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娜娜女神崇拜源于古代两河流域，后被波斯帝国所继承。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与希腊化时代的来临，开始在西亚、中亚地区与希腊、印度、伊朗的各种类似神祇和崇拜相混同，最后由祆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原。虽然她的身份、形象、职能几经变化，但其基本特征依然保留。从两河流域到中国，从城市女神到祆教神灵，她的演变过程实则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宗教认同现象的一个缩影。

　　宗教认同是指某一地区或民族宗教信仰或崇拜的对象被其他的地区或民族所接受，并将其与自己相似的神祇混同为一。比如，希腊人的神就得到罗马人的认同，将其大部分改换名称后变成为自己的神。希腊人也是如此，他们所到之处，总是愿意将当地的神与自己的神等同，这样就出现了像宙斯—阿蒙(Zeus-Amen)，瑞亚—库柏勒(Rhea-Cybele)这样的混合神。当然，宗教认同并非希腊罗马人所独有，在古代的西亚、中亚和印度，这样的现象也很普遍。本文所重点考察的娜娜女神的广泛认同和持久传播就是典型的一例。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娜娜女神的研究近年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的碑铭、钱币、雕塑、墓葬、城市遗址的发掘也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可能。鉴于国内有关考古资料的匮乏，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①，对她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身份、职能、形象的演变进行一番追踪溯源式的考察，旨在说明：只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宗教认同才有可能实现，但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被认同对象的变异似乎也在所难免。

　　一、娜娜的起源及其与伊南娜—伊什塔尔的认同

　　娜娜女神是古代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苏美尔—阿卡德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代末—前3000年代）。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12—前2000年），这位女神具有了苏美尔神话中的性爱、丰产和战争之女神伊南娜(Inanna)的特征。伊南娜的本义是“天之女王”(Queen of Heaven)，苏美尔神话中她以“天地之女王”(the Queen of Heaven and Earth)而著名，掌管万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繁衍。②她是月神南那（Nanna，即阿卡德语中的辛，Sin）和芦苇女神宁伽尔(Ningal)的女儿，太阳神乌图（Utu，即阿卡德语中的沙马什，Shamash）的妹妹，早在乌鲁克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000—前3100年）就已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早期形象与狮子相联系，可能是她力量的象征。她也是乌鲁克城(Uruk)的保护神，是金星神，常常被表现为站在两个雌狮的背上。根据苏美尔神话故事，她曾经下到地府，但死而复生，返回人间。③因此，她的雕像以及与她有关的象征符号和形象（如玫瑰或圆形花饰、八角星、头巾、狮子、红玉髓等）也常会在死者的墓中出现，以护佑死者在冥界过上好的生活。④伊南娜有许多苏美尔语的名字，娜娜是其中之一。伊南娜在阿卡德语中的对应神是伊什塔尔(Ishtar)。因此，娜娜可以和伊南娜、伊什塔尔相联系，可以视为不同名称下的同一位神，伊南娜—伊什塔尔的狮子也就成了娜娜的标志。但娜娜与伊南娜—伊什塔尔就个体而言，都还是独立的神，分别有自己的祭所，娜娜只是吸收了他们的职能和特征才与其相联系和认同。⑤

　　娜娜的身世也体现了她与其他美索不达米亚神的认同。在一首古巴比伦时期的赞美诗中，显示娜娜的父亲是天空之神An(Anu)，他赋予了她最高女神的地位。⑥但在新发现的属于新亚述时期一首献给娜娜的赞美诗中，娜娜的父亲仍然是月神辛(Sin)，这显然是由于娜娜与伊南娜—伊什塔尔认同的结果。该诗的主要内容是将娜娜视为两河流域南部诸多城市的保护神，描述她在这些城市、神庙的不同名称、身份、地位以及她的不同丈夫的名字。⑦该诗前两节保存比较完整，可以看出她与美索不达米亚诸神的联系。

　　第一节：

　　1.我的神母(My Lady)，辛(Sin)，伊南娜，生于……同样地(?)／我是同样的一个(?)

