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伊朗；恺加王朝；瘟疫；霍乱；烟草抗议
所谓瘟疫，是指可以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并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的重大传染性流行性疾病，包括由各种自然灾害、细菌、病毒、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和寄生虫等引发的疾病流行。[1]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1789—1925年)遭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瘟疫大流行，表现出持续时间长、传播范围广、感染率和病亡率高、本土型与输入型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本文所论及的瘟疫是指19世纪末恺加王朝统治时期国内出现的霍乱、流感、疟疾和一些地方性传染病，其引发了全国性的大流行，使伊朗遭遇了空前的公共卫生危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次瘟疫大流行发生于欧洲殖民势力加大对伊朗盘剥和蚕食的时代背景下，内外交困的伊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抗议运动，这也是伊朗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运动。目前学界重点研究此次抗议运动爆发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影响，特别强调什叶派神职人员乌莱玛阶层[2]在伊朗早期民族主义抗议运动中扮演的领导地位。[3]
事实上，瘟疫是引发民众恐慌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之一，公共卫生危机使长期潜伏的社会不满情绪浮出水面，给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带来严峻的考验。[4]可以说，1889—1892年疫情期间伊朗国内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并非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瘟疫为伊朗民族主义者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已有研究忽视了这次瘟疫大流行对伊朗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深远影响，缺乏对瘟疫与伊朗社会抗议之间内在关联的分析。鉴于此，本文从医疗社会史的视角，对1889—1892年瘟疫在伊朗的传播及其危害、瘟疫大流行的原因及其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的关联进行考察，希冀对已有研究有所补遗。
一、1889—1892年瘟疫在伊朗的传播状况及其危害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遭受了无数次瘟疫带来的深重灾难，处在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伊朗也不例外。伊朗历史上黑死病、霍乱、流感等烈性传染病屡屡发生，其有史记载的最早的瘟疫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5]进入近现代，随着跨国物流人流的增多，仅19世纪伊朗暴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疫情就达数十起，而1889—1892年瘟疫是传播最为广泛、致死率最高和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重大疫情。
此次瘟疫中流行最广、致死率最高的是输入型霍乱。根据史料记载，霍乱最早在波斯湾沿岸地区流行。1889年4月，每周固定往返于孟买和巴士拉港的邮轮中途临时停靠在波斯湾巴林岛的马纳姆港(Manameh)，下船乘客中有一名出现了呕吐和腹泻症状，另有一名乘客在船上死亡。[6]6月22日，奥斯曼帝国驻扎巴士拉军队中的一名水兵出现了呕吐、腹泻，并很快死亡。7月5日，驻巴士拉的一名军医也出现腹泻、胃痛、四肢抽搐冰冷、脉搏微弱、口渴和指甲发紫等症状，并于当天晚上在海军医院死亡。[7]随着染病而亡的人数不断增加，8月5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宣布巴士拉省暴发霍乱疫情，伊朗和奥斯曼帝国的邮政部门随即采取应急措施，对来自巴士拉省的所有邮件进行消毒，并禁止邮寄来自该地区的皮革和毛纺织品。[8]虽然伊朗政府采取了防疫管控措施，但是英国“移动号”邮轮无视交通管制禁令，驶离巴士拉前往伊朗的布什尔港，船上搭载有十多名急于躲避霍乱的伊朗乘客。虽然在途中已有2名乘客死于霍乱，但是这艘船还是获取了健康证明并被允许靠岸，两具尸体也一同运上岸进行了处理。[9]随后几天，霍乱在伊朗的港口城市布什尔蔓延开来。疫情初期，布什尔港的卫生官员米尔扎·阿卜杜勒·礼萨将所有进入港口的船只严格隔离在距离海岸30英里的哈克岛。[10]可以说，严格的隔离措施初见成效，有效地阻止了霍乱在伊朗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快速蔓延。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伊朗小港出现了零星的霍乱病例，而这些少量的病例主要是由逃避检疫的偷渡小船传入的。
虽然伊朗从西南水路方向有效地阻止了霍乱病例的大规模传入，但是因瘟疫从巴士拉向北传播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纳杰夫、卡尔巴拉和巴格达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伊朗与奥斯曼帝国漫长的陆上国界线成为霍乱输入的通道。[11]美国驻德黑兰使节获知巴格达出现疫情后指出：“在我看来，从麦加、麦地那、卡尔巴拉等圣城返回的朝觐者必须途径巴格达，这极容易从陆路将瘟疫带入伊朗本土。”[12]正如他所言，1889年8月底，伊朗朝觐者前往卡尔巴拉和纳杰夫圣城的必经之地哈奈根开始出现霍乱病例，随后进一步向伊朗东部地区蔓延。此外，伊朗靠近巴士拉的边境城市霍拉姆拉赫尔也成为瘟疫的陆上传入通道。因该城的防疫措施不到位导致其成为巴士拉民众躲避瘟疫的就近逃亡地。随着躲避瘟疫的路线在伊朗国内不断延伸，霍乱也一路北上传到胡泽斯坦省首府阿瓦士，以及迪兹富勒和霍拉马巴德等重要城市。[13]1889年秋至1890年冬，霍乱疫情从最初在伊朗边界城镇传播，到后来蔓延到科尔曼沙赫(Kirmanshahan)、纳哈万德(Nahavand)、哈马丹(Hamadan)和库姆(Qum)等内陆人口中心城市。[14]
除霍乱外，1890年是人类流行病学历史上流感大暴发的年份，致命的病毒从俄国的西伯利亚传播到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许多地方。1890年9月，流感最早从里海沿岸的拉什特港传入伊朗，大不里士很快出现病例。到11月，首都德黑兰被致命性流感攻陷。这次流感被称为“怪病”(Nakhoshiigharib)或“来自俄国的可怕礼物”。[15]最早接触流感病人的伊朗医生将其误诊为普通的感冒，但是不断增多的死亡病例使他们猝不及防，甚至接受过西医培训的年轻医生，也对这种突发性和高传染性的疫病无计可施。德黑兰的绝大多数人已被感染，死于流感引发的并发症的人数每天平均在50～70人。束手无策的伊朗医生只能建议民众待在家里注意保暖，避免冷空气侵入体内来预防流感，医治方式是服用泻药来排泄体内各种毒素，常规的指导用药是奎宁和樟脑等退烧药，并要求用苯酚溶液对病房和病人进行消毒。可以说，1890年冬季，伊朗人都在拼尽全力对抗这种致命的季节性流感。情况糟糕到大多数人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死问题，当时的一位观察者记录下伊朗民众的沮丧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们不得不思考自己在这种可怕的瘟疫中死去的情景，只希望自己死得不那么痛苦，流感目前笼罩在整个城市上空，以这种恐怖的方式死去确实令人非常不安，愿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了结。”[16]
