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后现代历史叙事转向：在本体论上，它否认客观真实的过去与历史规律的存在；在认识论上，它关注历史叙事的情节、形式与意义的生产；在方法论上，它将叙事视作历史学知识生产的方法，关注历史学的文学化和艺术化。199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从历史叙事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对后现代历史叙事进行了反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历史学家群体、读者群体、历史写作的内容与道德尺度，都受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制约，历史叙事归根到底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最终体现了“历史(叙事)”与“逻辑(因果必然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后现代 历史叙事 情节 反思 唯物史观

　　引言：后现代历史叙事转向溯源

　　自1940年代始，随着年鉴学派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强调，在西方史学界就曾出现过有关“历史叙事”的辩论，使得历史学在“结构”和“事件”之间摇摆不定[1]。年鉴学派批评传统叙事只关注有限时间内展开的特定事件、个体行动及其细节，因此主张关注事件背后隐藏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结构”[2]。但反对者认为，年鉴学派只是叙事的新变化[3]，其对传统叙事的否定，并没有推翻19世纪兰克、孔德等确立的历史认识论，年鉴学派仍肯定了历史学能“反映”过去“最可能发生的事”，以及“过去”是持续性“实质”存在等认识前提[4]。

　　阿瑟·丹图、W.B.加利曾分别于1962、1963年在《历史与理论》上撰文强调叙事的认知价值，认为在历史批判哲学家们努力解决的所有问题中，历史叙事问题最为优先[5]。1965年，阿瑟·丹图区分了适用于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型和适用于历史理解的叙事形式。他认为：“同一事件可以被不同的一般阐述所覆盖，正是这一事实令多因素决定以及关于解释的幻觉成为可能。……同一一般阐述可以覆盖性质各异的事件，这一事实可以用以解释我们关于未来的认识的一般特征。”[6]即历史叙事既可以用来“领悟”某一历史事件，也可以作为某一覆盖律的个案。1971年，威廉·德雷在《论叙事在史学中的性质和作用》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叙事主义”一词，以强调叙事在历史写作中的重要性，并质疑历史叙事可否作为解释的“逻辑”[7]。此时学界的争论主要围绕“历史叙事”的结构和形式；叙事可否呈现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历史叙事结构和形式与（社会）科学的因果覆盖律有何关系等问题展开，就其讨论议题来看，仍属于“现代的”、分析的、反思的历史哲学范畴。

　　1974年，海登·怀特在《克里奥》杂志上发表《作为文学艺术品的历史文本》一文，提出：为什么历史学家坚持不把历史叙事看作小说？他主张“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是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8]。历史叙事讨论的焦点，遂转移到“叙事”是否让史学从客观、中立的“科学”变成“主观”“创作”的文学。1979年，受人类学“厚叙事”[9]的启发，劳伦斯·斯通不断质疑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和“结构”式历史书写，他将“叙事”视为一种具体史学实践方法，关注人的个体行动及日常生活，强调对过去世界的重构和“体验”[10]。安克施密特则是继怀特之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界定历史学家的语言与其所关涉的东西之间的分别”，“历史叙事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结构，是专门为着表明过去的某一部分而建造的”[11]。此后，无论是汉斯·凯尔纳所说的历史叙事是“曲解故事”“万花筒”[12]，还是M.C.勒蒙所主张的世界的本质是生产故事，而人的本质就是“感知故事”[13]，抑或阿伦·芒思洛所提倡的“历史就是一种文学行为”的“新历史”[14]，其主旨是一致的，即历史叙事本质是一种历史写作哲学和历史美学[15]。

　　有学者认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焦点已经从讨论历史叙事如何再现过去，转向“历史记忆”(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和“历史体验”问题(安克施密特)，由此也标志着历史叙事主义的衰落[16]。但从国外两大史学理论期刊《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和《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近十年刊载的文章来看，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讨论仍在持续，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历史叙事与记忆、历史叙事与体验、史学结合新媒体和博物馆等空间场所的新叙事“表现”等。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学科性质的颠覆性观点，在西方史学理论界引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论争，其焦点议题主要包括：历史学家应该关注结构还是事件？叙事是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是否存在替代历史叙事的其他手段？叙事会把历史变成文学吗？历史学家应如何应对媒体环境的新变化？数字时代历史叙事会发生什么变化？[17]可以说，后现代历史叙事对西方历史学影响广泛、深远，有论者称其为扔进传统史学阵营的一枚“手榴弹”，有的则称其为社会科学式历史学的“叙事日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场“叙事性”讨论引发了“1990年代史学危机”，让历史学既失去了对大众的吸引力，也丧失了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引发了史学家的焦虑[18]。这类说法多是由主张“结构主义”“科学”或“理性”的历史学家提出，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后现代叙事史学的繁荣。

