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英国政党论争的论著，一向重视两大政党的对立，至于超出此畛域的“异常现象”，则着力不足。这种偏差反映在历年研究成果中。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揭示英国大党对立的论著频频问世，其中有关大党之间政治观点和政策的论争，总能写得巨细兼备，栩栩如生；至于为数不少的游移动摇者或“中间分子”，昙花一现的小党派和党籍更换现象，则着墨不足。即便写了一些，也大多站在“政治道德”高度进行指责批评。此写法的弊病，是将英国政党政治发展简单化、模式化，忽略了其多样化和多变性，过分强调了阶级立场、政治观念与宗教信仰的二元对立。
笔者多年来的论著就存在此种问题。在多年前出版的《英国政党政治史》中，笔者对17世纪英国党派斗争中所谓“骑墙”的“哈利法克斯现象”只字未提；至于近现代更换党籍、党内建立山头和新党建立等，亦言之甚少；有关英国共产党历史全无声息，以至于常有学友问我“英国共产党是不是本国工党的一部分”；对于工党分裂出“四人帮”、继而导致新党重组的历史则一笔带过。
在英国学界，研究英国某党派或某时段大党对立的论著较多，介绍小党活动的论著较少。鉴此，笔者撰写此文，集中介绍和评议英国政党政治史中的“异常现象”，包括：1.哈利法克斯式“骑墙者”；2.党籍更换；3.党内建立山头；4.新党建立。不当之处，恳请师友批评指正。
一、哈利法克斯式“骑墙者”
英国早期党派斗争中，不仅存在界限分明的思想对立，而且常见游移、折中和调和，有一种较为醒目的“哈利法克斯现象”。
哈利法克斯侯爵（Halifax，George Savile，1st Marqqess of，1633—1695）本名乔治·塞维尔，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出身于乡绅贵族家庭。其父威廉·萨维尔爵士内战时是王党分子。哈利法克斯是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支持者、协商会议的参加者，1668年受封子爵，几年后入枢密院，因批评首席大臣而被国王免职。1679年复职，封为侯爵。可他未因王室恩宠而执意效忠，却在上院主持反对天主教徒詹姆士继承王位的活动。为此，他官职屡变。1682年10月任掌玺大臣。1685年2月詹姆斯二世即位后将其降为枢密大臣，10月又把他解职。“光荣革命”后新王即位，他出任掌玺大臣和王室首席大臣，1690年在托利党和辉格党联合夹击下辞职。
哈里法克斯是“排斥危机”期间杰出的议会辩论家之一，也是当时最具文采的政治评论家。在激烈党争中，他因立场不确定或态度超脱而被称为“骑墙者”（Trimmer），具有“动摇者”“变色龙”“不倒翁”等含义。例如，他作为上院贵族和枢密院要员，既反对查理二世的亲罗马天主教政策，又批评1673年反天主教的《宗教考察法》，给人以乖张善变的“两面”印象。17世纪80年代初，党争在高压下沉寂，他撰写了小册子《詹姆士二世的品性：政治品格与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反响》《一个骑墙者的品性》，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阐述其政治理念。在《詹姆士二世的品性：政治品格与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反响》中，哈里法克斯用较多文字描写查理二世的优缺点，如说他言语随和但生活放荡，处事灵活却理性不足，宗教上有苏格兰影响但不坚定；行为不加掩饰，缺少王者之尊；头脑聪颖而不爱动脑筋，富于智慧但并非来自阅读，记忆力强却不善于思考；能和臣民密切相处，役使他们却不珍惜他们，极少考虑到臣民的愿望，好在他未豢养宠臣；小事聪明，大事执拗；溺爱情妇，奸情不断，使寝宫和枢密院不分，其政府颇像一个“妇道内阁”。字里行间，人们看到的不止是作者的闪烁其词，还有揭露批评的勇气。当然，查理二世在位时，他不会如此秉笔直书。
哈里法克斯侯爵在评判英国政府体制时，妙语连珠，充满机警和智慧，发人深省。其中，箴言警句有：
1.每种宪制中总有某些权力不能也不应受到限制。
2.国王特权应该像民众服从一样明晰。
3.破坏法律的权力不应留在法律之内。
5.国王必须认识到权力一旦失去就不可复得。
13.政府要么受法律的约束，要么犯罪。世上无第三条道路可选。
15.腐败政府的职位因人而设，优良政府的人是因职而选。
以上箴言式文字言简意赅，寓意深刻。其中，第1款以笼统言辞强调传统权力不容侵犯和更改。第2款含义晦涩，将“国王特权”与“民众服从”相比对，是指国王应该服从立宪政制呢，还是认可国王的传统特权？若同第3款结合起来理解，则会领悟出作者限制王权的意境。第5款强调王权一旦失去就不可复得，实是预测了英国当代君主制向立宪政制发展的趋势。第13款断定政府必须依法施政，这种说法在17世纪后期堪称先知。第15款发人深省，很容易使后世读者面对现实思考：腐败政府因人设职，必定耗费民脂民膏；而廉洁政府则会恰当安排人选，各司其职，各有所为。可见，哈利法克斯侯爵并非一个思想混乱、明哲保身的政界“不倒翁”，而是一个有着系统性见解的政治思想家。“骑墙”并未妨碍他表达心声。