输入型的霍乱和流感还与其他一些伊朗本土的传染病交替暴发，使恺加王朝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伊朗各地经常暴发天花、麻疹、伤寒、皮肤病和眼疾等传染病。[17]1890年2月，德黑兰暴发了斑疹伤寒疫情，同年11—12月，阿斯塔巴德的天花造成约500名儿童死亡，大不里士的风疹和麻疹也造成了大量儿童死亡，而痢疾在赞詹省也非常猖獗。1891年4月，撒不祖尔出现了风疹、麻疹、伤寒和其他呼吸道疾病。[18]当然，除了以上这些为人熟知的传染病外，还有一些医学界和普通民众皆感陌生和未知的传染病。比如，伊斯法罕的一个村庄出现了咯血和高烧不退的病人，并在数天内死亡。当地医生始终无法明确其病因，甚至连伊朗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也难以确诊，造成当地民众极大的恐慌。[19]除了这些偶发性的传染病外，疟疾是当时最常见的传染病。疟疾在伊朗的大多数地区普遍流行，因为当时盛行的水路运输、蓄水方式、灌溉、给排水、露天粪池等助长了传播媒介蚊虫的大量滋生，使疟疾在伊朗全国各地普遍流行，民众认为这是一种严重危及生命的传染病，而政府却认为这是一种常见和普通的传染病。[20]
如上表所示，瘟疫在马什哈德、尼沙布尔、德黑兰、恩泽利、拉什特、阿尔达比勒、大不里士、亚兹德、哈马丹等全国各大城市先后暴发。这次席卷伊朗全国的疫情对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运转造成破坏，其最大的危害是造成了大量人员的死亡。以具有极强传染性的霍乱为例，根据疫情期间居住在德黑兰的法国医生索罗赞的记载，1892年8月10—17日，洗尸者的报告中记录了1027人死于霍乱，相当于平均每天死亡148人。他表示“在伊朗生活了30年时间，这是第一次亲历如此严重和广泛的流行病”。[21]当时的一名伊朗政府官员也表示：“仅1892年8月20—21日两天在德黑兰就有1600人死于霍乱，马什哈德每天有60～70人病亡。”[22]作为政府官员应更为熟知德黑兰的情况，因此后者估计的死亡人数更具可信度。实际上，即使按照德黑兰平均每天死亡148人的数字计算，最终得出的死亡率也是高得惊人。另外，根据上表统计显示，这场瘟疫最终导致该城1133人死亡，死亡率高达25%。[23]
就病亡群体而言，这次疫情中既有普通民众，也有权贵精英阶层，包括恺加王朝的王室成员和政府高官，以及外国使节等。伊朗国王纳赛尔丁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哈桑在1890—1892年的日记中记录了严重危及生命的传染病，描述了身边许多重要成员的感染状况。如1890年1月，国王12岁的孙女死于流感。2月，国王年仅4个月的儿子因不明原因的疾病而殁。1891年1月，伊朗政府内政大臣米尔扎·阿卜杜拉·穆鲁克(Mirza‘Abd Allah ‘Al’ alMulk)染病去世。8月，工业大臣贾汉吉尔·阿米尔·图曼(JahangirKhan Amir Tuman)因霍乱死亡。[24]英国驻德黑兰使节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是负责与伊朗进行烟草专营权谈判的代表，最后因染上瘟疫而被迫提前离职。此外，相关史料记载伊朗军人也是一个受瘟疫影响较大的群体。[25]伊朗士兵来自全国不同省份，而且在频繁换防驻地的过程中经常接触不同的人和新的传染病，很容易造成瘟疫的跨地区传播和交叉感染。据报道，1890年8月，在阿斯塔巴德的军团中有相当数量的士兵感染瘟疫而死亡，其他地区的军队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26]
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伊朗普通民众感染和死亡的具体数字，但是我们从拥有最好医疗条件的社会上层的病亡率中，完全可以推断出瘟疫大流行期间中下阶层民众更为艰难的处境，他们面对严重的传染病的威胁，死亡率自然更高。例如，吉兰省的霍乱疫情报告显示死亡人数为2万人，其中1.7万人为农民，造成许多村庄十室九空。[27]法国医生费威尔认为生活困顿的穷人无法逃离疫区，他们在大疫面前显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28]疫情期间居住在德黑兰的英国人贝尔认为，居住在德黑兰的许多市民为了逃避瘟疫而来到周边农村地区，他们成为病毒的携带者把瘟疫传播到农村地区，造成当地许多农民的死亡。[29]
二、1889—1892年瘟疫在伊朗全国性大流行的原因
由于地处欧亚大陆十字路口，伊朗历来就是人员密集交往和商贾云集之地。根据史料记载，伊朗虽然是一个瘟疫频发的国家，但却较少发生全国性的大疫。然而，1889—1892年伊朗国内多种传染病交替叠加暴发，在全国范围内肆虐和传播，不仅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和大量人员的死亡，还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哪些因素造成此次疫情在伊朗全国范围内形成大流行之势？
首先，伊朗对外商贸流通和人员往来密切。19世纪中叶以来，一方面，随着英俄列强势力的侵入，伊朗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伊朗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以巴布教徒起义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反对恺加王朝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恺加王朝的部分有识之士认为必须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教育等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维护王朝的统治、恢复社会的稳定和抵抗列强的侵略。[30]作为首位开眼看世界的伊朗君主，1848年上台的纳赛尔丁国王数次亲自到欧洲旅行参观学习，他在位的48年间伊朗开启了历史上两次非常重要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31]19世纪后期，以铁路、蒸汽船、邮政和高速路等为代表的经济和交通运输革命，给伊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大大加强了伊朗与地区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密切联系，货物、牲畜和人员通过漫长的边界和多个海港自由流通，越来越多跨国行动的外交官、旅行者、商人、小商贩、朝圣者、国际劳工成为瘟疫的主要传播媒介，一些未知的病毒和传染病越来越多地在伊朗国内蔓延。可以说，伊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更加密切、人员交流日益频繁，在促进了资源要素的自由流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传染病的跨区域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32]
