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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典识“玻璃”
——兼谈古代印度宝石学对中国的影响
作者:郑燕燕 来源:《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 时间:2021-05-31

  内容提要:“玻璃”是古印度俗语“phaḷiha”或巴利语“phaḷika”的音译。该词大约在三国时期通过佛教传入中国,早期多写作“颇梨”“颇黎”“玻瓈”等,唐代开始出现“玻璃”的写法。它最初是指水精似的无色透明宝石,后来也指红宝石、蓝宝石、尖晶石等颜色艳丽且莹澈通透的彩色宝石,直到宋代才开始用来称呼硅酸盐类人造材料,也即今天所说的玻璃。今天的人造玻璃在古代通常被称为“琉璃”,只是宋元时期“琉璃”渐成釉陶制品专名,而人造玻璃与宝石“玻璃”通透的性状相似,因此其名称就由“琉璃”渐变为了“玻璃”。从“玻璃”和“琉璃”等词汇传播和使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宝石学知识如何以佛教为载体渗透到古代中国的。

  玻璃,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是指硅酸盐类人造材料,一般认为起源于四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大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中国内地。关于中国古代的人造玻璃,不仅存有丰富的文献记载,还出土过大量考古实物,因此一直是个重要研究课题。学界利用上述材料考证玻璃的名称、起源、历史,分析玻璃的成分、产地、制作技术,探讨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意义等,可谓成果斐然。以人造玻璃的古代名称为例,章鸿钊、萧炳荣、张维用、罗学正、李志超、李清临、赵永、黄振发、齐东方与李雨生等学者都曾作过讨论。[2]通过这些研究可知,人造玻璃在古代曾被称为“琉璃”“玻璃”“药玉”“硝子”“假水晶”“罐子玉”“料器”等。其中,讨论较多且争议较大的是“琉璃”一词,这是玻璃自汉代直至唐代的主要称呼。相较而言,关于“玻璃”一词的探讨则少得多,且一些论点仍有可商榷之处。

  事实上,以“玻璃”称呼硅酸盐类人造材料是宋代以后才渐渐流行的,而在此之前这个词主要是指天然宝石。虽然上述诸位学者多已注意到这一点,却很少有人做出详细讨论,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宋代以前的世俗文献中,关于“玻璃”的记载非常有限,学者难以对该词追根溯源。不过,笔者注意到,“玻璃”曾是佛教的七宝之一,很早就出现在汉译佛典中,且很多记述颇有史料价值。因此,本文尝试结合世俗文献与佛教经典,讨论中国古人对“玻璃”的认识,并指出在这种认识的背后,隐藏着印度宝石学知识以佛教为载体传入中国的史实。

  一 “玻璃”的词源及其本意

  玻璃,早期又写作“颇黎”“颇梨”“玻梨”“玻瓈”等。大体自唐代开始,“玻璃”这种写法才出现,宋元以来渐渐流行,但并没有固定下来,其他写法仍旧继续使用。因此,在同一部佛经的不同汉译本中,或同一条史料的不同版本中,有时会使用不同的写法。如唐窥基撰《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称:“其树生果,如玻璃色,一切众色,入颇梨色中。赞曰:第二广树,颇梨色者,谓红赤色,此为根本。一切宝色,为此所含,皆入此色。”[3]又,《旧唐书》卷一九八载,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瓈”[4],而《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作“赤玻璃”[5]。《新唐书》卷二二一记载,吐火罗国有“颇黎山”[6],《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作“玻璃山”[7]。可见,“颇梨”“颇黎”“玻瓈”等同于“玻璃”。

  “玻璃”等相关词汇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在汉译佛典中。其中,西晋之前的材料多有争议,如《大方便佛报恩经》曾提到“颇梨缕”[8],该经古代被列为东汉译经,但现代学者或怀疑其是伪经,[9]或认为其译于三国或两晋之后。[10]三国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提到金、银、琉璃、颇梨等七宝树,但有学者怀疑其译于刘宋时期。[11]东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中也提到金、银、琉璃、颇梨等,[12]但该经同样被怀疑是西晋以后所译。[13]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东晋十六国时,“颇梨”等已经频繁出现在译经中。