哈利法克斯不介意别人对他的讥讽，以“骑墙者”自嘲。1685年，辉格党完全失势时，他在其《一个骑墙者的品性》中，用一种“足以吓坏儿童并使妇女流产”的怪异方式，采取第三人称写法，阐述自己的一些基本观点，说明自己并非是教会和国家的异教徒。他解释说，所谓“骑墙者”应该是无辜的；宛如在一条船上，当两批人致使船向各自的一侧倾斜时，有人设法让船平稳航行，使乘客平安无虞。也正因如此，哈利法克斯留下的文稿，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政治极端和党派偏见，具有较高真实性，展示了他的政治原则和观点，提供了较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哈利法克斯不惧他人耻笑，敢于扮演“骑墙者”角色，是基于他对政党与君主关系的认识。1693年，他著文称，某国王可以在两党之间游刃有余，而两党终归要合而为一，共同效忠国王。这犹如一位需要解救的醉汉，可以更换医生，却无需更换饮食。
“哈利法克斯现象”的存在与当时英国政党组织水平有关。当时，所谓政党，其骨干主要是议会两院一些议员。他们除了拥有政治俱乐部，尚无其他严密的组织系统，没有进退程序和具体限定，一些党人在思想上、行动上还有较多选择自由，所以他们中的不少人尚非信仰一贯、立场坚定的党人，倘若时局变化，出现思想波动或立场超脱者，是很正常的。这种情形在以后英国延续甚久。
二、党籍更换
既然哈利法克斯在17世纪剧烈的党派斗争中可以“骑墙”，独自抒发政治见解，那么，在18、19世纪，一些有见解有个性的政治家则可释然更换党籍、转变立场了。
18世纪更换党籍的典型人物是辉格党人艾德蒙·伯克（1729—1797）。他本是坚定的辉格党思想家和代言人，积极参加乔治三世在位早年的宪政辩论。1770年，他受辉格党罗金厄姆派领袖重托，发表《关于目前不满情绪的根源》，批评国王独断，违反自由民主精神，随意恩赐官职，侵夺议会权力。至于政党，他认为不应被视为无良帮派，而是根据共同原则联合组成的合法团体，是君主和议会之间的政治纽带，享有政治参与权。此外，他还特别关注北美殖民地问题，与该党领袖查理·福克斯一道支持美国独立；关注爱尔兰问题，呼吁爱尔兰对外贸易的平等权和争取天主教徒解禁。一系列的果敢言行，使他成为著名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和辉格党人。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些英国人对之讴歌。可是，伯克通过亲自考察，预见到邻国变革的险恶走势，估计法国社会要发生变故：“人民在摆脱法律和政治约束。”一场推翻君主制的革命，会使民众丧失自由。迅即，他在下院就反法问题和党内要员激辩，攻击法国革命破坏传统，导致共和政体和无序状态，而未来恢复将费时良久。法国“暴民”毁坏了社会秩序，威胁欧洲文明，故英国必须加强防务，与法国一争高下。他继而表示，若有必要，他宁可抛弃挚友去和自己最厌恶的党派一道，反对任何引进革命的企图。为应对国内激进主义思潮，表达自己对邻国重大问题的迫切关注，他于1790年年初发表了反对法国革命的著作——《法国革命观感录》，批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破坏了社会“天然秩序”。该书广为流传，深得乔治三世嘉许。辉格党内部反应激烈。翌年4月，福克斯在议会盛赞法国新宪法是最雄伟壮丽的自由大厦，法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人权宣言》是世界各国宪法的基础，引发激烈论争，加快了辉格党分裂。后世人们将《法国革命观感录》的出版视为保守主义诞生的标志。1791年夏季，伯克发表了重要文论《告新老辉格党人书》，力劝他们与福克斯派决裂，与政府站在一起从事“反雅各宾事业”。仅一年光景，以伯克为首的原辉格党右翼与政敌站在一起，参加了皮特政府。以上可见，伯克代表辉格党右翼与“本党”分手，是他在新政治形势下的重大抉择。
在以后漫长岁月里，虽有学者对伯克的“叛党”行为加以唾骂，可他实际上是将政治原则置于“党籍”之上，其行为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认可。
英国近代另一位失却党籍者，是“第一位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皮尔出身于工厂主家庭，早年属托利党自由派，曾在利物浦内阁中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内政大臣。他于1825—1830年整顿和改革刑法，废除了诸多不当的死刑条款。1829年，他试行都市警察法，建立了大伦敦区警察队。皮尔很重要的一个举动，是作为托利党领袖，在第一次议会改革期间，带领托利党尽快完成了向新型保守党的演变。1834年，他在其选区发表了著名的《塔姆沃思宣言》，阐述其基本观点，表示他认可议会改革法案所造成的变化，尽力弥补因《改革法》给保守党所造成的“某种道德缺陷”，终止政治被动，获取执政机会。这些做法似乎表明了其党派立场的坚定性。