其次，伊朗恺加王朝治疫举措的成效不显著。作为一个疫病多发国家，控制瘟疫的传入和蔓延是伊朗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问题。早在1866年参加伊斯坦布尔国际卫生会议后，伊朗卫生部门就制定了定期监测进入伊朗的货物和人员的流向，并在必要时采取检疫和预防等政策。因此，1889年霍乱最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暴发后，伊朗政府高度警惕并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当年9月，伊朗紧急发布了防疫政策，要求对边境和港口城市进行管控，检查检疫进入伊朗的货物和人员，必要时进行消毒和隔离。根据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1889—1892年疫情期间在伊朗布什尔港和波斯湾地区的其他港口城市，以及与奥斯曼帝国的陆上边境口岸都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33]但与伊朗官方报道截然不同的是，欧洲观察家对伊朗政府采取的预防措施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1889年11月，一位目击者这样写道：“伊朗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只把隔离政策作为从入境者身上赚钱的一种手段而已，付费后的人可不受任何约束自由离开，而其他人会根据付费多少决定他们的隔离天数。”[34]虽然这些外国观察员的言论带有一些偏见，不足以完全可信，但是后来伊朗暴发全国性疫情的事实反映出恺加王朝的卫生管理制度不健全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伊朗恺加王朝有限的财政能力也不足以支持防疫抗疫的开展。当时回到德黑兰的朝觐者表示，他们在隔离站只被隔离2天后就放行，而不是根据防疫政策要求必须隔离15天。[35]如果严格落实防疫政策，不仅需要建设充足的隔离站来接纳数量庞大的入境者，而且还要为隔离者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和基本的生活保障。伊朗当时落后的基础设施和道路运输能力难以满足隔离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伊朗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地方政府来落实防疫政策和提供后勤服务，但后者也不具备充足的财政保障，由于恺加王朝长期盛行卖官鬻爵，地方总督为获取官位大多背负巨额债务，一旦走马上任就会通过削减公共开支和贪腐公款等方式敛财。[36]例如，克尔曼疫情最严重时有超过4000名朝觐者需采取隔离措施，这些人被安置在70～80间拥挤不堪的茅草屋，而每间房屋最多能容纳20人，剩余的人员只能被临时安置在50～60顶帐篷中。除了拥挤不堪和极差的卫生条件外，隔离者还要忍饥挨饿，接受强刺激性的苯酚对衣服和物品的消毒，致使他们对隔离政策怨声载道。[37]
此外，伊朗普遍存在缺医少药的现象。虽然伊朗政府为全国主要疫区提供药物和调配医生做了最大的努力，但因医疗水平落后，无法满足医药物资的巨大需求。为此，经常有报道指出地方民众向外国游客乞讨药物的现象。例如，1890—1891年，在伊朗中部地区旅行的一名英国人描述了途中所见的场景，“在哈维尔河上游的卡贝格镇，这里的居民大多患有传染病，头发一片一片脱落，村民见到我后吵着要药，我给他们分发了苯酚洗剂。实际上，我每经过一个村庄都会遇到讨药的情形，一旦无法满足要求村民就会非常生气。在以前的旅行中我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所以后来及时准备了充足的胆碱药丸和奎宁”。[38]其实，卡贝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表明伊朗全国缺乏基本的治疗药物，严重削弱了抗疫效果。还有伊朗许多穷人长期食用劣质肉类和面粉，造成了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导致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普遍较差。[39]
第三，伊朗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卫生环境较差。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一些传统农业的衰败，农村生存压力的增大导致大量农民无序迁移到城市，造成伊朗城市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一位欧洲观察家这样描述1890年的德黑兰：“城市中心是一个大集市，集市里开设了许多餐馆和咖啡店，街道各个角落堆积了大量的排泄物和粪便，马、狗和其他动物的尸体在大街上也随处可见。德黑兰的南部主要居住着工人和下层民众，狭窄拥挤、卫生极差的街道和大面积破旧低矮的贫民窟随处可见。”[40]另外，当时一名医生这样描述道：“(德黑兰的)街道和社区拥挤不堪，在这里人满为患。集市、广场、牲畜市场和犹太人聚居区脏乱差，街道到处弥漫着动物尸体的腐烂臭味。”[41]因当时伊朗中下阶层的经济水平有限，难以维持整洁的生活方式，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废弃物和排泄物，经常被外国观察者蔑称为“地球上最脏的人”。[42]
然而，除了伊朗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外，长期形成的生活习俗和行为习惯也不容忽视。例如，伊朗许多城市将废物处理站设在市中心，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和疫情的经常性暴发，这种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的安全性需要重新审视。[43]另外，家庭垃圾任意堆放在地表，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到地表大坑，裸露的垃圾和污水成为滋生各种病菌和传染病的重要源头。许多家庭用水窖来收集雨水作为生活用水，而这种水经常被污染。居民区的公共澡堂为便于抽水通常建在地势低洼地带，而低洼地带很容易成为生活污水汇聚的地方，为节约用水，洗澡水经常被重复使用，这也促成了病菌的交叉感染。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整个城市的水源地经常被污染，大多露天水源地经常有小孩排便，大人则在里面洗衣，一些动物尸体漂浮其中。还有些水源地离墓地很近，经常有人在里面洗尸。[44]
疫情发生后，伊朗政府为改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和提供健康卫生的居住条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用鹅卵石铺设道路、提供燃气照明、扩宽狭窄拥挤的街道和集市等。政府还出台了严格的废物和污水处理办法，如采用全新的地下供水管道，将远离人类活动区的江河湖泊作为饮用水源地，确保饮用水的纯净；实施正规化的现代城市管理办法，设立城市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维护公共卫生和维修工作。此外，还雇用专门的清洁工来负责清扫和垃圾清运工作。[45]例如，设拉子的警察局长专门负责城市管理工作，向每家每户征收城市卫生管理费。政府还要求每家修建废物收集和污水处理池，要求人们养成保持环境干净卫生的习惯等。[46]但因长期形成的生活陋习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人口聚集和卫生环境差的城市仍成为滋生病菌和传播病毒的沃土。