  大概自南北朝开始,“颇梨”出现在佛典以外的汉语世俗文献中。《海内十洲记》曾提及“碧颇黎”[14],该书题为西汉东方朔撰,但实际可能是后世假托。[15]《梁四公记》提到萧梁时“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16],该书为唐人所撰小说,不能断言其所述为史实还是传说。比较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南梁萧绎《金楼子》,其中提到“齐郁林王,尝取武帝衣箱开之,有金射雉、玻瓈、贯纳等”[17]。另外,北齐魏收《魏书》提到,波斯国多颇梨。[18]

  从字形不定这一点可推知,“玻璃”应是外来词汇的音译。关于词源,有多种说法:夏德(Fridrich Hirth)和劳费尔认为与突厥语bolor有关;章鸿钊认为是印度梵语sphaṭika之节略;季羡林认为是印度俗语phaḷiha的对音;布里尔认为借自希腊语beryllos(拉丁语为berullos)或bolos,或者是由bolos演化而来的突厥语bolor或波斯语bilur;李志超认为“玻璃”和“琉璃”皆是拉丁语vitrum的音译;林梅村认为与波斯婆罗钵语belur或bylwl有关。[19]

  比较而言,当以印度语源说最为可信。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玻璃”的写法是自唐代开始流行的,其中“玻”虽然现在读“bo”,但在中古时读音同“颇”,构拟读音为“pʰuɑ”。[20]显然,这与印度梵语sphaṭika及俗语phaḷiha中的“pha”相契合。而且,“玻璃”偶尔会写作“颇梨柯”“玻瓈珂”,其中“柯”或“珂”对应的正是sphaṭika或phaḷiha中的“ka”或“ha”。至于学者提到的波斯、拉丁、希腊等语的发音,不过是与“玻璃”的现代读音相近而已。

  第二,语言学研究表明,拉丁语berullos、希腊语beryllos和波斯语belur或bolur,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梵语vaiḍurya或巴利语veḷurya,[21]而突厥语bolor应该与波斯语bolur有关。现在可以肯定的是,vaiḍurya或veḷurya在汉语佛经中被译为“琉璃”,[22]其与金、银、玻璃等并列为佛教七宝。那么,上述拉丁语、希腊语等诸词,既然已用来指“琉璃”,必不可能再指“玻璃”。

  第三,相较于世俗文献,“颇梨”在佛典中的出现时间更早,特别是在唐代以前,它主要见于佛教文献而非世俗文献。因此,该词最初很可能是经由佛教或佛经翻译而传入中国的。探求其词源,应从佛经入手。现存佛经除汉译本外,还有梵语和巴利语文本,将同一佛经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可以发现汉译本中的“颇梨”,恰恰与梵语本中的sphaṭika或巴利语本中的phaḷiha对应。古代印度,梵语是标准书面语或上层所用语言,俗语是社会上流行的口语,巴利语是一种方言,早期佛教传播以口语方言为多,而现存梵语佛经的形成年代则相对较晚。因此,汉语佛经中的“颇梨”最早应该是直接译自俗语phaliha或巴利语pha堾ika。后来,在佛典中,“颇梨”又被写作“颇胝迦”“肆颇底柯”“萨颇置迦”等,这才是直接译自梵语sphaṭika。

  有研究认为,巴利语phaḷiha及梵语sphaṭika是吠陀时代从达罗毗荼语中借来的,词意可能是指水精(crystal)。[23]汉语“玻璃”既然译自上述词汇,则最初也应是指水精。这一点也得到了佛典的证实:对照巴利语或梵语佛典,可以发现phaḷiha或sphaṭika在汉译佛经中,除被音译为“颇梨”“玻璃”等,也会被意译为“水精”。[24]其中,早期汉译佛经多使用意译,因此常见水精与金、银、琉璃等并列为佛教七宝,后来音译增加,于是“颇黎”代替“水精”位列七宝。[25]

  除被音译为“玻璃”或意译为“水精”外,sphaṭikap有时还会被译为“白珠”“火珠”“水玉”等。同一个词被翻译为多个不同的名称,甚至曾引起一些中国古人的困惑,比如《翻梵语》称“旧译曰‘颇梨’。应言‘颇致杆’。谓白珠、水精、火珠。《声论》云:正外国音应言‘肆颇底柯’,翻为‘水精’。案:白珠、水精、火珠,不容多物共一名。”[26]实际上,这种一词多译的现象,应该是受了印度古人对“玻璃”的分类及认识的影响。

