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历史学在欧洲成为一门学科，并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特征。史学史在同一时期也成为专门学问，在初创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也明显以西方中心的视角进行论述。比如，英国历史学家G.P.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的代表作《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从书名看，古奇考查的范围是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但是，书中关于非西方世界史学的内容却寥寥无几。再如，美国历史学家J. W. 汤普森（J.W.Thompson）的《历史著作史》，也是以西方史学发展为主线，对非西方的史学着墨较少。
“西方中心论”的形成，与西方社会在近代以来取得的优势，以及现代历史学的实践模式在西方（德国）率先出现密切相关。然而，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均给西方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西方殖民地纷纷独立。随着全球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推进。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史以及全球史学史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一个更为宏大和多中心的视角研究过去，成为时代的需求。在众多书写全球史学史的历史学家中，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 1958—）是极具影响力的一位，他作为总主编的《牛津历史著作史》、独著的《全球史学史》和《简明史学史：从古至今的全球历史编纂学》（以下简称《简明史学史》），构成沃尔夫全球史学史研究的三部曲。三部曲用不同的篇幅讲述人类历史学实践的历史，冲击了传统的史学史书写模式，为史学史书写开辟了另一种途径。《简明史学史》是沃尔夫最新的著作，该书脱胎于《全球史学史》，为读者尤其是本科生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史学史理念的传播。
一、全球史与全球史学史的兴起
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模式的兴起，一般认为始于威廉·麦克尼尔，他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被认为是全球史的奠基之作。在麦克尼尔的笔下，西方不再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而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西方世界也不再是西方世界的附属，而是与西方世界平等的成员。全球史的兴起具有深刻的背景，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其主导因素。“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文化趋同与民族本土文化认同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无疑是‘全球史’出现的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全球化带来的所谓‘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全球史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模式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成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多著作和期刊，是全球史影响力上升的标志。相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史，全球史为各国在联系日益密切背景下书写世界史提供了可能。全球史以开放的模式，摒弃“西方中心论”，容纳各国历史，从而以全球的视角，回顾人类整个历程，为历史学的写作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正如19世纪历史学的学科化为史学史的产生提供契机一样，全球史的兴起也为全球史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加拿大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尔夫，就是撰写全球史学史的代表人物。他主编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是一部以全球视角编纂的关于整个人类历史书写的著作。该书分为两卷，内容包含历史学从诞生到现代的书写状况。之后，沃尔夫为《新观念史词典》撰写导言，他强调历史学的普遍性，反对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观念，因为这一观念的确立恰恰是西方史学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造成的。因此，在以西方中心为视角的历史学书写模式受到挑战的同时，必须重新审视过去全球范围内的历史编纂学的情况。“对历史写作的重新审视，不仅需要认真关注西方以外的历史写作（事实上，也要关注记录和传播历史的非文字表达方式），而且要避免先入为主地认为其他写作方式都是低级形式，需要运用现代欧美方法论来对其进行启蒙。”在导言中，沃尔夫基本形成了《牛津历史著作史》《全球史学史》和《简明史学史》的中心原则和主要框架。虽然它们的篇幅大小不一，但其核心思想和基本框架具有延续性，即在视野上包含整个人类过去的历史编纂学，同时以西方传统、伊斯兰传统和中华传统为主要框架。
