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卡利河边界争端是当今尼泊尔与印度之间最尖锐的领土争端，是源自英国殖民印度次大陆期间科学帝国主义的遗产。1816 年尼泊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署 《赛哥里条约》，割让卡利河以西的土地，形成与英属印度的卡利河边界。条约签订后，英国测量员韦伯就对卡利河做了基础测量，形成了卡利河位置的原始地图证据。然而，此后印度测量局通过制图术，不仅构建了地图上边界与卡利河脱钩的画法，还制造了地图上卡利河位置的争议。卡利河边界争端的案例显示，印度测量局等殖民地科学机构所谓的“科学”成果，本质是为殖民政治背书。

　　关键词：卡利河；尼泊尔；印度；印度测量局；边界争端

　　自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印度次大陆全面征服与扩张，科学活动与殖民统治融为一体、相互成就，以印度为根基的地理测绘等科学活动亦是对尼泊尔、中国等周边国家侵略扩张的先锋。其中印度测量局（Survey of India）扮演了重要与特殊的角色。印度测量局的前身是 1767 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测绘师管理局，后改名为印度测量局。1830 年，在著名测量专家额菲尔士（G. Everest） 的组织与领导下，印度测量局接手名为“大三角测量”的印度大地控制网测量项目。殖民时代的地理测绘成果，为印度测量局以及英国地理学家谋取了极高声誉，也播下了后殖民时代印度与周边国家出现边界争端的种子。当今南亚地区复杂的边界纠纷中，地图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工具。

　　英殖民时期印度测量局编制地图造成尼泊尔、印度的卡利河（Kali river）边界争端，当代尼泊尔学者形容为“制图侵略”，本文视其为“科学帝国主义”，以更好地诠释科学技术与殖民政治相交织的图景。“科学帝国主义”指服务于帝国主义在海外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科学活动。以德帕克·库马（Deepak Kumar）为代表的印度学者研究了科学活动与英属印度殖民政治的紧密联系。埃德尼 （D．R.Edney）认为地图定义了英印帝国本身，制图术创造了一个“英属印度”，地图边界随着权力与知识而扩张。学界较少在此视角下探究印度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争端。本文通过梳理殖民时期印度测量局的地理测绘与地图编制，从而认识当今尼、印之间最尖锐的边界争端的历史根源，也有助于反思科学帝国主义活动对后殖民时期南亚次大陆的边界与边界争端的形塑作用。尼、印的卡利河边界争端值得中国学界更多关注，这也关系到中、尼、印三国交界点的位置，当前中印边界仍未划定，交界点也将是未来中印边界中段的东端点。

　　一、卡利河边界争端概况

　　根据 1816年尼泊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署的《赛哥里条约》，以卡利河作为尼泊尔西部与印度的界河，然而随着此后印度测量局不同时期制图的操弄，条约文本中清晰边界却变成一个争议“问题”。争议区位于今天尼泊尔西北端达尔楚拉区（Darchula）与印度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东北部毗连地区，北与中国西藏普兰县接壤。当今，这条界河在上游称为卡利河（Kali river），中游称为马哈卡利河（Mahakali river），流入印度恒河平原后则称为萨尔达河（Sarda river）。争议在卡利河上游，或者说卡利河的源头，当代文献中一般使用“卡拉帕尼”（Kalapani）指代这一争议区，从历史角度看是具有误导性的，卡利河边界争端应该是相对客观的表述。卡利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坡，上游源头的争议主要有两支，分别起源于当今印度控制区的里姆皮亚都拉山脊（Limpiyadhura），印度称之为昆提·杨提河（Kunti-Yanti river，以下简称西源），以及发源于里普列克山口（Lipulek Pass，即强拉山口）的卡拉帕尼河（Kalapani river，以下简称东源）。东源又变化出以卡拉帕尼河东部分水岭为界的争议，这是目前印度主张且实控的“边界”。

