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英国从萧条走向战争的年代，在1930年代尚未完全成为历史时，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就从多个角度对30年代进行历史书写。在二战前后英国由大萧条走向福利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历史叙事主要集中于大萧条和绥靖政策两大主题。在叙事风格上，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从贫困、失业和苦难等“消极”层面对30年代进行阐释，到20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英国学界普遍确立了对1930年代的“消极”书写范式。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长期影响了英国政治话语体系，塑造了民众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认知和记忆，但其带来一定的学术争议，它反映了意识形态、主观认知差异和阶级立场等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英国；左翼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绥靖政策；历史书写
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英国历史的分水岭，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英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这也是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年代。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引起学界关注，在1930年代尚未完全进入历史之际，专业史家、媒体人、小说家和政客便对其展开历史书写，1930年代也被赋予“荒诞的十年”“红色十年”“恐怖十年”“大萧条年代”“黑暗时代”等多维的历史面相。其中，左翼知识分子以群体性身份长期主导了对 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到20世纪50年代末，左翼知识分子以大萧条、失业、贫困和绥靖政策等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塑造了知识界对30年代英国史的书写范式。由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内容侧重于社会苦难层面，其叙事风格也被称为“消极叙事”。这种历史书写不仅影响了英国的政治话语，也塑造了民众对30年代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记忆，在英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国外学界关于左翼知识分子与1930年代历史书写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以修正史学自称的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克里斯·库克（Chris Cook）和艾伦·泰勒（Alan Taylor）等人，他们否定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历史认知，认为1930年代尽管存在萧条，但更多的包含了技术进步和新企业增多等进步的一面。到20世纪80年代，修正史学试图全面否定左翼知识分子笔下的1930年代，认为1930年代是进步的年代。其二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詹姆斯·克鲁格曼（James Klugmann）和奈杰尔·格雷（Nigel Gray）等人，他们充分肯定了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历史书写的价值。其三是以约翰·巴克森代尔（John Baxendale）和克里斯·保林（Chris Pawling）为代表的学者，试图从历史书写的“中间路径”，认为对左翼知识分子历史书写进行非此即彼的论证都是出于当下的叙事需要而产生的。综合来看，国外学界对左翼知识分子与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的研究大多是对左翼笔下的1930年代进行非此即彼的论证，尽管巴克森代尔等人试图综合两种论证，但仍缺乏对左翼知识分子的群体性考察，不利于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认识左翼知识分子与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国内学界则相对缺少对该问题的关注。
本文试图在对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群体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考察左翼知识分子关于1930年代叙事倾向和书写范式的生成，总结其对英国政治、社会和学术的影响，从学术史角度加深学界对1930年代英国历史的理解。
01 作为历史书写主体的左翼知识分子
作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历史的重要书写主体之一，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是30年代英国历史的经历者，英国社会从萧条到战争及至战后福利国家的演进历程也深刻影响了这一群体的政治心理和历史认知。在左翼知识分子韦伯夫妇（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左翼经济学家、作家、媒体人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和左翼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科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等人的影响下，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分析方法和叙事框架，以群体性身份主导了对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
