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世纪研究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与话语体系，亨利·亚当斯、赫伯特·亚当斯以及乔治·亚当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早期建设阶段，业余学者和专门学会成为了推动学术发展和学科专业化的主要参与者，大学培养模式则主要受德国和法国的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欧洲中世纪研究形成了重视教科书写作、在对欧洲中世纪历史理解中的他者性和继承性相互叠加、宏大视野与碎片化研究相互交织等特色。这些早期风格塑造了美国中世纪研究的核心范式，同时也对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中世纪史学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世纪研究；美国；学术史；乔治·亚当斯 ；C.H.哈斯金斯
1949年7月3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潘市纪念歌德诞辰两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德国中世纪文学史家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以《西方思想的中世纪基础》为题进行演讲。他提出了“美国式中世纪主义”（American Medievalism）的概念，认为美国对中世纪的渴求带有几分浪漫情调，类似于“寻找母亲者深深的情感焦虑”。
这种“美国式中世纪主义”深刻地体现在了中世纪拉丁西方研究在美国的建立过程及其特点上。虽然美国也是西欧文明的子裔，但与欧洲同行相比，美国学者在民族情绪、教派归属和政治立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研究传统颇有不同，在研究进路和视野方面呈现出独特的风格。早在1935年，美国学者C.W.戴维就曾骄傲地回顾了他们在此前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威廉·考特尼考察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世纪研究之发展建立过程。约翰·海厄姆的《历史学：职业学术在美国》与彼得·诺维克的名著《那高尚的梦想》则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梳理了美国历史学专业化的建立过程。最近，美国中世纪学会的新任主席大卫·华莱士聚焦于20世纪30年代，探讨了二战前夜的欧陆中世纪学者对美国中世纪研究发展的影响。我国学界业已关注到历史学在美国的职业化进程及其特点，但对中世纪研究这一专门类别却鲜有讨论。对中世纪研究在美国学界的建立过程进行考察，既能呈现美国中世纪研究中独特风格的成因，也能为当下我国中世纪史学界提供一些启发。
本文聚焦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世纪研究的建立过程，在充分梳理相关文献与学缘传承的基础上，以欧洲学界为参照，探讨美国的中世纪研究的早期参与者及其风格特点，并就早期发展对后来美国中世纪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01 美国中世纪研究的奠基者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并没有专业的中世纪研究者，大学中历史学科体系的逐步建立与业余史学的积累是中世纪研究在美国得以确立与发展的基础。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年）在1870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中世纪史助理教授时曾推辞说，他对中世纪史一无所知，当时的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则回答道：“如果你能告诉我谁知道的更多，亚当斯先生，我就会任命他。”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费城出版商出身的亨利·查尔斯·李亚（Henry Charles Lea，1825-1909年）已在中世纪宗教研究领域出版了三部巨著。虽然李亚未曾受过学院派史学训练，却被学者们誉为“美国19世纪中唯一真正的中世纪史学者”，还在1903年被选举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邀请李亚参与《剑桥世界近代史》的编修，并称赞他的宗教裁判所研究是“新世界对旧世界宗教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但总体来看，19世纪70年代的北美大陆的确缺乏能与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诸国领军人物相提并论的学者。
