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日本是一个疯狂对外扩张的国家,然而日本对外扩张的因素,并不仅仅产生于近代以后,而是早在古代就已存在。因此在追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原因时,需强调历史记忆、尚武传统、扩张思想的传承和人力资源的传承等四点要素,力求从历史脉络上探求近代日本走上对外侵略道路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历史记忆;尚武传统;江户时代;扩张思想
从甲午战争起至1945年战败，日本屡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并通过对外战争获得了大量的侵略权益。近代日本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热衷于以对外战争为手段进行扩张的国家，虽然有明治维新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需求，而对外侵略扩张这一共性，亦有日本自身所独有的原因。
一、古来对外扩张的历史记忆
一个民族的历史，非止对过去的简单叙述，而是如克罗齐所说，“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一种针对过去的兴趣而是一种针对现在的兴趣”。历史记忆会凝成民族“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记忆一旦被现实需要唤醒时，它会释放出一种可以左右民族行为选项的强大动能。近代日本的疯狂对外侵略扩张，与其选择性历史记忆不无关联。
公元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是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官修史书，书中不惜笔墨记述了公元4至7世纪日本多次出兵征伐朝鲜半岛的新罗国、迫使百济等国俯首称臣的“历史”，其中卷第九神功皇后“蒙神助之新罗亲征”记述甚详。是时，仲哀天皇欲征讨熊袭，“有神讬皇后而诲曰，天皇何忧熊袭之不服，是膂完之空国也，岂足举兵伐乎。愈兹国而有宝国，譬如美女之睩。有向津国，眼炎之金银彩色多在其国，是谓栲衾新罗国焉。若能祭吾者，则曾不血刃，其国必自服”[2]236。仲哀天皇违神意征熊袭而殁，神功皇后决意“上蒙神祗之灵，下籍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崄浪，整舻船以求财土”,10月发兵西渡。新罗王慑于倭兵威势，“战战栗栗”“素斾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皇后“解其缚为饲部，遂入其国中，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即以皇后所杖矛树于新罗王门为后叶之印”，并“齐金银彩色及绫罗縺绢，载于八十艘船，令从官军”。尔后“高丽、百济二国王闻新罗收图籍降于日本国，密令伺其军势，则知不可胜，自来于营外，叩头而叹曰，‘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369年，神功皇后再次发兵征讨新罗，平定新罗治下“七国”，另有“四邑自然降服”。
《日本书纪》中蒙神灵指点和襄助征韩大获成功的记述纯属杜撰，但其自公元4世纪起大举向朝鲜半岛扩张恐非无稽之谈。位于我国吉林省集安市的好太王碑（亦称广开土王碑）也披露了同一重要历史信息。好太王是高句丽第19代王，又称广开土王，公元391年即位，412年殁，碑文记载的好太王与倭人的战争，恰好佐证了当时日本的确对朝鲜半岛进行了大规模扩张。据碑文记，“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每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以六年（公元396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伐残国”，“残主困逼，献出男女生口一千人，细布千匹。归王自誓，从今以後，永为奴客”。三年后，“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太王恩慈，称其忠诚。特遣使还，告以密计。十年庚子，教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盐城倭满。倭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十四年（公元404年）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石城连船，王躬率，从平穰锋相遇，王幢要截汤刺，倭寇溃败，斩煞无数。”1好太王碑本为歌颂好太王的文治武功而立，其“广开土”的武功又是以驱逐倭人和打破倭人对傀儡国的控制为前提。