沃尔夫主编的《牛津历史著作史》，是五卷本的大部头著作，涵盖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著作史，“全书由150篇专论组成，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涵括整个人类史学文化传统的历史著作史。”这部由众多作者通力合作的著作，虽然存在一些瑕疵，但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详细了解人类过去历史编纂学的指南。相对于《牛津历史著作史》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全球史学史》却是沃尔夫独自完成的作品，“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在这方面有些创新，它是第一部综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史学思想和事件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全球史学史论著。”该书自出版以来，在中国史学界颇受好评。时隔多年后，作者有感于针对本科生的需求和增添新材料的需要，对《全球史学史》进行修订和改进，于2019年以《简明史学史》的书名出版。与《全球史学史》相比，《简明史学史》在篇幅上大约缩减了40%，并调整了结构，包括原先关于近代早期的两章合为一章；之前论述18世纪的第六章则涵盖了革命和浪漫时代，一直到19世纪的前30年；而原先论述19世纪的两章合为一章，从19世纪的第二个30年开始延续到二战结束。另外，作者还大幅修改了最后两章的内容，添加了一些新近出现的材料，最后两章可以说是全新的内容。
《简明史学史》共有七章，除第七章作为反思总结外，其余六章作为全书的主体，完整地论述了史学从诞生到21世纪的发展状况。第一章“早期的历史书写形式”。该章论述了包括西方史学萌芽诞生地的近东地区、犹太民族、希腊——尤其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主的史学，希腊史学的演变和罗马对希腊史学的继承与发展的情况，以及中国史学从先秦到汉朝时期的发展脉络。第二章“15世纪中叶之前欧亚大陆的历史学”。这个阶段的史学主体依然在欧亚大陆，除了西方和中华的史学延续之前的传统外，伊斯兰史学和南亚史学的兴起是一大特色。第三章“过去的意识，1450—1700年”。在这一时期，西方、伊斯兰和东亚史学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使西方史学在地理上明显得到了扩张。第四章“启蒙运动、革命和复古，约1700—1830年”。历史哲学、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些今天对人们依然具有影响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历史学也开始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紧密相连。第五章“历史的学科化：专业化、帝国主义和科学，1830—1945年”。作者在这一章叙述了历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历程，兰克创立的范式的延续、发展和革新构成了这一章的主题。另外，西方史学开始在世界各地取得优势，并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史学发展，同时西方史学自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主义遭受危机就是表现之一。第六章“转变：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到现在的史学书写”。该章用大量的笔墨叙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所经历的变化：年鉴学派、社会史、人类文化史、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形式多样的概念史、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兴起，以及今天依然是史学热点的后现代史学、后殖民主义史学的出现。最后一章“路在何方：反思，新的方向和预测”。作者面对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寄望史学的现实指导功能，表达一种经世致用的态度，用全球的视角叙述过去的史学书写模式，力图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二、丹尼尔·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观念
《简明史学史》的写作意图，基本上延续了《牛津历史著作史》和《全球史学史》的理念，即处理全球范围内从古到今的历史编纂学。该书虽然篇幅较小，但基本上涵盖了上述二书的主题，阅读起来更加方便，同时也可以作为《全球史学史》的阅读指南，“我希望那些被这本《简明史学史》激起好奇心的读者，可能会想要得到更多的细节而查阅原版。”然而，由于《简明史学史》与《全球史学史》在诸多方面拥有同质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全球史学史》和《简明史学史》作为一个整体，从理论观念、编纂形式、内容选择、研究方法等方面探讨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观念。
首先，从理论观念看，沃尔夫以全球视野来审视历史学在人类各主要地区的发展，它弱化了西方对历史学产生与发展的作用，强调史学的普遍性。沃尔夫认为，历史学书写和阅读的产生，是因为人类拥有神经和生物的功能来记住事情和组织记忆中的事情之间的关联或者象征意义。同时也是因为我们是社会的产物，我们的存在或多或少依赖与其他人相联系。因此，追问历史学的唯一起源，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近东地区、地中海世界、东亚中国都可以是历史学的源头。为此，作者把史学分为三大传统：西方传统、伊斯兰传统和中华传统。中华传统源远流长，作者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文明，跟中华文明一样，能够持续地记录和理解自己的过去。不仅如此，南亚次大陆地区、美洲印第安人史学都被纳入叙述范围内，削弱了西方对史学的垄断作用，强调了史学的普遍性。即使在西方史学取得强大优势后，也并不意味着全球所有地区的史学，都与西方史学实践模式同步，比如中国史学就没有全部抛弃自己的传统。作者力图通过全球的视角，破除以西方为中心的史学书写模式，构建一幅更加平等的画面，为全球各地史学的交流和借鉴提供一个平台。同时，作者也强调史学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如美洲的非文字形式，也是历史学形式的一种，而不强调历史表现形式仅仅是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因此，作者用“历史学的历史”（history of history）这个词组，而不是通常所用的以书面文本为主的“史学史”（historiography）。