亨利·亚当斯的主要贡献是将德国大学的研究传统引入了美国的大学，他也由此被诸多美国学者视为美国大学体系内中世纪史教学与研究的开创者。任教于哈佛大学期间，亚当斯率先采取研讨班（seminar）制度，指导学生阅读英格兰早期法律文献，他与三位学生的研究成果后结集出版为《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散论》，认为盎格鲁-萨克逊法律并非特例，而是所有日耳曼民族后裔所共享的。亚当斯的《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更是盛极一时，直到今天都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在这部游记式作品中，亚当斯试图在11到13世纪的发展中找寻“这些世纪想要表达的东西，并对他们表达的方式予以理解”。这部作品以诗性的语言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在美国国内获得了巨大认同，却未获欧洲学者青睐。这正反映了专业史学研究在欧洲蒸蒸日上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延续文人手法而非专业史学家的历史书写方式。文人写史的特点就是疏于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却更善于大发议论，以展现文笔和情怀。这也说明，美国最初的史学专业化还处于相对幼稚的阶段。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亚当斯的继任者以法莲·埃默顿（Ephraim Emerton，1851-1935年）的影响更为深远。埃默顿在莱比锡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开设“历史文献研究与运用的实践”课程，在课堂上指导学生们研习中世纪时期英格兰和德意志的法律史材料。他个人更为专业的研究偏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领域，但通过教科书编撰，他不仅为美国的中世纪研究设立了较高的起点，而且还开创了美国中世纪史学界重视教材编写的传统。
当时美国的另一个中世纪研究重镇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掌门人”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1850-1901年）于1876年从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回国任教标志着美国大学中广泛而系统地采用德国研讨班模式的开端。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学生，除了提出“边疆理论”的特纳和担任过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之外，在中世纪领域的出类拔萃者当属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1870-1937年）。
第三位亚当斯是乔治·伯顿·亚当斯（George Burton Adams，1851-1925年），他从1888年以来一直任教于耶鲁大学，并于1908年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乔治·亚当斯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教材编写上建构了美国中世纪研究的基本框架。
在学科初建阶段，教材编写至关重要。乔治·亚当斯在188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教材《中世纪文明》，几经修订后在1894年改名为《中世纪时期的文明，特别是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在这部教科书中，他反复阐发中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乔治·亚当斯认为，中世纪起始于5世纪日耳曼部落征服西罗马帝国的过程而终结于宗教改革初期，前者标志着古代世界的衰落，而后者预兆着中世纪文明的整体转型。在每个章节中，他都不厌其烦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如何在中世纪逐渐形成的。他指出，现代社会对古老观念的复兴源于两个途径。一个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古典思想传承与基督教思想的重组和锻造，另一个就是原始日耳曼制度在近代自由政府中的渐进式发展，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促成了“我们时代最具特色的民主精神的革新”。因此，在强调日耳曼因素对欧洲影响的基础上，乔治·亚当斯认为中世纪是伟大的“同化”（assimilation）时期，而每个时代都是为了另一个时代进步进行的准备，现代社会就是从中世纪生长出来的。这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美国社会在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思潮和对历史发展延续性的强调。而且，他始终坚持历史学有自身的阐述逻辑和术语，激烈反对将社会科学概念过度引介到历史学研究中，曾招致美国新史学代表人物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批评。
在以三位亚当斯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努力下，美国的中世纪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美国中世纪研究的雏形。