从神功皇后征韩到好太王统治高句丽时代，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扩张虽然遇到了好太王等地方势力的强烈反抗，但其扩张的势头及其政治上在朝鲜半岛的威势并未终止。据《日本书纪》，倭国于512年割占任那国四县；515年在带沙江击败伴跛国军队；527年近江臣毛野率兵6万进攻任那告败；537年为救援百济再征任那；554年与百济联合对新罗开战，560年迫使新罗朝贡；623年出兵援助任那抵抗新罗进攻，迫使任那新罗朝贡；631年迫使百济送王子丰璋为人质。
这一时期日本威压朝鲜半岛的局面，在中国史书记载中也有印证。公元438年，日本要求南朝刘宋皇帝委任倭王珍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451年要求委任倭王济“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4]2395,478年要求委任倭王武“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时刘宋已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宋顺帝诏除倭王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齐梁禅代后，先于502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继而升倭王军号为“镇东大将军武进号征东将军”。及至660年唐朝军队灭百济国并俘虏其国王及太子后，又发生了“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据周留城以叛，遣使往倭国，迎故王子扶余丰立为王”的变故。
由此看来，4世纪前期至7世纪白村江战役的三百余年间，古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扩张及其政治上时紧时缓的上位优势是毋容置疑的，这种扩张和政治上位优势经过官方史书的选择性记述和夸大性渲染，已经潜化为一种自豪的民族记忆。
7世纪的白村江惨败后，认识实力差距的日本收敛了对外扩张的野心，在几个世纪的时期里专注内治而未敢对外用兵。但是进入16世纪中叶的室町幕府末期，国内政治大乱，军事贵族集团相互攻伐长达半个世纪。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野心膨胀，1592年发兵十余万侵略朝鲜，并欲吞灭朝鲜后征服中国“四百州”。日军于4月在釜山登陆，两个月便攻占京城、开城和平壤，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奔溃”。朝鲜国王急向宗主国求援，明朝遂派出十余万大军援朝。历时7年的战事殊为惨烈，直至丰臣秀吉暴毙日军撤离朝鲜、明军帮助朝鲜复国告终。从战争的过程看，日军入朝后如入无人之境，朝鲜“望风逃窜，弃国授人，渠自土崩”。即使在明军入朝参战以后，也完全看不到天朝上国征伐东夷小邦应有的轻松，而是双方互有胜负，战争处于长期胶着状态。对此，《明史》的记载很是客观：“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自关白死而祸始息。”此役日本向大陆扩张的图谋归于失败，但和唐代的中日白村江之战不同，与明军的军事对抗未分伯仲的结果，反而助长了日本民族敢与大国一争高下的盲目自信。近代日本军方进行对外扩张的蛊惑宣传时，便是狂妄地称赞丰臣征韩“实为神后以来之最大外征，其业虽中道而止，然大耀国威于海外也”。
江户时代，中日无邦交。日本虽然未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但却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1609年，萨摩藩悍然出兵攻打明朝藩属琉球王国。据日本史书记载，萨摩军“兵船一百余艘，载军兵三千余人，由萨州渡琉球”。“岛津军兵攻破琉球都城，生擒中山王尚宁”，由此形成琉球臣服萨摩藩的中日两属局面。对此，明朝的记载是：“浙江总兵官杨崇业奏侦报倭情，言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三十七、八两年，叠遣贡使，实怀窥窃”，旁证了日本侵略琉球的真实性。“此役，萨军战死者不足杂兵三百人”，便迫使琉球王国屈服，割掉了大明帝国鞭长莫及的羽翼，对近代日本来说，这已不是个需要粉饰的历史记忆，而是个一直延绵了二百余年的现实。
