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西迁所引起的塞人迁徙浪潮，导致了帕提亚帝国严重的边患。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将帕提亚人的势力向东推进至木鹿乃至河中地带，帕提亚人控制下的撒马尔罕道由此畅通。未几，塞人再犯，帝国东部局势再次告急。随着米特里达提二世的东征，帕提亚人最终得以控制从木鹿东至阿姆河中部的地区。帕提亚人的东征不仅解决了帝国的边患，而且帝国统一秩序的确立更在客观上保障了丝绸之路中段有效贸易格局的形成，为张骞时代丝绸之路的最终连通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作为横亘古代欧亚大陆的洲际交通枢纽，它的开通是历史时期东西方世界双向拓进的结果。除了公元前2世纪以张骞为代表的汉代中国人由东向西的探索外，早在公元前6世纪以来，波斯人、希腊—马其顿人以及帕提亚人和罗马人都曾努力积极地向东探寻，他们对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延伸也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因此，于改善国内丝路史研究“难以西进”的困境着眼，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显然需要在“整体历史视野”的引导下进行必要的视角转换。[2]
整体考察丝绸之路本身的历史发展，不难发现内陆欧亚的地理特征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丝路各段交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如波斯帝国的对外征服和亚历山大的东侵直接促使帕米尔以西从中亚至地中海一线交通网的较早确立，但帕米尔以东经新疆、河西走廊连接中原的东线在真正意义上的开拓却始于汉代，这说明西部丝路线的畅通明显要早于东部丝路线。[3]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的畅通及其发展与沿途地区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以西部丝路线为例，如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从近东两河到印度河之间，诸国相互攻伐，战事频仍，加之中亚北部地区游牧民的南迁等原因，西部丝路交通线，尤其是中亚一段的贸易交往时常受到游牧民南侵的影响。直至前2世纪以后，随着帕提亚人的屡次东征和帝国统一秩序的确立，丝路中段的交通线方又复归于单一稳定政权的统辖之下，这为随后张骞西使和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换言之，张骞时代丝绸之路全线的开通离不开帕提亚人对丝绸之路中段的开拓。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记载的贫乏，学界对帕提亚与丝绸之路关系问题的探究多停留于宏观性的概述，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4]对于帕提亚人建国后向东扩张的历史，更因史料的奇缺而少有人碰触，以至成为早期帕提亚史研究中长期滞留的难题之一。鉴于此，本文以中西方古典文献和钱币学材料为核心，结合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试图在厘清帕提亚东疆边患问题由来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帕提亚人的两次东征与丝路中段道路交通的拓展变迁，进而说明帕提亚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一、大月氏、大夏、塞人与帕提亚东部疆域问题的由来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在蒙古高原的崛起引发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浪潮。[5]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且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欧亚内陆政治格局的变动。受到匈奴和乌孙打击后，月氏人的西迁曾两度引起了伊犁河至阿姆河一带塞人西进的浪潮，从而直接导致了帕提亚时期最严重的边患。这一多米诺式的民族迁徙便构成了帕提亚东部疆域问题的大背景。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在匈奴崛起以前，月氏势强而“轻匈奴”，头曼亦曾将其子冒顿“质于月氏”。当时大月氏称霸于从祁连山至天山、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且一度伸张势力至河套内外。[6]及冒顿立，月氏才开始大规模西迁。[7]关于大月氏西徙问题的研究，尤以两次西徙的时间分歧较多。但结合张骞西使期间对于大月氏的叙述，则又可进一步推测出较为确切的结论。[8]且细说如后。第一次西迁大约在公元前177～前174年间，因“月氏王为冒顿所杀”，遂由河西迁至伊犁河、楚河等塞地。《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即说明大月氏赶走了塞种人，占其地而居。“其地”，普遍的说法是伊犁河地区。虽然《汉书》只是说“塞人南越县度”，但显然被大月氏从塞地逼走的塞种，也有一部分西徙至锡尔河以北马萨革泰人居地，并逐渐渡河南下侵入索格底亚那地区。查士丁说尤克拉提德（Eucratides I Megas，约公元前171～前145年在位）统治时期，巴克特里亚人在内外战争的侵扰下失掉了国土，逐渐衰落，正是对这一情形的映证。[9]这批塞人集聚于阿姆河以北，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形成对峙之势长达20多年。[10]约公元前140年，他们的四部Asii、P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趁机推翻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政权，建立了大夏国。[11]也许正是由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缓冲作用，所以月氏人第一次西迁所引发的塞人西进浪潮并没有很快涌入帕提亚帝国的边疆。但随着这一屏障的消失，帕提亚人的东部疆域就立即变成了塞人南下和西进的走廊。同时，也由于米特里达提一世（Mithridates I，约公元前171～前138/137年在位）强硬的抵抗，塞人对于帕提亚东疆的冲击相对小了很多。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这一时期就没有塞人闯入过帕提亚领土的事实。如南亚史专家尼利斯（Jason Neelis）认为，公元前138年米特里达提一世去世后，原居于费尔干纳和阿赖河谷的一支塞人进入了德兰吉亚纳（Drangiana）地区赫尔曼德（Helmand）河谷一带，即后来的萨卡斯坦（Sakastan，即Seistan）地区。[12]