02 美国中世纪研究的早期塑造因素：欧洲体系、独立学者与专业学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中世纪史研究专业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伴随着史学的专业化，美国中世纪史研究先是遵循德国大学的研究与教学传统，继而效仿英法学者的研究路径，致力于宪政史资料汇编与教材的编写，另一方面延续此前的“文人写史”传统，致力于中世纪思想文化与艺术史的研究。与此同时，中世纪研究的专业学会也在美国建立起来，对中世纪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该时期美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初步专业化得益于作为整体的历史学在美国的专业化发展，而史学专业化则奠基于大学体制的逐步完善。正如美国大学体制与史学专业化深受欧洲影响一样，美国中世纪研究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所建立的培养模式亦深受欧洲大学特别是德国学术体制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历史研究方法被视为典范，对英语世界的传统教育模式产生了极大冲击。詹姆斯·摩根·哈特曾说，德国之所以能够在思想领域迅速取得创新，就得益于他们先进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大学中的人文学科教育与前沿的语文学（philology）相结合。在德国的大学中，柏林和莱比锡是当时历史研究的两大重镇，兰克门徒众多，吸引了大量美国学者前往求学。然而，美国学者对兰克最在意的未必是“如实直叙”，而是兰克将个案研究与庞大普世历史结构相结合的能力，故而兰克自身的风格、美国学界对其推崇以及后世史学史流传的接受，三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在慕尼黑、海德堡、弗莱堡、耶拿和哥廷根也都有美国学者的身影，特别是慕尼黑大学的古典学系教授沃尔夫恩·特劳伯（Eduard Wölfflin，1831-1908年）和中世纪拉丁语文学教授路德维希·特劳伯（Ludwig Traube，1861-1907年）所主持的研讨班，对大西洋两岸的英美两国都影响深远。在美国的大学中，重视原始资料、强调抄本研读以及对语文学训练的提倡，都体现出强烈的德式风格。
到20世纪初期，德国的影响逐渐下降，英国和法国的中世纪研究路径对美国的影响日益增强。到1885年前后，巴黎的多所大学与研究所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历史学术体系，与德国体系分庭抗礼的趋势十分明显。一些美国学者前往巴黎进修，其中就包括中世纪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和路易斯·约翰·佩托（Louis John Paetow，1880-1928年）。哈斯金斯曾经于1887年到1890年在欧洲游学，主要是在巴黎的文献学院（École des Charter）和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进行研究工作，他的指导老师是夏尔-维克多·朗格卢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以及费迪南德·洛特（Ferdinand Lot）。这些在巴黎进修的学者虽然人数不多，但对后来美国的中世纪研究发展影响更大，形成了一个更侧重中世纪文化思想史研究的圈子，并借助哈斯金斯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成为了中世纪史研究的主流。除了在大学领域之外，美国的历史教育也在20世纪更多受到法国制度的影响。威廉·R·科勒（William R. Keylor）在探讨1870年到1914年间历史学在法国大学的建立过程中指出，因为法国教育体制的中央集权特性，一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家甚至还影响到了中小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从19世纪末开始，哈斯金斯等人就积极参与到对美国各级学校的历史教育改革中，也可以视为对法国体制的模仿。
此外，美国对德国历史和大学兴趣的下降，也与一战前后的反德国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乔治·林肯·布尔（George Lincoln Burr）在1916年仍然认为，像狄尔泰（Wihelm Dilthey）、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以及齐美尔（Georg Simmel）等德国学者的思想比亨利·贝尔（Henri Berr）等法国学者的理论更加深邃也更为重要，并隐晦地哀叹美国学者因战争情绪而影响了他们对德国理论家的接受。但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威廉·罗斯科·泰勒就公开否弃了聚贝尔和特洛奇克等人的理论，认为这些理论使本来最具人性光辉的历史学失去了人性。一战之后的学术风气发生迅速转变，原先的德国式研究被盎格鲁-法兰西研究的结合所取代。美国学者们的关注点不再是柏林，不再是帝国的皇冠，而是沙特尔的浮雕和圣丹尼斯的塑像，仿佛重新回到了亨利·亚当斯时代的起点。虽然原先根深蒂固的德国研究风格并未被完全放弃，但美国学者希望在严谨但枯燥的抄本研究中加入更多的文化维度。
萨缪尔·哈里森·汤姆森认为，德国的中世纪研究传统和方法为美国初生的中世纪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发展基础，但也正因为一战所导致的断裂，使美国的中世纪研究没有僵化为完全德国的模式，得以避免现实政治对学术的极端负面影响，尽可能地保持了美国中世纪研究中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二战之后，由于流亡美国之德裔学者的广泛影响力，美国的中世纪研究领域又重新接受德国学派，并在融会多种学术风格基础上强化了美国自身研究的风格。