抵御外族入侵的历史记忆，也构成了日本民族记忆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当这一记忆为现实需要唤醒时，抵御入侵者的自豪，亦可转而成为对外扩张、征服其他弱者的自信。12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即使如金、南宋、阿拉伯帝国等大国亦未能幸免。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于1266年遣使赵良弼，要求日本臣服“通好”。因日本朝廷拒见来使，忽必烈遂于1274年派元帅忻都统蒙、汉、高丽军3万征讨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唯虏掠四境而归”。1281年，元朝再次以日本斩杀元使为由，遣军十余万次征日，然而“遇风，舟坏，丧师十七、八”，从而断了迫使日本入朝称臣的念头。对此，近代日本统治者利用这一历史，荒谬地解释为，元朝征日失败是神灵庇佑日本的结果，“连席卷欧亚大陆，所向无敌的元主，亦受此惨败，只能将我国列入不征之国，未曾染指一寸我国领土”。并且利用这一历史，对民众进行蛊惑洗脑，称“这场大胜，对促进我国民觉醒、强化我国乃神国的观念有颇大功效”。按照“所向无敌的元主”在神国面前“惨败”的逻辑，神国日本君临天下也应该属于理所当然了。
由此可见，古代日本既有对外扩张得逞的自豪，也有对外扩张严重受挫的沮丧。问题在于其国力衰弱时，扩张受挫的记忆犹存；而其国力臻于强盛时，扩张得逞的历史记忆便可能淹没其他记忆，进而演变为对外扩张的现实冲动。
二、武家统治的尚武传统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提出了“政治文化”概念，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同时指出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经历了镰仓、室町、江户三个武家执政的幕府。武家政权的本质是以军事力量为其统治基础，故而具有浓厚的尚武传统，这一传统通过上述三个幕府近七百年的连续统治，早已根植于整个日本社会之中，对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和强制力不言而喻。
日本武士，源起于律令制国家逐步走向解体时期，是日本庄园制经济发展的产物。进入中世纪，庄园经济的发展导致律令制国家对地方控制的削弱，无论是国司、郡司等地方官为维持治安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还是地方豪强为维护庄园内部的治安并对抗政府，都需加强武力，结果便出现了“以个人名义结成的主从关系，不接受官方报酬的私兵”，大大小小的武士团首领成为拥有私兵、称霸一方的军阀，而幕府将军则成为挟天子令诸侯的日本最大军阀。
自1192年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武士逐步取代公卿贵族掌握日本各级政权。幕府将军派遣部将担任各地（分国）守护，其职责是“督促大番役，逮捕谋反和杀人者”，从而掌握了各地的军事指挥权和治安警察权。与此同时，幕府还派遣武士担任各地庄园的“地头”，负责“征收国衙领地和庄园的年贡”，从而将经济权力也掌握在手中。室町幕府时期，由于幕府的控制力减弱，出现了地方豪强拥兵自重的割据状态，最后竟发展成为战国时代的军阀大混战。这是个“旧有的权威所构成的秩序被新生的靠实力构成的秩序所打倒”的时代，半个世纪混战的结果是德川家康称霸，建立江户幕府，德川将军不仅直接统治庞大的直辖领地，而且可以向二百余个享有独立领国、领地、领民权的藩国发号施令。在武家掌握军政大权的幕府时期，天皇虽然继续保持“至尊”地位，形式上握有敕许幕府将军的权力，实际上却是绝对不得干政的。《禁中及公家诸法度》规定“天子诸技艺，第一为学问也”，“关白传奏及奉行、执事等所传达之事，若有违背之堂上堂下诸公家者，可处以流罪”，在幕府的法令下，天皇及公卿贵族的政治权力已经被剥夺殆尽。
