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学其实早已陷入危机。在冷战结束之初，由于未能及时预见或充分解释两极格局与东西方冲突何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方式走向终结，因此，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的学术声誉受到重挫，一度陷入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的“合法性危机”。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中层出不穷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与新趋势，又再度“激活”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热情，从而掩盖了这场危机。30年之后，这个危机不仅再度凸显，而且似乎更加严重。
面对近十年来全球格局、大国关系以及世界秩序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尤其是一度被乐观地认为具有某种“合作主义”特征或“由分到合”趋势的“后冷战时代”（大致适用于冷战结束后的最初20年）的终结——主要表现为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日益深化的矛盾，西方世界的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政治回归与国内政治中的威权主义抬头，地缘冲突与大国竞争的加剧，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等思潮的盛行——国际政治学尽管看起来热闹非凡，堪称“显学”，实际上却没有提供太多可靠的解释，更遑论预见。
国际政治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或在于学术目标的过度实用主义与功利性，研究途径的单一与固化，思想来源与价值基础的偏狭和贫困，以及理论发展较之现实进程的严重滞后与脱节。其中，专注于形式主义的学术创新，越来越缺乏对人类思想积淀的继承和历史经验的反思，以至于国际关系理论被“外界”戏称为“一堆精致而无用的东西”，是一大症结。就此而言，国际政治研究或许真正缺乏的并不是理论，而是思想。思想“贫血”自然就要思想输血。“解困”之道至少应包括历史反思与思想史的观照，因此必须回到历史尤其是思想史。
国际思想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国际关系的政治思想史，对于国际关系历史进程本身，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进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笔者已另有专文阐述，这里不作具体讨论。在此，笔者想着重谈谈思想史对于理解现实世界、指导政治实践的重要意义。
国际思想史研究的实践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一点，不是狭隘地理解“思想史”，那么，其实践意义比理论价值就还要明显。除了国际关系的基础研究或一般理论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的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如战略、安全、外交或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都有其思想累积与学术发展的历史。换言之，国际问题研究的思想史视野，推而广之，还可以涉及战略思想史、外交思想史等。更一般地说，思想史视野其实也就是历史视野。无论研究哪个实践领域的问题，都应该有一个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维度。如果与具体的实践领域相联系，思想史资源与思想史方法的实践价值甚至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说明。这是因为，离开相关领域的思想史资源或思想史观照，或者说忽视塑造国家行为与国际关系的战略思想、安全观念或外交思想，我们不仅无法完全理解（更遑论预见）任何国际政治现象与国家对外行为，而且难以就自身的反应方式、目标与手段作出合理的抉择。
思想史研究的实践价值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加以理解，但概括起来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正本清源，把握问题的由来与实质，避免对许多国际政治关键概念、重要思想或核心问题的误解或曲解；二是有助于知往鉴今，为理解或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线索、思想资源或经验参照。
二、正本清源：从概念史视角理解现实政治议题
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一直非常重视“概念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也有“概念史转向”之说。概念史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想史研究的有效路径之一。在国际政治中，有许多重要概念经常被误解、曲解、误用或滥用，需要从思想史尤其是概念史的角度加以仔细梳理和辨析，以正本清源，厘清概念的来龙去脉，把握相关问题的基本性质。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一般有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两大路径（正如战略研究也有历史主义与技术主义两种偏好），二者其实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但前者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可能更为重要。以近些年来国际政治与大国外交领域流行的一些重要概念或“提法”为例，在笔者看来，对某些概念的误解、曲解、误用或滥用，大多都是因为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真实的历史事实与人类经验，其中主要有三类情况：无视历史、误读历史和曲解历史。
1.无视历史