　　2.我是辛的智慧的女儿，沙马什(Shamash)深爱的姐妹，我是博斯帕(Borsippa)城的强者，

　　3.我在乌鲁克是一位神奴（神妓），我在达都尼(Daduni)有丰满的双乳，

　　4.在巴比伦，我长着胡子，但我仍是娜娜。

　　第二节：

　　1.乌尔(Ur)，乌尔，伟大的诸神的庙堂，同样地(?)

　　2.他们称我乌尔的女儿，乌尔的女王，尊贵的辛的女儿，她到处行走，进入每一个家庭。

　　3.她是一位神圣的女神，掌握着人们的命运；她诱拐走了那位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子，

　　4.她把那位青春少女赶出了闺房——但我仍是娜娜。

　　这两节诗文透露的信息非常明确：到新亚述时期，娜娜已经在两河流域地区得到了普遍的接受。由一位乌鲁克的城市女神变成了地区性的女神，可以和博斯帕、达都尼、巴比伦、乌尔等城市的许多女神相认同，但她从伊南娜—伊什塔尔崇拜那里接受过来的基本特征并未改变。作为太阳神的妹妹、月神的女儿，她仍然是各个城市的保护神，为人们带来胜利、情爱和丰饶。

　　二、波斯、希腊化时期娜娜与伊朗、希腊女神的认同

　　波斯阿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6世纪中期兴起于伊朗高原，很快就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帝国的核心区域是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西亚地区。波斯人虽然奉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即汉文史料中的祆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并不排斥各地原有的宗教。他们将被称为“巴比伦之囚”犹太人释放回去在耶路撒冷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就是很好的说明。对于在两河地区普遍流传的娜娜女神崇拜，波斯人也欣然接受，并将其与伊朗掌管水、星星和命运的女神(Water Goddess)阿纳希塔(Anahita)相认同。⑧据古典文献记载，波斯人曾在米底都城埃克巴坦纳建有一座名为“Aene”或“Nanaea”的女神庙。该庙富丽堂皇，金砖银瓦，柱子上镀着黄金。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公元前222—前187在位）洗劫了该神庙，所得金银用以铸币竟达4000塔兰特(talent)。⑨普鲁塔克明确提到这座神庙属于阿奈提斯(Anaitis)女神⑩，而Anaitis就是波斯语Anahita的希腊语形式。可见，娜娜—伊什塔尔—阿纳希塔的认同在波斯帝国时期已经出现并享有盛名，Aene、Nanaea或从Anahita、Nana转化而来。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使希腊人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地面临东方各地的宗教崇拜。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东方神，奉行宗教泛神论的希腊人采取了一贯的拿来主义，将他们尽可能地与本民族的神相认同。对于娜娜这一在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区流传数千年，且具有明显外在特征和多种职能属性的女神，希腊人自然会在自己的诸神中找到一个可以与之对应的女神。希腊的月神与狩猎之神阿特米斯(Artemis)成为首选，一个与月神相关的混合神“阿特米斯—娜娜”(Artemis-Nana)随之出现。原来波斯帝国四都城之一的苏萨(Susa)首先成为两位女神的结合地。