幕府是军人政府，靠武力夺得天下后，维持统治依然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镰仓幕府的权力根植于“御家人制度”，作为“御家人”的武士得到幕府“恩给”的领地就必须履行“奉公”义务。“奉公”是指听从幕府号令战时出征，平时则为幕府提供各类军役，如“京都守备役、镰仓守备役、其他临时军役”。室町幕府末期曾推行武士半济令，“为补充镇压内乱的军粮，将寺社、公领、领家职收入的二分之一交给武士”。及至江户时期，幕府提出“弓马者是武家之要枢也。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乱，何不励修炼乎”。要求各藩平时“整备军役之兵马，储蓄公事之粮秣”，“军役所定之旗帜、弓、铁炮、甲冑、马匹及人数，不可违背”，武士须“侍之道不可懈怠，当专事军役等事”，甚至连其日常生活也要“兵器之外，不好器物，不可因私事而兴奢侈”。由此，整个国家时刻处于整军备战状态。对于武士以外的其他平民，幕府按其职业分为农工商阶层，使“人人处于各自相应的职业或社会地位，担负一定任务，并以忠实完成任务为正确的生存方式”。通过这种将军队的组织原理扩大到全社会的方式，江户时代的日本“称其国土本身是一个巨大兵营并不为过”[23]33。可以说，武家政权统治的日本，兵法上升到了“护持国家之法，天下之大道”的地步，朝鲜使臣对当时日本的描述是：“国君与各州太守依兵制立政事，大小庶民皆见而习之者，故整齐划一如军法也。”
以武为本的立国理念深植于武家政权的政治思想之中。德川家康告诫子孙：“为大将军者，须知文武一致之理，依军法而立政道，当用各家之忠勤者。”水户藩名士会泽正志斋认为“天朝以武建国”，儒学家山鹿素行夸耀“异国亦惧本朝之武勇，终不能攻取本朝，夺其一地也”，国学家佐藤信渊宣称：“皇国之风俗，自上古起武士皆勇决尚武，世界万国皆不及，故能数遇外国征伐而不受辱，卓然独立于东海，以武德震慑海外诸蛮夷者也。”洋学家林子平警示：“贫乏则武不张而事不成，国家若无武备，则国将不国矣。”江户末期的社会精英们，无论是怀念美好的过去，还是忧虑严酷的现实，皆异口同声地强调了“尚武”“武威”对日本的重要性。
几近7个世纪的武家统治及其统治阶层军阀化、国家组织军营化、尚武思想的社会化，构成了迈入近代前日本民族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和价值标准，这一传统和价值观不会跟着江户幕府一起被倒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会因现实环境的变化继续发酵，既可成为抵御外侵的依据，也可成为对外扩张的利器。
三、近代前夜日本对外扩张的思想准备
1603至1868年的江户时期，日本“相继兴起了各种各样具有显著的现实性与社会性的学派，出现了一个日本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多彩的时代”[31]195。一般认为，该时期的学问主要分为儒学、国学、兰学三个体系，三大体系的学说均涉及现实政治，在对外关系的论述上，均不同角度和程度地阐述了对外扩张的思想主张。
先看儒学，江户初期最有影响的大儒林罗山担任幕府政治顾问期间，把朱子学改造为适应幕藩体制需要的政治学说，朱子学遂成为幕府的官学。在林罗山看来，中国“万乘之多，五等之列，九州之地，何外求哉？中国之为中国也”。相比之下，日本虽为小国，但也具备“中华”之质。他在代表幕府致福建总督的信中，先是说“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所以请颁符使来，则海东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接着说“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賨”，描绘了一幅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体系。在另一位儒者熊泽蕃山看来，明清鼎革之际，元、清属于“北狄”，不能代表中华，非汉族建立政权，其影响也传到了日本。如熊泽蕃山认为“中夏为圣贤之国，文明之邦”，“中夏为天地之中国，位四海之中心”，但同时也认为“中夏之外，四海之内无能及日本之国”。然而他并不认同元、清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为中华，而是称其为“北狄”，称“北狄取中国后，曾屡犯日本，而今又取中国。侥幸盼其不来，殊非武备之道”。故在熊泽蕃山的逻辑中，当中华变为“北狄”统治时，中华之外最优秀的日本，便成为了中华的当然继承者。林罗山之子林鹅峰认为，明亡后，问鼎中原的清政权已不是中华而是夷狄，他则是在《华夷变态》中写道:“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终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认为明亡之后，在中原形成的清政权已不是中华而是夷狄。