　　卡利河边界争议至少自 19 世纪中叶便出现，争议区长期被印度所占据，但争端彻底激化却迟至 20 世纪末。1996 年，尼泊尔政府与印度政府联合签署马哈卡利河（卡利河）的水电开发项目，尼泊尔人认为该项目严重侵犯了尼泊尔的国家利益，卡利河源头与边界问题随之凸显，此后成为尼泊尔社会极为敏感的议题。2019 年 11 月 2 日，印度发布新版“印度政治地图”（Political Map of India），将与尼泊尔的卡利河边界争议区划入印度，引发尼泊尔全国性抗议。2020 年 5 月 20 日，尼泊尔发布新版“政治地图”将卡利河争议区划入尼泊尔，6 月13日，尼泊尔议会投票通过宪法修正案确认新版地图。

　　尼泊尔学者什雷斯塔（Buddhi Narayan Shrestha）梳理了1996 年至本世纪初尼泊尔政府与印度政府的外交交涉，以及边界联合技术委员会的相关情况，尼泊尔方面举证 1850 至 1856 年间的地图，印度则举证 1879 至1929 年间的地图，强调 1879年以前的地图没有经过科学的地形学测绘。中国学者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多着墨于当代尼、印界务争端交涉情况的描述与分析，很少有基于历史证据与过程的研究。印度学者则维护1879 年以后的地图证据，并强调历史上的税收记录，将争端归咎于当代尼泊尔的政治动荡与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的反印动员，边界议题更多是论述与尼泊尔的“开放边界”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与“制度优势”。

　　尼泊尔学者在推动历史证据的挖掘与研究，尤其是地图资料方面，形成了英国与印度“制图侵略”的认识，指出关键问题在于回归 《赛哥里条约》确定卡利河的位置。博撒 （Jagat.K． Bhusal）最近发表的论文对历史地图上边界的6 种画法做了梳理。21世纪初，曼安达（Mangal Siddhi Manandhar）、什雷斯塔等人也依据地图资料做了研究。他们梳理了一些关键地图，但较少考察地图画法变化背后的历史过程与细节。尼泊尔学者无法回避的是，印度方面也相应提供了地图与文献来证明其主张，因而，清晰考辨地图画法的源流与突变是重中之重。本文梳理19 世纪涉及卡利河边界地图编制的三个关键时间点，对应西源、东源与东源分水岭“边界”画法的形成，辨析地图的编制背景与变化脉络。

　　二、卡利河边界的形成与卡利河的测量

　　卡利河边界的形成是尼泊尔廓尔喀王朝对外扩张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侵略碰撞的结果。1816 年，尼泊尔战败后与英国签订《赛哥里条约》，将卡利河以西的土地割让给英国，就此形成了尼泊尔西部与印度的边界。《赛哥里条约》签订后，东印度公司派遣测量员对卡利河做了基础测量，形成了卡利河边界的原始地图证据。

　　18 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占据了孟加拉、比哈尔与奥德，尼泊尔马拉王朝统治的加德满都河谷尚处在三个土邦的分裂状态。1768 年，尼泊尔廓尔喀王朝兴起，不久便开始向卡利河以西扩张，19 世纪初，完成了对卡利河以西到苏特勒杰河之间的土邦与部落的征服。1812 年，廓尔喀王朝占领南部泰莱地区，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产生冲突。

　　1814年 11月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发动了对尼泊尔的战争，从东、西、南三面向尼泊尔进攻。然而，10月 23 日，东印度公司就做出了吞并库马翁的决议，觊觎其重要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铁矿、铜矿、铅矿与木材资源。11 月 2 日，英人就任命了库马翁与加瓦尔的首任长官加德纳（E.Gardner）。12 月中旬，加德纳收到指示，“要求加德纳上校与海德·扬·赫西上尉的军队强行进入库马翁，以分散加瓦尔的廓尔喀军队的注意力。”1815年4 月27日，印度总督莫伊拉勋爵（Lord Moira）接到库马翁首府阿莫拉 （Almora）的廓尔喀军队战败的消息，便正式任命加德纳为库马翁事务行政长官。6 月1日，莫伊拉勋爵密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提议以卡利河作为与尼泊尔的边界。

　　1815年7 月 21日，尼、英两方决定进行边界谈判，12 月2日，在赛哥里达成协议，协议包括割让卡利河以西的土地给英国的内容。然而，尼泊尔谈判代表并未获授权签署割地条款，尼泊尔政府拖延批准条约。1816 年2月，英军重新发起进攻，尼泊尔再次战败。3 月 4 日，尼泊尔被迫在《赛哥里条约》上签字。4 月 13 日，加德纳被任命为英驻加德满都政治委员，特雷尔（G. W.Traill）接任库马翁事务专员。由于库马翁与西藏毗邻，莫伊拉勋爵一度担心中国政府反对英国的占领。并且，英国也曾考虑吞并尼泊尔，但顾忌这将与中国产生一条七、八百英里的漫长边界，不可避免发生冲突，而没有这样做。