  在印度涉及宝石的古代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玻璃”。如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利论》提到,“纯净的玻璃(Śuddhasphatiko)有着木拉提花(Mūlāṭī flower)的颜色,或为清凉之雨,或为太阳之石”[27]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其他宝石书中,它们一般将“玻璃”分为两个品种即月石(candrakànta)和日石(sùryakànta),认为前者在月光下会生出水流,后者在日光下可放出火焰。也有一些文献会列为四个品种,分别为生出不死药的月石、放出火焰的日石、涌出水流的水石(jalakànta)以及可作解毒药的天鹅卵石(hamsagarbha)。[28]

  所谓月下生水,可能主要源自“玻璃”清澈如水的外观,这应该也是其被意译为“水精”“水玉”的原因。在古代印度文化中,石头在月下生水,似乎是很普遍的一种观点。19世纪末英国人鲍威尔从新疆地区获得一批梵语古写卷(The Bower Manuscript),其中有一段诗歌曰:“月亮在湿婆发髻上永驻,雪山月石受月之光华,即便是在白昼,清凉之水汩汩而出,如雪山上的玻璃(sphaṭikap)波光粼粼。”[29]在古代中国,有时也会出现相同或相似的想法,比如韦应物《咏水精》云:“映物随颜色,含空无表里。持来向明月,的皪愁成水”[30],不知二者是否有联系。

  至于日下出火的说法,结合“白珠”“火珠”的译法,推测主要是因为“玻璃”雕琢成珠后,可以聚光生火。据《十诵律》记载,佛在世时,曾有一比丘以颇梨珠生火,为贼所见,误以为是珍宝而欲夺之,遂杀死比丘。佛陀知道此事后,规定比丘“从今不得畜月珠、日珠”[31]。由此可知,印度古人很早就已经以“玻璃珠”作为生火器具了。

  关于“玻璃”,印度古人的另一个奇妙看法是它生于山中,原为冰块。约生活于3世纪的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就提到,颇梨珠出山窟中,是千岁冰化成。[32]又,鲍威尔所获梵语写卷中提到“雪山上的玻璃”,雪山即喜马拉雅山,古代印度人认为此山中出“玻璃”,很可能是因为喜马拉雅山终年冰雪覆盖。无独有偶,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称,水晶是一种冰,出产于冬雪彻冻之地,因此不能用来盛装热饮。[33]考虑到古代罗马与印度存在密切的宝石贸易,老普林尼曾宣称,来自印度的水晶最受欢迎,所以两地之间“冰化为水晶”的说法,很可能是相互影响。

  大概受《大智度论》等汉译佛典影响,中国古人也纷纷承袭水精为冰化之说。唐代崔珏《水晶枕》云:“千年积雪万年冰,掌上初擎力不胜。”[34]南宋杨万里《水精脍》云:“上饶灵山无他灵,空山满腹著水精。炯然非石亦非玉,乃是阴崖绝壑千秋万岁之坚冰。”[35]元人伊世珍《琅嬛记》引《志奇》载:“贞观中冬月祁寒,韦维家池水彻底俱冻。至季春,水无停流,而此池凝结如故。使人凿之,干坚如石。维往谛视,皆水晶也。”[36]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音译“玻璃”或意译“水精”,都不是严格的矿物学概念。古人辨识宝石多凭外观、产地而非质地,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1.虽质地不同但外观相似者,皆有可能被视为一物。因此,古代文献中的“玻璃”“水精”或“水晶”,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石英水晶(rock crystal),可能还包括其他种类的宝石,甚至是某些外观与天然宝石相似的人造物。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进一步论述。2.虽质地相同但因外观、产地等有异,反被视为不同物。比如对那些熟悉印度语言和文化的佛经传译者而言,“玻璃”即“水精”,但对很多中国古人而言,“玻璃”带有明显的异国情调,与“水精”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在一些汉文文献中,“玻璃”和“水精”有时会并列出现,如唐代温庭筠有词云“水精帘里颇黎枕”[37],显然词人将二者视为相似但不同的宝石。