　　苏萨是伊朗西南部的埃兰(Elymais，Elam)地区的首府，娜娜崇拜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就已传入。(11)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埃兰的一位国王甚至把两河南部埃里克(Erech)城内的娜娜神雕像抢到苏萨，作为崇拜的对象，直到公元前7世纪才被亚述人夺回。但当地的波斯人对娜娜的崇拜兴盛不绝，他们把娜娜、伊什塔尔与伊朗女神阿纳希提（Anahiti，即《阿维斯塔经》中的Anahita）等同起来，还以“娜娜”(Nana)作为这位神的别名。(12)塞琉古王国时期，希腊人开始在苏萨(Susa)殖民。这批殖民者可能来自小亚的希腊城邦以弗所(Ephesus)，他们于是将该地的娜娜女神认同为他们原来的城市保护神阿特米斯，将娜娜神庙视为他们的城市神庙，并将以弗所阿特米斯的蜜蜂标志作为阿特米斯—娜娜的标志。(13)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殖民城市杜拉—欧罗普（Dura-Europu，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西岸）神庙的一处铭文也将娜娜称为Nanaia和Artemis。(14)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yra)遗址(15)的一个镶嵌图案上，有一身穿希腊服装的阿特米斯形象，被认同为娜娜（Nanaia，NNY，即Nana）。可见塞琉古王国时期，娜娜与阿特米斯的相互认同已经比较普遍。

　　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国东部的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两个行省先后宣布独立，但因前者仍是希腊人统治的王国，后者是非希腊人的希腊化王国，阿特米斯—娜娜的崇拜仍在流行。帕提亚在米特拉达特一世（Mithradates Ⅰ，约公元前171—前138年在位）时扩张至两河流域，有可能于此时开始接受对这位混合神的崇拜。阿特米斯—娜娜的蜜蜂标志首先出现在国王弗拉特斯二世（Phraates Ⅱ，约公元前138—前127年在位）的钱币上(16)，紧接着，头戴放射光芒的圆柱形(polos)王冠的阿特米斯—娜娜肖像也出现在米特拉达特二世（Mithradates Ⅱ，公元前123—前88年在位）的钱币上。(17)公元1世纪埃兰地方统治者的钱币上也显示了头戴光圈、身穿希腊女猎手服装的阿特米斯—娜娜的正面或侧面形象。有时在她的身边还会出现新月的标志。(18)

　　同样的新月标志也在今天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城市遗址中发现。该城位于巴克特里亚东部，阿姆河与科克查河(Kokcha)交汇之处，为亚历山大或塞琉古一世时期所建，遗弃于大约公元前145年。该遗址是远东希腊人社会生活的缩影，虽然在文化特征上以希腊为主，但也显示出东方的强烈影响。(19)考古学者在此地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枚圆形的银质镀金饰片(a silver gilt plaque)。上面的图像可分为三部分。上方似乎是三联神的标志：头上放射光芒的太阳神头像、一弯新月和闪光的星星。下方左侧是一辆由几头（可以明确分辨出的有两头）狮子拉的两轮车上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前行，车上正面站着头戴圆柱形高冠、身穿希腊式长衣的弗里吉亚(Phrygia)大母神库柏勒，驭手则是希腊的有翼胜利女神，车子后面一位女仆为库柏勒打着遮阳伞。右侧是一座可以拾阶而上的城墙或祭坛，上面站立着一位女神，面向车子前来的方向。(20)对于这样的场面，如何解读？该遗址发掘负责人伯尔纳(P.Bernard)从中看到了希腊美术传统和东方艺术的结合，把“胜利的象征性描绘、人格化为赫利俄斯半身像的太阳、库柏勒所穿的袍子以及胜利女神等等”都视为希腊美术的传统。(21)另一位学者戈斯(M.Ghose)则看到了库柏勒和娜娜的结合，认为太阳神、新月、星星都与娜娜—伊什塔尔有关。因为伊什塔尔是太阳神的妹妹、月神的女儿，金星是她的标志。娜娜既与伊什塔尔相等同，伊什塔尔的特征也就是娜娜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库柏勒同置于一个画面，就形成了一个“东方化”的库柏勒混合形象。(22)这样的解释应该说有可取之处。但对于太阳神形象，我倾向于伯尔纳的观点，即把他看做是希腊的赫利俄斯(Helios)。当然以此形象表示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太阳神的双重意义，也未尝不可。该作者还忽略了右下侧高台上的那位女神。她到底是谁？伯尔纳认为是一位祭司，正在焚香。(23)但在笔者看来，她也有可能是阿特米斯—娜娜。如果说太阳神、新月、星星都与娜娜—伊什塔尔有关，也就是与阿特米斯—娜娜有关，她的形象出现于图中也在情理之中。而且阿特米斯本身就是月神。此女神身穿希腊式长衣，背后右上方似乎有一箭筒，这是阿特米斯作为狩猎女神的外在标志之一，这样的形象在希腊雕塑艺术中时常出现。至于下方的库柏勒，古希腊人此前早就将她与他们的母神瑞亚(Rhea)合而为一，称为“瑞亚—库柏勒”(Rhea-Cybele)。经常随侍瑞亚—库柏勒的动物是狮子，她的形象通常是头戴锯齿状冠，手持板鼓，坐在狮子拉的车上。(24)此饰片车上的女神虽然站立，但是库柏勒无疑。狮子既与库柏勒有关，也是娜娜的坐骑，似可以看做是二者的又一个结合点。总之，如果上述推论成立，阿特米斯—娜娜崇拜和瑞亚—库柏勒崇拜在希腊化时期都已经传到了巴克特里亚地区，而且二者大有潜移默化合流之势。这一崇拜甚至传回到了此时的雅典。今人在雅典的庇利犹斯港(Piraeus)发现了由一位来自东地中海沿岸的推罗人献给阿特米斯—娜娜女神的石刻铭文。(25)可见阿特米斯—娜娜的形象在希腊化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传播。