　　英人将 1814年的军事上的失败归咎为测绘地图的缺乏，1815 年占领库马翁地区后，很快就开始了地理测绘。测量工作的负责人是韦伯（W. S.Webb），他在吞并库马翁的的军事行动中服务于 28 兵团，担任代理旅长。他编制的“恒河测量图”（Survey of the Ganges）也在 1814 年战争中被使用，并且可靠性得到印证。1816 年，霍奇森（J.A. Hodgson）刚任职西北山地省总测量师，即派韦伯前往库马翁地区开展测量。5 月，韦伯测量了卡利河源头。他还试图进入西藏境内测量玛旁雍错湖，但并未成行，共测量了130 个地点的经纬度与海拔高度。霍奇森与韦伯是最早一批对喜马拉雅山区进行测量的测绘员，韦伯是对卡利河流域测量的第一人。

　　韦伯的测量存在并不准确的情况，15 年后额菲尔士就发现韦伯的测量未能很好应对大地因素的干扰。1848年，英中尉亨利·斯特雷奇（Henry Strachey）指出韦伯的测量数据较实际海拔低 87 英尺。正如埃德尼指出，印度测量局早期的测绘地图难免存在不准确的情况，但无可否定其价值。

　　1860年 11 月1日，英国为回报尼泊尔当局出兵帮助镇压 1857 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又与尼泊尔签订条约，一方面再次肯定了之前的条约，另一方面将 《赛哥里条约》割让的卡利河以东至拉普蒂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归还给尼泊尔，但不涉及卡利河以西的区域。《赛哥里条约》签订之后尼，英曾推进了竖立界桩的工作，但不涉及卡利河中上游一线，1816—1860 年间，尼印之间共树立了913 个界桩。

　　韦伯的地图并未标记国界，但对卡利河有明确标记，西源即现在印度所谓的昆提-杨提河就是卡利河（Kalee-R）。尼泊尔学者的研究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1827年2月1日出版的以韦伯测量图为基础的“加瓦尔与库马翁”图标记了边界，位于卡利河与里普列克山口之间，但并未变更韦伯图中卡利河的标记。韦伯地图是以《赛哥里条约》为驱动的测量结果，清楚地将西源认定为卡利河。1827年图在保留卡利河标记与位置的情况下，改变边界，造成地图与条约之间的冲突。这是地图与条约文本无法对应的矛盾之始。

　　三、英人侵略西藏与卡拉帕尼河“边界”画法的形成

　　英国控制克什米尔与拉达克之后，开始对中国西藏阿里地区进行大范围地理测绘。1846 年，孟加拉 66 兵团中尉亨利·斯特雷奇从卡利河上游地区进入西藏阿里玛旁雍错湖开展测绘活动。1848 年，他的兄弟孟加拉工程师理查德·斯特雷奇 （Richard Strachev）从库马翁更西部的通道前往玛旁雍错湖开展测绘。1849 年，他们兄弟二人又从拉达克进入阿里进行测绘。此时，担任库马翁与加瓦尔省高级助理官的是他们另一位兄弟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他们兄弟三人在 1846—1850 年间改动地图边界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通过1846 年的《阿姆利则条约》，英人控制了查谟克什米尔土邦古拉伯·辛格，非法侵占中国西藏的拉达克地区，英国计划与克什米尔，中国组成三方的“边界委员会”考察西藏和拉达克的“边界”。1847年，印度总督哈定（C.Hardinge）任命亨利·斯特雷奇参加“西藏边界委员会”，试图与西藏地方政府探讨西部的边界。虽然中国并没有响应与参与，但两年间亨利·斯特雷奇乘机对边境地带做了广泛的地理调查。