英国左翼的先驱性组织主要有独立工党、费边社和英国社会主义党，这些团体与工会联合组成工党，尽管这些团体规模较小，但一直向工党注入新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各类左翼团体和个人均接受上述组织的政策，左翼的历史和传统与整个劳工运动一样连贯且一致。从发展状况来看，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长期处于低落态势，由于工党输掉了1931年大选，加之工人运动受到压制，左翼内部也面临思想分歧。因此，左翼力量对英国政治实践的影响受到限制，其提出的改革理念和主张也很少被采纳。
左翼知识分子分布在多个社会领域，他们大多是社会活动家，在边缘化的政治光谱中，左翼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多种方式组织宣传其思想主张。如韦伯夫妇等人领导创建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科尔创建的社会主义者联盟（Socialist League）。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协会设有分支机构，通过社会研究、宣传和讨论等活动，印发小册子、报告和书籍，组织召开会议和讲座，在加强左翼知识分子间联系的同时，也传播了左翼社会思想。到30年代，随着英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左翼知识分子广泛任职于广播、电影、新闻和广告等文化产业领域，发挥着监测、评估和塑造公众舆论的重要作用。在左翼政治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一些图书出版组织为左翼知识分子开展学术创作和思想宣传活动提供载体，1935年成立的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其主要目标是出版符合左翼需求的书籍，这些出版物涉及三大主题：战争威胁、法西斯主义和失业。到二战爆发前夕，其出版物已售出250多万册，在英国产生广泛影响。这种多样性的职业身份和边缘化的政治处境构成左翼知识分子历史叙事的学术情境，为表达其社会理想，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揭露和批判社会问题，书写1930年代的英国历史成为左翼表达其思想主张和现实诉求的重要途径。
在具体的历史叙事方面，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认知和叙事框架深受韦伯夫妇和霍布森等人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以韦伯夫妇、霍布森和科尔等人为代表的左翼“末日预言者”多次发出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警告，随着大萧条的蔓延，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一点。1922年，韦伯夫妇完成关于英国资本主义崛起及其即将崩溃的小书，并将书名由《资本主义的统治》改为《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以表达资本主义体系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主旨。该书一经出版便畅销全国，到30年代中期多次再版。左翼经济学家霍布森也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普遍问题。左翼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理查·奥弗里（Richard Overy）指出：“在一战后的20年里，对于英国政坛的任何左翼人士来说，西方文明的危机与人们期待已久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对政治和社会现实普遍怀疑的政治心理，深刻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左翼学者托斯科·费维尔（Tosco Fyvel）认为：“我们面临着信仰危机，……。我们已经失去对资本主义等社会制度以及教会和科学的信仰。我们对过去产生的一切都感到绝望，除非我们把这种绝望的事实考虑进去，否则我们所做、所写、所想都毫无意义。”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文明衰落成为左翼知识分子解释过去、理解当下和表达社会理想的框架。
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主要集中于社会现实层面，此类主题早在大萧条年代的历史叙事中就已存在。由于资产阶级主导下的媒体回避大萧条等社会问题，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方式对1930年代展开书写，指责保守党执政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西德尼·韦伯的《1931年纪实》（1931）一书，系统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危机，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可能面临崩溃的后果。科尔和贝文（Ernest Bevin）合写了社会主义者联盟的第一本小册子《危机》(1931)，对英国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困境展开分析，在批判社会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改革理念。二战期间，保守党试图通过主导公共话语对丘吉尔进行英雄主义描述，淡化大萧条和绥靖政策的后果。对此，左翼知识分子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弗兰克·欧文（Frank Owen）和彼德·霍华德（Peter Howard）等人对30年代的社会苦难历史进行阐释。二战后，左翼知识分子将福利国家建设与30年的社会问题进行比较，其关注点和批判对象始终围绕同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展开。在具体的阐释方面，左翼知识分子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左翼作家约翰·普利斯特列（John Priestley）多次强调：“我们应注意到，人民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英雄，他们的勇气、耐心和幽默坚如磐石，屹立在背叛、怯懦和恐慌的黑暗沼泽之上。”从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问题出发，左翼知识分子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视角。