其次，从编纂形式看，沃尔夫突破了传统史学史的编写模式。首先，沃尔夫区分了英语世界里历史学（history）的三种含义。1.多元化的历史学，包括但不仅限于书写的历史；2.历史书写的特殊形式，即与年鉴和编年相区别的散文形式（当然，沃尔夫也强调，这种区分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尤其是在前现代时期，或者欧洲之外的地区）；3.最后一种指的是过去两个世纪里形成的学科化的历史学。其次，沃尔夫区分了史学史的三种研究模式。1.历史学方法的研究，本质就是“如何做历史”；是对多种多样的历史研究中的错误和谬误的研究，或者说不应如何做历史；2.对某个国家的、分支学科与历史事件的知识状态和关键争论的评论、研究，例如“中日历史编纂学的最近趋势”以及“俄罗斯革命的历史编纂学”；3.历史写作的历史，比如“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编纂学”，典型地就是评论杰出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但有时也对非经典的作品，甚至是对作品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研究。然而，作者对现有研究并不完全赞同，他认为，历史编纂学应包括历史写作和历史思想的历史；历史编纂学是“历史的历史”，而不是特别的历史争论，比如“法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或者“美国奴隶制度的历史编纂学”。
再次，从内容选择看，沃尔夫拓宽了传统史学史的边界，这体现在全球史学史研究容纳了更多的史学内容。西方传统历史学以散文体作为历史书写的基本体裁，因此传统的史学史以这类体裁的历史学著作作为探究的对象。例如，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柯林武德认为两河流域的神话与史诗并不能称为历史学作品。因此，在盛行史诗与神话的地区，往往得不到传统历史学家的重视。例如，南亚次大陆地区作为史学的重要发源地，一直受到以往历史学家的忽视。11世纪穆斯林世界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比鲁尼（Abu’l Rayhan Muhammad ibn Ahmad al-Biruni, 973—1048年）就认为印度对历史学缺乏兴趣。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19世纪的詹姆斯·密尔和黑格尔都批判亚洲缺乏历史思维，尤其是南亚次大陆地区。然而，与其说这是一个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偏见。虽然南亚次大陆地区没有产生西方以散文体裁进行创造的史学著作，但是，该区域不乏史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一种就是itihasa-purana（古史），这是婆罗门阶层进行统治的依据。虽然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史学著作以史诗或神话的形式存在，但它们依然能够被称为史学。“中国或西方史学认为是普遍的东西，或许并不总是用以判断印度历史意义生成方式的正确标准。与给自己的后代留下很多得到充分证实的历史论著的中国人不同，雅利安人被认为留下的是神话，以及在一些变化的例子中，我们认为是混合着事实与‘想象’的历史。”除此之外，佛教也存在大量的史学著作，其中佛陀的逝世日期就是史学著作的一个重要节点。斯里兰卡的史学文本vamsas（古事记），不但记录了佛教徒和君主的事迹，也涉及早期世俗社会的历史。另外，全球史学史批评史学作品只能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的观念，认为史学的表达方式是多元化的。因此，即使在缺乏文字记录的地区，也存在鲜明的历史意识。关于前殖民时代非洲的历史知识，不是来源于书写材料，而是口述文学。例如，关于桑海帝国的统治者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事迹，就是通过口头传诵保留下来的。在美洲，历史知识除了以口头的形式流传外，也以绘画的形式展示。例如，西班牙律师阿方索·德·佐里塔（Alfonso de Zorita）借助绘画作品来了解印第安人过去的历史。
最后，从研究方法看，沃尔夫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沃尔夫以时间为经线（纵向）、以地域为纬线（横向），构建一座全方位、多层次的史学大厦。从纵向上看，这表现为史学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存在着理念上的差异；从横向上看，就表现为史学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也存在着区别。在纵向上，西方传统史学深受近东史学的影响，但希腊史学明显摆脱了近东史学著作中的神话因素。作为希腊史学的继承者，罗马的历史学家一反希腊历史学家把历史学定义为一种只探究真相的活动，而强调历史学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基督教史学与希腊史学又明显不同，希腊时代的历史学家明显青睐于口头材料，对目击证人的回忆巧妙处理，是希腊史学一大特色。“他们认为历史证据就是这些事实的目击者所做出的事实记录。证据就在于目击者的叙述，而历史方法则在于得出这些叙述。”基督教的历史学家虽说也不排斥口头材料，但文献胜于口头材料却是事实。“尤西比乌斯认为文献比修辞的言语更符合他的目的，他的继承者追随这一形式。”关于历史进步的本质，18、19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8世纪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宣传历史进步是必然的，然而19世纪的历史学家把进步当作一个无法避免的进程。在历史学的主题上，兰克以军事与政治作为历史学的主题，但布克哈特把文化纳入历史学关注的领域。这种在纵向上的差异，在中华传统和伊斯兰传统中同样比比皆是。
在横向上，三大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例如，西方和中国对时间的观念明显不同，西方强调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把时间当作变化的载体而不是主体。在史学体裁上，西方把“编年史”当作史学记录最基础的形式，而中国却相反，把“编年史”当作史学的最高形式，是对其他史料（实录等）的浓缩。此外，受史学发达地区影响的边缘地区的史学，也与前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日本虽然受到中国文化的极大影响，但对中国史学模式并未全盘接受。“可以看到当儒家原则和中国历史编纂模式为日本所采纳时，对史料的批判和对传统加以核实的态度并没有为日本所接纳，相反，大多数日本的历史学家事实上把接受古代传统当作一种责任。”同样，近代日本史学虽然深受西方现代史学实践的影响，但并非所有的日本历史学家都接受专业历史编纂学的价值，反对者认为现代西方史学实践产生的只是“死去的历史”。作者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为读者呈现一幅连续中有差别的画卷，从而为读者提供一部丰富多元的史学史。