  二 从无色水精到五色宝石

  从水精、水玉、白珠、千年冰等说法来看,“玻璃”最初应该是白色或无色透明的。这从佛典的一些描述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比如佛陀眉间白毫如颇梨色,“皎然大白”[38];雨水落下,生成水泡,“似颇梨珠”[39];修持禅观时,观人骨“白如颇梨色”[40],皎然白净。正因颇梨珠无色透明,若与其他颜色的珠子放在一起,便会映射后者的颜色,而使自身颜色改变。[41]遇青色即变得像蓝宝石,遇红色像琥珀,遇绿色像祖母绿,遇黄色则像黄金。[42]可以说,白色或无色透明曾是玻璃的最大特点。

  但是,后来“玻璃”却出现了青黄赤白紫等多种颜色,如《杂阿含经》描述世尊入火三昧,“出种种火光,青黄赤白红颇梨色”[43];《新华严经论》也称颇梨“此宝有青黄赤白”[44]。而且,因为颜色变得丰富,有人开始怀疑“玻璃”并非“水精”,如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称“颇胝迦,梵语宝名也,正梵音云飒破置迦。古译云是水精,此说非也。虽类水精,乃有紫白红碧四色差别。莹净通明,宝中最上。红碧最珍,紫白其次。如好光明砂,净无瑕点。云是千年冰化作者,谬说也”[45]。

  实际上,“玻璃”之所以会由无色变为五色,是因为在印度本土出现了一种不太寻常的理论,认为“玻璃”是一个包含数种宝石在内的属。关于这种理论,在印度宝石书《阿加斯蒂玛塔》(Agastimata)中,收集了两种不同的说法:1.“玻璃”包括nilagandhika(红宝石)、gomedaka(黄宝石)、vaidurya(蓝宝石)、marakata(绿宝石)四种;[46]2.除钻石、珍珠和珊瑚外,其他8种主要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都包含在“玻璃”内。[47]

  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证明,印度古人将红黄蓝绿色宝石视为“玻璃”的看法,同样影响到了中国。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曾出土过一件银罐,罐中清理出蓝、黄、红、绿色宝石16块,其中蓝者7块,为蓝宝石;红者2块,为紫宝石或红宝石;黄者1块,为黄精、黄玉、或黄色刚玉;绿者6块,为绿玛瑙或绿玉髓。[48]由于在银罐盖内有墨书题记,称罐内所盛物品有“颇黎等十六段”,可知上述宝石在唐代被称为“颇黎”。[49]很显然,唐人的观点与印度宝石书提到的“玻璃包含红黄蓝绿四种宝石”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前者必然是受了后者的影响。

  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曾有五个国家来献“玻璃”,包括:武德二年劫国“遣使贡宝带、金锁、颇梨、水精杯各一,颇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50]贞观十七年拂菻王“遣使献赤玻璃、绿玻璃、石绿、金精等物”;[51]高宗上元二年拔汗那王“献碧颇黎”、龟兹国献“颇黎”[52];开元二十六年吐火罗国“遣使献红玻璃、碧玻璃、生马脑、生金精及质汗等药”[53]。其中劫国、吐火罗和拔汗那三国邻近,皆以颇梨为贡品,且吐火罗国“其城北有颇黎山”,由此可以推测三国所在地区是“玻璃”的一处重要产地。

  唐代吐火罗国在今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南部,都城为阿缓城(今阿富汗昆都士附近)。这里自古至今一直是重要的宝石产地,其中最出名的是巴达赫尚(Badakhshan)出产的青金石和巴拉斯红宝石(balas ruby)。13世纪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该地时就曾提到:“此地出产珍贵宝石,其中一种名巴拉斯(balasci),非常美丽且很珍贵,因其产地而得名……国王只恩准官方开采,其他人不得私自到山中开采……这些宝石全部属于国王,它们或者被当作贡品献给其他大国的君主,或者被当作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的国王……在此境内还有一座山,此山出产的群青色青金石(azur),是世界上最好的青金石。”[54]青金石一般为蓝色,有时含黄铁矿,会呈现出金星密布的效果,在古代又被称为金精。[55]前文提到,金精与红玻璃同时出现在了唐代吐火罗国的贡品名单中,推测红玻璃即巴拉斯红宝石。由此可见,青金石和巴拉斯红宝石自唐代直至元代一直是当地的重要外交礼物。[56]