以上表明，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认知和书写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二战前后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外部因素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特性、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塑造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认知和书写倾向。
02 从悲观倾向到“销极”范式：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在大萧条、战争和战后重建等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危机和绥靖政策后果成为左翼知识分子书写1930年代历史的两大主题，他们确立了对30年代的“消极叙事”（negative narrative）风格，30年代历史的“消极形象”（negative images）由此生成。
在30年代尚未完全进入历史之际，左翼知识分子就对大萧条及其带来的社会苦难进行书写。在其笔下，1930年代的英国史是一部英国民众的苦难史。艾伦·赫特（Allen Hutt）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写了大萧条期间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境况，哈里·波利特（Harry Pollitt）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英国正面临残酷的现实，这是一个饥饿的英国，大多数人缺衣少食、无家可归。”左翼知识分子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失业和贫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科尔认为：“早在1931年麦克唐纳内阁倒台前，英国经济情势就急剧恶化，金融家们向欧洲大陆大量放贷以避免崩溃，但形势的严重性一直瞒着公众，英国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失业率飘升。”左翼知识分子也通过纪实文学方式对30年代展开叙事。艾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的《被谋杀的小镇》（1939），描述了大萧条时期贾罗地区陷于失业后的停滞状态。沃尔特·格林伍德的《救济中的爱》（1933），记述了大萧条给民众带来的威胁和无助，被誉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小说。左翼作家B. L.库姆斯（B. L. Coombes）《这双可怜的手》描写30年代南威尔士地区矿工困境，被视为30年代最重要的无产阶级小说。普利斯特列的《英国之旅》（1934），记录了大萧条期间英格兰北部的贫民窟和贾罗等地失业工人的饥饿游行以及社会恐慌。历史学家肯尼斯·摩根认为，这些大萧条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唤起了贫困对当时社会和文化敏感性的影响。左翼知识分子以失业、贫困及其造成的社会恐慌为题材对1930年代进行历史书写和创作，籍此建立起对1930年代的历史叙事体系。
左翼知识分子对30年代的当下书写带有明显的悲观倾向。“这种消极的叙事风格体现在经济大萧条和绥靖政策两个方面，前者展现了民众的苦难，后者将国家带向了崩溃的边缘。”左翼知识分子将个体认知转化为历史文本的过程也融入了其对现实的不满，马尔科姆·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在1940年的历史著作中指出：“刚过去的十年极其艰难，它是让人感到困惑、不稳定和充满危险的十年。”对此，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认为：“蒙格瑞奇关于30年代的历史书写尽管是不完全真实的，但它比任何关于30年代的‘建设性’观点都更接近本质……这是所有积极的态度都变成失败、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荒唐事突然变成一场噩梦的十年。”那些亲历30年代的专业史家也基于西方衰落的叙事框架书写30年代，将历史事件视为对叙事框架的反映，在这种理想化的叙事框架中，事件和情节只是潜在的时代精神表达。在参与饥饿游行等社会运动的牛津、剑桥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消极的时代精神也很常见。由此可见，在当代人写当代史的过程中，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叙事反应了其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带有显著的悲观倾向。
二战期间，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对大萧条和绥靖政策的历史书写，反对主流话语对30年代的历史解释，作为历史的30年代走上了绝对的“消极化”路径。在30年代下半叶战争威胁逼近之际，张伯伦领导的国民政府和精英阶层推行绥靖政策，英国主流媒体也大肆宣扬和平论调。《泰晤士报》编辑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在1937年写道：“我夜以继日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报道任何可能伤害他们（德国政府）感情的事情。”19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签订时，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头版以“今年和明年都不会有战争”为题，宣扬绥靖政策。左翼媒体人对主流报刊粉饰太平的报道予以批判，认为这是整个30年代最糟糕的预测。随着二战的爆发和英国在战争初期的失利，社会上对绥靖政策的不满增多。保守党试图鼓吹丘吉尔在战争中的作用，淡化其在1930年代的执政劣绩。这引起左翼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对绥靖政策的原因及其后果进行多维阐释，发行大量小册子，试图利用保守党在大萧条年代的执政记录来证明其不适合领导英国走向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这也是民众对战后英国的期望。左翼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因此被称为“人民战争叙事”（People's War narrative）。