亨廷顿说，美国人往往倾向于“忘记过去，专注眼前，忽视未来”。在笔者看来，主要从眼前的需要或目的出发，罔顾历史事实，无视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其实是人类的通病。黑格尔甚至不无揶揄地指出，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以中国所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例，其中所倡导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大国关系原则，正是吸取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为避免大国关系重蹈历史覆辙指出了一条合理的路径。然而，这一主张似乎一直未能得到美国方面的积极回应。盖因美国始终专注于自己的眼前利益，尤其是要竭力维护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实际上并未摆脱以“零和”为本质特征的“冷战思维”，从而对中国的倡议心存疑虑，以为中国的目的是要与其“分权”“平起平坐”，甚至伺机取而代之。常言道，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美国无法放下这种“执念”，那么对于任何事实、任何道理就都会无动于衷。实际上，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逻辑上，美国都无法否认“新型大国关系”原则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然而囿于一己私利，它不愿意接受这个原则，却又提不出更好、更有新意的方案，结果就是使自己处于某种既傲慢又尴尬的状态。笔者觉得，无论是否接受中国的主张，真正陷入被动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2.误读历史
主观上愿意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人当然也很多，但历史仍然经常被误读、误解。误读历史的原因相当复杂，误读的扩散路线却非常简单：先是有人不求甚解，以偏概全，突发惊人之语；继而是更多的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结果便是张冠李戴，简单类比，成为一时之尚。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各种困难，一般被认为跟“崛起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一种结构性矛盾有关。这种矛盾过去通常被称为“安全困境”，现在的流行说法是“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国内外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众多讨论，至少有两大误区：一是对修昔底德本身的误读，二是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历史的误读。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如果梳理一下相关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多年来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前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美安全困境）尤其是对于这种安全困境的成因，早期论述大多没有作深入、全面的探究，仅凭修昔底德的一句“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就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将这个“困境”归因于“崛起国”，认为是“崛起国”首先打破了现状，因此难辞其咎。这种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经过若干年的讨论，这种“困境”才逐渐被表述为某种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双向互动关系，即新兴大国的“挑战”与传统大国的“回应”。而且，正是得益于对相关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回顾和反思，有关对修昔底德的误读才多少得以澄清，一些西方学者也在悄悄修正自己的观点。即使如此，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安全困境来类比当前的中美关系，仍然有过于简单化乃至牵强附会之嫌。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大意是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和相应的敌对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包含多层意义的判断经常被简化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于是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许多人着重渲染的是“崛起国”对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所构成的冲击，把注意力集中到“崛起国”身上，从而忽视了守成国的意图和反应方式。换言之，其中所涉及（以及修昔底德所具体描述）的双方或两大同盟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关系经常被忽略了。实际上，现存大国不愿面对权力结构变迁的现实、固守自身优势地位、不愿与崛起大国分享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战略打压行为，往往也是造成困境乃至冲突的原因。如果把责任简单地归咎于崛起国一方，那么“发展”作为每个民族的自然、合理诉求，就成了一种不值得提倡的“原罪”。这种逻辑显然是荒谬的，也是不现实的。
修昔底德只是说，战争的根源在于双方关系中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或安全困境，而这个矛盾或困境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不是说雅典要为战争的发生负全部责任。实际上，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的起因既有远因或潜在原因（underlying cause），包括体系层次的安全困境（雅典权势增长与斯巴达的疑惧和焦虑）、个人层次的人性因素（贪婪和野心），也有近因或直接原因（immediate cause），包括两大联盟成员的变化，例如科西拉倒向雅典，波提狄亚受斯巴达的引诱，等等。
在现实中，安全困境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即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情感好恶等因素相结合，陷入某种恶性（而不是良性）互动的轨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恶性互动会导致健康的竞争逐步变成敌对，乃至走向你死我活的战争。
但是，安全困境并非绝对无法摆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简单化比附，不仅是对修昔底德的误读，而且是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片面化解读。世界上处处有陷阱，但不是每个人都必然会掉进去。在历史上，大国和平共存、权力和平转移的例子并不鲜见。所谓“结构性矛盾”有其客观性，但人类可以通过观念上的与时俱进以及合理的政策选择来避免其消极后果。美国在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过程中虽然与他国发生过许多战争，但并未与守成大国之间发生事关权势转移的重大决定性战争（与英国的冲突未必称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大”与“老二”之间的霸权竞争，英国当时的主要关注对象甚至不是美国，而是欧陆强国）。在这个意义上（当然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又何尝不是“和平崛起”？