而日本主义的奠基人，林罗山的弟子山鹿素行干脆更是直接将日本称为“中华”“中国”，而反称中国为“外朝”，公然主张日本优越论。他一面信誓旦旦地宣称，“中国（指日本）之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纮，故神明之洋洋，圣治之绵绵，焕乎文物，赫乎武德”，“况高丽、新罗、百济，皆本朝之藩臣乎”，“历代以子弟为质，常朝贡，否乃征伐，以惩不庭”；一面严厉斥责而以往那些仰慕“外朝”者“未知其（指日本）美，专嗜外朝之经典，嘐嘐慕其人物，何其放心乎，何其丧志乎”。在与邻国的关系上，更认为“况高丽、新罗、百济，皆本朝之藩臣乎”，“历代以子弟为质，常朝贡，否乃征伐，以惩不庭”，“唯外朝可以通信而已，诸蕃不足以称邻”，使日本化的儒学多了一分狂妄与暴力。
再看国学，国学的称呼本身就有与中国的儒学对抗的意识，这一学问体系是随着日本自我意识的高涨出现的，所谓“解明皇国之道者，日本固有之学问也”。荷田春满认为：“我国之教为神代以来古老之教，故立一道，既不见于儒书，亦不识于释书。国称神国，道称神道，教称神教也。”他坚信：“日本乃神裔所存之国，胜于万国，教亦胜于万国也。”在荷田看来，日本是独一无二的神国，神道是唯一的真理，是优于万国、绝对至上的。荷田的弟子贺茂真渊则认为，“大凡儒道，使人心日趋慧黠”，而日本神道“大凡如世间有荒山、荒野自然形成道那样”为自然之道，较之使人变得慧黠的儒道，神道才是符合天地自然的真理，是大道。贺茂的弟子本居宣长将国学发展到了极致，认为：“皇大御国是言之可畏的诸神之祖先神天照大神的出生之国。日本胜于万国之根由，首先体现于此。天下万国无不蒙受天照大御神之恩德者。”在他看来，中国“自称天子，妄自尊大，奉己国为中国，诬他国为夷狄”，对此，日本应“定皇国为中国，而其国为西戎”，“从今往后，若其国有罪，我国当征伐之”。对于朝鲜，日本应“与今之琉球等相同，向我皇国称臣，为侍奉皇朝之国也”。在本居宣长那里，中国为戎，等同蛮夷，日本胜于万国，具有征伐中国的权力，其余邻国不值一提，无非是日本的奴仆。
最后看兰学，与儒学者及国学者不同，江户时期的兰学者了解西方，具有世界视野，故不很纠缠于“中华”或“神国”之类的概念，而是从另外角度表达了日本需要扩张的看法。林子平在《海国兵谈》中写道：“汤王兴商，武王兴周，皆用武力，我神武帝初成一统之伟业，神功皇后使三韩臣服，太阁征伐朝鲜使其今日尚服属于本邦，皆武威之光辉也。”在以中国的圣王汤武及日本史上神武天皇、神功皇后及丰臣秀吉为据，反对儒学提倡的文治主义，强调日本的尚武传统后，他又以荷兰为例描绘了心中的理想国：“荷兰国之政，其国地处寒地，五谷产物弗丰，故不远万里通商外国，取诸国之宝货为己用。行大商之道，富其国，逞武威，以小国而挟大国，千八百年来未受他国之兵害，更据万里远隔之爪哇国为己有，又于亚墨利加州中占据一国，称新荷兰，为己之领国，何其美哉，何其勇哉。”在林子平看来，扩充武力乃立国之要，像西方国家那样殖民扩张才是日本该走的壮美之路。本多利明则提出，“一为硝石火药、二为储备金银、三为整备船舶、四为开发属国，此四条为当务之急之大事，故云四大急务也”。日本如能实现四大急务，必然“国家丰饶刚健，实现武国之名，威服邻国，使其终成日本之属岛”，成为“不劣于西洋的大良国”。荷兰学者的愿景是，日本若以西洋各国为榜样，便可通过殖民扩张实现民富国强。
纵观江户时期的三大学问体系，各种思想流派均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日本问鼎“中华”的诉求，在通过殖民扩张途径实现诉求的主张上，也存在惊人的相似点。不过，除了个别的例外，多数论者还是清楚梦想与现实之间距离的，佐藤信渊的日本发展战略构思可谓恢弘，而其战术安排上却没有忘记“必先明辨万国之地理，因势利导，方合天意”。吉田松阴则建议幕府“择俊才巧思之士数十名，附兰船而同出海外，……识海势，熟操船，知万国形势，其益大也”。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的思想准备，一待条件成熟，扩张行动便会减少许多障碍。
四、扩张性人力资源的传承
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后，民族危机引爆了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举国兴起的攘夷运动变成倒幕运动，终而建立明治政府。在此过程中，以萨摩、长州为首的西南雄藩领导了攘夷倒幕运动，不仅制定了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的运动纲领，而且提供了指导运动的思想主张、领导运动的人才及其武装力量，因此在明治政府成立后，这些明治建国元勋长期掌控大权，时称萨长藩阀政府。