其次，该时期美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初步专业化得益于游离于大学体制之外的独立研究者。从学科研究和学术传播的主要参与者来说，大量中世纪研究者和爱好者都是独立学者，多数人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语言和史学训练。这些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的学者更应称为“文人”（Man of Letters），他们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学养深厚，对中世纪的一切充满好奇心，在历史撰述中更带有浓烈的文学色彩。中世纪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自由而有用”的学问，不仅能帮助人们理解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自身文化的古老源头，更是一种“有教养阶层的高贵娱乐”。
这些人的知识背景、学术训练乃至兴趣偏好和书写习惯，都在很长一段时期影响着美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虽然有些业余学者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却仍然存在非专业化的倾向。比如，李亚对中世纪宗教史研究广泛且深入地使用了原始资料，甚至花费重金从欧洲大陆购买珍贵抄本，但他的著作结构几乎完全是陈述式的。而且，他的研究中较少借鉴欧洲学者的成果，缺乏对学术史发展的回溯和评析。在19-20世纪之交，欧洲已经建立起了档案文献和原始史料的权威性，并在大学培养中引入了专业而严格的学术书写体系，以严格的史料考据和学术史讨论等专业化写作将过于文学性的表达拒之于“学术殿堂”之外。
美国这种“业余研究”的特点在美国中世纪学会的成员分布中有鲜明体现。该会在1926年共有853名会员，其中504名是广义上的学者（包括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和作家等），其他的则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人士。据J.F.维拉德统计，1932年该协会的注册会员已达到1041人，但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在过去十年间有任何著作或论文发表，超过半数会员是宗教界人士、律师、医生等业余爱好者。
最后，这一时期陆续成立的各种专业学会极大推动了中世纪史研究走向专业化和系统化。与欧洲学界相比，各种专业学会在美国的中世纪研究发展中起到了更大的推进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大学的作用。1884年建立的美国历史协会，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在美国的正式确立。就中世纪研究而言，学会创建方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21年。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中特别分设了中世纪拉丁文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Mediaeval Latin Studies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这个委员会在四年后的1925年转型成为美国中世纪学会（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随着全国性协会的建立，美国各个层次的大学和学院中提供的中世纪研究相关课程相应增多，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到 1900年，美国的主要大学和学院中大多开设有中世纪文明的相关课程。随着大学课程的广泛开展，美国学界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得以加强，专注中世纪研究的博士论文日益增多。在1925年，全美国大约出版了24本以中世纪研究为主题的图书，有120位博士候选人的论文选题可归类为中世纪研究；在1932年则出版了64本研究中世纪的书，以中世纪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增加到了380篇。不过，无论是在史料占有、原创研究还是国际影响力上，美国和欧洲同行相比仍处于落后的地位。
英国历史学家陶特托马斯·弗雷德里克·陶特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欧洲学者对美国中世纪史学界的一份独特观察和评论。作为曼彻斯特大学及曼彻斯特历史学派的开创者之一，陶特对学科建立过程中的困难有切身体会。1928年，陶特受邀访问美国，并对美国学者在“令人震惊的困难”中进行的工作表示极大的钦佩。陶特认为，中世纪史研究在美国大学体系中绝非中心。由于最具原创性的研究往往基于尚未出版的抄本和未被充分运用的史料，而那个年代的美国学者要跨越几千英里到欧洲进行研究，无论在体力还是财力上都是十分沉重的负担。这种地理上的隔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世纪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但美国各个大学中组织有序、效率奇高的图书馆和大量从欧洲购置回来的抄本令陶特艳羡不已。他也注意到美国大学体系的一些特殊性。比如美国的本科基本上属于通识教育，真正的研究是从硕士阶段开始的，博士学位对于大学教师来说几乎是必须的。与之相比，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从本科就开始强调原创性研究，许多教授都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陶特认为，美国大学中的语言教育过少，并认为美国“过于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德国的大学体系，却忽视了德国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已经在古典语言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考核。陶特总结说，由于美国整体的社会环境是对未来持有乐观的看法，他们深信未来将比过去更为伟大、更为光明，因此对涉及遥远古代的探究缺乏一种同情。