　　三、贵霜时期娜娜与伊朗、希腊、印度宗教因素的混合

　　贵霜王朝的建立者是来自中国西北部的游牧部落的大月氏人之一部。他们和帕提亚人一样，有感于自身的落后，对被征服者的先进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政策，对统治区域内的宗教全盘接受，为己所用，并根据需要赋予其特殊的意义。贵霜人及其祖先月氏人不仅占领了原来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统治区域，而且也夺取了西邻帕提亚帝国的一部分。这样，原来流行于此地的娜娜女神崇拜就自然进入了月氏人和贵霜人的视线，并得到了他们的倾心接纳。(26)娜娜的标志首先出现在月氏王公的钱币上，自迦腻色伽一世（Kanishka Ⅰ）起，开始将娜娜的形象打压在他们的钱币上。但此时的娜娜似乎不再与希腊的阿特米斯相混同，其相貌和标志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娜娜为原型。

　　这种美索不达米亚女神娜娜的回归始于月氏王公Sapadbizes（约公元前40—公元20年在位），他的钱币中已经包含美索不达米亚女神娜娜的因素。其背面狮子面右站立，狮子上方有新月，旁边有希腊语铭文NANAIA，表明狮子、新月都是娜娜的标志。(27)这位前贵霜王公的统辖地很可能就是《后汉书·西域传》中的“都密”(28)，包括巴克特里亚西部今巴尔克和希比尔干绿洲(the Balkh and Shiberghan oases)和铁尔梅兹(Termez)以西的阿姆河流域，与帕提亚接壤。他可能一度是印度—帕提亚人的附庸。(29)美索不达米亚女神娜娜在该地的再现，显然与它邻近帕提亚统治下的伊朗和两河流域，易于受到包括娜娜在内的这些地方宗教的影响有关。但其币上的狮子的具体形象或许受到此前印度—希腊人国王Agothocles（公元前190—前180年在位）和Pancleon（公元前190—前185年在位）钱币上的狮子形象的启示。(30)贵霜时期，狮子和娜娜的形象首先出现在迦腻色伽一世（约公元127/128-152年在位）及其之后几位国王的钱币上。(31)甚至早期笈多王朝的国王们仍然继续沿用。(32)