皮尔的又一件惊人之举，是他在1846年1月下旬，以首相身份，顺应自由主义精神，说服议会议员，废除了实施三十多年的《谷物法》，完成了自由党权贵刻意回避的重大使命。顿时，万众庆祝，报纸赞扬。皮尔成了改革楷模。辉格派历史学家麦考莱高度评价废除《谷物法》的历史作用：“使中产阶级消除了对政府和贵族的怨恨”，使英国避免了一场大革命。20世纪传记作家诺曼·盖什评价皮尔具有杰出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技能、政治道德品质和责任感，将国家利益置于政党利益之先。引人注目的是，皮尔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改革思路和行为，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作“皮尔主义”（Peelism）。在英国政治史上，一位政治家及其言行获此名分，乃属首次。
废除《谷物法》，损害了皮尔内阁和保守党。自由党领袖约翰·罗素联合保护贸易派议员，击败保守党政府，迫使皮尔下野。以后，其追随者“皮尔派”在威廉·格莱斯顿的领导下，经过多年交叉合流，最终饭依了自由党。
20世纪一再更换党籍的大人物是名相温斯顿·丘吉尔。他先是“独立的保守党人”，1904年因抨击保守党政府保护关税政策而被自由党接纳。1906年自由党执政后，他先后任内阁多种大臣，主持过多部部务。1922年、1923年自由党在大选中连续落败，工党崛起。丘吉尔感到自由党难以与保守党抗衡，便向保守党靠拢，再次更换党籍。1924年夏，工党政府倒台，丘吉尔在大选中代表保守党高票当选，很快被首相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应对经济危机和大罢工。以后，他抵制保守党内绥靖主义与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督促英国重整军备，鼓励盟国加强军事实力。张伯伦绥靖政策彻底失败后，丘吉尔被推向领袖高位，领导全国奋起抵抗，并放弃他一贯反共主张，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战线。
丘吉尔两次更换党籍，一是为了坚持国家利益优先于政党利益的重大原则，二是为了有利于施展政治才能和抱负。比如，他在1904年更换党籍，是对追随保守党的约瑟夫·张伯伦的保护关税政策不满，认为“通过征税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更富有，就像某人站在水桶里……亲手把自己举起来”。鉴此，他毅然加入反对党。丘吉尔的第二次脱党亦非一蹴而就。1923年他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加大选失败。翌年3月，他秉持反社会主义立场，以“立宪主义者”身份寻求补选，失败后打算成立一个立宪党。这时保守党领袖向他示好，表示重用。于是，他接受鲍德温的邀请，任财政大臣，并正式加入保守党。报刊评论挖苦道：“任何人都可以是大老鼠，但这需要一个足智多谋的老鼠。”丘吉尔任财政大臣期间，经受了大罢工和金融危机的折磨。1929年保守党政府在大选中被击败。工党第二次组建政府，丘吉尔与保守党领导人因关税和印度治理问题再生分歧。两年后，麦克唐纳组建联合政府时，丘吉尔未能入阁，赋闲撰写历史著作。
比起伯克、皮尔来，丘吉尔屡次更换党籍，似乎多了政客习气，也因此受到媒体抨击。但是，此类批评未占据舆论主流。毕竟，英国乃自由主义国度。况且，丘吉尔党籍更换乃至脱党独居，是为了审时度势，寻觅合适时机和政治平台，施展政治抱负。
三、党内建立山头
在英国政党政治史上，党内建立小山头现象屡见不鲜。限于篇幅，本文试举二例。
一是“青年英格兰”。该党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其名号有少不更事、标新立异之意，内有三流作家本杰明·迪斯累利和3名贵族子弟。他们胸怀浪漫主义心性，以复古精神傲视自由主义思潮，发言尖刻冷峻，赢得数十名青年议员支持。他们敌视各项社会改革，认为皮尔内阁背离了托利主义原则。关于英国社会结构，他们断定分为三个阶级，其中中产阶级由工厂主和激进派组成，财富剧增，野心陡涨，奉行自由放任理论，蓄意制造革命险情。故唯有实现贵族、工人两个阶级的联合，方可避免社会灾祸。
“青年英格兰”存世时间不长，前后仅数年。当《谷物法》废除时，已因内部分裂而寿终正寝。为此有人断言，“青年英格兰”运动标志着自由派托利主义的终结。
“青年英格兰”尽管短命，迪斯累利却借此崛起。若无此短命小型宗派使其凸显身手，没有3位贵族子弟帮衬，犹太人血统的平民迪斯累利则会长久平淡无奇默默无闻。况且，在选民扩大时代，他在“青年英格兰”的活动，养成了他重视和联合工人阶级选民的理念，为他在1867年协同德比首相领导第二次议会改革，乃至稍后担任保守党首相继续社会改革，准备了必要前提。