　　自1970年代始，反思与评判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声音日趋增多。其中，既有对传统及现代叙事原则的重申，如莫里斯·曼德尔鲍姆认为，叙事虽然与“故事”联系在一起，但不能忽视历史学的“探究”功能[19]；理查德·艾文斯主张，史家必须在史料限制下重构语境，并遵循“某些固定路线”（因果联系）解释历史[20]，但更多的还是针对后现代历史叙事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所做的回答，如理查德·艾利、莫里斯·曼德尔鲍姆认为，历史学家并非只关注一系列线性事件，他们更关注导致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21]；奥拉夫森、诺埃尔·卡罗尔主张，历史学家所关注事件的“连续性”“戏剧性”，并非“先验性”的，而是具有目的性和现实性[22]；大卫·卡尔、玛丽·富尔布鲁克则指出，历史学家并非单独叙事，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同行、读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讲述和评判故事，史家的叙事将受到生活经验、信仰、价值甚至社会结构的客观制约，并不能任意写作[23]。

　　国内学界对西方后现代历史叙事转向颇为关注，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24]，但在研究方法上仍多是“以人系事”，较少围绕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提出的基本议题展开“问题导向”和“整体”式的讨论；对西方学界反思与批评后现代历史叙事论的观点及代表人物重视不够。国内史学界“历史叙事”概念使用之“热”“多”，与对其理论反思之相对较“冷”“少”，形成了鲜明对比。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方面出发，系统梳理和评析西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相关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后现代历史叙事的本体论及其反思

　　后现代历史叙事的本体论主要围绕“过去”是否存在，“过去”作为“存在”与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展开。其核心逻辑有三点：第一，语言符号或文本（能指）与其所指之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语言符号暗含某种权力，将“形塑”人们感知世界的意识，即并非唯物史观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25]。第二，“历史叙事”无法客观反映真实发生的“过去”，它与虚构叙事并无差别[26]。第三，“历史叙事”的“故事”“形式”“意义”，是史家强加于零散证据之上的“建构”。

　　过去“文本化”。在后现代历史叙事看来，历史学家并不能触及真实发生的“过去”，只能接触到表征“过去”的历史叙事。安克施密特认为，历史学“像冬季就要结束时覆盖着浮冰的一条水渠，过去被一层厚厚的叙事性解释的壳覆盖着”；“历史叙事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结构……就好像我们盖在一封信上的玻璃镇纸”[27]。这种将“过去”文本化的做法，强调的是历史的不可知性。他主张，历史学家永远无法呈现客观真实的过去，“因为历史学家甚至没有亲历过那个过去本身。他曾经处理过他的原始资料和文件等等，但是这些并不就是那个过去本身”，“在认真研究了他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文献之后，历史学家心里有了‘某种东西’（被称为他所研究的过去之部分的‘本质’），其后他在叙事中将这‘某种东西’表现出来”[28]。安克施密特断定：“历史学家的作为，本质上就是将过去这一文本转化为历史学家的叙事文本”[29]。而阿伦·芒思洛则提出了“作为历史的过去”（the past as history）范畴：“这是一个解构过去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新词。具体来说，鉴于过去和（作为叙事的）历史是不同的本体论范畴，前者现在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接触的范围，它只能通过后者即我们的建构来把握。因此，只有通过作为（建构）的历史的过去，我们才有可能了解现在之前的时间”[30]。因为“过去”不断被“书写”或“再现”，它就成了一种再也无法阐释清楚的叙事相对主义[31]。

　　藉由“过去文本化”，后现代历史叙事批评以往关于“过去”的叙事中存在着种种压迫式权力关系。海登·怀特认为，中世纪用于“历史表现的年代纪模式”，正是“润色、概念化和解释的权力所要求的”；而19世纪史学，则“一切都意味着历史研究的职业化的确有着明确的政治含义，另外，其科学化最终依据的‘理论’不是别的，正是社会范围内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32]。后现代历史叙事强调，历史叙事不但无法客观反映过去，相反，它对现实还有“塑形”和合理化的功能，因此，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起到压制边缘群体的作用。

　　引号中的“真相”。后现代历史叙事宣扬“历史的终结”[33]，认为既不存在历史的“真相”，也不存在历史发展方向与规律等“宏大叙事”。因此，后现代历史叙事主张历史学家应该谨慎使用“真相”“现实”“解释”或“意义”等概念，应把它们放在引号中使用。后现代历史叙事将传统与现代史学主张的“客观发现”认知前提，转变为“表现主义创造”方法。海登·怀特认为：“至少在历史研究之中，对过去的某个特定片段的某个特定表现的真值（truth value) 与权威性，必须根据该表现与它被制造之时的文化情境和社会状况的关系，并联系这一研究所由之出发的视角来考量。……对事实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总是有可能进行商讨和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这不是因为事件随时间改变了，而是因为我们使之概念化的方式发生了改变。”[34]阿伦·芒思洛主张：“真相通常是一个命题和它所指的现实之间的匹配(即指称性referentiality)。然而，因为历史是一种叙事表现模式，所以真相没有绝对的认识论意义。”[35]他认为，历史是用虚构干预过去，只能探讨过去的巨大可能性，却无法呈现曾经的样子；“历史”并没有“真相”的内核，它只是一个概念，以支撑“从过去学习”的传统信念[36]。