第四，伊朗医学水平低下，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面对突如其来的未知疾病，对传染病认知不足和误判极易造成瘟疫大流行的严重后果。伊斯兰教创立以来，从宗教神学的角度解释瘟疫的起源，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多处可见有关瘟疫的论述。伊斯兰教对瘟疫的认识源自一则著名的圣训“瘟疫是天降的灾难”，受瘟疫责罚的不只是异教徒，还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所有人，圣训传达的是一种“人罪天谴”的天灾观。[47]实际上，类似的“天灾观”在伊朗瘟疫历史的书写和叙事中也极为普遍。
除宗教层面的解释外，限于当时医疗水平低下，人们难以对瘟疫的流行病学做出正确判断，“瘴气说”成为解释瘟疫病源的主流理论。受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影响，早在公元9世纪伊朗名医伊本·塔巴尔(Ibn Tabart)就提出了“瘴气说”，并在伊朗传统医学界流传千年之久。随着19世纪霍乱的大规模流行，瘴气被用来解释霍乱引起的发热症状，认为污浊的空气(瘴气)是引起发烧的主要诱因，可以采取通风和净化空气的方式来加以应对。例如，在1889年12月，一名旅居伊朗的德国内科医生认为密闭和通风不良的住所滋生的污浊空气诱发霍乱，提出通过净化空气来保护伊朗民众健康，建议民众全天开窗通风或使用醋对屋内进行熏蒸。[48]
此外，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年，被西方誉为“医学之父”)为探索人的肌体特征和疾病的成因，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他认为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黑胆这四种体液组成，人之所以会得病，就是由于四种体液不平衡造成的，而体液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体液说”也被伊朗广泛运用于传染病的治疗，传统疗法之一是重新建立体液的平衡。例如，在伊朗治疗黑死病的第一步是刺破淋巴结，释放脓液和多余的体液，这种治疗的目的是将体内的多余黏稠体液排出体外，此外还有对鼠疫淋巴结肿块进行放血、清理、穿刺和拔罐的治疗手段。体液疗法还包括服用泻药、大黄、石榴汁、柠檬汁、苹果汁和玫瑰水等。[49]
可见，由于医学认知水平的落后，伊朗社会对病菌和微生物理论普遍缺乏认识，瘟疫大流行期间伊朗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缺乏科学性。不科学的防疫治疫举措使疫情更加恶化，加剧了瘟疫的全国性大流行之势。但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后期巴斯德和科赫等人开创了现代微生物学和疾病细菌学说，此后一系列传染病的病原体及传播途径得以明确。正是在现代传染病医学的兴起和瘟疫引发社会危机的双重作用下，伊朗政府对瘟疫的防治从蒙昧无知开始走向理性科学，在这一过程中的卫生立法、设立专业卫生机构和实施隔离检疫制度等措施成为现代伊朗公共卫生制度的开端。
三、普遍的不满：世俗知识分子的改革诉求
19世纪后期以来，面对内忧外患，伊朗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应对时局的救亡图存之道，近代伊朗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以世俗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现代主义改革思想，而恺加王朝应对疫情不力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成为被伊朗世俗知识分子诟病的主要方面。[50]面对当时强大且进步的西方国家，世俗知识分子把伊朗直接比作感染瘟疫的病人，经常用“霍乱”“黑死病”“狂犬病”等传染病的名称来喻指伊朗的落后现状。[51]
伊朗世俗知识分子认为公共卫生危机是国家衰败的重大标志，疫情期间他们针砭时弊和对恺加王朝不满的观点大都发表在《星报》(Akhtar)上。[52]该报刊的总部位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但在伊朗国内广泛发行且影响巨大。当时这份报纸刊发了大量关于伊朗公共卫生危机的文章，矛头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恺加王朝的腐败无能。[53]这些文章经常将恺加王朝与奥斯曼帝国进行对比，认为前者应该向后者学习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举措。例如，批评伊朗政府对抗疫重视不足的报道中写道：“当霍乱开始在巴格达出现后，生活在当地的外国人开始逃离，奥斯曼帝国对瘟疫的暴发高度重视，迅速开始在巴格达、赞哈比和卡尔巴拉等地建立检疫隔离站，这对瘟疫的进一步传播起到有效的阻隔，而恺加王朝却反应迟钝。”[54]面对来势凶猛的瘟疫，伊朗恺加王朝许多官员惊慌失措地选择逃离，而奥斯曼帝国的巴格达总督阿希姆帕夏却选择坚守下来勇敢地开展抗疫，并亲临一线忙于药品调度、组织救治、清理卫生和照顾病人等，被誉为“安抚恐惧之心的人”。[55]另外，还有文章把恺加王朝与欧洲富裕国家进行比较，指出德国全国人口为5500万，每年死于天花的儿童不到600名，而由于无知和愚昧，伊朗一个小城镇每年就有约700名儿童死于天花。1889年的一篇报道指出，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时，西方文明国家通常会采取科学管理和高效执行的政策，从而隐晦地指责恺加王朝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并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人民的生命。
此外，1889—1892年疫情期间伊朗医疗领域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医疗队伍的短缺、专科医院的不足和医药物资的匮乏等。为此，一些评论文章批评了伊朗医学科学的落后现状，将其与欧洲国家进行比较，并呼吁立即采取措施发展现代医学科学。例如，有篇文章强调伊朗急需发展现代医学和人体科学，作者认为发展医学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反对吸引大量青年去研读宗教神学。为此，《星报》专门开辟了医疗卫生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公共卫生主题的专栏文章，鼓励读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重视体育锻炼、疾病预防并普及西方微生物病菌学等。
当时还有一份著名的反对派报刊《法言报》(Qanun)，由受西化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伊朗前驻伦敦外交使节米尔孜·马尔库姆汗创办。谈到创刊初衷时，马尔库姆汗指出，“《法言报》是我最后一次向公众宣传改革的机会，推动改革是我一生的工作，在我看来也是波斯民族复兴的最后机会”。[56]该报成为当时传播改革思想的主要平台，总部设在伦敦，主要通过走私在伊朗地下流传。该报经常发表对恺加王朝不满的言论，如瘟疫肆虐、国家贫困、人为饥荒和秩序混乱等。有文章这样描述伊朗的现状：“啊，兄弟，你看到我们是如何被淹没在堕落的海洋里吗？暴政、饥荒、霍乱、鼠疫、贫穷、冷漠和无耻，缺乏尊重，世界上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我们热爱的土地上。”[57]