在这种框架下，左翼知识分子将批判的矛头指向1930年代的英国政府。蒙格瑞奇在《三十年代：1930-1940年的英国》（1940）一书中认为：“斯诺登、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只是国民政府的配角，他们只根据个人喜好扮演着讨厌而虚伪的角色，国民政府没有存在的必要。”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艾伦·霍奇（Alan Hodge）在《漫长的周末：1918-1939年英国社会史》（1940）中指出：“在英国，1930年代本来只是‘困难的30年代’（Troubled Thirties），华尔街金融危机对伦敦金融城影响甚微，但世界市场波动导致失业猛增，政府难以做出有效应对。”在批判绥靖政策方面，左翼知识分子迈克·富特、弗兰克·欧文和彼德·霍华德（Peter Howard）在《罪人》（1940）一书中，抓住敦刻尔克撤退后公众对张伯伦等人的不满情绪，指责政府重整军备的失败和绥靖政策将英国带入灾难。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发行商列入黑名单，但仍卖出了20多万册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公众纷纷要求将张伯伦逐出战时内阁。乔治·奥威尔的《社会主义和英国的天赋》（1940），认为英国政府腐朽无能，放任大萧条和失业问题蔓延并采取软弱的外交政策，公众舆论也受其主导。左翼作家、工党政治家迈克·富特的《审判墨索里尼》（1944）和左翼历史学家汤姆·温特林厄姆（Tom Wintringham）的《你们的议员》（1944）等，都围绕大萧条和绥靖政策对30年代保守党展开批判，赋予统治集团保守和无能的历史形象。这种反主流和反精英的历史书写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呈现出左翼知识分子对刚结束的十年的悲观看法以及战争年代的公众情绪。
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末，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下，左翼知识分子将1930年代描述为英国战后重建和福利国家的历史起点，从社会苦难等“消极层面”（negative aspects）书写1930年代，遂成为一种学术范式并得到普遍认可。在其看来，英国经过战争、战后重建和福利国家，实现了由萧条到繁荣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肇始于1930年代的社会苦难。因此，1930年代成为左翼力量宣传战后重建和美好未来等乐观叙事的“消极起点”（Negative Starting Point），30年代也被视为“恐怖十年”（Devil's Decade）。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末，英国在完成经济重建的同时也开展了广泛的福利国家建设，这被左翼知识分子霍布斯鲍姆等人视为“黄金时代”（Golden Age）。为彰显战后重建的积极前景，左翼知识分子将30年代的社会苦难作为战后英国社会进步的参照。对此，历史学者斯蒂芬·李（Stephen J. Lee）认为：“这在1945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社会上下的共同目标是扩大福利服务范围，英国在50年代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30年代因此显得非常暗淡，救济队伍和饥饿游行的场景对民众的心理影响很大，而小说和社会评论为30年代的悲观历史场景提供了书面证词。”以大萧条和绥靖政策为主题的1930年代成为英国在战后取得进步和成就的“消极”历史起点。
在历史比较的框架下，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消极”塑造成为这一时期学界书写30年代英国史的普遍范式。科尔在《英国工人运动史》（1947）中认为：“大萧条的恶化给工人阶级带来苦难，政府削减失业救助和财产审查也引起民众不满，大萧条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人们对社会合作的希望破灭。”与之相对，福利国家和战后共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这一忧虑。在《社会主义的未来》（1956）一书中，左翼理论家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将30年代视为失业、绝望和工人阶级受苦难的十年，以彰显战后国家干预、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的进步意义。在对绥靖政策的历史叙事方面，迈克·富特的《罪人1957》，将绥靖政策与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相勾连，批判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巴克森代尔认为：“大萧条和绥靖政策之所以成为30年代历史的书写主题，不仅因其在30年代的重要性，它在之后的历史中仍能产生共鸣，大萧条对应战后新的经济管理和福利国家秩序，绥靖政策则指向冷战时期的危险对抗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突显的英国世界地位的衰落。”围绕大萧条和绥靖政策等历史事件，左翼知识分子确立了对30年代的历史书写范式。历史学家查尔斯·洛克·莫瓦特（Charles Loch Mowat）指出：“人们普遍接受的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版本，其核心主题是大萧条和绥靖政策。前者强调大萧条的社会后果，后者指法西斯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兴起，二者相继成为历史书写的主题。”
以上表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50年代末，在大萧条、战争和福利国家等时代背景下，左翼知识分子对30年代的历史叙事主要集中在失业、贫困和绥靖政策等领域。在记录现实、对抗主流话语和阐释社会变革等方面，左翼知识分子塑造了30年代英国历史的“消极”形象。
03 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历史书写的影响
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对战后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学术产生深刻影响，形塑了民众对30年代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记忆，长期主导了学界对这一时期英国历史的叙事风格，其带有倾向性的历史书写也引发了相关学术分歧。