03 美国早期中世纪研究特点：教材编写、他者性与‘宏大的碎片”
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了自己和欧洲学者的区别。早在1923年，哈斯金斯就强调美国与欧洲仍在“同一条船上”，因为双方在历史研究的基本文献材料是共通的，“历史学家们的世界是同一个”。但他同时也相信，美国中世纪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国家精神，或者说是“美国心灵”（American mind）。在他看来，这些特征包括对新观点和新学术模式的开放心态，并且独立于欧洲长久以来的传统与民族、教派偏见等。因此，美国的中世纪研究在建立过程中和美国当时整体的社会状况紧密相关。他们虽然移植了不少欧洲的模式，但在大学培养模式、学术研究旨趣和研究进路等方面都和欧洲还有相当差异，这些不仅塑造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世纪研究的鲜明特点，更影响了二战以来美国的中世纪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首先，美国的中世纪研究非常重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学生的培养中特别注重教材和史料集的编写，并热衷于编订参考书目和研究索引。
美国的大学体制使教授们在教学上投入了极大精力，大批教师投身对本科生的教育，也促进了美国教科书和参考书产业的繁荣，并借此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学术培训与研究发展体系。他们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对参考书目和索引如此上瘾，甚至带着自豪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一样）在教学上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我们在教科书的编撰方面可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领袖”。
这种对教科书的热爱实际上源于美国自身中世纪研究中的天然缺陷。哈斯金斯在1922年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指出，美国学者研究欧洲历史存在许多障碍，包括原始材料的匿乏、难以掌握大量古典语言和现代欧洲语言、对人名地名的陌生以及缺乏对欧洲文化的整体体验等。为了弥补这些缺陷，美国学界编订了大量的教科书、大纲、地图、资料集等。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原创性的研究并不多，却将相当一部分的原始资料翻译了过来，以供学生和大众使用。这一路径使学术研究更具可读性，却也延缓了学术攻坚的发展。虽然专业化的趋势并未使学者完全放弃历史学在公共服务及社会建设中的责任，但以注重文本考订、原始档案与研讨班培训模式的“科学史家”与旧式业余史学家的分裂却日益明显。
这种对教师、教科书和参考书目的执着也反映了美国的教育目的不同。正如陶特的观察一样，美国的本科教育更侧重于通识教学，而且美国学生的古典语言基础普遍低于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因此美国在中世纪领域的学生培养方面，特别注重为学生建构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哈斯金斯建议，要提高美国的中世纪史乃至整个历史学的研究能力，就要一方面进行学术攻坚、撰写仅供学者研读的作品，另一方面再将学术成果普及化，以吸引更为广泛的读者。直到今天，美国学界仍然延续了热衷于教科书撰写的传统。
分工有序和侧重点有别的导向使美国的中世纪研究越发为文本理论所吸引，中世纪时期文本的风格题材的多样性、阐释的多重可能以及文本数量的丰富更易于在课堂上进行阐明和讨论，为这种由实证向理论的转向提供了基础。在20世纪著名的史学理论专家中，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Cahrielle M.Spiegel）等人都出身于中世纪研究，也是美国中世纪研究和教学的风格所激发的。
其次，在美国的中世纪研究中，“他者性”（alternity）与亲缘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是其重要特征，这种亲近感和疏离感的矛盾性结合构成了美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叶的中世纪研究的底色。