萨摩藩是江户时期日本对外扩张的急先锋，攻打琉球，迫使琉球臣服，割占其土地并导致两属局面的正是此藩，幕末藩主岛津齐彬甚至宣称琉球为“私领琉球国”。历史上，萨摩“最早从葡萄牙人手中引进种子岛火枪，并于领内制造，以其扩充军力”，由此可知其对军事技术的进步极为敏感。萨摩热衷于军备强化于藩中例行仪式也可见一斑，“每年夏季，藩主亲自祭祀战亡士卒；每日早晨，藩主为藩中诸士祈祷，祝其武运昌隆”；“每年正月，于藩主居城集会，商议一年中何时及如何向何方出兵，需要出动兵数和军粮几何，于何要地列阵筑营，由何将领兵，谓之‘狩相谈’”等，时刻不忘对外作战。因此萨摩武士素来“皆志在文武忠孝之道，行质素简朴之风仪，笃守信义，专心武道”，作风强悍尚武。及至幕末，藩中更是要求藩士“能识夷狄之形势，取其之长补我之短，上下同心，扩充本朝之武威，制御西洋之夷狄，……时刻牢记皇化万国一事于心”。藩主岛津齐彬更具体提出：“夫清国沿海诸地，关系日本国防者，唯福州为最，取而代之，于国防有莫大之利益焉。”如此环境下成长的萨摩藩出身者，无不好勇斗狠，以善战为荣。不难想见，其部分人成为国家重臣后，很难改变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一旦具备条件，必欲将思想付诸于行动。
长州藩与萨摩藩有所不同，幕末维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山县有朋等，在明治政府中皆身居高位，但又大多受教于吉田松阴举办的松下村塾。吉田堪称攘夷倒幕的教父，长州武士更是唯其马首是瞻，其门下弟子“为明治维新建立功勋而获得爵位者、赠位者多达37人”。对此，伊藤博文曾得意地赋诗一首：“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吉田松阴举办松下村塾的初衷是鉴于“当今天下时势，六百余年不讲君臣之义，至今更失华夷之辨”，因此“教诲一邑，使子弟上知君臣之义，下明华夷之辨，不失孝悌忠信”，以便“虽长门以西阪偏僻之所在，然奋发天下，震动四夷，亦未知其不可”。吉田的思想要义，一是“皇国至上”，忠君爱国，知仁义，尚勇武，即“凡生为人，宜知人所以异于禽兽。盖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以为人，忠孝为本。凡生于皇国者，宜知吾所以尊于宇内。盖皇朝万叶一统，邦国士夫，世袭禄位，人君养民，以续祖业，臣民忠君，以继父志，君臣一体，忠孝一致，唯吾国为然。士道莫大于义，义因勇行，勇因义长”。二是为了皇国的发达，要胸怀鸿鹄之志，向海外“腾飞”，即“露、墨讲和已定，万不可由我破之，失信于戎狄。当严守章程，笃厚信义，期间蓄养国力，取易趣之朝鲜、满洲，割支那之地，交易于露国所失之土地而偿之以鲜蒙也”，同时“宜开拓虾夷，封建诸侯，乘隙取堪察加、鄂霍茨克。论谕琉球，朝觐同内陆之诸侯，责令朝鲜，纳贡献质，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吉田松阴虽然被幕府杀害，但他的思想和传人不仅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利器，而且极大地左右了明治以后日本国家发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近代日本对幕末扩张思想的继承，还体现在其行动选择之中。而日本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时候，正是将福建一省作为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一步步和二战期间日本先侵略中国东北，再发动全面侵华，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太平洋诸多岛屿，直至最后想要争霸世界又是何其相似！
表1 萨长两藩出身明治时期军政要员
最后来看扩张思想的继承者们在明治时期的实际行动。早在1873年即明治六年，板垣退助就提出向朝鲜“派遣军队以保护拘留民”，是为“征韩论”。这一提案还得到了西乡隆盛、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人的支持，而上述5人还在这一提案被否决后采取了集体辞职的措施。虽然“征韩论”并没有被采纳，然而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意图却一直存在，故而在两年后的1875年，日本即以“江华岛事件”为借口，“派遣黑田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任全权办理大臣，井上议官（井上馨）任副全权办理大臣，于陆海军护卫之下，前往与朝鲜政府谈判”，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朝鲜打开国门，签订不平等条约。