《星报》和《法言报》上发表的针对恺加王朝治疫举措的批评言论真实地反映了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对国家现状的普遍不满。疫情期间伊朗人生活在绝望之中，在染病后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大多数人在孤立无援中死去。有报道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整个国家医生和药品极度匮乏，所有病人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医生，许多人在经历病痛的折磨后在无助中失去生命。”[58]在瘟疫肆虐的背景下，面对政府官员对人民生命的漠视和普通民众更为艰难的生活处境，中下层民众对恺加王朝的统治地位更加不满，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59]
综上所述，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将公共卫生危机与伊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相联系，通过大力宣传伊朗落后的公共卫生系统来揭露恺加王朝的腐败无能，让民众清醒地认识到伊朗与其他文明国家的发展差距，这对生活困顿的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正如19世纪伊朗著名医学历史学家阿米尔·阿福卡米所言：“这些知识分子经常使用‘文明’一词来描述西方医学科学的进步，暗示伊朗落后的医学水平还处于未文明开化的阶段，借此对恺加王朝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诋毁。”[60]由此可见，1889—1892年瘟疫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成为一场波及伊朗全国的大疫，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感染性和病亡率极高，对伊朗国家政权和社会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与此同时，大疫也为伊朗世俗知识分子要求恺加王朝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契机，要求实现伊朗公共卫生领域的现代化成为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寻求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的国家的突破口。从某种意义上讲，伴随着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倡导的西方文明思想的传入，长期处于殖民压迫和封建统治的伊朗人民开始从沉睡中苏醒。许多仁人志士提出建立强大的现代伊朗的改革诉求，为国内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抗议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19世纪末伊朗民族觉醒氛围的形成。
四、清除异教徒：宗教神职人员领导的抗议运动
人类自早期以来一直把瘟疫视为超自然力量对人类的惩罚，尤其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末日审判和原罪说，两者的核心教义认为违反教义是瘟疫暴发的直接原因。从历史上看，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暴发期间经常会出现宗教狂热现象，鞭笞运动和反犹运动引发了社会骚乱。[61]无独有偶，1889—1892年瘟疫大流行期间，伊朗国内也出现了由神职人员领导的反对异教徒的宗教狂热现象。
19世纪后半期，伊朗逐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政治经济的依附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宗教阶层对西方文明的渗入日益不满，随着王权的不断衰落，乌莱玛阶层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其干预政治的愿望和可能性越来越大。[62]可以说，1889—1892年的瘟疫大流行为伊朗神职人员向恺加王朝和西方势力发起挑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乌莱玛阶层把西方人塑造成异教徒和不纯洁之人，禁止穆斯林与这些人开展社会交往活动。例如，伊斯法罕的穆智提哈德[63]阿加·纳杰菲邀请政府官员到家做客，但事后他要求销毁后者用过的盘子和餐具，理由是政府部门的每个人都是宗教上的“不洁之人”。[64]更为重要的是，伊朗神职人员把霍乱等瘟疫的暴发归咎于异教徒对伊斯兰社会的亵渎，将其污名为瘟疫的直接传播者。正是以瘟疫为借口，神职人员认为任何违背伊斯兰教禁令的行为都会招致真主的愤怒，并以降临瘟疫的方式进行惩罚。[65]伊朗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神职人员领导动员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其一，针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运动。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城市的犹太人成为被冲击对象，这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流行期间出现的大规模反犹事件相类似。伊朗神职人员煽动针对犹太人的偏见和暴力，鼓吹严格限制犹太人的自由，禁止伊朗人与犹太人的正常社会交往，并将犹太人污名为“不洁之人”和“触犯天怒者”。[66]因1889年霍乱在伊朗的犹太人社区最为严重，这使神职人员宣称犹太人的罪恶是引发天怒的说教看似更加具有说服力。为此，在极具煽动性的宣教中，伊斯法罕等地的犹太人遭到严重的迫害和屠杀。此外，还有其他宗教少数派也难逃被迫害的命运。[67]1892年8月，霍乱在阿斯塔巴德暴发，神职人员指控当地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是惹怒真主的罪魁祸首，愤怒的民众对亚美尼亚人的商店和住宅进行了打砸抢烧。几乎在同一时间，亚兹德的民众以霍乱为借口对当地信仰祆教的帕西人进行骚扰，后者主要从事从印度到伊朗的香料和黄金贸易，迫害导致约500名帕西人离开伊朗回到孟买。[68]因地方政府当局为躲避霍乱仓皇逃离，导致没有任何强力部门能够阻止伊朗民众对所谓异教徒的侵犯行为。
其二，针对英国殖民势力的渗透，伊朗神职人员领导了1890—1892年的烟草抗议运动。烟草抗议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伊朗政府将烟草专营权拱手让给英国，瘟疫的全国性流行更进一步加剧了伊朗民众的仇外情绪。这场抗议最早在德黑兰和设拉子两个重要城市爆发，很快蔓延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等城市，最终演变成为跨民族、超阶级和教俗联合的全国性革命运动。[69]可以说，1890—1892年烟草抗议运动是伊朗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19世纪末伊朗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和20世纪初宪政革命的一次总预演。[70]