美国对于中世纪的理解体现了亲缘性和他者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矛盾。在亨利·亚当斯看来，中世纪最具吸引力之处恰恰在于这对“美国的灵魂来说是最为外国的事物”，中世纪对于美国最大意义是它代表着遥远的他者。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他们并没有继承欧洲的中世纪遗产，他们只是在新大陆上的新国家。比如查尔斯·李亚等学者虽然被中世纪所吸引，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他们却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历史中发现了太多匪夷所思的迷信和贪腐，因此除遥远的回溯之外，更带有相当的鄙夷。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仍然承认他们与母国历史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血缘联系，强调中世纪史的亲缘性。在哈斯金斯看来“英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美国早期史”，考夫曼也在美国中世纪学会创建的官方通告中将协会的旨趣解释为“去理解我们中世纪先祖”。
华莱士·弗格森指出，美国的中世纪研究中相对缺乏欧洲学者那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教派与民族观念。美国在20世纪初的学术大发展中，中世纪研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新一代的中世纪研究者几乎都是自觉的修正主义者，弗格森将之称为一种美国的特殊形式的浪漫主义。在中世纪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他们更多是发现了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荡然无存的美。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初在欧洲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世纪转折点上再度兴盛，整个时代精神弥漫着反对工业革命的乌托邦精神，想象中的中世纪就成为了他们的理想家园。他们反对从16世纪以来人文主义者、新教徒和理性主义者对中世纪的贬低，更反对将中世纪局限到一个过于粗略而宽泛的界定之中。
正因为如此，以哈斯金斯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成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研究的集大成者与旗手。拉尔夫·亚当斯·克拉姆更是对进步主义框架下的欧洲历史划分模式极其不满。他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革命时代的变格，及其对唯物主义、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理性主义、民主和前进性演化之幻象的坚信已经持续了二十几年，我们不能等到下一代再使之灭绝了”。他认为，许多学者都对当代文明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并且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中世纪才是过去两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而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不仅旨在毁灭当下这个行将就木的时代，并“将诞生一种新的中世纪精神（New Mediaevalism）”。这种思想的表达是复杂情绪下的综合产物，其中既有对盎格鲁-萨克逊及日耳曼传统的骄傲，也带有反对现代性的宗教保守主义倾向。这种对中世纪主义的态度恰恰也因为他们自认为是欧洲文化的继承人，从语言和宗教上继承了中世纪的遗产，试图在另一片大陆上从精神到形式上复刻中世纪时代的精髓。
汤姆森曾指出，美国学者自身血缘的多元性和对欧洲文化的疏离感，使他们具有更加客观的优势。比如，在对英法战争的解释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学者恐怕都难以完全避免自己民族情感的表露，而美国学者则相对可以用美国“局外人”的立场去思考和解释历史。尤其是涉及到中世纪文学的研究中，美国学者能够更为轻易地跨过现代国家边界在中世纪的投影，坦然地接受多元、混杂的文化传承脉络，因此也促成了他们的原创性研究。帕特里克·盖伊强调，许多美国中世纪史学家认为中世纪是“我们的”历史，但并不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因此，欧洲和美国虽然有文化上的渊源，但美国的研究不像欧洲学者那样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从而“把他们从国家历史的守护者与捍卫者的重担下解放出来”。
最后，美国中世纪研究在研究进路上也体现了一种张力，一方面强调跨学科研究的理念，而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则呈现出大框架与碎片化相互交织的研究倾向。
哈斯金斯曾总结美国的历史研究发展脉络，认为在19世纪中叶前后主要体现为“文人撰史”，之后转入到对美国历史的研究，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真正深入到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当中。这与美国自身国家意识及其国家地位在国际环境中的变化有关，也与美国自身的学术传统相关。这在中世纪领域体现得极为明显。根据盖伊的观察，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中世纪学（Mediävistik）往往意味着欧洲的历史研究，而在美国，中世纪研究这个术语至少还要包括文学、哲学、神学和艺术史等多种门类。