朝鲜之后则是中国，1894年甲午战争是在伊藤博文内阁的策划下爆发的，而山县有朋、大山岩、伊东祐亨等人则分别率领陆海军，实地指挥了这场侵略战争。关于这场战争，首相伊藤博文在给天皇的上奏中表示“当下之急务在于，受（列强）合力干涉之前，对清国速取一大捷，占据不论何时都能向敌国提出我之条件之地步，即便不能达成全局之目的，亦能根据时机，不损国威，不坠国誉，收符合我利益之局面”，赤裸裸地表达了策划这场战争是为了收取符合日本需求之利益。而时任外相陆奥宗光则提出战后要“公认朝鲜为名义上之独立之国，帝国政府应间接或直接，永久或长期扶持其独立”，实际上是要让朝鲜在独立的幌子下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在前线作战的山县有朋则更是直接在上奏中要求“臣所见之急务者……曰铺设釜山经京城至义州之铁道，曰移植邦人于平壤以北至义州之枢要之地”，直接把朝鲜当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而战争结束后，当出现三国干涉还辽的局面之时，黑田清隆又提出“清国今后不得于金州设置军港；今后不论出于何种局面，清国不得将金州让与他国；返还金州之报酬，当从清国收取若干”为归还辽东的条件。
然而最能体现出幕末扩张思想的继承者对近代日本内外政策决定作用的还是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该文件开篇即有“帝国之政策由明治初年起即以开国进取为国是，且在执行过程中从未偏离，今后更应遵从国是，扩张国权，以谋增进国利民福”，侵略野心溢于言表。作为军队则是“帝国军之国防当以此国是为基础，制定策略，换言之即对侵害我国权之国，在东亚地区应以采取攻势为要”。并且在具体计划上，以俄国为第一假想敌，称其在日俄战争后“尚配备优势兵力于极东，且计划铺设沿黑龙江之铁道、谋求重新组建海军舰队，若遇可乘之机，必定发动战争，侵害我于满鲜之权益”，可见所谓“国防”根本不是防卫本国，而是维护其侵略权益。
结语
近代日本热衷对外扩张，既有明治维新以后国家转型成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进而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列及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崇尚弱肉强食、主张瓜分世界这一原因，亦有其本身所独有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日本有扩张野心，亦有过行动，而其军事力量又经历过数次对外战争的检验。这种长期以来的历史记忆，与近代的现实相结合以后，不仅加大日本走向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同时也成为日本政府蛊惑民众，鼓吹对外扩张合理性的极好历史材料。而武家社会连续近七百年的统治，早已将尚武的传统根植于日本社会，故近代日本人依然以武为荣，崇尚军功，热衷于战争。另一方面，作为近代前夜的江户时代，诸学问从不同体系最终得出了“皇国至上”和武力争霸世界的结论。而明治维新以后，常年受到这些理念影响的旧武士纷纷成为军政要员，制定国家方针政策，将日本引上了一条妄图称霸世界的不归路。日本的惨痛教训，不仅对于日本，对于当代的人类社会来说亦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方面，战后的日本接受教训，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但其历史渊源依然得到了部分保留，当现实条件发生变化时日本会否重新走上对外扩张的老路是值得警惕的，同时理解这些历史渊源，有助于科学制定对日战略，妥善处理对日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并不是一个特例，拥有和日本类似的历史特质的国家和民族，在面临和当时的日本相似的条件时，应以历史上的日本为鉴，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
作者简介：端木迅远，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晋阳学刊》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