　　1846 年，亨利·斯特雷奇的考察路线是沿卡利河北上，从西源到喜马拉雅山脚，9月翻过兰帕山口（Lankpya Pass）进入西藏，考察了拉昂错与玛旁雍错两湖，10 月7 日，由里普列克山口穿越喜马拉雅山，返回卡利河。他依据 1846 年 9-10 月的测量数据对韦伯图做了修改，绘制了“库马翁、加瓦尔地区的英国喜马拉雅边界图”。1848 年，他在 《孟加拉学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地图编制说明，解释该图的底图是 《印度地图集》的第65 号、66 号图（即韦伯图），第一条就指出《印度地图集》的标记错误，他对卡利河做了修改。同本杂志发表了他的考察记录，对考察过程做了详细记录，在附录的考察路线图上对卡利河边界的修改做了专门的标注。

　　亨利·斯特雷奇把西源的卡利（Kalee） 之名改为“昆提-杨提”（Kunti-Yanti），将卡利（Kali）之名移给韦伯没有命名的东源。他对两支源头做了比较，“在河床与流量上，昆提-杨提都要比卡利大三分之一，从源头到汇流处的长度则几乎是其4倍，尽管如此，东部这条小支流还是以整个河流的名称命名。”考察报告还写道：“东卡利河虽然现在是英国与尼泊尔的正确边界，而对当地菩提亚人来说则一直如此；所以地图虽然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却错误地将西部河流昆提-杨提命名为卡利河，并且把红色边界线绘于其上”。他在考察路线示意图上用红色重新描绘了库马翁西北的“边界”，将自卡利河西源与东源汇流处以北的边界，自东源延伸到里普列克山口后，再由喜马拉雅山脊向西北延伸。

　　1850年 4 月，印度测量局副局长特威利尔上尉（H. E.L. Thillier）编制“库马翁与英属加瓦尔地图”（Map of Kumaon and British Gurhwal），将东源绘制为尼、印边界线，东源与西源并未独立命名，图注中对东源描述为“东卡利河”（East Kalee）。该图由印度测量局局长绘制，图注还说明此变化是依据 1846 年亨利·斯特雷奇、1849 年理查德 ·斯特雷奇的考察。地图上有约翰·斯特雷奇的注释∶“沿着老地图的东卡利河至里普列克山口一线作为边界”。

　　该图另一个版本见于 1851年出版的《库马翁省官方报告》，该版本删除了约翰·斯特雷奇的注释。此书作者为库马翁与加瓦尔高级助理官巴腾（J．H.Batten），他对该地图的编制情况做了介绍，特维利尔花了两年的时间，整合不同来源的材料，参考的地图资料有《印度地图集》的第 65、第 66 号图，韦伯、特雷尔、亨利·斯特雷奇、理查德·斯特雷奇以及巴腾自己的地图。所谓巴腾自己的图，应当是一幅名为“卡马盎与英属加瓦尔地图”（A Map of Kamaoon and British Gurhwal）的地图，该图有巴腾的花体英文署名与日期，矛盾的是署名时期为 1846 年 10 月，但旁边有一段印刷体的说明∶“由测量局长办公室原图复制，加尔各答，1849 年6月13 日”。该图日期应该以1849 年 6月13 日为准，也就是说有一幅 1849 年 6 月 13 日以前版的印度测量局地图，这幅地图有可能只是未公开出版的工程版，应该与我们见到的 1850 年 4 月版差别不大。该图也以卡利河东源作为边界，但将西源命名为“西卡利”（West Kalee）。结合 1850 年版地图，可以推断这一段时期印度测量局分别以西卡利、东卡利命名两支源流。《库马翁省官方报告》中的一幅地图“库马翁、加瓦尔与周边地区”（Map of Kumaon，Gurhwaland Adjacent Territories）也将西源标记为卡利河（Kalee River))。

　　关于印度测量局 1850 年版“库马翁与英属加瓦尔地图”，我们还发现有其他版本，可见曾得到较广泛传播。在卡利河边界的画法上，1850 年印度测量局编制地图是直接参考斯特雷奇兄弟的建议，但并未接受西源为昆提-杨提河的命名。此后一段时间，昆提-杨提河的名称被越来越多的地图采用，不过印度测量局编制的地图中也存在依旧将西源标记为卡利河的情况，如印度测量局 1857年编制的一幅“尼泊尔、锡金、不丹与西藏地图”(Nepal Sikim Bhutan and Tib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