5月在萨尔茨奥堡(Salzau)召开的“泰西阿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提倡对泰西阿斯的东方主义历史观展开深入研究。德国学者比希勒(R. Bichler)同样认为泰西阿斯在《波斯志》中建构了文化意义上的“东方(Orient)”形象；他的同胞维瑟霍费尔(J. Wiesehöfer)则指出，泰西阿斯所描述的阴森波斯宫廷正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ischen Despotie)”的缩影。伊琳娜·玛德雷特(Irene Madreiter)在其研究古希腊波斯志体裁的专著中认为，泰西阿斯确实在其《波斯志》中塑造了一个宦官横行、后宫政治占据中心地位的“东方”世界；嗜血成性、恶贯满盈的波斯太后帕吕萨提斯(Parysatis)正是这种邪恶疯癫、变态扭曲的东方专制统治模式的化身。泰西阿斯残篇权威辑本的校订者朗方(D.Lenfant)同样相信，《波斯志》中对波斯宫廷色情、暴力、奢靡场景的渲染缔造了女性化的东方形象，代表着古代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主观想象。
笔者认为，近百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波斯志》文本的批判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绩，也在某些方面陷入了误区。西方学界在批判泰西阿斯《波斯志》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错误在于：学者们往往会简单套用现当代历史科学标准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去苛责泰西阿斯，并忽视了《波斯志》这部古典著作继承古风、古典早期希腊文学传统的历史必然性。而当前学界几乎众口一词的、对《波斯志》中东方主义思想的指认与批评同样是值得重新反思的。作为方兴未艾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中涌现出的一个主要应用于近现代西方殖民史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新生术语，“东方主义(Orientalism)”尚不具备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精确定义；但当今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波斯志》东方主义特色的具体所指则是明确而一致的。《波斯志》的所谓东方主义特色主要包含以下三点内容：
首先，《波斯志》将一部波澜壮阔、内涵丰富的波斯帝国史简化和丑化成了一部以宦官阉奴、太后王后为中心的宫廷斗争史，贬低了男性波斯君主的主导地位和波斯帝国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史本应获得的重要性，将波斯史主观建构成为一部性别角色倒置、家事国事不分的病态历史。
其次，与希罗多德不同，泰西阿斯将波斯树立为一个在政治上与希腊世界敌对、在文化上劣于希腊的“他者”，以此来树立希腊人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否定东方专制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再次，《波斯志》刻意渲染了波斯帝国宫廷生活的荒淫、残暴、疯癫与奢靡，带有贬低、仇恨东方古老文明的强烈主观感情色彩。
可见，桑奇希-魏登伯格等学者所抛出的“东方主义渊源论”是希腊史学史乃至西方思想文化史范围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值得国内史学界重视与认真思考的。本文将阐述笔者对泰西阿斯所谓“东方主义”思想特色实质与《波斯志》在古希腊文化史上地位的看法，以期得到各方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二、泰西阿斯《波斯志》中的东方帝国形象
1. 性别倒置与所谓“东方主义”特色
《波斯志》中出现的第一位东方女性统治者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塞米拉米斯。这名女子魅力出众，能使丈夫对自己言听计从。在利用自己的果敢机智帮助亚述国王尼努斯(Ninus)攻占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她的美貌吸引了国王的爱慕，从而为自己取得了王后身分，却令自己的原配夫君惨遭横死。当上女王之后，塞米拉米斯为保住权力而拒绝缔结合法婚姻，并不断替换并杀害可能危及自己地位的面首。与塞米拉米斯的强势与凶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儿子尼努阿斯(Ninyas)，后者即位后深居简出、花天酒地、不理国事；其后继者们也纷纷对这位“懒王”的行为予以效法，从而缔造了一段长达1360余年的、无事可记的空白历史。而亚述帝国的末代亡国之君萨尔达纳帕鲁斯(Sardanapallus)则在奢靡与懦弱等方面无出其右，身穿女装、涂脂抹粉，终日针织绣花、宴饮纵欲，最终葬送了亚述国运。