另一个是保守党内部的反对党——“第四党”，亦属“袖珍型”小党，由保守党内部4名权贵组成。其中，伦道夫·丘吉尔乃公爵亲子，另外3人均属家世显赫。该派缘起于“布雷德洛事件”，伦道夫利用下院混乱，另立山头。“第四党”活动集中于两点：一是批评保守党两院领袖诺斯科特、索尔兹伯里无所事事，互不配合，影响保守党综合实力。策略上，他们有打有拉，将诺斯科特作为主要攻击对象，严厉抨击；并在《双周评论》上著文，力挺索尔兹伯里侯爵为迪斯累利的接班人。“第四党”活动降低了诺斯科特的声望，提高了伦道夫·丘吉尔的威信。二是继承和发挥迪斯累利的政治策略，力争下层选民尤其是工人上层的支持。“第四党”对保守党上层人物不屑于在工人中发展政党的做派不满，发表宣言谴责领导层狭隘偏执，说他们限于阶级局限，“生活在一种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和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特权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的环境中，对普通民众的意见点滴不进……仅仅把人民当作欺骗对象”。比起上一代保守党人，“第四党”明晓，保守党的“绝大多数是由工匠和劳工阶级组成的——它在赢得工人阶级新人之前将无法发挥作用”。
“第四党”在党内建立山头的做法，提高了伦道夫·丘吉尔的政治威望。1884年，他依靠党内地方代表的支持，当选为保守党全国联合委员会主席。翌年，索尔兹伯里组阁，邀请伦道夫担任印度事务大臣。当年6月，索尔兹伯里第二次组阁，任命37岁的伦道夫为财政大臣，使之成为党内二号人物。倘若他不是盛年病危，中断政治生涯，有可能成为首相。
四、另建新党
英国不仅最早产生了两党对立格局，还出现了新党对旧格局的突破，突出例子是工党崛起并取代自由党，上台执政。
工党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于1900年，最初称“劳工代表委员会”。它是依靠自身与工会的密切关系，由费边社、社会主义联盟、独立工党等联合组建。1906年改称工党，势力渐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得以与两个老党组建联合政府。1922年大选后成为正式反对党。继而，在1924年年初，依仗自由党支持，首次执政，成为西方改良式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的范例。
英国工党首次上台执政，起码证实了三点：第一，在接近实现全国成年公民投票权时代，人多势众的工会投票力量不可小觑。第二，在英国中产阶级人数尚且不够多、体力劳动者依然占据从业者多数之际，激进改革的政治许诺，民主社会主义的名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第三，在政治相对宽容的英国，具有社会主义名号的政党可以实现重大突破。
英国政治史上很别致的一页，是共产党的出现，并得以参加大选，进入议会。英国共产党（CPGB）成立于1920年8月，是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建立的。可该党始终未像本国工党、法国工党和意大利工党那样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而是组织发展缓慢。其纲领和政策激进程度，虽与工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总是遮蔽于本国工党纲领的阴影之下。关键一点是，英国共产党难以得到本国大型工会的有效支持。而且，英国长期实行选区中“简单多数出线制”选举方式，使共产党选票过于分散，无法获得可观的选民支持，政治上难成气候。如1922年大选，共产党共获30684张选票，占全国总选票0.2%，赢得1个席位；可1931年大选共获69692张选票，得票率升至0.300，却未获议席；1935年只获27177张选票，得票率仅0.1%，竟意外得到1个席位。
英国共产党建立后，踊跃参加20世纪20年代英国工人大罢工，个别骨干分子被捕。30年代他们反对保守党政府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绥靖政策，声誉见长。1935年大选中，威利·加拉赫当选为议员。1945年共产党获较多选票和2个议席，成就空前绝后。以后几十年，无论得票多寡，均与胜选无缘。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共产党在全国的得票率不足0.1%，得票数也由11606名减至6078名，不值一提了。
英国共产党大选时获选票不多，其在册党员人数更少。譬如，该党初建时尚有党员5125名。可是，翌年则上下浮动，变化频繁（见下表）。其他年份情况大致相同。