在经济与安全均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与核武器时代，如果无视人类在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片面地理解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进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历史比附，显然是十分轻率和危险的。中美都是“洲级”超大型现代文明国家，都是经济大国和核大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安全上也相互依赖。当今国际制度与规范的发育程度及其调节作用，工业化与现代大众政治时代内政外交之关联程度以及民众的政治觉悟等都早已今非昔比，古希腊时代的战略环境怎么可以与今天同日而语？因此，许多中国人并不认为这种以偏概全的“历史经验”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2014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记者专访时就指出，崛起的中国将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事实上，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也不认同所谓新兴国家与现存大国之间一定会产生对抗乃至必然走向战争的历史“遗训”。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在反恐、防扩散、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稳定、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个大国之间产生的任何分歧都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福柯指出，知识即权力。话语也是一种权力，包裹着话语主体自身的利益与价值。美国意识形态、美国人的主导性话语长期笼罩着战后世界政治，以至于被赋予了某种反现代性的“神秘化”与“神圣化”色彩。面对日益多样的世界与多元的价值，话语“解构”与知识“祛魅”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在所难免。
例如，阿隆·弗雷德博格认为，从历史上看，老牌强国和新兴国家之间往往充满激烈对抗。地位已经巩固的大国倾向于把自己看作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仅帮助确立了这个秩序，还从中继续获利；而新兴大国则感到现有秩序的限制甚至欺骗，因此要反对现有秩序，以便获得自己认为理所应当的权利。“由此造成的双方利益冲突很少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认识到新兴国家对自己地位日益严重的威胁，老牌强国（或者现状国家联盟）有时会在挑战者越来越强大、成为真正的威胁之前试图攻击它或者干掉它。”这里，弗雷德博格虽然不得不承认“老牌强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所作出的过激反应也是冲突的一大根源，但是，所谓“新兴国家”必然反对现有秩序的说法却并不合乎当今世界的实情。中国不仅无意充当现有秩序的挑战者，相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不断重申要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倒是美国对现状似乎越来越不满，不断退出多边国际合作机制，不断挑起与多国的贸易冲突，不断抛弃既有军控协议，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构成了强烈冲击。
再如，米尔斯海默仍在四处兜售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并把中美关系作为“验证”其理论假设的一个主要现实案例。他宣称“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然而，他从未认真论证过为什么中国就不可能采取和平发展战略，对中国长期以来寻求与美国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努力视而不见，对中国的政治传统与战略文化更是近乎一窍不通——当然，按照“科学”理论的“简约化”原则，他那种“一根筋”式的结构论也无法解释甚至根本容纳不下这些内容。实际上，正如他本人所言，美国不会允许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出现一个美国之外的霸权，那样不仅美国的地区利益会被排斥，美国的全球地位也将面临一个强劲对手（尽管他同时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霸主”）。换言之，所谓“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说到底还是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甚至不允许中国崛起！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对于诸如此类主要基于西方历史经验与战略文化，甚至隐含着美国思维模式与价值偏好的所谓“理论”，鉴于其形式貌似“科学严谨”，观点“简单粗暴”，口号“通俗易懂”，以至于颇具煽动性与鼓惑力，固然不可等闲视之，需要仔细商榷以辨明是非，却也大可不必“当真”，将其视为某种难以逾越的真理性认识。
总之，在全球格局与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美战略安全关系框架面临重大调整。中美关系要摆脱历史“魔咒”，避免落入传统大国关系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途径只能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更重要的是，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只是崛起国家的任务，也是守成国家的责任。中国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老大”与“老二”之间会形成怎样一种关系，是双方互动的结果，并不单独取决于哪一方。要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关系的“覆辙”，为大国关系另辟蹊径，双方都需要做出重要努力。
3.曲解历史
这种情况有时比无视历史后果更加严重，因为这是打着尊重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出于特定的目的和眼前的需要任意扭曲、裁剪甚至虚构历史图景。一些人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片面阐释、任意发挥乃至刻意曲解，其实也属于此类。如果说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不了解历史而产生误读、误用，那么，另有一些人则纯属生拉活扯、借古讽今了。