　　为什么迦腻色伽之前的几位贵霜国王没有采用狮子和娜娜的形象？原因还得从贵霜的历史中探寻。贵霜本属大月氏，为其五翖侯之一。大约公元1世纪初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其他四部，“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其子阎膏珍时，“复灭天竺”。(33)说明贵霜向东西两面的大规模扩张是在丘就却父子在位之时。这样，贵霜王首先接触到的，也不得不接受的就是以前帕提亚人、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在这些地区留下的文化遗产。从迦腻色伽之前的几位贵霜王的钱币也可看出这种影响。丘就却，即Kujula Kadiphises的钱币主要有国王／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或Zous、Nike）型和公牛／骆驼型两大类。阎膏珍(Vima Taktu)的钱币虽然很少发现，但从仅存的几枚也可看出它主要是公牛／骆驼型和国王／骑马型。僭位者无名王Soter Megas的钱币则几乎全是国王头像／骑马型。阎膏珍之子Vima Kadiphises的钱币主要是国王／湿婆与公牛。除了无名王的钱币之外，其他几位的钱币都使用希印两种文字。从整体上看，这四种钱币受印度—希腊人钱币、印度—斯基泰人钱币和印度文化的影响比较深，说明这时的贵霜王朝统治的中心在印度西北部，他们主要吸收的是此地的文化因素和钱币遗产。从迦腻色伽一世开始，贵霜的钱币风格大变(34)，反面的图案除了希腊的太阳神(Helios)、月神（Selene，可与阿特米斯混同）、火神(Hephaistos)和印度的佛陀(Boddo)、湿婆(Siva)之外，其余多为来自西亚波斯的神，其中就有生命女神娜娜。(35)因此，娜娜形象的出现与迦腻色伽一世时期贵霜的疆土和国力进入全盛阶段有关。腊跋闼柯铭文也证明娜娜在迦腻色伽一世即位之初就受到贵霜人的崇拜。该铭文发布于迦腻色伽即位第一年，其中说到，迦腻色伽得到了娜娜和所有神的眷顾，成了伟大的救世主，正确的、正义的君主，值得作为神来崇拜。他命人在此地为娜娜和其他数位神建了一座神庙，将他们的雕像置于其中敬奉。(36)看来，贵霜人对娜娜的接受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到迦腻色伽一世时，才是水到渠成。从此，娜娜成了贵霜王权的象征和赠予者。迦腻色伽之子胡维斯伽(Huveska)的钱币上甚至出现了国王跪在娜娜面前接受权杖的场面。(37)

　　从迦腻色伽及其以后几位国王的钱币看，娜娜的形象基本保持了一位身着希腊式服饰的女神的模式。她或单独出现，或与狮子同时出现。在一个比较典型的迦腻色迦钱币图像上，娜娜女神正面坐在狮子背上，右手持束发带(fillet)，左手持权杖，头上和肩上有两个新月形，脚下是莲花。左方有希腊字母拼写的NANA SAO字样，意思是“娜娜王”(NANA SHAO)，表示娜娜具有王一样的高贵地位。(38)在一枚胡维斯伽的钱币反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图案，但狮子与其上的娜娜均面左，娜娜右手持权杖，左手持碗，头上有光圈（halo，或译头光）、新月。(39)单独出现的娜娜一般呈面右侧身行走状，右手持权杖（或带有狮头），左手持碗，头上有头带、光圈和新月。(40)由此可见，贵霜时期的娜娜既保持了美索不达米亚娜娜—伊什塔尔的基本特征——狮子、新月，也保持了与希腊瑞亚—库柏勒的联系——狮子和祭酒杯。狮子、新月、权杖、碗成为此时娜娜的基本外在标志。(41)