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大约在公元前132～前129年间，因受匈奴和乌孙的联合打击，遂又放弃伊犁河、楚河居地，经由大宛、撒马尔罕而西徙至妫水北。这次迁徙发生于张骞第一次西使被困于匈奴的时期，后来张骞曾在大夏停留一年多，清楚了其中的原委。《大宛列传》载，大月氏“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汉书·张骞传》亦言：“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
由于文献记载不甚明确，因此大月氏西击且臣服的对象“大夏”便成了学界长久争论的话题。[13]概括说来，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大夏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且认为大月氏西迁到阿姆河后，攻灭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政权。理由是汉史籍中的大月氏，就是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63～公元24年）所提及曾推翻希腊—巴克特里亚政权的四部之一的吐火罗（Tochari）。[14]第二，大夏即吐火罗国。约公元前140年，以吐火罗为首的游牧民征服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约10年后，大月氏第二次西徙至此又臣服了吐火罗国。即是说，希腊—巴克特里亚先为吐火罗人所征服，后又为大月氏所征服。理由是这里的大夏即吐火罗的音译。[15]第三，大夏本是塞人的部族Dahᾱ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占领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的地方后建立的国家。其根据是大夏可能即Dahᾱ一词的音译。[16]第四，大夏即希腊人，理由是大夏（Ta-hia）的第二个音“-hia”是Yavanas的第一个音节，而Yavanas即希腊人，所以大夏即希腊人。[17]
综合来看，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前两说之间。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古文献记载的不明确性所致。窃以为，以上观点皆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都存在推测的成分，因此不可避免彼此对立。相较而言，似以第二种更为可信。首先，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一句来看，这种情况不符合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18]其次，若大月氏为吐火罗，以两汉时期对大月氏的了解来看，为何两汉史籍在交代大月氏时均不见“吐火罗”一名呢？吐火罗一名虽首见于《魏书》（作“吐呼罗”），但实际上吐火罗国两汉时期就已来贡。《后汉书·西域传》所云：“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学界多认为其中兜勒即Tukhᾱra之音译。[19]再者，《新唐书·西域传》已明言：“大夏即吐火罗也。”[20]第四，将月氏认同是吐火罗是早期外来僧侣的错误，由于后人不能深辨以致出现混乱。[21]第五，近些年来对阿伊·哈努姆遗址的考古研究认为，巴克特里亚曾先后经过两次游牧民入侵，[22]这显然与第二种观点更为相符。如此，大月氏西击的“大夏”实为灭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在其故地刚刚建立了政权的吐火罗国家。
根据以上推论，再结合相关研究便可知大月氏第二次西迁的大致情况。约公元前132年，大月氏离开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32/131年过大宛时，很可能也遭到了轻微的抵抗，但很快就又经过康居。[23]渡河后，便闯入了吐火罗人建立的大夏。约公元前130年，大夏诸部受到大月氏的攻击，邻近的塞人也受此影响便渐渐云集于帕提亚帝国的东境，形成了严重的边患。[24]根据查士丁的记载，约公元前128/127年，帕提亚国王弗拉阿特斯二世（Phraates II，约公元前138～前128/127年在位）在与塞人的战斗中身亡。[25]同时，受大月氏攻击的吐火罗人，也有一部分继续西行至帕提亚帝国东部。约公元前124年，阿尔塔巴努斯一世（Artabanus I，约公元前128/127～前124年在位）又在与吐火罗人的战斗中负伤身亡。[26]不出四年，帕提亚两位国王皆殁于东疆的战场，足见边患对阿尔萨息斯王室政权的威胁。
由大月氏西迁引起的塞人诸部的西徙，如波推浪，渐波及帕提亚帝国的整个东部领土，甚至一度深入帝国的核心地带。斯特拉波在介绍塞琉西亚时曾说，因为帕提亚人体恤塞琉西亚人，担心他们会遭到斯基泰部落的祸害，便把这个村镇变成了其都城。[27]这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塞人曾入侵帕提亚帝国西部的事实。[28]现代的学者们对此问题，也各抒己见。塔恩推断此次塞人入侵帕提亚主要有两个方向：西迁的一路从木鹿至赫卡通皮洛斯（Hecatompylos）再到埃克巴塔纳（Ecbatana）；南迁的一路从木鹿至赫拉特（Herat）再到锡斯坦（Sistan）。[29]马歇尔则采用赫茨菲尔德的说法，甚至认为约公元前130年塞人征服了帕提亚帝国的大部分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以东的查拉塞尼（Characene）建立了阿迪亚伯尼（Adiabene）的塞人王朝。[30]塞人的此次入侵及带来的政治混乱，诚如俄国学者科舍伦科（G.A.Koshelenko）所说，使得刚崛起的帕提亚国家陷入几近崩溃的边缘。[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