以“国际秩序”的走向这个当前最重要的世界政治议题为例，有许多认识误区亟待厘清。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现有国际秩序是战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确立的，虽然被贴上“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烫金标签，主要体现的却是美国和整个西方的利益和价值。中国要努力维护的战后秩序，主要是联合国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秩序，而不是战后美国一手缔造并竭力维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全部制度安排与规则，如美国在众多国际机制中的主导地位乃至特权。反过来看，美国也不是什么“修正主义”或“革命主义”国家，要彻底颠覆自己一手塑造、长期护持的战后秩序。特朗普政府主要是认为一些多边合作机制与制度安排已经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或者束缚了美国的手脚，试图调整、重塑世界秩序，目的是继续获取最大收益，维持全球与地区主导地位，“重振国威”或“再次伟大”，防止或延缓美国全球地位与霸权的衰退。
总之，中国要维护战后秩序中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有效成分，而美国则试图修改其中对自己不再有利的成分。中美各自的关切与出发点看上去确实有所不同，这种局部意义上的“角色”转变前所未有，反映了全球格局与各自国内环境的变化，但双方显然都无意全盘否定现有秩序，更谈不上已开始出现“权力交接”或“领导换岗”。
更重要的是，目前处于风口浪尖的所谓战后国际秩序，其根本性质是什么？按照当前美国人所主导的流行话语，这是一种“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相应地，战后以来美国所奉行的也是“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而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许多人认为这种战略正在被改变，这种秩序正在走向衰落。
问题是，美国什么时候奉行过所谓的“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军事同盟、军备竞赛、核威慑、（即使和平时期也保持的）高水平的国防开支和广泛的前沿军事存在等，这些东西与自由主义何干？实际上，G.约翰·伊肯伯里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即美国从来都是两手抓：一手抓自由主义的多边贸易体系与国际制度，一手抓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所谓“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即使不是子虚乌有，也多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更何况，美国一手打造的这个所谓“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在许多批评者看来既不“自由”（因为常常依靠强制手段推广自身价值，缺乏对多样性的包容），也不“国际”（因为强调等级制，而且内外有别，具有排他性和选择性），更无“秩序”（因为经常在世界各地引起动荡与混乱）。米尔斯海默甚至坦率承认，美国从来都是“按照现实主义的要求行事，但是却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这种包装的对外价值自不待言，对内亦属不可或缺，因为美国政治精英所建构的自由民主形象，早已嵌入大多数美国公众的政治想象，以至于难以接受过于露骨的权力政治逻辑（“与历史对话：约翰·米尔斯海默访谈”）。当然，一些人可能还会争辩说，美国其实只是想用现实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如果就小布什时期那帮“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即新保守派战略家而言，这个说法倒也十分贴切，因为他们确实热衷于用权力甚至武力来推广美国价值，实现美国“理想”。不过，鉴于美国在历史上经常扶持一些专制政权，或者颠覆某些民选合法政府，这种说辞在逻辑上还是无法自洽。
与中国外交有关的一些重要概念也需要用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眼光来加以理解。忽视历史语境与思想背景，便会望文生义，对其实践含义产生种种曲解。例如，“和平与发展”这个命题是相对于此前的“革命与战争”而言的，和冷战结束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个时代背景有关，反映了世界各国谋和平、求发展的时代主流，强调的是中国战略目标与工作重心转移的必要性。有些人不理解这个重要论断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指向，纠结于世界是不是和平、能不能发展，可谓完全不得要领。
“韬光养晦”也是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与美国原本并无直接关联，但后来却逐渐被国外一些研究者解释为中国的对美“卧薪尝胆”战略，这显然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有意无意的扭曲。一些国内舆论也不明就里，被这种美国话语牵着鼻子走。我们知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政治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同时西方国家对华进行施压和制裁。在这个变乱交织的复杂局势下，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只有联系这个大背景，并且把这20字方针联系起来整体考虑，才能准确理解“韬光养晦”的含义。在这个语境下，“韬光养晦”就是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要有雄心壮志，埋头苦干，又要避免过分张扬，引火烧身；在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形势下，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集中精力搞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尤其是“绝不当头”，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原来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讲话中不难看出，“韬光养晦”从来就没有什么“卧薪尝胆”以求最终击败某个特定对手的含义。在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韬光养晦”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一项原则，相对于“有所作为”而言，其实就是要谦虚谨慎。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不矛盾。谦虚谨慎和积极进取在任何时代都属于优良品质，只不过其轻重缓急，取决于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问题的性质。中国的思想、观念以及政策主张，我们自己应该更有责任、也更有能力去准确阐释，不能仅由外国人来定义，更不可丧失自信、人百亦云。