英国共产党在册党员人数变化如此之大，是因为党员进出自由，甚至大多在加入时注册登记，退党时不辞而别。党组织必须经常登记方可把握其党员数量的变化情况。而英国共产党这种组织状况，司空见惯。一些党员缺少明确的党籍理念。这是西方政党一种普遍性组织特征。
1926年10月，英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出现高点，达12000名，尔后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共产党影响扩大，党员总数明显增加， 1945年4月仅女党员就增加到11978名，占党员总数的26%，但这只是昙花一现。
英国共产党政治上不景气，是由诸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在大党挤压下，组织发展困难。保守党和自由党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建立起完善的组织系统，包括地方党团、全国性政党联盟、党魁和议会两院和外围附属团体，拥有众多党务工作者和活动经费。工党产生虽晚，可它自始就是若干党派的联合体，并有众多个体党员，易获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而英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党员人数达到一万六千左右，1943年达到顶峰时也不过六万。其中，虽有一些知识分子骨干，可它仍属“袖珍型”小党。英国共产党组织规模小，注定在议会选举传统悠久的英国难成气候。第二，自身政策方面的原因。英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比起工党，虽显激进，可在长期实行议会制的不列颠，民众久受岛国保守主义熏陶，习惯于渐进性政治改革，赞同工党关于公有制和合理分配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而对苏联式暴力革命主张持怀疑和排斥态度。在如此境况下，英国共产党稍微激进的主张，很难与本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抗衡。何况，工党在组织方面严防死守，防止共产党人进入其内部从事党派活动。第三，政府限制。冷战开始后，英国政府针对共产党颁布了不允许其党员在工会任职的禁令，使其党员人数和支持率大幅度下降。第四，内部政治观念纷争不断。多年来，尤其1945—1991年之间，英国共产党内部政治观念纷争激烈，由此引发所谓思想路线斗争，致使该党内讧屡生，元气损伤。第五，20世纪50年代以来，共产党国家某些重大事件，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使英国共产党在一夜间失去了三分之一党员，包括一些高级工会会员；同时，失去了一些善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他如1968年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苏长期论战和边境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失误，包括中国“文革”时期党内斗争，也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英国民众中声望下降。一些党员对社会主义产生严重疑虑，纷纷退党。1989—1991年苏联东欧解体，更是直接导致了英国共产党解散。
五、对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异常现象”的理解
综观以上英国政党政治史非主流性“异常现象”，难免会有一些联想。
在英国政党政治史上，虽然哈利法克斯式“骑墙”现象不多，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政治思路和独立立场。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若有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置身于其中的人，很难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忠即奸，非左即右。在激进和保守之间，会有态度犹疑，或坚持中立，出现“骑墙”现象。所谓态度犹疑者，与真正的态度居中明显不同。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暗中已有思考和判断，却不敢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在权威势力的监管震慑之下，他们会产生对自己前景的不祥判断，对身家性命的担忧。况且，犹疑和规避更容易自保，免遭祸端。另一类是缺乏分析判断能力，不知所从。哈利法克斯之所以“骑墙”，主要取决于其独立的政治伦理判断。