　　四、萨珊波斯时期娜娜与伊朗女神的认同以及与希腊、印度宗教因素的融合

　　萨珊波斯（226-651年）以波斯帝国的恢复者和正统继承者自居，大力倡导祆教，古老而又常新的娜娜崇拜也就融入了祆教系统之中。但此时的娜娜既不是娜娜—伊什塔尔或娜娜—阿特米斯的再现，也非含有多种文化成分的贵霜“娜娜王”的延续，而是一位美貌端庄的四臂女神。类似的形象可在花剌子模(Khwarezmia)发现的一批属于6、7世纪(42)的银碗上和7-8世纪的粟特沙赫里斯坦（卡赫卡哈）遗址(Shahristan，Kahkakha)壁画中看到。其中一个银碗上的图案最清晰，也最有代表性：女神头戴锯齿状冠（the colonnaded or serrated crowns，the crenellated crown，也称雉堞形冠），佩戴耳饰、项链或璎珞，身穿希腊—印度式三件套服装（长裙、有袖的束腰外衣和披肩），正面坐于卧狮背上，上方右手持圆盘（Phiale，或是太阳的标志），左手持弯弯向上的新月，下方右手持权杖，左手端碗。很显然，与贵霜时期的娜娜相比，两臂成了四臂，手中所持之物多了日（圆盘）和月，服饰也变化较大。(43)

　　那么，两臂的娜娜是通过何种途径变成了如此装束的四臂娜娜呢？一般认为这是她与伊朗水神阿纳希塔混合的结果。(44)如前所述，阿纳希塔早在波斯帝国之时就取得了与伊什塔尔—娜娜的认同；钱币资料也证明，在希腊化时期的巴克特里亚，阿纳希塔也已经开始与希腊狩猎女神和月神阿特米斯混同(45)，实际上也与娜娜相联系。只是在萨珊波斯时期，娜娜—阿纳希塔(Nana-Anahita)的结合才最终完成，娜娜也由此获得了新的职能和形象。但对娜娜女神颇有研究的学者阿扎佩(G.Azarpay)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阿纳希塔在伊朗众神中是明显从属于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eda)的，如果把娜娜的职能严格限于与阿纳希塔的结合，娜娜崇拜在粟特地区的发展和重要地位以及它在河中和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的传播就难以得到解释”。为此他提出，伊朗的另外一位与阿胡拉·马兹达相对应的女神阿尔迈提(Armaitis，Armatai)可作为娜娜结合的对象。她是大地女神，曾是前者的配偶和女儿，作为大地神灵(spirit)在各地受到崇拜，从而有可能把她的创造性和神秘性、阴间性(chthonic)传给娜娜，使其与粟特的葬礼和王朝崇拜联系起来。(46)这样的解释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也容易使人想起娜娜所认同的美索不达米亚女神Inanna/Ishtar的阴间护佑功能。四臂娜娜确实不仅开始出现在粟特的丧葬艺术中(47)，也在中国祆教徒的墓中图像中出现。(48)但就伊朗神话和《阿维斯塔》中对二者的描述而言，阿纳希塔的形象显然更接近现在的四臂娜娜，她的职能也与娜娜相近。(49)

　　在祆教文献中，阿尔迈提有时是一位少女：身穿闪光发亮的长袍，腰束金色的带子。但她的图像在波斯艺术中却没有出现。(50)据此象征性的描述似乎难以将其与银碗上的女神联系起来，而《阿维斯塔》“阿邦·亚什特”中的阿纳希塔形象则清晰饱满，与那些四臂女神相似之处颇多，她的职能也与娜娜相近。她的全名是阿雷德维·苏拉·阿纳希塔(Aredvi-Sura—Anahita)，意思是“纯洁而强大的河流”。阿纳希塔在波斯文中是“纳希德”(Nahid)，含有“金星”之意。她既是江河的庇护神，也是一位丰产之神，能够“令牲畜增殖，财源充盈；使国家和世界繁荣富强”。她是一位“美妙绝伦的年轻女郎”，“体态轻盈，风姿秀逸，充满活力”，“身材颀长，婀娜多姿”，“亭亭玉立”，“雍容大雅，纯洁而善良”。“她紧束细腰，脚穿系着金带的闪光秀鞋”，“身披金黄色的帕纳姆（铠甲或战袍）”或“身着华贵多褶的衣裳”。她的手臂“丰美、白皙，佩戴着珍贵耀目的饰物”。她“头戴八角形的车轮状金冠，一个圆环突出在顶端，上面镶有百颗明星”。(51)虽然这些诗句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但还是凸显了阿纳希塔的基本特征：美貌、长衣、束腰、佩戴首饰、波斯式王冠。除了不是四臂、没有狮子坐骑、没有说明手中所持之物之外，与上述的娜娜形象基本无异。