三、《简明史学史》的创新与不足
《简明史学史》虽然延续了《全球史学史》的中心原则和理论观念，但作为《全球史学史》的修订版和删节版，《简明史学史》有以下几点创新。第一，作者在《全球史学史》出版后，阅读了一些新近出版的著作，比如拜泽尔和查克拉巴蒂的著作，还有一些是作者先前没有注意到的著作，这些书籍为作者提供新的视角与方向，使作者能够决定保留或放弃之前的材料。第二，相对于《全球史学史》，《简明史学史》在篇幅上更加简洁。《全球史学史》中的52幅插图、35个“主题框”、46个“摘要”都没有在《简明史学史》中出现，这大大减少了新版的篇幅，正如作者在前言所说，该书大约只有《全球史学史》的60%。第三，作者对最后两章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例如增添了新近出现的材料和预测了历史学未来发展状况，而且对著作的重新分期有助于说明史学发展的持续性和过渡性。尤其是最后一章，沃尔夫对当代历史学发展的回顾和对历史学未来发展的展望，凸显作者的现实关怀和对历史学未来的乐观心态。
然而，《简明史学史》也明显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也是《全球史学史》的不足）。首先，沃尔夫在300页左右的篇幅里，涵盖了迄今为止4000多年的史学史，虽然努力做到面面俱到，但未免流于表面。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接近600页，且只是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状况。如果我们把《简明史学史》与沃尔夫主编的《牛津历史著作史》（后者拥有3000多页的篇幅）对比，《简明史学史》的简明性可想而知。其次，虽然作者避免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写作视角，也为全球史学史的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篇幅的局限导致作者无法对一些问题深入探究，从而把一些经典的作品和伟大的历史学家“权威弱化”。正如有的评论者对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这样评论道（这些评论也适用于《简明史学史》）：作者不得不放弃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深入的阐述，甚至，作者所进行的比较研究，都不存在对比的基础；相应的，沃尔夫却选择忽视体裁的问题，而体裁问题正是提供一种阐述主题的手段。最后，沃尔夫强调全球史学史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却没有就全球史学史产生的背景，即史学史的研究为何走向全球化的原因做深刻分析。另外，沃尔夫虽然把史学史的范围大大拓展，但他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只是罗列过往的著作和思想，这导致他的著作走向教科书化（虽然他本人也提到他的两本著作是面向本科生的）。
尽管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研究存在以上不足，但他对史学史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一是沃尔夫突破了传统史学史以西方为中心的写作模式。古奇认为他的著作是为了“总结并估价近百年中历史研究与著作的成就，描绘本行业的大师，追溯科学方法的发展，衡量那些导致撰写名著的政治、宗教与种族影响以及分析它们对当时的生活和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翻开该书，就会发现，在古奇看来，19世纪只是欧洲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西方中心论”一目了然。“通检全书，德、法、英三国共占十七章，而包括史学素称昌盛的俄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其余欧洲国家，则揉为一章，名之曰《诸小国》。在专题方面，古希腊罗马的研究既散见各章，又分别为专题，而地域远为辽阔，历史更为悠久的古代东方亦仅占一章，对于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业已研究有素的中国和日本，几乎不着一字（仅开了一部书名）。”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也一样无法逃脱这一时代缺陷，或者如实反映这一时代背景，“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的第二个大缺点是对东方各国史料的缺乏和史料分配的不恰当”。因此，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无疑是对西方传统史学史的一次尝试性的突破。二是相较于以区域为中心的史学史研究模式，全球史学史的模式更加适合当今日趋一体化的世界。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史学史模式，几乎忽略了殖民地的历史传统，强行把殖民地纳入西方的体系里。全球史学史模式则力图消解这种中心主义，并指出当今世界每个国家在国际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尊重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是正常交往的前提条件。因此，虽然全球史学史兴起的时间较短，却涌现出一批重要的成果。除了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三部曲外，还有马库斯·沃尔克尔的《史学史引论：一个全球的视角》。此外，杜赞奇等人主编的《全球史学思想指南》，论述了整个人类过去的史学思想。E. 福克斯等人主编的《跨越文化边界》，试图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尝试以一个相对平等的角度，论述过往的历史编纂学，呈现史学编纂形式的多元化。近年来，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和苏普里娅·穆赫吉的《全球史学史》也颇引人瞩目，堪称全球史学史的典范之作。
总之，全球史学史学者力图突破“西方中心论”、文化的边界以及传统史学史的局限，为拥有历史传统的各国之间的沟通构建一个平台。一方面，全球史学史是全球史研究继续推进的需要；另一方面，全球史学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为史学史的研究注入新的血液。因此，全球史学史作为新兴的研究模式，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呈现更加快速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