左翼知识分子对30年代的历史书写影响了英国政治话语，为战后英国政府决策提供了历史镜鉴与合法性来源。二战前，左翼知识分子对英国政治的影响主要在思想层面。随着二战结束以及工党走上执政舞台，左翼知识分子对30年代的历史叙事开始影响到英国的政治实践。在多党竞争的政治背景下，英国主流政党希望通过对1930年代的历史阐释获取有利的政治资源。因此，“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政治生活的各领域仍被战争年代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和经济遗产所主导。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30年代的大萧条及其带来的社会停滞和大规模失业。”作为左翼政治的代言人，工党改革理念的形成和政府决策的合法性与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历史阐释密切相关。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叙事强调人民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力量，希望政府通过广泛改革，改善民众生活状况，这改变了精英阶层的福利观念。珍妮特·罗巴克（Janet Roebuck）认为，社会上包括一些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对大萧条时期的饥饿游行以及乔治·奥威尔等人笔下的大萧条场景感到不安，他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福利的关注开始增多并逐渐重视未来社会进步的标准。左翼知识分子将经济危机、失业和萧条归结于私有资本主导英国经济的观点影响了政府决策，政府意识到推行国有化和福利国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马尔科姆·史密斯（Malcolm Smith）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大萧条对英国核心政治问题产生了长久影响，大萧条及其影响表明：先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英国，未来也可能走向危险的边缘。如果英国面临某种威胁，那么在和平时期被英国政治压制的社会紧张因素可能完全爆发。”这反映出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历史镜鉴。
左翼知识分子对30年代的历史叙事也赋予政府决策以合法性基础。民众对大萧条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权力的解释框架，工党政府在宣传其施政方针时也沿用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阐释。在19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组建的各类团体中，都有着工党政府领导人的身影，如首相艾德礼、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工党主席哈罗德·拉斯基和卫生大臣比万等。历史学家本·皮姆洛特（Ben Pimlott）指出：“1945年工党政府的多数领导人是有着学院派背景，他们在30年代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在战后将左翼的理论和关注点带进了英国议会。”这些人兼具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在其看来：“大萧条是少数人掌握绝对经济权力的结果，他们只为官僚主义的私人垄断企业谋利，是英国民主国家内的极权主义寡头。”工党在1945年的大选宣言中声明：“两次世界大战间英国遭遇长达20年的大萧条，原因在于当时没有任何形式的公共控制，大利益集团为所欲为。”在这一历史解释的基础上，工党以大萧条苦难的清除者自居，反对经济上“随心所欲”的混乱状态。在政绩展示方面，工党也将其执政成就与1930年代的社会境况对比，多次使用左翼出版物《图片邮报》（Picture Post）中关于30年代萧条场景的照片，将之与战后明亮的工厂、宽敞的工人住房和考文垂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进行对比。左翼知识分子笔下的30年代不仅成为人们理解战后英国社会进步的基本参照，也赋予社会改革以必要性与合法性来源。
从社会层面来看，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主导了民众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认知，塑造了其对30年代的历史记忆。记忆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感性回忆是由冲动力、痛苦压力、震惊强度塑造的，不论这种这些因素是否被重新召回意识之中，它们都牢固地滞留在记忆里。”对二战前后的英国民众来说，其在近二十年时间经历了社会从萧条到战争的苦难历史，战后严峻的经济形势也不断唤起民众对1930年代的历史记忆。1943年，伦敦《泰晤士报》评论认为：“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且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文明特有的社会弊病。这是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苦难记忆，它已深深烙进了英国人的意识中。”1944年议会讨论战后重建时，内阁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表明：“当我结束对军队的考察时，士兵们最关心的是战后英国是否会回到领救济金的大萧条年代。”英国历史学家阿兰·泰勒认为：“二战后，民众更加关注住房、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尽管保守党提出了与工党大致相同的计划，但民众并不相信保守党的重建计划，民间记忆很重要，许多选民还记得1930年代的失业情况。”在民众对30年代的苦难历史仍存在忧虑的情形下，左翼知识分子对大萧条、失业和绥靖政策后果的历史书写，构成民众历史记忆的符号与象征。
社会记忆总是对当下诉求的思想表达和心理反应，哈布瓦赫指出：“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分析产生了诸多历史文本，这在心理层面塑造了民众对30年代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记忆。“这些代表性书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出版，到二战后，英国产生了大量叙述大萧条历史的著作，这主导了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一代对大萧条的印象。”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苦难经历的书写使民众对大萧条历史的心理认知被固化，在这些历史文本中，一些受大萧条影响严重的地区如泰恩赛德（Tyneside）的城镇贾罗，则成为失业、困难和绝望的代名词。这表明，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历史的书写不仅是大萧条记忆建构的形式，也在心理层面塑造了民众对30年代的历史记忆。正如保林等历史学者所言：“对30年代的历史阐释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其中，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小说家、电影制作人、政客和社会调查人员凭借其对公共话语的塑造影响着我们个人的记忆和认知。”