  现在通常所说的红宝石(ruby)是指红色刚玉,但巴拉斯红宝石实际却是尖晶石(spinel)。由于红宝石与红色尖晶石颜色和光泽非常相似,在古代经常被混为一谈。比如世界著名的“铁木尔红宝石”(Timur Ruby)以及“黑王子红宝石”(Black Prince’s Ruby),过去一直被视为红宝石,直到近代才鉴定出是尖晶石,[57]而它们的产地很可能就是巴达赫尚地区。在唐代,西安何家村窖藏的红宝石被认为是“玻璃”,那么吐火罗的巴拉斯尖晶石自然也可能被认为是“玻璃”。

  劫国即劫比舍也国,唐代又称罽宾国或迦毕试国,在吐火罗西南,都城即今阿富汗喀布尔北面的贝格拉姆(Bgram)遗址,而喀布尔东南的吉格达列克(Jegdalek)河谷就出产红宝石、蓝宝石和尖晶石,其开采历史至少已经七百多年。[58]拔汗那国在吐火罗国以北,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盆地三面环山,南面突厥斯坦山脉(Turkestan ridge)上勘探有蓝宝石,[59]恰与该国所献“碧颇黎”颜色相符,因为石之青美者曰“碧”,碧颇黎当为蓝色。龟兹国以今新疆库车绿洲为中心,全盛时还包括拜城县等周边地区,而拜城县恰好就有红宝石矿。[60]

  既然“玻璃”所指实物由水精扩展到红黄蓝绿宝石,那么该词就不再仅用来翻译印度俗语phaliha、巴利语phaḷika或梵语sphaṭika,偶尔也用来翻译其他外来词汇。唐代中天竺摩揭陀国的僧怛多蘖多、波罗瞿那弥舍沙合撰《唐梵两语双对集》,将汉语词汇所对应的梵语词汇的读音用汉字写出来,其中汉语“红颇梨”对应的梵语词汇为“钵纳么罗〔引〕誐”,[61]笔者以为即梵语padmarag,该词词意即红宝石(ruby)。[62]此外,“玻璃”有时还会用来翻译梵语śilā。śilā词意为岩石,在汉译佛经中常音译为“试罗”“尸罗”,或意译为璧玉[64]、碧玉[65]。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提到,“尸罗幢者应云试罗,此云美玉”[66];《一切经音义》:“若云试罗,此翻为玉,谓以玉为幢,名尸罗幢也。”[67]从śilā被译为“碧玉”的角度看,该词之所以与玻璃产生联系,大概是因为碧玉与碧玻璃颜色一致。[68]

  三 佛典中人造玻璃的名称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直至唐代“玻璃”仍然主要是指天然宝石,而非现代所说的人造玻璃。特别是在汉译佛典中,“玻璃”作为七宝之一,基本都是指宝石。至于人造玻璃,在汉唐时期则另有名称,如“迦遮”“(假)琉璃”“瑠琉”“水精”等。

  迦遮,又写作“迦柘”,即印度梵语或巴利语中的“kāca”,词意为“人造玻璃(glass),或制造玻璃之材料”[69]。佛典中,迦遮并非珍贵之物,故而常用来与真正的宝物作比较,以阐述佛法。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提到,“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翻取迦遮末尼,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吠瑠璃宝尊贵有情,业增上力,生大海渚。迦遮末尼若贵若贱,同所受用,工业所造。故吠瑠璃光彩价直,映夺一切迦遮末尼。”[70]吠琉璃是生于大海渚的天然宝石,而迦遮末尼(迦遮珠)为“工业所造”,即人造玻璃,因此价值较低。不过,以“迦遮”称呼人造玻璃,似乎主要存在于外国传来的佛经中,在古代中国现实生活中则较少见,以致唐代慧琳在解释迦遮时,称“此宝石类,非殊胜之宝。此国无,亦如玉石之类也”。[71]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迦遮是人造玻璃,所以才称中国没有迦遮。

  琉璃,又写作“璧流离”“瑠琉”“毘琉璃”“吠琉璃”“吠琉璃耶”等。该词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彼时丝路开辟,汉西通罽宾国,知该国土产有璧流离;[72]汉使又曾泛海至黄支国,买回明珠、璧流离等物。[73]罽宾与黄支皆为印度古国,因此,“璧流离”显然是一个印度词汇,一般认为是印度梵语vaiḍūrya(巴利语作veḷuriya、俗语作verulia)的音译,而稍后出现的“流离”“琉璃”“瑠璃”等则是该词的简略译法。据研究,vaiḍūrya的词根可以追溯到印度达罗毘荼语Vēḷūr或Vēḷur,是南印度的一处地名,出产或加工绿柱石等宝石。[74]所以,vaiḍūrya原本应该是指来自该地的宝石。在佛教中,vaiḍūrya是七宝之一,在涉及宝石的古代印度文献中,几乎都可以见到该词。因此,可以肯定,“琉璃”与“玻璃”一样,最初是指宝石。