乌莱玛阶层在烟草抗议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领导角色。[71]疫情暴发初期，乌莱玛就开始宣称外国人在宗教上的不纯洁是瘟疫传播的根源，认为霍乱侵袭伊朗是因为不纯洁的基督徒对信仰的亵渎，从而导致上帝对他们酿造和饮用烈性酒和葡萄酒等不洁行为的惩罚。[72]因此，神职人员发布法特瓦(宗教法令)实施一系列禁令，如禁止穆斯林与西方基督徒交往合作、消费其商品、与其开展商贸活动、向其提供生活服务等。伊朗民众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设拉子城一名在电报局工作的外国职员这样写道：“大家普遍认为毛拉越发专横和狂热，除非立即采取保护欧洲人的措施，否则这里已经非常危险，暴徒经常冲入外国人的民宅进行破坏，平日里不敢轻易外出办事。”[73]随着伊朗国内疫情形势的不断恶化，神职人员进一步强化了抵制外国人的禁令。例如，当时伊朗城市相继开始将欧洲人和宗教少数派等打上不洁的烙印，甚至把烟草也视为不洁之物，因为英国人参与了烟草行业的垄断经营活动。神职人员的宗教禁令不仅限制与异教徒的社会交往，而且试图抹掉西方化的印记，比如禁止男人刮胡子和女人穿高跟鞋等。
就其动机而言，伊朗神职人员利用瘟疫大流行引发的社会恐慌和不满发动抗议运动，有更深层的利益考量。自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严重摧毁了伊朗传统的商业经济结构。在国际贸易中伊朗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外债不断攀升，本国银行、海关等被外国人把持，造成其经济命脉被外国势力主宰，发展严重依赖西方国家。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等欧洲国家控制伊朗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伊朗政府对西方的经济妥协政策，伊朗传统的商人阶层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而在伊朗传统经济领域，以神职人员为代表的宗教界拥有极高的经济地位和实力，若加上宗教捐赠所带来的收入，其资产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40%。[74]可以说，长期以来宗教势力与商人阶层在伊朗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关系。随着经济利益不断遭到剥夺，伊朗神职人员对西方的经济政策愈发不满，最后通过发动不满于现状的民众，对欧洲商人和受到欧洲保护的宗教少数派发起挑战来捍卫自身利益。例如，伊斯法罕德高望重的穆智提哈德阿加·纳杰菲拥有财力雄厚的家族产业，也是烟草抗议运动的重要领导人。[75]此外，因伊朗国内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商人受到欧洲势力的保护并享有经济特权，伊朗神职人员认为他们是欧洲的代理人，并在商业活动中获取巨大的不当利益，于是作为宗教少数派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商人在抗议运动中遭到严重迫害。[76]由此可见，随着乌莱玛等神职人员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遭到不断侵蚀，他们对恺加王朝与西方势力的相互勾结产生不满，而瘟疫大流行为他们借机反对王权和殖民力量提供了绝佳机会，他们也扮演了抗议运动领导者的角色。
结语
回顾数千年的文明史，瘟疫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深远，有时甚至成为历史发展轨迹的转折点，决定国家的兴衰存亡和文明的盈虚消长。[77]本文通过对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时期瘟疫的传播、形成全国性大流行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的分析，从中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从疫病史的角度看，1889—1892年瘟疫是伊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传播范围最广和病死率最高的一次重大疫情。本次疫情最早始于1889年在波斯湾地区港口城市出现的霍乱，随后沿着水路和陆路从多个方向向伊朗内陆地区传播，最后引发瘟疫的全国大流行。除传染性极强的输入型霍乱外，还有斑疹伤寒、鼠疫、疟疾等本土型传染病交替出现，呈现多种传染病叠加式暴发，造成了恺加王朝后期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次疫情还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死率，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夺走了不计其数的伊朗人的生命，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民众，在来势汹汹的瘟疫面前都显得渺小和无助，造成了社会的普遍恐慌和不满，使伊朗恺加王朝遭遇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其次，从流行病学史的角度而言，1889—1892年伊朗瘟疫全国性大流行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次疫情中致命性最强的霍乱和流感并非是源自伊朗本土的传染病，最早都是从海外输入，因此本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中后期伊朗与欧洲等西方国家经贸和人员的密切往来。此外，财政能力不足、治疫举措不当和防疫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原因导致恺加王朝的治疫成效不显著。加之伊朗城市人口规模迅速增长与城市公共服务落后之间的矛盾，使人口聚集和卫生环境差的城市成为滋生病菌和传播病毒的主要源头。由于医学发展水平落后，伊朗社会对瘟疫的病原体和传染性都缺乏科学认知，也是造成疫病反复暴发和大流行的重要因素。
最后，从社会抗议运动的角度而言，本次疫情发生在19世纪末伊朗恺加王朝内忧外患之际，瘟疫的肆虐为伊朗世俗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封建势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同时为处境艰难的伊朗民众提供了发泄不满的出口。此外，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伊朗传统社会经济冲击的时代背景下，疫情期间的社会抗议运动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可以说是伊朗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抗议运动的形式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但其目的仍是抵制西方经济渗透、支持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就其影响而言，这次抗议运动是1906年伊朗立宪革命的前奏和预演，在抗议中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和领导力都得到空前的提高，整个伊朗社会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对中东的援助及对我国的启示”(18CGJ025)的阶段性成果；宁夏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NXYLXK2017A02)成果。