从历史书写角度来说，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叙事奠定了学界对1930年代英国历史书写的基本范式。经过左翼知识分子群体持续、大量书写，从创伤和苦难等“消极”层面阐释1930年代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成为永久性事实。历史学家皮姆洛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和战争威胁是英国面临的两大问题。那是‘红色十年’，是左翼批判作家奥登、斯彭德和康福德的十年，是纪实小说《救济中的爱》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失业和萧条的十年，是贾罗地区饥饿游行的十年，是左翼团体大规模集会和示威的十年。”1979年，左翼历史学者詹姆斯·克鲁格曼在写其亲历的1930年代时，认为这是被饥饿和贫困主导的大萧条年代，是面临战争威胁的绥靖主义年代。20世纪80年代，在修正史学淡化大萧条历史的情况下，奈杰尔·格雷有针对性的展开历史写作，认为1930年代是充满不确定性、长期失业、持续耻辱和极度贫困的年代。在世纪之交，霍布斯鲍姆强调：“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可见，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长期影响着学界对英国历史的认知和书写。
尽管左翼知识分子长期主导了学界对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但其带有倾向性的叙事风格也引发了明显的学术分歧。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相对衰落，以大萧条为起点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遭受质疑，修正史学对左翼主导的历史书写提出挑战。艾伦·泰勒认为将1930年代视为黑暗年代的看法过于片面，大多数英国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对30年代历史的消极评价没有重视社会生活层面。约翰·史蒂文森和克里斯·库克认为，人们对30年代的普遍消极印象是片面的，这一时期的英国也有着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一面，是新产业兴起、经济增长和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年代。理查德森（H. W. Richardson）从产业转型的视角认为，大萧条是英国作为老工业国面对激烈市场竞争必然出现的结果，是英国经济缓慢而艰难的调整之路……大萧条的困难似乎是短暂而微不足道的。在80年代后现代史学的主导下，一些学者开始淡化大萧条历史。斯蒂芬·康斯坦丁（Stephen Constantine）认为：“20世纪30年代是英国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年代，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增强，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用品、社会服务水平都获得改善。”马丁·皮尤（Martin Pugh）则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认为：“相对于美国和德国，大萧条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并不严重，失业率并不高，产出损失也少得多。对消费者来说，由于价格下降，加之大多数人保住了工作，其实际收入上升使得住房、小奢侈品消费、汽车、假日和体闲活动增多，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这表明，在不同的叙事环境下，学界对1930年代的历史认知出现分歧，大萧条历史也开始带有危险的虚无主义色彩。
04 结语
左翼知识分子对1930年代的历史书写及其范式的形成是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产物。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与30年代社会现实构成其历史叙事的社会情境，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和解释框架构成左翼历史叙事的学术情境。不同的政治语境和学术情境决定了历史叙事的差异性和叙事主题的历史面相。在1930年代，经济危机加剧了英国的国内外问题，民众经受了严重的社会苦难。左翼知识分子将批判现实寓于历史书写之中，其叙事风格反映了这一群体在大萧条年代的政治心理。在二战期间，为对抗主流政党淡化1930年代执政劣绩的企图，左翼知识分子通过对30年代的历史书写对执政者展开批判。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末，在战后重建和福利国家的时代背景下，1930年代成为英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起点，从萧条和苦难等“消极”层面书写1930年代的叙事范式得以确立。左翼的情感价值也融入历史叙事，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具有“消极”面相的1930年代。纵观左翼知识分子对30年代的历史叙事风格，从悲观倾向到消极范式的确立过程，也是左翼力量从英国政治谱系的边缘走到权力中心的过程。其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在思想层面决定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认知，也主导了其对大萧条和绥靖政策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范式。左翼知识分子多元化的职业分布使其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和认知有着多样的阐释视角，他们的历史书写都带有左翼的价值倾向，成为其表达对1930年代的态度和情感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