在上面这段两极化的对比模式中，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显著的性别倒置特征：塞米拉米斯被展示成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铁腕统治者，而她的男性后裔则变成了柔弱女子。而在引述泰西阿斯相关记载时，罗马帝国时期的后世作家无疑也对之进行了东方主义式的解读：雅典尼乌斯(Athenaeus)将泰西阿斯的描述对象夸张为“所有亚洲的统治者们”，认为东方君主全都过着深居简出、不与外界沟通的懒散生活；尼科拉奥斯(Nicolaus of Damascus)同样对泰西阿斯对萨尔达纳帕鲁斯女性化特征的描述添油加醋，声称这位亚述国君拥有描眉和与妻妾一同梳辫子的习惯。而在介绍泰西阿斯提供的亚述帝王年表时，教会史家优西比乌斯(Eusebius)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口吻：“我有什么理由或兴趣去转抄那些毫无男子汉气概、懦弱娇嫩、纵欲无度的暴君们的饶舌名字呢？”
无独有偶，在《波斯志》的结尾部分也出现了一位与塞米拉米斯相似的铁腕宫廷女性——泰西阿斯在担任波斯宫廷御医时亲自为之诊疗过的帕吕萨提斯。大流士二世(Darius II)对自己的这位皇后同样言听计从。帕吕萨提斯处死了阴谋推翻国王的宦官阿尔托克萨瑞斯(Artoxares)，残酷镇压了谋刺先王薛西斯的贵族团体，毒害了特里图克莫斯(Terutouchmes)之子；库纳克萨(Cunaxa)战役结束后，帕吕萨提斯为了替小居鲁士复仇而大开杀戒；身为太后的她还设计陷害了马萨巴特斯(Masabates)等大批忠于国王的宦官，而君主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竟无力营救他们。最后，丧心病狂的帕吕萨提斯甚至毒杀了自己的儿媳、王后斯塔泰拉(Stateira)。这一系列疯狂行径终于为她招来了应得的惩罚。
除上述两个极端例子之外，类似的性别倒置现象和对波斯帝国形象的负面描述在《波斯志》中还有很多。波斯王后阿麦斯特里斯(Amestris)和公主阿米提斯(Amytis)母女均淫乱不堪，终至酿成丑闻；阿麦斯特里斯曾为泄私愤而一次杀死50名希腊人；波斯王后阿米提斯(Amytis)为报杀父之仇，不顾国王居鲁士劝阻而大开杀戒；米底国王任命的行省长官纳那鲁斯(Nanarus)穿戴妇女的衣饰，宴饮无度；侍妾内特提斯(Neitetis)唆使波斯国王冈比西斯(Cambyses)发动了对埃及的远征。如果德尔图良(Tertullian)提供的晚出史料可信的话，那么泰西阿斯甚至在《波斯志》中记载过波斯男子与生母乱伦的骇人习俗。
如果我们仅仅参考上述史料的话，那么桑奇希-魏登伯格等学者提出的“东方主义渊源说”似乎确实是适用于泰西阿斯的《波斯志》的。这部作品中反复出现了性别倒置的情境，将波斯王权展示为一种由女性操纵的、非理性的残酷权力；泰西阿斯笔下的不少波斯男性统治者懦弱无能、骄奢淫逸，唯妻子、母亲马首是瞻，反映了波斯社会与阳刚健康的希腊世界截然对立的扭曲特征；《波斯志》中还存在着一些敌视、丑化波斯帝国形象的内容，树立了波斯作为希腊文明“他者”的文化形象。然而，《波斯志》中记载的另一部分内容却呈现出了“东方主义渊源说”似乎无法解释的思想特征。
2. 贤明宽仁的伟大东方帝王形象
如果我们通读《波斯志》的全部现存残篇，就会发现，泰西阿斯对各东方帝国缔造者普遍持肯定、赞许的态度。在他的笔下，希腊人传说中的亚述帝国开国君主尼努斯是位赏罚分明、具备雄才大略的伟大英雄。对于同自己斗争到底的米底君主法努斯(Pharnus)，尼努斯会毫不留情地将仇敌赶尽杀绝；而对于主动请降的亚美尼亚帝王巴尔扎尼斯(Barzanes)，尼努斯又能以礼相待，给予对方慷慨的馈赠与充分信任。尼努斯的一生完成了许多伟大业绩；他天性勇武、追求美德，并建立了一座人世间气度最为恢宏、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城市尼尼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泰西阿斯(或其引用的传说版本)是按照传统希腊英雄传说中对“命名英雄”的描述模式去礼赞这位尼尼微城建造者的；泰西阿斯对尼努斯的态度不但毫无贬损之意，并且也不存在将这位亚述君主视为希腊英雄对立面的观念。在泰西阿斯心目中，二者的道德品质与功业成就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和近似的，尼努斯身处的东方并非同希腊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处于截然对立状态的异质世界。倘若如德鲁兹等人所言，尼努斯的传说来自于泰西阿斯的想象与虚构的话，那么《波斯志》建构出来的东方帝国开国君主的正面形象却同针对泰西阿斯的东方主义论调并不一致。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泰西阿斯对尼努斯传说的记载来自于后世史家狄奥多鲁斯的转述，其中还可能掺有其他史料来源，仅凭这一个例子去论证泰西阿斯对东方君主的正面评价尚不够充分。然而，主要由福提乌斯保存下来的、完全从泰西阿斯《波斯志》中摘录的居鲁士(Cyrus)大帝生平记载也呈现出了相似的特征。在泰西阿斯的叙述版本中，居鲁士尽管出身低微(其生父甚至由于贫苦而被迫以偷窃为业)，却生性高贵仁慈，将俘获的死敌阿斯图亚格斯视作长辈而加以尊重。