  但当“琉璃”一词传入中国后,却经常被借用来称呼人造玻璃。这样,梵语或巴利语佛典中的人造玻璃“kāca”,在汉译佛经中除被音译为“迦遮”,也会被意译为“琉璃”。[75]这就造成了一种困局:汉译佛经中的“琉璃”有时指天然宝石,有时指人造玻璃。为了对它们作出区分,译经者往往会将天然宝石称为“真琉璃”或使用比较完整的音译“吠琉璃耶”“毘琉璃”等,而人造玻璃则称为“假琉璃”或使用简略音译“琉璃”。如慧琳《一切经音义》释“琉璃”时提到,琉璃“青色宝也。有假有真,真者难得,出外国。假者即此国炼石作之,染为五色也。”[76]其中所谓假琉璃,乃炼石染色所成,为人造玻璃无疑。唐代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三四提到,吐罗难陀尼有一“琉璃杯”,被人借去使用,结果“手脱便破”。[77]此事在该经卷十七也曾提及,称琉璃杯为“假琉璃器”,“用时堕地便破”。[78]从“假琉璃”的称呼及其易碎的特点来看,这应该是一件人造玻璃杯。

  这样,在一些佛典中提到的迦遮与无价宝、迦遮与吠琉璃的对比,在另外一些佛典中就翻译成了琉璃与吠琉璃、假琉璃与真琉璃的比较:“譬如世间有琉璃珠似毘琉璃,有人见之谓毘琉璃,愚痴凡夫亦复如是”[79],“譬如有人弃舍无价吠瑠璃宝,乃取假伪瑠璃之珠”[80],“如假琉璃宝大聚,不及一真琉璃宝”[81]。从文意来看,引文中所谓琉璃、伪琉璃、假琉璃应与迦遮一样,是价值低廉的人造玻璃,而毘琉璃、吠琉璃、真琉璃则是指珍贵的天然宝石。

  瑠琉,或作“琉瑠”“琉琉”“瑠瑠”,在佛典及世俗文献中并不太常见,且因与“琉璃”或“瑠璃”字形和读音相近,难免使人怀疑它们是后者的讹误,因此有时会被典籍校勘者校改为“琉璃”或“瑠璃”。不过,对照梵语和汉语佛经可以发现,汉译佛经中的“吠琉璃”或“吠瑠璃”一般用来翻译梵语vaiḍūrya;“琉璃”或“瑠璃”有时翻译vaiḍūrya,有时翻译kāca;而“瑠琉”则翻译kāca。[82]这似乎表明,由于以“琉璃”同时称呼天然宝石与人造玻璃,容易引起混淆,因此译经者尝试加以区别:当翻译天然宝石vaiḍūrya时有意使用“吠琉璃”,当翻译人造玻璃kāca时则有意使用“瑠琉”。那么,“瑠琉”未必一定是“瑠璃”的讹误,在某些情况下是特指人造玻璃。在今山东一些地区,还有人称呼人造玻璃为“liu liu”,可能即“瑠琉”的字音残留。

  除“迦遮”“琉璃”“瑠琉”外,人造玻璃kāca有时还会被译为“水精”,[83]如慧琳《一切经音义》称迦遮末尼“此云水精珠也”。[84]“水精”通常是指清澈透明的天然宝石,但古人辨识宝石主要依靠外观而非质地,人造玻璃不仅完全可以达到“水精”的效果,且往往还会刻意模仿“水精”器物,因此有时也会被误以为是“水精”。大概正因如此,前面提到的迦遮与无价宝的对比,在一些佛经中就被翻译成了水精与无价宝的对比,如“勿以无价吠琉璃宝同诸危脆贱水精珠”,[85]或“譬如有人入大海,其意下劣求水精,虽遇无量珍宝聚,舍之而取下贱者”。[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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