[1]谭晓东：《历史上传染病疫情特征与处理》，《人民论坛》，2020年第8期，第54页。
[2]乌莱玛，为“Ulama”的音译，伊斯兰教教职称谓，泛指宗教学者阶层，在伊斯兰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逊尼派中没有严密组织，主要以学识和虔诚获得威望，自称为伊斯兰教信仰的监护人、正宗信仰的弘扬者和捍卫者。在什叶派中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为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诠释者，其决断被认为是伊玛目意志的体现。
[3]参见Hooshang Amirahmad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ran under the Qajars: Societ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1796－1926, London: I.B.Tauris,2012; Afshin Marashi, Nationalizing Iran: 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 1870－1941,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Hamid Algar, 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85－1906: The Role of the Ulama in the Qajar Perio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Roy Mottahedeh, 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5; Nikki R.Keddie, 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Iran: The Tobacco Protest of 1891－1892,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Ltd., 1966; 刘中民：《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伊斯兰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伊朗民族主义》，《西亚非洲》，2008年第12期。
[4] Michael Durey, The Return of the Plague: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Cholera, 1831－1832,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79, p.1.
[5] Michael W.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2.
[6] E.D.Dickson, “The Outbreak of Cholera in Mesopotamia and Syria in 1889,1890, and 1891,” Transactions of the Epidemi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13, No.8(1894), p.152.
[7] E.D.Dickson, “The Outbreak of Cholera in Mesopotamia and Syria in 1889,1890, and 1891,” p.157.
[8] Nancy J.Tomes and John Harley Warner,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Rethinking the Reception ofthe Germ Theory of Diseas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52, No.1(1997), p.8.
[9] Denis Wright, The Persians Amongst the English: Episodesin Anglo Persian History, London: I.B.Tauris, 1985, p.35.
[10] E.D.Dickson, “The Outbreak of Cholera in Mesopotamia and Syria in 1889, 1890, and 1891，”p.154.
[11] “Public Health: Eight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endix,”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20 August 1889,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1866/3645.
[12] Firuz Kazemzadeh, Russia and Britain in Persia: ImperialAmbitions in Qajar I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5.
[13] E.D.Dickson, “TheOutbreak of Cholera in Mesopotamia and Syria in 1889,1890, and 1891,” p.155.
[14] “Kirmanshah Agent,” UKNational Archives, 14 January 1890, Foreign Office Papers 248/512.
[15] Ahmad Seyf,“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Opium in Persia,1850－190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6, No.2(May1984), p.236.
[16]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9, p.78.
[17] “Report on the Trade ofKhorassan for the Year 1890－91,” UK NationalArchives, 7 November 1891, Foreign Office Papers 248/525.
[18] Ahmad Seyf, “Iran and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ddleEastern Studies, Vol.38, No.1(Jan.2002), p.171.
[19] “From Resht ConsulateMonshi to Mr. Kennedy,” UK National Archives, 5 January 1891, Foreign Office Papers 248/533.
[20]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80.
[21] Ahmad Seyf, “Iran and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72.