这种跨学科特点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亨利·亚当斯时代。美国早期的中世纪研究深受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整个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思潮和中世纪文学研究以及整体的中世纪研究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在美国19世纪中后期广义的中世纪研究中，文学方面的实力要优于史学研究。以哈佛大学为例，其在1874年聘请的艺术史教授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1827-1908年）除了研究中世纪教堂建筑外，还是一位但丁研究的专家。1876年加入哈佛大学的弗朗西斯·詹姆斯·柴尔德（Francis James Child，1825-1896年）则专长于乔雯研究，1877年加盟的爱德华·史蒂文斯·谢尔登（Edward Stevens Sheldon，1851-1925年）则是罗曼语专家。尤其是从18世纪末期以来的浪漫主义运动和古典主义运动相结合，使历史编撰学继承了修辞学的传统，并由于这些学者自身研究的多样性，演化为美国中世纪研究跨学科特征的滥觞。
在美国中世纪学会的第一次年会上，就有学者建议会刊《棱镜》（Speculum）接受“中世纪音乐、法律、科学、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文章，并对拜占庭文化予以关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欧洲政局的参与也使学术界受到了影响。哈斯金斯曾作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三位顾问之一亲赴巴黎和会，直接参与了一战后对欧洲边界的重新划分，尤其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的肇建。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美国中世纪研究越发显示出一种国际性和跨学科特点。这些特点正是美国中世纪学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自身要求中所产生出来。他们的研究虽然也关注细节，但总体上来说并不像欧洲那样“细碎化”，更多仍是在关注整个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
04 结 语
美国史学的专业化无疑与大学体制建立、中学教师需求量增大、自然科学的专业划分影响以及各种协会、基金会和政府或民间组织的资助支持息息相关。从19世纪初期开始，美国人相信历史建构对塑造美利坚共同体的合法性及其民族性格的重要价值，在国立教育系统的支持下，历史教育大规模地进入课堂，成为一般公民教育的核心板块。虽然这些研究主要还是以美国自身的发展历史为主，但这种对历史的重视与热情，也自然地拓展到了其他研究领域，特别是欧洲中世纪研究。直到今天，我们在美国学术界所看到的一些研究特点，都与他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所建立的研究范式特点息息相关。“他者性”（alternity）是美国中世纪研究中表达距离感和差异感的重要名词，但这种表达在美国中世纪研究发展的不同阶段却带有不同的含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早一代中世纪研究者使用这个词汇更多的是怀着赞赏的态度来展现中世纪的不同之处，将中世纪欧洲作为批判工业化现代性的武器，他们是“反对现代性”的浪漫主义者。之后以哈斯金斯及其门生斯特雷耶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则更多地在中世纪时期寻找社会的相似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思想的合理性，建立起中世纪欧洲与20世纪美国之间的联系。
通过学术史梳理，我们也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中世纪研究在美国的建立过程实际上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催生出的新模式。二战期间，随着大量德裔犹太学者和反对纳粹政权的德语区学者来到美国，使美国的中世纪研究再度受到了德意志史学传统的影响，并为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甚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研究范式转换。即便如此，美国中世纪研究中鲜明的跨学科特色、倾向宏观框架的建构、对教材编写和学生培育体系的重视以及倚重学会进行跨校联合研究等特点仍然延续了下来。
通过梳理美国的中世纪研究建设发展过程，也能为今天我国的世界史、特别是中世纪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一些借鉴。首先，美国早期的中世纪研究者都特别强调掌握中世纪文献语言的重要性，尤其是拉丁文。因为他们明确地意识到，相对于欧洲学者，他们在大学之前的教育中对古典语言的训练较少，学习其他语言的难度也比欧陆学者要大一些。中国的欧洲中世纪研究的良性发展，也必须建立在对中世纪拉丁语和其他工具语言的强化培训之上。其次，他们对教材编撰所投入热情值得我们学习。在中世纪史教学方面，应当适当地增加内容，并为学生提供明晰的框架、精确的细节，并将原始史料的阅读和经典著作的研习相结合，以使学生能更顺利地进入到对史料的解读、历史叙事的建构当中。最后，我们还应当更好地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会议使学者们得以交流，另一方面也应当就专门性的学科建立更多的刊物，为学术交流和发表提供更为专业化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