　　尽管阿纳希塔和阿尔迈提的特征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与娜娜融合，但娜娜的基本特征：狮子、日、月还是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狮子成了Nana-Anahita所对应的动物标志。(52)一尊雕像上显示出她有两个小狮子贴身相伴。(53)娜娜手中的日月，显然也是受到了伊什塔尔的强烈影响。(54)不过此时娜娜—阿纳希塔的整体形象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娜娜相去甚远。原因就是娜娜在向萨珊时期河中地区的传播过程中，还吸收了这一地区留存的、或经由贵霜王朝传递过来的希腊和印度的宗教文化遗产。

　　其一，希腊的瑞亚—库柏勒崇拜。河中地区曾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中心区域，虽然希腊人早已消失，但希腊化文化的影响犹存。如前所述，狮子本来也是娜娜和希腊瑞亚—库柏勒的结合点，娜娜—阿纳希塔借此吸收或延续这一传统也是可能的。库柏勒的圆柱形高冠(polos)与此时娜娜的锯齿状冠或雉堞形冠或许也有联系。手中端碗的娜娜在贵霜时期的钱币和印章中早已出现，也可能与库柏勒的祭酒杯有关。(55)四臂女神手中的碗或是由此而来。

　　其二，贵霜钱币上的“狮子上的娜娜”。萨珊王朝曾经与贵霜为邻，全盛时还囊括了一部分贵霜的故地，所以受贵霜的影响比较明显。贵霜钱币上娜娜正面坐于卧狮之上的形象显然是萨珊波斯银碗上四臂女神坐于卧狮之上的原型，只是两臂变成了四臂，手中所持物由束发带和权杖变成碗、权杖、日、月了。(56)

　　其三，印度的四臂神和朵尔加(Dursa)。贵霜是印度宗教因素进入萨珊波斯的一个中间环节。印度教中具有多臂或四臂特征的主神是毁坏之神湿婆(Siva，Shiva)和宇宙的保护神毗湿奴(Vishnu)。很可能是从他们那里，娜娜取得了四臂的特征，但手中所持之物似与毗湿奴和湿婆无关。在印度教造像中，湿婆通常手持三叉戟、斧头、手鼓、棍棒、神螺、水罐等。湿婆的形象在贵霜钱币中虽然多为双臂，但四臂湿婆与其标志公牛的形象也已出现，只不过是作为贵霜风神Wesho的替身而已。(57)这说明萨珊银碗上的四臂特征既有可能直接来自印度的影响，也有可能经过贵霜的中介。但不论毗湿奴还是湿婆，他们都是男神。而且湿婆神的坐骑是公牛，这与以狮子为坐骑的娜娜女神显然不同。看来河中地区的娜娜女神只吸收了四臂这一因素，其他还是保持原来贵霜时期的基本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的母神、湿婆的妻子朵尔加也是以狮子为坐骑，多臂，手持各种武器，包括莲花。“狮子上的朵尔加”(Durga on lion)这一形象在贵霜帝国时期即已出现，此时的四臂娜娜形象也有可能受此影响。(58)

　　总之，河中地区的四臂娜娜是多种宗教因素相结合的产物，是混合基础上的混合，认同基础上的认同，是一种文化在与不同的异质文化环境中辗转传播和长期延续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