对待历史问题，实用主义的“六经注我”、刻意歪曲固然可厌，凭空想象、随意杜撰更是为害甚巨。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理解，或者不如说“想象”与“描绘”，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当然，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史或学术史问题了）。他竟然煞有介事地宣称，自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一个以战胜美国为终极目标的“百年大计”。这与当年美国的一些“冷战斗士”声称苏联有一个埋葬西方的“大图谋”（grand design）如出一辙，甚至更加主观和武断。他根本不了解、也无意认真研读可靠的历史文献，深入了解1949年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甚至完全无视中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在过去70年所走过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其中所呈现出的几次显而易见的重大战略调整，而这后一方面至少是任何严肃的研究者都可以直接观察得到的。类似白邦瑞这种出于个人目的和特定政治需要的无稽之谈，当然不值一驳。但是，这种“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做法，在中国学界的国际政治学术讨论与政策辩论中却并不罕见。由于披着学术的外衣，甚至打着“科学”的旗号，因此更有欺骗性。
三、知往鉴今：从思想史视角理解大国安全战略
思想史的研究视角，推而广之，还可以包括外交思想史与战略思想史等，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一些重要的国际战略问题，例如主要大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个重要研究领域为例，由于其范围广泛、内容复杂，当然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框架。不过，就这一主题的基本性质而言，战略研究的基本方法无疑是最重要的。而战略研究又离不开战略史与战略思想史研究，甚至可以说主要依靠战略史与战略思想史研究，这是国内外战略与安全研究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共识。约翰·加迪斯、保罗·肯尼迪、柯林·格雷、约翰·默里等欧美一流战略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是明证。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绝对不可沦为一般的外交政策分析或战略报告解析，它需要更为深阔的研究视野、理论思维与历史眼光。
然而，迄今为止，具有战略全局视野和历史纵深感的战略史和战略思想史研究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这导致相关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即较多地关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在特定时期尤其是政府更迭之后所出现的变化，而忽视它们在许多重要方面所具有的内在连续性；或者即使看到了某些变化，也难以深刻理解其中的原因和背景，无法断定是表象还是实质、是短期行为还是中长期发展趋势，从而夸大或低估这些变化的实际影响。事实上，由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国内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在现有历史条件下的相对稳定性，相对于其他许多大国而言，美国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更多、更明显的连续性，尤其是在核心目标、基本手段与行为模式方面，甚至可以说有相当惊人的历史连续性。此外，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之变化与延续的动因，不仅涉及客观物质因素，而且涉及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等主观因素。这种认识上的缺陷，是我们有时对美国的政策行为缺乏预见性，或估计不足甚至产生一定程度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有哪些要素具有长期性？对于理解当下和未来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有没有什么启发性？这些是我们在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战后几代美国政治家与战略家，尽管主张不尽相同甚至不乏严重分歧，出发点都是为了确立、巩固或维系美国的全球地位，这是他们在大战略目标上的一个核心共识。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世界地位，就思想和战略层面的因素而言，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种战略共识或战略意识。
战后以来的美国主流安全观念与战略思想，实际上有许多近乎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具有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又坚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意识形态色彩。美国“霸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意识形态，即美国“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深刻信念密不可分。美国权势的扩张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拓展并行不悖。从冷战结束后被称之为“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的新保守派那里，仍不难看到此种战略观念的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设计总是基于“最坏假设”，追求绝对安全，争当“全能冠军”，为此经常表现出强烈甚至过头的战略忧患意识；始终奉行“以实力求安全”的战略理念，而且往往强调军事实力。这使得美国战略传统具有突出的军事特征。在美国国内战略辩论中常常是“防务优先”压倒“预算平衡”，在国际战略竞争中往往是“战略优势论”压倒“战略均势论”，在战略文化上则表现出“尚武、武装甚至黩武”的倾向。