出于对神意的敬畏与自身的恻隐之心，居鲁士同样宽恕了战场上的对手克洛伊索斯(Croesus)，并对后者委以重任。而他在临终前对家人和臣子们的告诫同样能够体现这位东方君主平易近人、光明磊落、注重美德的高贵品质：居鲁士要求自己的孩子们尊重母亲的意旨，赞美精诚合作的团结精神，诅咒世间的一切不义之举。即便在福提乌斯这些场景的扼要摘录中，泰西阿斯对居鲁士大帝的景仰之情仍旧跃然纸上，他几乎是将这位君主作为美德的化身和帝王的楷模而加以塑造的。而居鲁士大帝的临终遗训显然也完全合乎公元前4世纪初古希腊知识界普遍奉行的伦理观念。这种英雄形象的塑造方式恐怕是不能用“东方主义”去加以形容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对于部分西方学者所举出的、作为《波斯志》中“邪恶”东方女性政治家代表的塞米拉米斯和帕吕萨提斯，泰西阿斯原作的评价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在由狄奥多鲁斯转述的、内容最为详尽的《波斯志》叙述版本中，塞米拉米斯的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她是一位出身低微、但凭借多种才能与品质出人头地的传奇英雄。除超凡绝伦的美貌外，她还具备与之匹配的种种优秀品质。塞米拉米斯在攻打巴克特里亚的战役中展示了自己的智勇双全；又在晚年挫败儿子夺权阴谋后对他予以宽恕，慷慨大度地让出了手中的权力。根据泰西阿斯的说法，塞米拉米斯建造了不朽的巴比伦城，其宽大的城墙上足可供6辆马车并行；她还在亚洲境内许多地方留下了令后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工程。只是到了阿特纳格拉斯(Athenagoras)很可能掺杂着个人主观偏见的著作中，塞米拉米斯的形象才真正完全变成了一个“淫荡堕落、嗜血成性”的邪恶女子，并间接通过圭尔奇诺(Guercino)的名作成为西方世界中深入人心的邪恶女王形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名氏古代作家的的《论妇女》(De mulieribus)和优西比乌斯的《年表》(Chronographia)分别为我们保留了两份内容大体一致的、源自泰西阿斯《波斯志》原著的塞米拉米斯生平节要。在这两份文本中，对塞米拉米斯功绩的记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对其恶行的叙述其实只占节要的极小一部分。据此，笔者认为，泰西阿斯对塞米拉米斯的评价其实是褒贬结合、且总体上高度肯定的。现代读者之所以对塞米拉米斯的残酷、淫荡等性格污点印象深刻，主要是由泰西阿斯《波斯志》问世后真正持有东方主义或性别偏见的希腊、罗马作家们，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对相关内容的选择性摘抄、评论与主观解读造成的；确立塞米拉米斯负面形象的并不是泰西阿斯本人。
即便对于现当代读者眼中的杀人恶魔帕吕萨提斯，泰西阿斯的原始记载同样耐人寻味。在《波斯志》对库纳克萨战役后续事件的报道中，帕吕萨提斯一直是作为被俘的克勒亚库斯(Clearchus)等希腊雇佣军将领的同情者与保护人身分出现的。她曾恳请泰西阿斯帮助自己同狱中的克勒亚库斯建立联系，为后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强迫国王阿塔薛西斯起誓保护希腊将领们的人身安全。而当阿塔薛西斯食言杀害了除买侬(Menon)外的全体被俘希腊将领后，太后帕吕萨提斯又安排宦官秘密安葬了克勒亚库斯的遗体，甚至筹划为克勒亚库斯的冤屈向王后斯塔泰拉进行报复。如果说帕吕萨提斯的可怖形象是通过泰西阿斯的东方主义观念建构起来的话，那么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女性政治家庇护遇俘希腊将领的情节叙述未免显得有悖逻辑和滑稽可笑。因此，笔者认为，泰西阿斯原著中所塑造的帕吕萨提斯形象固然是负面的，但作者本人并非在借此刻意制造作为希腊文明他者与仇敌的东方世界。
此外，散见于《波斯志》现存残篇中的、对其他东方统治者与东方世界的正面叙述与赞美性评价也并不罕见。米底帝国的开国君主阿尔巴克斯(Arbaces)对背叛自己的功臣贝勒苏斯(Belesys)网开一面、以德报怨。而米底帝国的亡国之君阿斯图亚格斯则被泰西阿斯称为阿尔巴克斯身后“最高贵的人物”。在付出高昂代价才征服埃及之后，波斯君主冈比西斯仍旧表现出了宽宏大量的精神；国王阿塔薛西斯对反叛自己的伊纳鲁斯(Inarus)、麦伽布祖斯(Megabyzus)既往不咎的气度和对恶贯满盈的生母帕吕萨提斯的温和处置方式同样令人钦佩。即便生性懦弱的萨尔达纳帕鲁斯也在国破家亡之际展示出了英雄气概，以一种“最高贵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泰西阿斯坦率地承认，亚述的历史要比希腊人的历史悠久得多；他还对波斯国王所豢养牛群的神奇智慧表示赞叹。泰西阿斯将波斯帝国一度统治过的印度西北部地区居民称为“极其正直的人”，并对印度的地大物博进行过由衷的赞美。他还曾援引波斯宫廷禁用陶杯的“先进”习俗来纠正希腊人的“陋习”。上述这些残篇内容往往被桑奇希-魏登伯格等人完全忽视，但却是他们为泰西阿斯贴上的东方主义标签难以圆满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