[22] Ahmad Seyf, “Iran and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73.
[23] Ahmad Seyf, “Iran and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74.
[24] Akhtar, No.2, 22September 1891, p.3.
[25]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83.
[26]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82.
[27] Ahmad Seyf, “Iran and 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73.
[28] Ahmad Seyf, “Iran and Choler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174.
[29]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101.
[30] Abbas Amanat, Resurrection and Renewal: The Making of the Babi Movement in Iran, 1844－18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45.
[31] Shaul Bakhash, Iran: Monarchy, Bureaucracy & Reformunder the Qajars: 1858－1896, London: Ithaca Press,1978, p.168.
[32] William G.Eggleston,“Oriental Pilgrimages and Cholera,”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155, No.428(1892), p.126.
[33]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65.
[34] William G.Eggleston,“Oriental Pilgrimages and Cholera,” p.128.
[35] Amir A.Afkhami,“Defending the Guarded Domains: Epidem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an International Sanitary Policy in Ira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19, No.1(1999),p.123.
[36] Shaul Bakhash, Iran:Monarch, Bureaucracy & Reform underthe Qajars:1858－1896, pp.264－268.
[37] Edward G.Browne, Press and Poetry of Modem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 pp.154－155.
[38]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73.
[39] “Mr.Alison to Foreign Office,” UK National Archives, February 1891, Foreign Office Papers 60/256.
[40] Willem Floor, A Fiscal History of Iran in the Safavid and Qajar Periods, 1500－1925, New York: Bibliotheca Persica Press, 1998, p.19.
[41]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an, 1800－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87.
[42]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89.
[43] Firoozeh Kashani－Sabet,“ ‘City of the Dead’:The Frontier Polemics of Quarantines in the Ottoman Empireand Ira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18, No.2(1998), p.53.
[44]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92.
[45]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98.
[46] Sabri Ates, “Bones of Contention: Corpse Traffic and Ottoman Iranian Rival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Iraq,”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33, No.3(2010), p.513.
[47]王宇洁、黄麟：《天灾与人治：伊斯兰教对瘟疫的认识与应对》，《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3期，第8－9页。
[48] “Foreign Off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Great Britain Public Records Office, Foreign Office Papers 60 Series, Vols.508, 1893.
[49] “Kirmanshah Agent,” UK National Archives, 29 January 1890, Foreign Office Papers 248/512.
[50]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an, 1800－1914, p.90.
[51] Mohamad Tavakoli Targhi, “From Patriotism to Matriotism: A Tropological Study of Iranian Nationalism, 1870－190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34, No.2(2002),p.226.
[52]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96.
[53] Tanya Elal Lawrence, Akhtar: A Persian Language Newspaper Published in Istanbul and the Iranian Community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stanbul: Libra Press, 2015, p.12.
[54] Akhtar, No.7, 14 October 1889, p.4.
[55]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98.
[56] Hamid Algar, Mirza Malkum Kha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ranian Moder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4.
[57] Hamid Algar, Mirza Malkum Khan: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Iranian Modernism, p.8.
[58] Qanun, No.2, 22 March 1890, p.2.
[59] Shaul Bakhash, Iran: Monarch, Bureaucracy & Reformunder the Qajars:1858－1896, pp.264－266.
[60] Akhtar, No.4, 9 September 1890, p.8.
[61]参见李化成：《黑死病期间西欧的鞭笞者运动(1348—1349)》，《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62]蒋真：《乌莱玛在伊朗立宪革命中的作用初探》，《史学集刊》，2019年第2期，第36页。
[63]穆智提哈德为Mujitahid的音译，是伊斯兰教对公认的权威学者的尊称，是有资格对有争议的重大教法问题发表个人意见、进行创制的学者。逊尼派用其尊称四大教法学派创始人和个别有声望的学者。什叶派认为其在任何时代均存在，并有权作为隐遁伊玛目的世间代言人，其地位和权威高于乌莱玛。
[64] Nikki R.Keddie,“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Iran: The Tobacco Protest of 1891－189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3,No.2(1967), p.556.
[65] Hamid Algar, 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85－1906: The Role of the Ulama in the Qajar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p.53.
[66] Habib Levy,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ran: The Outset of the Diaspora, Costa Mesa: Mazda, 1999, p.452.
[67] Hamid Algar, 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85－1906: The Role of the Ulama in the Qajar Period, p.55.
[68] Hamid Algar, 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85－1906: The Role of the Ulama in the Qajar Period, p.58.
[69] Afshin Marashi, Nationalizing Iran: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1870－1941,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13.
[70]冯广宜、黄民兴：《论伊朗烟草抗议运动及其历史意义》，《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81页。
[71] Mansoor Moaddel, “Shi’i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lass Mobilization in the Tobacco Movement of 1890－1892,” Sociological Forum, Vol.7,No.3(1992), p.448.
[72] Hamid Algar, 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85－1906: The Role of the Ulama in the Qajar Period, p.60.
[73] Amir A.Afkhami, A Modern Contagion: Imperialism and Public Health in Iran’s Age of Cholera, p.117.
[74] Ahmad Ashraf, “Bazaar Mosque Alliance: The Social Basis of Revolts and Rev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1, No.4(1988), p.539.
[75] Nikki R.Keddie, “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Iran: The Tobacco Protest of 1891－189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3,No.2(1967), p.555.
[76] Nikki R.Keddie, “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Iran: The Tobacco Protest of 1891－1892,”p.557.
[77]丁隆：《阿拉伯历史上的瘟疫与防疫》，《光明日报》，2020年8月24日。