美国人在制定安全战略时，常常会就主要对手的“意图”与“能力”展开争论，但多数情况下他们更在乎对手的“能力”而不是“意图”，认为“意图”难以准确把握（何况“对手”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竞争与冲突）；要保证万无一失，只能假定对方会危害自己，力量越强大危害性就越大，这实际上就是“以实力求安全”乃至以强大军事实力来保证绝对安全这种战略逻辑的由来。这一点直到今天依然很明显。有些人总是认为特朗普只想赚钱，不爱花钱。实际上，美国的国防开支这几年一直在增加，军事能力的全面更新正在加紧进行。美国有时愿意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力量均势，其实是迫不得已；一旦有机会，它还是想掌握绝对军事优势，不断废弃既有重要军控协议就是例子。
由此可见，战略史与战略思想史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里不妨再举个例子。
全球战略稳定无疑是当前最突出的一个国际战略问题。全球战略稳定直接影响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大国的观念、政策及行为是影响全球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走向的主要因素。全球战略稳定的核心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人们普遍认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挑战。那么，什么是“战略稳定”？如何理解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战略稳定概念起源于冷战时期的核武器与核军控领域，当时主要指的是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而且主要指核战略稳定，即相互战略威慑。美苏在冷战时期都没打算把同样的原则用于处理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关系，因为它们拥有绝对优势。但今天的国际战略环境至少已经出现两个重要的变化。
其一，全球与地区战略格局都呈现出力量多极化或多元化趋势，即使是核战略格局也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多极化趋势，特别是在地区层面。例如，东亚已经涉及中俄朝以及提供延伸威慑的美国这四种力量。如果朝鲜的战略能力得到巩固和发展，日韩对美国的“保护伞”失去信心，角色可能还会增加。南亚已经形成核三角关系。如今中国在东、南、北三个方向都需要考虑与核武器有关的战略稳定问题。如果再往西看，中国的邻国当中没有这个问题，但在中东地区，如果伊朗拥核，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有关国家可能要么寻求自主拥核，要么寻找新的“保护伞”。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要花巨资强化和重构其在核武器等战略领域的攻防能力，以至于不惜抛弃“反导条约”“中导条约”等既有军控协议；同时也可以肯定，美国绝对不会离开有关地区，回到孤立主义，甚至也不会采取相对超脱的所谓“海外制衡”战略。为了保住其全球与地区事务主导地位，美国必须维持其基于联盟体系的前沿存在，包括军事存在。
其二，国际战略竞争的议题和场域正在不断扩展，已经覆盖了海陆空天网这“五度空间”。除了传统海陆空领域的竞争，太空的军事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网络空间的战略竞争正越演越烈，而且“陆海空天网”这五大空间的战略竞争又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这些发展趋势对于全球战略稳定具有重大影响，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战略稳定”的内涵、途径及其影响因素。
大国的战略稳定观念也因此变得更加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大国间的战略共识却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稳定观：一种是从维护超级大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出发，遏制任何动摇或者可能动摇这一地位的挑战，为此继续奉行突出军事威慑、强化军事联盟、谋求军备优势、实施扩展威慑等冷战思维；一种是从维护普遍安全出发，防止冲突与对抗破坏各国得以和平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为此必须强调和平共处、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睦邻友好的以合作促安全的理念。
大国的战略观念与国际战略环境和自身战略能力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在冷战时期，由于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常规军力远不如苏联，因此经常更加强调或依赖核报复战略。相反，现在的俄罗斯由于国力不足，受到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无法与美国进行全面竞争，所以宁愿采取某种“非对称低水平均衡战略”：一方面，继续把维持与美国的战略稳定（相互核威慑）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地区冲突问题上，也比较强调核武器的政治功能与强制作用。两国的“战略态势”（strategic position）看起来大异其趣，其实异曲同工，其中扬长避短、非对称竞争的战略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许多重要战略与安全领域日益增强的外溢效应与相互联动性，战略稳定问题正逐步扩展到网络空间、外层空间等新场域以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和前沿技术领域。在人类交往互动的这些新型空间或国际竞争的新兴领域，大国之间无论是寻求合作，还是展开竞争，都没有足够的经验依据，也殊少普遍共享的原则与规范，因此人们必须求助于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人类在战争、战略、军备竞争或军备控制等相关领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理解今天和未来的大国关系问题至关重要。战略稳定的思想与目标虽然主要来源于核战略领域，但其中的基本逻辑、作用机理与重要原则，对于理解新兴技术领域的战略稳定问题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无论在哪个领域，大国寻求、维持乃至试图打破战略稳定的动因、目的与条件，都有许多内在的相通之处。这主要是现代民族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所共同追求的基本战略目标（生存、安全与发展）以及本质上非常相似的行为模式（自助、竞争与必要的合作）所决定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国际关系的历史与思想史研究，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