17世纪晚期至“光荣革命”前，哈利法克斯式“骑墙者”需要较大勇气。起码，“骑墙者”总是及时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这就需要明晰的政治判断和大无畏的勇气，才敢公开亮相，不怕得罪两边，不怕嘲弄、辱骂、抨击和轻视。正因如此，哈利法克斯才能独步近现代数百年，成为英国政党斗争中一种为数不多的政治典型，得到公众认可。
伯克、皮尔和温斯顿·丘吉尔更换党籍，发生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政治背景和缘由。
伯克不仅长期跻身辉格党行列，还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作为平民出身的政治家，对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表示声援；可对于法国大革命，却激烈反对。因为法国距离英国很近，是将国王、贵族和教会作为打击对象，这就不仅冲击了法国现有秩序，而且有可能引发不列颠社会震荡，所以出于维护现有体制，伯克抨击革命，并将原有的自由主义加以修改，增添了保守主义内涵的托利主义理念。这么一来，面对旧党谴责，为了他所维护的贵族人格尊严和国家体制，他会愤然放弃原有党派意识，投身于小皮特的托利党。
如果说伯克最终完成了党籍更换，皮尔则是半途而废。皮尔在1846年率领多数议员废除《谷物法》时，是依仗首相威望，打破党派界限，在多数辉格党议员支持下获得成功的。换言之，为了实现这一兼顾多数国民利益的事业，他将国家和大众利益置于首位，而未顾忌党派私利，未考虑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得失，也不忌讳保守党分裂。他决心己下，不怕触犯党内贵族地主利益而失去权位。他甚至没有完成党籍的更换。纵观之，“皮尔派”转变为由党，是在十几年后由威廉·格莱斯顿领导完成的。
比较起来，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名人中屡屡脱党和更换党籍的典型。在丘吉尔所处的时代，英国已完成了国家政治制度建构，围绕政党事宜己形成诸多切实可行的宪法惯例。例如，在议会中，虽有执政党和反对党对垒的场面，但在内阁、法院和枢密院等机构发表的白皮书和其他内政外交文件中，不得出现政党之类的字样。政府行政主体文官机构在履行国家行政职责时，必须严格保持态度超脱和立场中立（neutrality），秉持“非人格化”（impersonalization）和“非情感化”（unemotionalization）态度，不得在行政工作中流露出任何党派倾向。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反对党的批评监督）也防备各大党滥用权势。还有，各党开支均不得依赖各级政府财政，各党财政支出只能靠党费和党内捐赠维持；党产与公产严格分开。由纳税人所支撑的政府财政和公产，不允许任何个体和党派染指。因此，著名政治人物的党籍更替，也往往被认为是个体行为，源自于其个人的主观判断，任何人不得擅自干预。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政治家，也不得随意被加之以人格诽谤和侮辱，不得被丑化和攻击。如此一来，所谓更换党籍，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
至于“青年英格兰”“第四党”等在党内建立山头行为，同样可以理解。在某党暂时分裂或党内第一政治权威尚未确定时，少数人另立山头，既是对党内现实问题的警示和挑战，也是个人展示实力借机成名的机会，还说明党内上下关系相对宽松：没有领袖的一言九鼎乾纲独断，没有严格的纪律处罚，甚至没有有效的劝阻。一党内部可以纠集小帮派表达不同意见，形成内部压力，这有助于不同意见并行共存，取长补短。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正是对此种情状的认可。
英国工党的建立及其对传统政党政治格局的突破，取决于大众化普选型议会政治的确立，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充和工会实力的扩展。工党适应了这一社会条件，具备了取代自由党并赢得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资格。而英国共产党奋斗多年，功效微薄，大多源于这些基本条件的欠缺。
英国政党政治之所以能一再出现“骑墙”、更换党籍、党内建立山头和另建新党等“异常现象”，很重要的是国内和各大党内部存在着一种温情主义的政治宽容。在如此政治环境之下，各个公民个体都有选择政治立场和党派的自由，诸般情状均在法律许可和公众理解范围之内，他人不可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