　　“当下”建构“过去”。后现代历史叙事强调史学家总是基于当下需要，不断“建构”历史叙事的新意义，但认为这无法弥合过去和现在、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之间的距离，历史写作的隐喻和文本性不可避免。怀特主张：“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37]安克施密特则认为：“叙事不仅描述过去（以陈述描述现实的方式），而且还对历史实在提出‘隐喻式的’看法。”[38]其核心是史家如何依靠文学和美学手段建构和表现“事实”或“史实”[39]。

　　在后现代历史叙事看来，历史知识的本质是某种“呈现情节”的“厚叙事”文学。史学家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结合“当下”现实需要，“建构”和“生产”关于“过去”的不同“故事”。怀特借用列维斯特劳斯“外星人”到地球看法国革命史的比喻，来说明同一个事件可被不同的历史学家如米什莱、托克维尔、泰纳等“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而历史的解释框架“乃是历史学家强加于记录之上的”[40]。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关注某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皆是现实“塑造”与“建构”的需要与产物。过去实际发生的事实（“自然”事实）转化为历史知识（“历史”事实），离不开历史学家的“建构”与“塑造”，每个历史事件的“再现”都具有现实性[41]。这种逻辑被华莱士·马丁比喻为“尾巴摇狗”现象，即是“现在”决定了“过去”的哪个历史事件被描述为“事实”[42]。这既是历史学家的一种主观选择，也是一种与科学“逆反”的因果关系：最早的事件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其后的事件。事件最终的结局将决定人们如何理解其开端。

　　后现代历史叙事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严重削弱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及价值，导致了历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对此，部分学者从历史叙事与政治权力、客观过去、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及事件的个别和一般意义等角度出发提出了批评。

　　就历史叙事是否存在权力干涉而言，大卫·卡尔承认，“那些被排除在过去的故事之外或被边缘化的人，那些从历史活动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的标准叙述中被甄别掉的人，他们的生活将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中得到复原。第一个任务是尽可能让他们恢复自己的声音”，但他又认为，这种复原过去某种边缘群体的做法，不应是历史相对主义的，而应持一种“摒除后见之明”的客观主义态度，在各种描述中选择正确的或至少是最好的描述，才能赋予边缘群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43]。

　　关于历史叙事、客观“现实”与“过去”之间的关系，曼德尔鲍姆认为，即使是叙事也无法摆脱分析和解释，要解释一个人的活动，历史学家就必须了解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而这一背景本身并不是用叙事来表述的[44]。个体的生活故事需要从社会的整体背景来解释，这是一种“整体”决定“部分”的因果关系。斯皮格尔也指出，后现代历史叙事的符号学分析模式掩盖了“文本”与“语境”的关系，妨碍了历史学家去了解“现实”，如果历史学家想在特定语境下理解“文本”，就必须联系现实[45]。大卫·卡尔认为，虽然不同的主体只能认识整体的一部分，但历史学家群体及其学术传统、实践和价值观，为历史真相提供了主体间（intersubjective）语境保障。“叙事的结构与建构本质上是主体间性的，因此是社会性的”[46]。雷蒙德·马丁则认为，历史分析哲学主要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历史学家使用的概念，并将语言看作某种外在于历史学家的先验的东西，却忽视了历史实证本身对“语言”“概念”“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学家往往是通过实证来证明他们解释的有效性。与其说是史学家“建构”过去，不如说那是史学家依靠证据和论述所能证明的最好的故事[47]。针对后现代主义“现在”决定“过去”的说法，大卫·卡尔认为，历史学家并不是唯一在讲故事的人，“一个故事不仅仅是时间上有组织的一系列事件……在我们的故事概念中，还有一个讲故事的人和接受故事的观众”[48]。曾亲身参与历史事件的人也在不断向自己和他人讲述关于现实和自身生活的故事，这种叙事意识不仅为行动提供信息，而且也构成了历史参与者的自我认同。历史学家与大众所讨论的过去已经具有预设主题（pre-thematic）[49]。

　　总体来看，以海登·怀特、安克施密特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认为，在历史学家（认识主体）和客观真实的“过去”之间，存在一个由文字和叙事构成的、意义不断变化的符号网络（认识客体），历史学家只能认识这个符号世界，而不能直接认识过去。历史本体（客观、真实的“过去”）因而被某种认识论（历史叙事符号网络）所取代与虚无化。这虽然达到了后现代历史叙事瓦解宏大叙事与批评权力压制的目的，但其造成的消极后果是“过去”与“现在”的脱节以及历史经验无用论。而大卫·卡尔、曼德尔鲍姆、斯皮格尔、雷蒙德·马丁等则强调历史叙事在历史现实、客观主义史学方法、亲历者、史家群体等制约下，可以呈现过去的真实情况[50]。他们将历史学求真的希望寄托于历史学家或读者基于社会实践生活的“主体间性”上，但在主体间性因何而来，又因何而改变等问题上依旧留下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